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情已渐渐淡忘，但是，有些细节却依旧是那么清晰，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记忆，而业已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溶入了自己的血液，化为了自己的灵魂！这中间，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无疑是我母亲的目光！我在她的目光注视下慢慢地长大，也在她的目光关切中逐渐地成熟。我印象最最深刻的，就是在她目光伴随下的我的高考之路。
1958年，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远在山西太原铁路局榆次火车站工作的父亲，因为有批评官僚主义的言论，被当作右倾的典型批判，尔后下放锻炼；再后来，大约是在1962年吧，父亲被剥夺公职和干部身份，打发回老家诸暨璜山中市村务农。当时，我母亲所在的单位——绍兴市总工会，也动员我母亲带我和妹妹，随同父亲一道去诸暨乡下，我母亲硬抗软磨，终于顶住了压力，使我们得以留在城中生活。同时她还力所能及给予孩子以当时最好的教育与培养，我读的幼儿园，是当时绍兴最好的鲁迅幼儿园；我读的小学，也是当时绍兴最好的北海中心小学；我读的初中，还是当时绍兴最好的绍兴一中。在我童年和少年的印象里，母亲的目光，是坚毅的、倔强的。就是这种目光的关切之下，我少年的学习有了一个良好的起点，为后来的高考打下最早的基础！
1971年2月，我升入初中，成为绍兴一中初一1班的一员，初中两年，我学习上的潜能有较为充分的释放与施展。而绍兴一中的师资，即使在“文革”大浩劫中，也相对保持完整，像给我们讲授英语课的老师，就是邵力子的侄儿、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日后成为越秀外国语学院创办者的邵鸿书先生。“9.13”林彪事件之后，“文革”的激情有所消退，教学秩序有所恢复，于是，我们至少得以正常上课。课堂上，尤其是考试中，我的学习优势获得了显现，成绩在班上总是能够名列前茅，与当时的班长、如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同学成一时瑜亮。每个学期末，将学期成绩单交给我母亲的时候，也就是我最开心的一刻，因为我这时看到母亲的目光，是充满着欣慰，洋溢着快乐，就是这样的目光，鞭策着我，使我不敢懈怠，锲而不舍！
然而，人生的道路坎坷不平，我学习的生涯也一样波诡云谲。1973年1月，我的初中学习生涯结束了，可本该继续进行的高中学习生涯却未能如期而至。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我的家庭在当时属于受打击、被边缘所致。父亲的情况固不待言，母亲也遇上了大麻烦，由于我外公一家多代为天主教教徒，我母亲一出生就受了洗礼，这样，她就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揪斗，而且罪名被定为“国际间谍”——可谓大得吓人。身处这样的家庭，我想读高中，不啻缘木求鱼！我还记得，那年1月滴水成冰，特别寒冷，而我的心更冷。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母亲在我离校那天对我说的话：“你的学校学习生活已经结束，以后，你只好自学了！”这时候，我所看到的母亲的目光，是那样的忧郁，还带着一丝深沉的愧疚。
尽管母亲说了我今后只能自学，但她没有放弃，还是希望我能够受高中阶段的教育。为此，她找了关系，把我送入绍兴农中，重读初二，以期待来年读上高中。但半年后，我深切感受到家庭经济上的拮据：我母亲是倒数第二级的23级干部，每月工资仅47元，加上活动工资与粮贴，也只有53元。这53元钱，既要补贴我父亲，又要供养她本人和我们兄妹俩人的生活与读书，还要赡养我外婆，实在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因此，我决定不再读什么高中，而去做工挣钱补贴家用。我母亲一开始断然反对，但在我的坚持下，她只好作出让步，同意了我的决定。这时候，我读出母亲目光中的情感，那是黯然，那是无奈，更是苦涩。
我离开学校，走入社会，开始为生存而自我奋斗。在这个艰辛的过程中，同样是我母亲伴随着我，鼓励着我。她在“文革”之前曾经担任过绍兴市总工会下辖的工人休养所所长，这一经历，让她得以认识不少人，她到处找熟人帮忙，托朋友关照，在她的努力下，从1973年8月到1977年10月，我先后干过多份工作：农村小建筑队杂工、制药厂的运输工、啤酒厂的季节工、油脂香料厂的合同工、航运公司航班上的售票员；因此学会了酿造啤酒、锅炉司炉、炼制食油等多门技术工艺。当然，中国是人情社会，别人帮了忙，我们得明理懂礼，予以报答。所以，逢年过节，我母亲总是眉头紧缩，为送礼之事发愁，亲戚赠送的红枣、月饼之类，我们自己从来不舍得享用，而是用作送礼。每逢此刻，母亲的目光，是焦虑的，是伤感的。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我这人别无其他的兴趣，唯一癖好的，就是读书。打工5年，每有工余时间，我大部分都用来阅读。在文化的“严冬”之中，读书唯有随机性，逮住什么读什么，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系统性与规划性，而且不带任何功利性在里面，完全是一种爱好罢了。不过这么一来，书还真读了不少，像《爱的教育》、《缘缘堂随笔》、《安娜•卡列尼娜》、《雾•雨•电》、《沫若文集》、《水浒传》、《马凡陀山歌》、《杭州山水的来历》、《史记选》、《曹操集》等古今中外书籍都多少涉猎过。这个时候，我所看到母亲目光中所流露的，乃是一种信任，一种慰藉。就是在这样的目光关注下，我的文科知识才有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与增长，才保证了在日后的高考中拥有了相对的文史知识优势！
1977年11月，我终于结束了多年的临时工、合同工岁月，进入绍兴市中药厂，当上一名国营单位的正式工人，有了一只相对稳定的饭碗。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国家也恢复了大学招生考试。我周围的朋友，有不少人报名考试，我自己跃跃欲试，也报名参加这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赛！1977年的浙江省高考有预试这道程序，只考语文、数学二门。语文一科对我而言，还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数学一科，因我没有读过高中，故一窍不通，只好交白卷出考场。在此情形下，我预试即被淘汰，乃是毫无悬念。好在本来就不抱什么希望，所以落榜对我来说，也谈不上是多大的失望。这个时候，我从母亲的目光里，看到的是理解，是鼓励。就是这样的目光，让我暗暗下定决心，不轻言放弃，来年再战，直至成功，实现自己上大学的夙愿！
我当时所面临的最主要困难，依旧是数学。通过各种途径找来的1977年各省高考数学考卷，我绝大部分连题都看不懂，更遑论解题答卷了。我只好花笨功夫，开始自学高中的数学教材，但成效也近乎等于零。我母亲听同事董先生说，他有一个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朋友，因遭遇“文革”厄运，阴差阳错被发配到绍兴柯桥中学教书。母亲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不禁大喜过望，拜托董先生帮忙联系，让我和我好友孟勤国，跑去离城关镇20多里外的柯桥，找到这位老师，请求他点拨一二。见面之后，这位老师就拿出柯桥中学的高考数学模拟试卷，让我们答题，结果自然是令人汗颜——我一道也解不出来，吃大鸭蛋一个；孟勤国的情况稍好一点，答出一道半题(所以，后来他的高考数学成绩比我高近20分，过了当年浙江省文科360分的重点录取分数线，考入全国重点大学西南政法学院)。毫无疑问，这次测试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让我信心彻底崩盘！柯中这位老师看出了我的沮丧，一再安慰我：考文科，数学不是最关键的，还是把其他科目复习好，来补数学的亏空；同时，他也告诉我，在短短一两个月里要全面补习数学不现实，所以，在数学的复习上，就要有所选择，重点学指数、对数、平面几何这些容易的内容，能抢下几分算几分。我母亲了解了这场柯中面试情况后，没有任何责怪，只是反复讲，不要泄气。这时候，母亲目光里所闪烁的，是宽容之光，更是鞭策之光。
幸运的是，1978年的高考有了重大的改革，不再搞什么初试了，而是一考定终身。考试的科目，也成了5门：数学、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五门科目中，除了数学外，我对其他几门都是有信心的。而这一次，幸运之神眷顾我了！数学卷里其他的题目，我自然是付诸阙如，但是指数、对数，平面几何我都解答了出来；语文考得不甚理想，不过及格却不成什么问题；政治、历史、地理的卷子，则超乎我原来的想象，相当简单。到了8月份，高考成绩揭晓，我的考分，既无痛苦的失望，也没有意外的惊喜，就是正常的结果：数学28.8分，其他诸科成绩尚可，总分357.3分。这是超过我预期的分数。自己当然高兴，母亲同样开怀！这时候，母亲的目光中洋溢的是一份骄傲，一份振奋！
高考分数公布后，自己的心态也起了微妙的变化。之前，对自己能否考上大学，缺乏充分的信心，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此时，觉得分数已足够，所以，就患得患失，变得焦虑起来。9月中旬，孟勤国收到了西南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在祝贺朋友的同时，自己也不免着急，尤其是听到有人说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已发出，而自己这里，消息却依旧是杳如黄鹤，更让我情绪低落、寝食不安。我母亲见我这种丧魂落魄的样子，一再安慰我：能够上大学当然是最好，然而，即使落榜，毕竟已有工作，也不必太难受。不过，我心里明白，她心里其实比我更着急。这时候，她的目光中的神情，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复杂！
不过，落榜的悲剧毕竟没有发生。1978年10月2日的晚上，假期在厂里值班的师兄小何，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我家，带来了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这时候，我看到母亲的目光里充满着的，乃是最深沉的自豪，洋溢着的，乃是最美丽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