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走了，走得很突然。从多方提供的信息显示，去世前，他还一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着。
其实，细想一下，他走了，也属“正常”，毕竟是90多岁的人了。正如傅高义教授的儿子史蒂夫·沃格尔（Steve Vogel）教授所言，也没有什么遗憾，直到去世前几天，他都很健康快乐，享受生活。人们常说，人生无常，我总觉得，人生有常，这个常就是人总是要走的。傅高义教授还有不少正在做和计划做的事，还没来得及做完就走了，说起来有些遗憾。不过，人生都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一走了之，留下的，也许后辈们会做，甚至做得更好。
我与傅高义教授结识是在20世纪80年代。1985年，我到哈佛大学学习，指导我的老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教授，我主动与他联系，希望可以和他学习国际投资理论。通过弗农教授我认识了许多知名学者，其中就有傅高义教授。傅高义教授研究领域涉及日本、中国、亚洲。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我经常听他的讲座，尽管当时交谈并不多，但后来，随着我的研究兴趣转向亚洲，我们之间的联系就多了起来。他对我的区域研究，特别是关于东亚区域合作的研究和参与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东亚关系复杂，之前没有区域合作的历史,通过开展区域合作可以把各国聚集在一起，相互学习，改善关系。区域合作对于中国与日本尤为重要，两国通过开展合作，可以找到共同点，也有助于改善中日关系。
值得提及的是，1997年我作为客座教授到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由于时间较长，我们之间的交谈甚多。难忘的一件事是，是年，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要到哈佛做讲演，傅高义教授负责学术方面的筹备。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所致，在准备过程中遇到一些安排上的问题，为此，他多次找我咨询，我也尽己所能提供建议，帮助他疏通了一些难解的问题，从而使得江主席访问哈佛大学顺利成功。事后，他对此多次提及，此事加深了我们之间无须言语表达的相互理解与了解。
我与傅高义教授曾有个约定，通过对话的方式，出一本书，名为《张-傅亚洲研究对话》（Zhang-Vogel Dialogue on Asia）。哈佛大学设立傅高义讲座，他邀请我作为候选人推荐小组成员，并请我进行第一场讲座。在哈佛大学期间，我们开始对话，每天一次，先后进行了五次对话，由于各自都忙，此后没能连续做下去，一拖就是很长时间。按照计划，对话不预设议题，随想随聊。鉴于成书困难，2014年，我把已有的录音部分整理成英文，他对英文文本做了认真修改，告诉我可以发表了。英文文章发表在《全球亚洲》（Global Asia）杂志，编辑认为文本太长，纸质版只刊发了缩减版，完整版发表在该杂志的网络版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崔秀梅女士把英文译成了中文，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上。
2018年，傅高义教授来华访问，我们两个作为主旨发言者共同参加了由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的纪念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4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其间，我们曾约定争取2020年完成对话，然后成书，没想到新冠疫情施虐，没能按计划进行。如今，他走了，留下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我记得，在哈佛大学第一次与傅高义教授交谈，他问我到哈佛主要学习什么，我说，主要是学习开放发展理论，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说，中国要学习日本。第二次世纪大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是通过加强政府的作用，制定市场运行规则，支持企业的发展，创建了日本模式。他特别强调，中国改革要特别注意社会改革，其中要特别重视社会的开放和参与，也就是为人的广泛参与提供机会。傅高义教授对日本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对日本经济发展做了深刻、细微和独到的观察与分析。20世纪70年代末，他撰写了《日本第一》一书，在日本和美国热销。他强调中国要学习日本，也是基于他对日本发展的研究。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确借鉴了日本在政府规划、管理等方面的许多经验，特别是政府的产业政策与规划经验。
傅高义教授对中国情有独钟。他从研究广东改革开放开始，后来转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系统研究。他告诉我，他写《邓小平时代》是为了给美国人读的，美国人对中国不太了解，需要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了写好《邓小平时代》一书，他多次来中国调研，阅读、收集资料，访问很多很多参与改革开放的重要人物。他写书并不是依据什么定式理论，建立分析模型，而是注重对现实的收集整理，对参与改革开放人物的访谈。
傅高义教授在中国调研期间，我们曾多次交谈，每次他都向我提出许多具体问题。基于我曾在地方政府工作多年的经验和体会，我尽可能给他解释，用我的经历和知道的案例，帮助他理解中国为何能取得改革与开放的成功。他曾经问到，“为什么中国变革这么大，这么深刻，社会没有出现大乱？”基于我在基层工作的经历，我给他详细介绍了改革开放前的实际情况和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农村的变化，如何通过改革很快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如何让人们看到希望和机会，为人们提供改善生活的机会。我说，中国没发生大乱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放中受益。改革开放的核心是改和放，给个人带来了机会，这样一来，人们的主要关注是寻求改革所带来的机会，而不是对改革抵触或者抱怨。
我本人在读研究生时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美国，后来做了10年关于欧洲合作的研究，再后来主要从事关于东亚区域合作的研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十多年，兼任日本研究所所长六年，也许因为傅高义教授的研究与我的研究有不少交叉，在看法上多有通融，因此，我们有了共同的“亚洲研究情结”。傅高义教授对我在山东大学推动建立东北亚学院给予了高度肯定和大力支持，应我的邀请担任学院的学术顾问，还积极支持我建立中（山东大学）日（中央大学）、韩（庆熙大学）、美（哈佛大学）四方交流网络的动议，正式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可惜，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交流合作机制尚未能实施。
关于我们两个人的亚洲研究对话，最初的设想是分为多个部分，以现代发展为重心，对东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以及东亚国家间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等进行“无拘束”地交流，最后根据录音整理成书。可惜，书成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这里，我不妨把发表的《理解变化中的亚洲与中国》一文中他的一些观点摘录几段，以作纪念：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他认为，日本的赶超战略特别值得称道。政府并没有试图取代民营企业的作用，企业界的竞争提供了增长的动力。政府鼓励并协调企业的发展，但技术创新是由企业界驱动的，政府只提供指引性规划。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会向企业界调研，以怎样的合作方式，你才可以得到更多的技术和实现快速增长？政府可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如何帮助融资？我们怎么进行技能培训？政府帮忙奠定基础，而动力则来自企业界。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追赶国家，日本的确是先驱。
关于亚洲国家发展的成功，他提出，根据美国人通行的解释，首先，这些国家是“专制国家”，接下来就是中产阶级的增加和现代民主的出现。我不认为其中的逻辑会这么简单。我用社会学家的思维进行描述，就现代化带来的变化而言，其中推动人们思维变化的一个因素是教育机会和考试制度。日本、韩国和中国都采用考试来选择优秀人才，把他们选拔到更高的岗位。随着教育的兴起和机会的增加，学生们积极备考，家长们也精心辅导。亚洲的入学考试制度本身就是巨大的动力，提高了社会的知识水平。在我看来，大变化并不是政治变化，而是社会变化。我并不敢肯定“中产阶级”这一词语是否可以用来说明这样的变化，但在我看来，许多人渴望受到教育，整个教育制度为社会的成功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
关于中国的崛起，他认为，对许多国家而言，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的确是个挑战。中国太大了，经济上又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能生产如此众多的产品，迅速掌握了如此多的先进技术，其他国家必须在与中国的相处中找出一种能保持竞争力的方式。比如在日本，这就是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以往日本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保持技术优势，但现在，中国在不少领域已经领先。中国现在可以生产高质量的钢铁，修建高速铁路，这些技术大大削弱了日本的优势。日本很担心，面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如何保持其在技术领域的优势。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其他经济体，面临着同样的难题。他提出，邓小平的说法特别好，我们永远不会成为霸权国家。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和平发展的思想是非常好的。但是，网络上一些年轻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将会如何影响中国的政策呢？现在，中国的许多周边国家都有担心，对于它们来说，这是一个新问题。中国能生产如此广泛的众多产品，这些国家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地？它们中的一些国家还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可很多国家的劳动成本已经非常高，他们该如何与中国竞争呢？它们在国际市场上怎样发挥作用呢？我认为，这对它们来说都是新问题。
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中日关系出现与前不同的问题，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转向研究中日关系史，在89岁高龄完成了专著《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China and Japan：Facing History，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他引经据典，力在证明在漫长的历史中，两国关系的主流是互学互鉴，而不是交恶互斗。他曾说，之所以花数年写此书，目的主要是让人们从历史的眼光看中日关系，从历史中寻找共同的价值与文化。事实上，生前他对中日关系深表担心。他认为，在中日长期的交往中，两国大多数年代都是有好的，交恶的时间并不长。近代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也有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需要共同研究。发展现在和未来的中日关系，需要双方做出努力，走出战争的阴影。他认为，如今两国关系出现问题，应该说是各有责任的，两国要各自从自己方面找原因，寻求共同点。现在美国的政策有问题，中日两国要自己多做出努力，中国要对日本讲清楚自己的政策，中日关系应该好起来。
傅高义教授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人，平易待人，没有架子，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人都热情相待。他在哈佛大学校区附近的居所，是一座不大的小楼，总是人来人往，在一楼小会客厅里，他几乎不间断地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他对我说过，这里就是个接待站，什么时候来了，愿意住这里提前告知好安排，这样对话也方便。他虽然走了，我相信，包括我在内，若是再访问哈佛大学，仍旧愿意到小楼那里再看一眼，转一圈，仿佛他会永远在那里等着大家……。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来源：《美国研究》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