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傅高义去世的消息震惊了中国研究学界。我失去了一位同事，同时也失去了一位老师、一位挚友。

我在二十年前作为客座教授来到哈佛时第一次见到了Ezra（傅高义）。那时他已经享有巨大的声誉，我不太敢主动接近他。令人惊讶的是，他其实是个友善、幽默又绅士的人。后来我成为哈佛的全职教授，尤其是成为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以后，常常向他寻求建议。

他和他的太太艾秀慈（Charlotte Ikels）就住在离费正清研究中心一街之隔的地方，他们的家简直就是第二个费正清研究中心。每个月，他们都要在家里举办好几次晚宴，欢迎来到哈佛的访客。他们会点中餐的外卖，然后我们自助用餐。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出现在这些活动上——来自亚洲各地的资深学者，高层政要，抑或是Ezra在他过去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所结识的某个人。晚宴上进行的对话总是非常有趣、引人入胜。我觉得这样频繁地招待客人对于Ezra夫妇来说是个很重的负担，但我很快发现他还在为其他的组织张罗晚宴：美日关系论坛（the US-Japan Relations Forum）和中国社会学学者学习小组（the China Sociologists study group）。我曾以为这样的生活过得太累，但他显然从中获取并生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每当Ezra向别人介绍我时，他都会说：“宋怡明是主攻明代历史的年轻学者，但他也研究二十世纪并且对当代中国充满兴趣。”我非常感动，他记得关于我研究兴趣的诸多细节。事实上，Ezra是一个非常宽厚、对他人充满关怀的人，他记得几乎每一个他所认识学者的类似细节。有几年他组织了一个“当代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Critical Issues Confronting Contemporary China”）系列研讨，每周一次，每次我们会在报告开始前在餐厅一起吃午饭，学校里的同仁有空都可以加入。每当有人加入，不管是资深学者还是研究生，Ezra都会打断对话——即使正在发言的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或者官员——并把新人介绍给大家，说：“这是谁谁谁，他/她们的研究领域是哪些哪些。”每一个人在Ezra的心目中都是平等的。最近这些年他最热衷的活动之一是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的公共知识分子项目（Public Intellectuals Program）担任高级顾问。这个项目目前有超过一百名参与者，而他似乎认识项目里的所有人。在会议碰头的时候，他会询问每一个人的研究进展。他对他见到的每一个人的研究工作和想法都有极大的兴趣。

过去的几年对美中关系来说非常艰辛。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Ezra会提醒我，历史上有过许多比现在更加艰难的时刻。许多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对他们目前无法前往中国而感到失望。Ezra提醒他们，在他那一代学人中，有的人几十年都去不了中国一次。他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要看到建立彼此的理解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不要去考虑眼前的政治风向，而要专注在我们的学术上。Ezra非凡的职业生涯，他坦诚、直率的名声以及他彬彬有礼的举止风度，意味着他有能力传递、事实上也的确传递了可能会让接收方不那么愉悦的信息，无论对方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

甚至在去世前最后的日子里，Ezra仍然致力于推进中美关系。我们的最后几封邮件通信中，有一封就在一周前，是他同意为我参与主编的《中国问题II》（The China Questions II）一书写作其中一章。他的那一章叫作“我们如何在两个国家之间建立更多信任”。我们还讨论了他正在为拜登政府准备的一份文件，为如何改善双边关系提出建议。他告诉我——带着非常谦逊的口吻：“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听我的，但我会试试。”当人们问我是否有什么他们能帮得上忙时，我告诉他们，Ezra会希望我们努力用有益于两国人民的方式来推进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在中国文化中，一位长寿、人生充实的老人故去被认为是“喜丧”。尽管失去挚友令人哀伤，但Ezra的一生在友谊、家庭、学术和职业成就上都充盈且富有。能够认识他，我无比感激。

宋怡明（Michael Szonyi），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