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0日，我在清华大学甲所宾馆最后一次见到傅高义（Ezra Vogel）先生。这天他和沈宝祥、盛平和钱江先生饶有兴趣地探讨了1978年发生的那场划时代的变革。下午四点左右，意犹未尽的傅先生结束了谈话，收拾行李，准备去参加某官方机构邀约的关于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的内部演讲。自从跟随他多年的助理窦新元2017年突发心脏病去世后，他就只能孤身来往中国。尽管他很健康，但毕竟岁月不饶人，看着他动作迟缓地在卧室收拾私人物品，又拖着行李箱出来，不禁让人对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产生心疼和怜悯。
四点半，主办机构迎接他的礼宾车准时到达。工作人员胸前佩戴国徽，训练有素地将他迎入车内。我将他的行李放在后备箱里，挥手目送专车离去。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对中国的正式告别之旅，而中美关系的一个时代也将落幕。
初次接触傅高义先生是2013年底，这一年的1月份，他的《邓小平时代》由三联出版社出版了。与今天普通读者对这本书的推崇不同，《邓小平时代》刚刚面世的时候，学界批评质疑的声音非常多。上半年，傅高义就与很多党史专家或历史亲历者进行了座谈，大家都不客气地提出了对这本书的意见，甚至书中涉及的一位重要人物的子女，还委托专家给傅高义带来一封亲笔信，抗议对其父辈参与的历史事件描述的失实。
这年底傅高义先生又来中国了，雷颐、盛平、王海光、丁东、沈宝祥等著名学者参加了为其专门举办的座谈会。这个会议的总体基调依然是以批评和提意见为主，与会者从事实和观点等各个角度提出了这本书的不足之处。会议开了一整天，我看到傅高义先生面色平静，没有任何辩解或不悦。我想这一年，这种批评会议，他大约参加了不少，却从来不拒绝出席，这就是他宽广的胸襟。而对他的书列举出错误最详细周全的盛平先生，后来成为他最密切的朋友之一。
散会后，雷颐、盛平和我陪傅高义先生到鼓楼外的一家普通餐厅吃饭，大家谈兴未减，只不过从《邓小平时代》转移到中美关系、中国崛起上来。先生特别关心中国对美投资的情况，当时中国公司大举去美国收购，甚至还有中国企业因国内成本上升转到美国开设工厂，中美经济发生前所未有的逆转，先生对这些变化非常感兴趣。
在写作《邓小平时代》时，傅高义先生就萌生了写一本胡耀邦传记的想法。他注意到，很多重大改革是胡耀邦率先积极推动的，其勇气无与伦比；他在这过程中采访过的300余人，多数都对胡耀邦表达了由衷的热爱，这让他感到震惊。因此，在完成《邓小平时代》后，他在2013年这个时候立下了利用余下时间写一本胡耀邦传的心愿，以弥补《邓小平时代》对胡耀邦着墨不够充分的遗憾。这也可说是傅高义先生在听取中国学者和历史当事人批评后所作出的实际行动。
从他2013年底那次来中国后，开始密集搜集胡耀邦的有关资料，先后采访了胡耀邦的亲属、秘书和部下数十人，并且会见了很多与胡耀邦关系密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子女。傅高义先生还与数十名专家会谈，了解80年代的思想解放、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国际关系、民族宗教和计划生育。
傅高义先生在2017年11月又特别拜访了湖南浏阳胡耀邦故居和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陵园。先生进入晚年后，膝盖就很不好，在波士顿如果遇到雨雪天气，出行就要携带雨伞或拐杖，以防摔倒。但是他依然坚持攀爬数百个台阶，达到富华山山顶的胡耀邦墓地和纪念碑，并且在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先生赠送的樱花林前留念——中曾根也是傅高义先生的一位老朋友。回京路上经过杭州，遇见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先生。高先生比傅高义年长一岁，二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交往，老友相见，格外亲热，二人还比起谁的身体更健壮，让人看到傅高义先生轻松诙谐的一面。
2018年，我在哈佛短期研究访学。这期间又数次与傅高义先生交流，去波士顿之前，傅高义先生发邮件告诉我，安排妥当后到他Sumner街家里相见。收到邮件后，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地图，Google Map显示Sumner街在波士顿远郊，心想先生退休之后，在这个幽静的地方颐养天年。到达哈佛的当天，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下部分文段简称“中心”）图书馆馆长Nancy女士，问我是否见过傅高义先生，我说明天将要见他。她随口说了一句，过了图书馆门口的马路就是他的家。我大吃一惊，如果不是她问起这个事情，第二天肯定要闹乌龙。
傅高义先生之所以一再在家里会客，是因为退休之后就主动把中心的办公室腾出来了，贡献给中国访问学者使用。在这里还忍不住再介绍一下Nancy，她和傅高义先生一样都是东欧犹太人。她是1974年被傅高义先生把从麻省理工学院“挖”过来的，已经在中心图书馆勤勤恳恳工作了40多年。她的岗位看似平凡，但是却对搜集学术资料、为中国学者提供服务永远热忱。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美学术交流从涓涓细流汇成奔腾江河，离不开傅高义和Nancy这样甘于奉献的人。
傅高义先生的住宅是一栋有160多年的小楼，进屋迎面而来浓浓的中国气息，屋里悬挂着中国画，桌子上摆放着中国盆景，还有一些印着中国团体机构或公司名字的台历、纪念品之类东西。客厅一角有个美观的螺旋楼梯通往地下，那里是他的书房和工作室。
见到傅高义先生，除了久违的亲切，更感受到他的忙碌。他说下午要有中国出版商来家里谈事，这两天还要参加几个华人学术群体举行的学术沙龙，以及到为美国哈佛中国本科生举办的“哈佛中国论坛”发表演讲。据我之前的了解，傅高义先生的日程几乎每天都被各种拜访和会议排满。而这期间我也访问了他的老同事Goldman夫人，虽然Goldman夫人当年也是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但是退休后已经清闲无事；与她同住在查尔河畔老年公寓的麦克法夸尔日子也颇为清静，只有傅高义还依旧非常忙碌。
这次在哈佛，除了交流胡耀邦的一些思想外，傅高义先生尤其关注胡耀邦的资料档案保存的问题。因为耀邦夫人李昭去世后，按照规定，中央给耀邦同志分配的住宅将要收回，这样他的个人资料和遗物存放将是个难题。傅高义先生认为应该学习美国为每位退休总统建立总统图书馆的经验，来保存这些资料。他说，整理保护好胡耀邦的这些遗物非常有意义，因为胡耀邦的思想具有普世性，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导者，这些资料和遗物极具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好在后来湖南省的胡耀邦同志故居承接了这些东西，使得这些资料和遗物得到妥善保存，又利于学术利用。
傅高义先生的胡耀邦研究虽然一直进行，但是中间加入《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的写作计划。这本书中文繁体版去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依据原来的设想，简体版要在今年东京奥运会期间出版发行，进而推动中日关系历史的认识和研究。然而，新冠疫情的出现搁置了这一计划。先生在内地版问世之前骤然离世，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除了已完成的《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和未完成的胡耀邦传记，傅高义先生还有个人回忆录的写作计划。他的太太Charlotte主张他先写作回忆录，而他希望先写胡耀邦传，毕竟中国国内很多人对这本书非常期待，他也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工作。而先生致力于东亚研究60多年，与众多知名政要和学者都有密切交往，他的回忆录也一定很精彩。两部著作都没有完成，不能不说是中国研究界的巨大损失。
第一次听说傅高义的名字是200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的时候。傅高义那时候是中大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SC）的顾问，偶尔来港参加学术活动。傅高义与港中大的关系要追溯到1960年代之初，他研究中国的开篇之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就是依赖港中大USC搜集的中国报章宣传资料完成的。可以说他的一生都与香港中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最重要著作的中文版也都是由香港中大出版社首发。
不过那时候，傅高义只不过是一位“退休教授”，没有今天头上的这么多光环，在华人世界的知名度远远不如当下。当《邓小平时代》出版时，绝大多数中国读者都没有听说过“傅高义”这个名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有些名气，在中国很少被人知道。
可以说《邓小平时代》是傅高义中国研究生涯的一个分水岭。这本著作问世以前，他只是少数专家学者认识的学术机构领袖，这本书出版之后，他越来越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几年他是在华知名度最高的美国学者之一。
傅高义先生晚年在中国这么受欢迎，从主观上讲，跟他深耕中国研究和中美交流半个多世纪积累的人脉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则也是其性格使然。关于傅高义先生记忆的所有片段，他永远都是谦逊的、和蔼的。他与人交谈时，总是那个倾听者，并且是一直保持很认真、微笑地姿态去聆听，而不是敷衍。他参加正式交流时，喜欢带一个笔记本，会很注意记录下来别人讲的东西；即使发表意见，也会用一种很低调、不尖锐的形式说出来。他的处世之道与中国的“中庸”不谋而合，这使得他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持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的尊重和欢迎。
傅高义先生又是一个很热心配合与帮助别人的长者。他晚年这么忙，其实并不是为了出名或赚钱，他付出时间最多的学生团体或非盈利团体的活动，都是没有酬劳的。对于媒体的访问，各类人物的拜访会谈，他也尽量抽时间接待——他总有一种愿意成就别人想法的朴素情怀。
不过，傅高义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甚至是中国公共话题中的一个重要符号，更与时代的变化有关。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面临很多新问题、新变化，社会各界越来越怀念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和勇气。《邓小平时代》一方面为中国人了解邓小平提供了最全面和通俗的读物，另一方面这本书也成为中国人凝聚改革共识、寄托改革新期盼的载体。虽然这本书在学术上不能算是成功，但是政治意义上的影响力不可估量。所以，《邓小平时代》在发行之初，学界对其否定质疑多，而到现在都是以肯定的态度去看待它。傅高义撰写《邓小平时代》的初衷是为美国大众提供一本了解邓小平和中国改革的读物，不想却在中国承担了这种使命。
此外，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多逆转。傅高义先生自90年代起就呼吁美国要学会与中国共处，正视中国的崛起。尤其是近两年他不断批评美国对华封锁、孤立的做法，提醒美国要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他代表了美国精英团体的另外一种声音，这不啻于为急速降温的中美关系送来一股暖流，让他进一步为中国人所熟知和重视。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时代把傅高义推向发挥更大影响力的位置，而他也正确地扮演了历史角色，赢得了中国人的爱戴。
傅高义走进中国人视野后，人们往往用“大师”、“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中国通”之类形容他，我觉得这是由于缺乏对他的了解，基于中国人对学者的认识习惯进行刻板想象的结果。
如果在“大师”、“思想家”与“学者”之间，选择一个词汇对傅高义先生进行定位的话，我觉得“学者”最恰当。傅高义先生的研究生涯中著述很多，其长处在于严谨地呈现事实，但是不喜欢进行理论构建或抽象总结，以至于很多人批评他缺乏“思想性”。我想，他自己也不会喜欢“大师”这个称号，因为他本身就不是喜欢标新立异或享受别人崇拜的人。
傅高义虽然研究中国很多年，但是他对中国的了解，在海外中国专家中并不是最深刻、全面的。在与他的交谈中，以及聆听他与中国学者交流时，他对中国现代史或政治也不是全然了解，偶尔还会出现对大家感觉很平常的历史事实和术语感到陌生的情况，不太像大家想象的那种炉火纯青的“中国通”。这方面他不如黎安友(Andrew Nathan)，也不如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这些人谈起中国事情往往如数家珍，你会感觉到他们仿佛是经历了现代中国各种风云变幻的中国人。
不过也不能苛求他老人家，因为先生毕竟是社会学家出身，研究中国政治是年近七旬才开始的事情，他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的透彻。这也不妨碍他的历史地位的奠定，毕竟对一个人物的评价，更重要的是看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是否做对了事情。
那么如何评价傅高义先生呢？我觉得他最突出的贡献并不在思想和学术，而在于，他是一位杰出的学术机构领导者，又是一个很有责任感和热心公共事务的学者，搭建了很多中美学术交流和政治交流的桥梁，让美国人更加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人更加了解美国。
具体来讲，他在担任费正清的助手和第一个主任任期（1973—1975），开创了中国午餐会(China Lunchtime Seminar)和新英格兰中国研讨会(New England China Seminar)，这两个研讨会一直持续到现在，成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招牌”学术活动。他还举办了面向美国东部所有大学的晚清史、民国史和中国文学工作坊，为大家提供相互激励的机会。这些不仅促进了哈佛中国研究的制度化，也显示了傅高义的学术领导才能。
他在第二个任期（1995—1999）内，成功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从传统的东亚学研究机构变为综合研究机构。学术研究的重点不再限于历史、语言、文学这些东西，而是转向关注中国近几十年社会领域发生的广泛变化。他成功地整合了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和文理学院的中国研究力量，将中国研究从费正清东亚中心的孤军奋战，变为互通互联，使得中国研究从哈佛相对弱小的地位，一跃成为学校最强的地区研究领域之一。
他成功地扩大了中心的经费来源，基于充足资金的保障，增加了对中国访问学者的资助，还将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东亚专著丛书”(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 Series)的资助从每年4部扩大为15部，目前已经出版了400多部，其中不乏中国研究的扛鼎之作。
他发起一系列东亚研讨论坛，频繁邀请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政要、名人造访中心，以至于中心开始被誉为“美国政府亚洲事务部波士顿分部”。尤其是，他在1997年和2003年促成了中国领导人去哈佛做演讲，成为中美交流史上别具意义的往事。
傅高义在生命最后25年中搭建的这些桥梁，对于推动中美友好和中国进步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其意义可能比写几本好的学术著作更重要，这是中国人喜欢他、尊敬他、缅怀他的原因，也是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