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先生的突然离世，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前他一直在与王缉思教授联系，希望中美两国的学者，能够在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呼吁中美两国加强合作，妥善处理分歧。为此他还起草了一份倡议书。这是他留下的一份遗愿，也是留给我们的一份作业。

我初识傅高义先生，是在1983年深秋。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项子明先生应邀访问哈佛大学，我担任陪同翻译。当时正值中美两国人文交流中断多年后又一次蓄势待发，哈佛大学非常重视，专门在项子明先生到达那一天挂出了中国国旗。北大已故的丁石孙校长当时也正在哈佛做访问学者。他在回忆录中也专门提及这件事。

访问的日程排的很满。在拜访了资深中国研究人士费正清先生（John K. Fairbank）以后，我们被告知要临时再加一场会见。傅高义先生在他的家里接待我们。他张开双臂，连连用中文说“欢迎、欢迎。”当时他的中文还很不熟练，但是他那真诚的微笑却代替了所有的语言。

这次见面成为我们37年友谊与合作的开始。

个人的合作离不开时代。同时，两国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也始终承担着先驱的使命。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合作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一旦时机成熟，知识能量可以在跨文化的环境中集聚迸发，这对推动社会前进、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意义重大。

傅高义先生对两国人文交流所做的巨大贡献，可以写成一本书。本文篇幅受限，我仅举其中一点例子。

1998年春天，傅高义先生应邀来参加北京大学百年庆典。我们讨论了很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他向我提出酝酿很久的一个合作研究计划，即以1972—1989这一时段为例，做一个历史学、政治学的跨学科研究，评估一下在历史洪流中，中、美、日三国如何努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局面。这就是后来的“哈-北-东”项目。“哈”即哈佛，“北”指北大，“东”是东京大学。我和东京大学的田中明彦教授配合傅高义先生，组织了1999年在东京、2000年在哈佛的两次学术讨论会，并在2002年出版了“中美日关系 1972--1989”一书。在该书序言中，傅高义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合作模式在经历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动荡不安后，还有多少被保留了下来？没有了1972-1992年的特殊条件，当时那种积极合作的精神还能不能在新的世纪里发扬光大？”

2001年初，美国小布什政府上台。华盛顿政治中出现了不少针对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杂音。为了及时沟通情况，促进了解，尽量多做正向努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访华团，基辛格、佩里、芮效俭、傅高义、李侃如、兰普顿等等都参加了。访华团除了见到了中国领导人之外，还特地来到北京大学，与北大青年学生举行了两个半小时的座谈。傅高义在评论美国的公众舆论对华态度时指出：“对于我们在历史上打交道不多的国家，美国公众是特别容易走极端的，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向另外一个极端。这在对华关系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傅高义先生以一己一生的努力，来纠正这种偏离。正如他在毕10年之功写出“邓小平时代”中所说：“我深知如果中国人和西方人能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世界的未来会变得更好，而这又要求双方达成更深的理解。”

傅高义先生博学、睿智、通达、包容。他的跨文化能力，包括语言能力，都非常人所及。有时我甚至会觉得他有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的品格特征，那是人类精神的某种遗传。同时他也有一种中国的“古君子之风”：谦虚、好学、乐于帮扶、善待友人。

2015年，傅高义85岁了。深秋季节，他又一次来到中国，为他的两本新书收集资料。在一次去西南地区旅行途中，旧疾发作，他不得不到当地一个基层医院就医。回到北京之后他才告诉我那一段殊不寻常的经历。为了减少为他诊治的中国年轻医生的顾虑和压力，他打开手机上了“百度”，和医生们一起查资料，讨论病情，做手术前的准备。他这样说：“我信任他们。”信任，他以自己的生命健康相托。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何等基本，又何等珍贵。傅高义先生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以全部生命写就，并将在中美人文交流中继续鼓励我们前行。

袁明，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