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首席教授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中国与日本都出现国粹主义思潮。同名的思潮，日本在前，中国在后。其间波涛相接又别具各自的特点。与日本国粹思潮比较，中国“国粹”的特点为：革命的“国粹”、反帝的“国粹”、冲淡孔子权威的“国粹“、“好古”的“国粹“。

1、波涛相接的中日“国粹”

1901年9月，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这是中国学人较早提到“国粹”的文字。1902年4月，梁启超致函康有为说“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国粹说在今日固大善,然使二十年前昌之,则民智终不可开而已”，较早地将日本“国粹”思潮介绍到中国。

1902年7月《译书汇编》发过一篇题为《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的文章，向中国传递东邻国粹主义信息。文章有云：

日本有二派，一为国粹主义。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他国强同，如就国家而论，必言天皇万世一系；就社会而论，必言和服倭屋不可废，男女不可平权等类。一为欧化主义。欧化云者，谓文明创自欧洲，欲己国进于文明，必先去其国界，纯然以欧洲为师。极端之论，至谓人种之强，必与欧洲互相通种，至于制度文物等类无论矣。

同年黄节在 《政艺通报》上发表《国粹保存主义》，对日本国粹主义作详细介绍：

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当是时，入日本国民思想而主之者，纯乎泰西思想也。如同议一事焉，主行者以泰西学理主行之，反对者亦以泰西学理反对之，未有酌本邦之国体民情为根据而立论者也。文部大臣井上馨特谓此义，大呼国民。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和之。其说以为宜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不宜醉心外国之文物，并其所短而亦取之，并我所长而亦弃之。

1903年初,章太炎致函刘师培。信中说：“他日保存国粹,较诸东方神道,必当差胜也”，认为中国当效法日本“保存国粹”，结果必有益于中国。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作《癸卯口中漫笔》自谓“上天以国粹付余”。显见他在中国兴发国粹运动的决心已定，而此决心的萌发当与日本国粹运动有关。这段时间，《浙江潮》刊载“社说”，指出“国粹主义”与“世界主义”是当下世界流行的“两大主义”，说明革命派已对日本“国粹主义”动静密切关注。

1904年黄节于《政艺通报》刊《国粹学社发起辞》说：“日本之言国粹也，与争政论；吾国之言国粹也，与争科学。” 1905年初，黄节与邓实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2月3日机关刊物《国粹学报》正式发行，这是国粹学派诞生的标志。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马叙伦、黄侃等，他们大多数是革命党人，同时又是国学底蕴深厚的著名学人。

“国学保存会”在发动国粹运动中起到积极的组织宣传作用。创刊《国粹学报》，发表宣传国粹的文章。设“国学振起社”，由章太炎任社长，打出“振起国学，发扬国学”的旗号，积极开展国粹主义宣传。开办“国学讲习”，由刘师培主讲，编写《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在上海设藏书楼，又设印刷所，又拟办“国粹学堂”。从事古籍校勘整理，编辑出版《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国学教科书》等。汇集国学著作六七百种，集明末遗民和乾嘉以来诸儒遗文四五百篇，刊名人画像图片六百余张。（参见《清末民初的国粹主义思潮》）

在日本，1888年《日本人》杂志创刊，以后《日本人》杂志同仁组织“政教社”，提倡“国粹主义”与“日本主义”，国粹运动兴起。以此算来，只过了数年，因波激浪，中国应日本的影响出现同名思潮。

2、“文化”的国粹与“革命”的国粹

日本国粹运动发动的历史背景与中国不同。如果说以1888年为日本国粹运动的兴起之年，那么此时离明治维新这场近代革命已过20年。日本的国粹在“革命”已经完成的情况下发生，无关乎“革命”，而属“纯粹”的文化运动。其目的是反对全盘“欧化”，阐扬民族文化，确立本国文化主体本位地位的运动。

东亚国家从“古代”走向“现代”，须有革命的洗礼。明治维新属于这个洗礼，而此洗礼在中国近代没有出现。鸦片战争之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而是古代农民战争在近代的灵光返照。以后的洋务运动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戊戌变法接近革命，但最后失败。顺应历史，由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策划的革命在酝酿中。这样，中国与日本的国粹运动，就因遭遇的民族危机不同，承负的历史使命不同而显示差别。中国国粹运动是革命的国粹运动，主要目的是宣传与鼓动革命。

中国革命派的社团组织一般名实不符。譬如“中国教育会”其名是教育，其实为革命，借教育之名行革命之实。革命派中的国粹派也是这样，借“国粹”之名，行“革命”之实。

国粹运动的一大目的是为了“驱逐鞑虏”，实现种族革命。章太炎回顾少小的时候，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族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因此而观，章太炎的国粹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种族革命的“主义”。他发动国粹运动是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将国粹与“种性”结合，建立“最有声势的革命原则”。

黄节为《国粹学报》第一期写的序文中说：“栖栖千年间，五胡之乱，十六州之割，两河三镇之亡，国于吾中国者，外族专制之国，而非吾民族之国也”。又在《国粹学报》第二至第七期连载《黄史》，第一部分有“种族书”云：“种源、种别、立国、种名、国名、氏族变、通种、攘夷、防汉、辩同种、惜明、重哀发”。《黄史列传》重点记载宋末抗元、明末清初反满事迹。《浙江潮》第一期刊《民族主义论》云：“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马叙伦说：“国之运本在种姓……其必种姓同一，其国固久。”刘师培则云：“一椿是讲国学，一椿是讲民族，一椿是主激烈”，将“国学”（国粹）、民族（种族）、激烈三者联系起来。这个“激烈”就是“革命”。

当然，人们也看到国粹派的一些人已将“革命”意义作了扩充，在邓实看来，十世纪之欧洲有不可避的两大革命，一曰女权革命，一曰生计革命。此两大革命不兴，则世界之进化仍未达于极点。此为何也？盖现今世界上唯男子对于女子，资本家对于劳工犹占莫大之势力。使两者不变，则人类全体之幸福犹不可期，而世界之前途，将终复黑暗可也。邓实在这里说的“革命”，超越了种族革命的范畴，具有“社会”革命的意义。事实上，中国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除有种族革命思想，也有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革命的思想。上世纪初中国，彤云密布，风暴隐伏，国粹运动领风气之先，推波助澜。

3、反帝思想更强烈

一个是亚洲认识，一个是欧美认识，看似不同的问题，实是硬币的两面。亚洲认识与欧美认识总相关联，一种亚洲认识必有一种欧美认识与其关联。传统攘夷论者与近代开国论者。前者常是亚洲中心论者，对于欧美制度与文化总持批判的态度，而后者自认具世界的眼光，对传统文化常抱着质疑、批判与扬弃的态度。

中国国粹派提出“保种、爱国、存学”口号,宣传“爱国以学，读书保国，匹夫之贱有责焉”的道理，反对全盘“欧化”。章太炎认为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总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所以自甘暴弃。这是因为他们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

不同的国家，走向现代的进程不同，亚洲观与欧美观也不同。以中日为例，至于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发展的步伐缓慢，不断遭遇欧美强国的侵略与凌辱。日本的情况不同，经过明治维新，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完成资本主义变革，正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不同的历史境遇，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也不同。由此原因，中国国粹派具有强烈的“反帝”倾向。

《政艺通报》曾载《帝国主义》一文，表达中国国粹派的反帝思想：“十九世纪为民族主义之时代，二十世纪为民族帝国主义之时代。”此文所谓“民族帝国主义”世纪，具体而言是民族主义觉醒的世纪与帝国主义崛起的世纪，也是民族主义反抗帝国主义的世纪。因此中国的国粹主义就必须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鲜明特色，舍此则不为中国国粹主义。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中有专章力举德、英、俄、法、日等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界，争夺铁路修筑权的事实，提醒国人因“白种之入侵”，“瓜分惨祸悬于眉睫”，将成“欧种之奴隶”。

在章太炎看来，帝国侵略中国既有武力的侵略，又有文化的侵略。较之武力侵略，文化侵略更危险。中国存，因其文化在。中国亡，因其文化亡。“欲绝其种性，必先废其国学，是乃所危心疾首、寤寐反侧以求之者也。”章太炎痛心疾首，大声呼吁：保护文化，保国救亡！他斥基督教为“帝国”文化之利器，基督教义为侵华主义之条纲。何为宗教信条，何有基督救主？仅此“西帝”而已。他在《国粹学报发刊词》一文中慷慨陈词：

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谓之国奴，奴于东西之学，亦何得而非奴也。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

亡国奴有“国奴”与“学奴”的区别。什么是国奴？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什么是学奴？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章太炎论国粹派创办《国粹学报》，就是让中国人摆脱“国奴”与“学奴”的卑耻地位。

美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俾倪山西，知藏矿最博奥，乃令宣教师往主学校，卒令山西大学堂专崇欧语，几有不识汉文者，以是为鼓铸汉奸之长策，而宝藏可任取求矣。

章太炎反对美国在中国“兴学”，是因为他看透美国既觊觎中国“藏矿最博奥”，且施展“鼓铸汉奸之长策”。他指责美国人借口中国科学不如西方，废弃中国礼俗文史，预言美国得手，将使中国文化“糜烂不可收拾”，而“外人之志已得”。

4、直面孔子权威的不同态度

日本国粹派主张发扬亚洲文化传统，对儒家思想抱持礼敬崇扬的态度。三宅雪岭写《王阳明》，刊《日本的孔子教》，对儒学示以关注与热忱。西村茂树眼看日本“人心腐败涣散，主张个人私见而不顾国家大计”，发表《日本道德论》，提出神、儒、佛“三教合一”，建构日本“国教”的主张。新渡户稻造写《武士道》一书，承认“武士道”所强调的忠君、敬祖、孝亲等主要思想元素，均从儒家来。1890年（明治23年）日本发布《教育敕语》，要求国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以使全日国民皆成“忠良之臣民”，其思想基础为“儒教”。

中国国粹派也主张阐扬中国文化传统，但其表达方式与日本不同，一个显然的特点就是推崇“诸子”精神，而冲淡“孔子”权威。邓实认为“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孔子之学“固当发扬而光大之”，诸子之学亦当有同等地位，同等发扬。章太炎说“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家亦得列入，而述以周秦为主。”他在《訄书》一书中充分肯定墨家的历史价值，论其提倡“节葬”是对大禹、周公先代传统的继承。

章太炎批判孔子。他在《诸子学略说》一文中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愈失其本真。愈皮傅者，愈违其解固。”在章太炎看来，汉武以降，中国独尊儒家，并无必要，其结果“必以孔子为宗”，“皮傅”、“失真”、“皮傅”诸弊皆出。思想被束缚，精神被压抑，严重阻滞中国的进步。

刘师培反对视孔子为“教主”，但他不反对中国人信仰宗教。他说过，“国民必有宗教。宗教者，进化之伴侣也”，认识到宗教于教化民众的有效作用。他认为中国具有自己的宗教，可分为多神教、拜物教、祀教等多种。他著《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说中国宗教起于祖先崇拜。“教”字与“孝”有关。孝字加文，成教，如《孝经》所云：“夫孝，教之所曲生也”。中国又有“社神”，此谓土地之神。同居一地，同信一地之神，中国村落民户虽十，也必有土地庙，就是一个证明。“祖先教”与“土地教”信仰早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而今遗风犹存。刘师培据此立论：中国宗教既非孔子所创，且与孔子无关，何以立孔子为“教主”。倡言孔教，其实最“不合伦理”。

章太炎与刘师培的儒学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革命者。刘师培的情况还更加复杂一点，他一身而兼多任，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者。革命的意义在于对前任政治统治作彻底否定的同时，对与此政治统治关联的精神统制作坚决的否决。

中国具备革故鼎新、不断革命的传统，汤武革命的故事屡演不衰，由此改朝换代、绵延历史。最典型的革命是农民战争，事实上每次农民战争所用的理论思想都非儒家，在其起义成功，由“草寇”而为帝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还会因“革命”的惯性，继续批儒反孔，继续怨恨与批判“传统”。

近代的的显例就是洪秀全革命对儒家的态度，宁用“拜上帝教”而否定儒家。辛亥革命属“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从“革命”的意义上说，与洪秀全的事业血脉相通。章太炎等人否定儒家，符合中国革命的一般逻辑。

日本与中国情况不同，“革命”传统稀薄，虽则政权更替不断，但非中国式的“改朝换代”。他们只说“维新”，不说“革命”。纵然天下大乱，但天皇依然“万世一系”，名义上的至高地位不容改变。明治维新与其説是革命，不如说是“还政天皇”的改良。这样的情况也决定日本虽经社会的大变动，传统精神未现断层。此后虽有启蒙思潮与民权运动来临，结局还是把文化传统完整传承下来，成为日本文化再造时牢靠的精神底座与文化“母体”。

民族文化再造确有“受容”外来文化的必要，但既有“受容”，还需“母体着床”，然后才有孕育与新生的可能。日本既受容外来文化，又提供“母体着床”的可能。中国不一样，传统“母体”既被摧毁，文化新生何以可能。这是百年中国道德体系屡建不成，以至伦理失范的重要原因。

5、“好古”思想的凸显

刘师培写《中国民约精义》，与卢梭《民约论》对照，证西哲之源，本在中国。欧洲近代民主思想，无一不与中国古代思想相合。他劝说中国不必寻寻觅觅于西方，一切中国既有，何必劳神于外。马叙伦在《啸天庐政学通义》一文中说:“明堂之制，其诸与西方议院之模与？”。中国明堂之制”、“询民主法”是中国古来就有的法制形式，先于西法，适于中国，有何必要照搬西制？他得出的结论是“国不可以废君”，西方议会制度不适于中国。 对此黄节也有同感，认为《国礼》中的“询民”制，为“直接民权”。黄节在《黄史》卷二中说中国皇权制度，“夫礼立君，必询诸民，由唐虞以达春秋战国，犹有行焉，非一时之美俗”。邓实则大发感叹：“呜呼，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于是而周秦学派遂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亚洲古学复兴，非其时耶！”

国粹学家还主张维持中国传统血缘族权制度，反对先进的民主议宪制度。刘师培说过：“家族伦理不可骤废，若以家族伦理为可废，于一群不能和睦，又安望其能合群”。章太炎1908年发表《代议然否论》，直言西方议会制度之不合理，放出“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的言论，。他说西方“代议”制度本为“封建之变相”，“议院者，民之仇，非民之友”。章太炎一面说“合众共和不可已”，又声称“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体现在中国政治设计的问题上，思想的摇摆与矛盾。中国变革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作为国粹派的章太炎面对经济变革如何表态？1907年，他写《讨满洲檄》时说：中国“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对“劝工商”，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表示否定。

当然，国粹派学者的观点，也不全部一致。刘师培有《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一文，论中国地制，从魏晋到隋唐，从宋代到明清，概为土地国有。称“土地国有说，易为扩张国权者所利用”，“中国所谓土地国有者，均与贵职以殊利者也”。“土地国有之病民，较田主之病民尤甚”，“无论何代，其实行国内政策者，无不病民”。由此得出结论：“土地国有”不可取，进而质疑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说。

国粹派将保存国粹的运动，比喻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国粹看来，欧洲文艺复兴之神髓就在于“复古”，中国国粹运动之目的也在于“复古”，由此借喻外国历史，宣传复古守旧。章太炎认为：“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邓实认为：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时，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时。夫周秦诸子则犹希腊七贤。 邓实还认为：“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惟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义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明之声价。”许守微提出一个奇怪的逻辑，认为进步必须复古，复古就是进步。“欧洲以复古学，科学遂兴”，他扼腕感叹中国言复古已晚，如若不急起直追，努力“复古”，“将任其沦坟典于草莽，坐冠带于涂炭。”

《新世纪》杂志曾发表署名“民”，题为《好古》文章，批评国粹派“尊古薄今”的精神缺陷在于“每受一新理新学，必附会古人，妄用典故，乱引陈语。总之，西人之新理新学，皆吾中国古人所已有者也”。犹如当代学者所论：“由资产阶级一部分革命派倡导而产生的国粹思潮，是从革命队伍分裂出去的一股浊流，打的是一面灰色的旗帜，而不是革命、爱国的旗帜。国粹主义思潮对于革命民主思潮，确实是一种倒退，而且使封建毒素沉渣泛起，使社会上一部分守旧分子、立宪派内部的顽固派也都相率在国粹主义的旗帜下结合起来”。其实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首先兴起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新兴市民阶级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文化，将世人的视线从“神”转到“人”，宣传人文精神，揭开“近代”的序幕，开创了全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其本质并非“复古”而为开新。国粹派以“复古”曲解文艺复兴，将师“诸子”，法“三代”，视为摆脱落后，谋求进步的唯一法门，显示其极其消极落后的文化性格。无怪乎国粹派的思想言论赢得保守倒退派的共鸣与赞扬。1908年3月，立宪党人郑孝胥有诗《奉赠国学保存会诸君》唱云：“汝昌予能和，长歌不厌悲”。

余论：“文化保守主义”连线的正与负

中国与日本的国粹思潮对于保存东亚文化“母体”，建立东亚现代伦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对中日国粹思潮的正面肯定。世界存在三个基本宗教文化区，此为基督教文化区、伊斯兰教文化区、佛教文化区。然而中日一方面归属佛教文化区，同时又自组一个文化区，即东亚儒学文化区。日本也归属于这个文化区。

佛教精神与儒学伦理的双重支撑，使两个历史数千年绵延不绝。然而传统儒佛思想唯改造再建，方可适应现代化，成为韦伯所说的“现代伦理”。

日本比较完整地保留儒佛，俾使为创造“现代伦理”，保留“伦理底座”与“文化母体”，在此基础上国粹思潮推波助澜，再生新儒家与新佛教，使得这个文化后发国家，进入“现代”之际，完成近代道德体系建设的建构，在亚洲最早形成适合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亦称“现代伦理”。

中国至于宋明，因朱熹、王阳明的文化贡献，为建构新儒家创造条件，但近期百年却是儒学崩坏之百年。中国国粹思潮虽言复兴古学，推崇佛学、彰显诸子，却疏离与冲淡了“儒学”，未将新儒家的现代建设纳入视野，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当代“文革”，摧枯拉朽，打翻儒佛，宗教与伦理双重丧失，伦理底座与文化母体一概毁弃，遂使文化的现代建设虽有外来文化的“受容”，却因“母体着床”的失落而失败。中国伦理体系的现代失范，缘由再兹。

东亚现代化具有高潮退潮交替的特点。现代化特征为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全球化，将农业转化为工商，将农民转化为市民，将专制皇权转化为人民民主。东亚因现代化而臻于富强进步，从此不再落后挨打。现代化运动，实质上是东亚民族的根本救亡运动。

中国的高潮期从鸦片战争失败后开始，表现为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与郑观应的西学思潮。至于二十世纪初，出现章太炎等“国粹”思想及康有为“大同”主张，现代化出现退潮。

日本的现代化酝酿于1853年至1868年，此后现代化高潮兴起。代表人物是文化上的福泽谕吉与政治上的伊藤博文。1888年国粹主义、日本主义与亚洲主义三大潮流合起，现代化高潮急骤退落。时过二十年，从三宅雪岭、冈仓天心到北一辉、大川周明，反现代化思潮汹涌。

近代日本之败像出现在1888年。从这一年开始，出现国粹主义与亚洲主义的文化架构与组织系统。民族情绪离奇亢进，“膨胀主义”、“军国主义”、“大陆主义”等逐次登场，翻云覆雨，裹挟日本直至最后的惨败。

没有鸦片战争失败，中国现代化不会启动。没有“黑船”事件，日本也不会很快出现明治维新。如果说欧洲现代化是市场与市民都准备好的现代化，是自动自觉的现代化。那么东亚（也含全部亚洲）现代化是列强打压后的被动的现代化，是在国内精英带动下的无奈的现代化。这就决定东亚在现代进步的途中时刻都想掉头回返。

从理论上说，东亚与整个亚洲一样存在着以宗法村社、原始公有、东方专制为特点的“亚细亚基因”。其与以市场、市民、民主为特征的现代化尖锐对立。“基因”的刚性返祖生态力，成为亚洲现代化的强韧阻力。

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日本、印度，先后发生文化保守思潮，美国学人艾恺称其为“反现代”思潮。各国如此思潮，无论名称、形式与内容，一概极其相似，甚至出现组织上的联系，形成震惊世界的文化亚洲主义、“反现代”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连线”。

“连线”在中国的代表是章太炎与刘师培，在日本的代表是冈仓天心与三宅雪岭，在印度的代表是辨喜与大名鼎鼎的泰戈尔。从思想影响看，印度辨喜是最早的思想发动者。是他影响冈仓天心，然后影响中国。从组织上看，日本最先成立国粹团体，然后波及中国。

由“连线”发动的反现代运动中，章太炎建兴亚会，串联中日印同志，使“连线”变为实在有形的国际组织。值得一提，辛亥革命主张民族主义，反对西方侵略；主张“节制资本”，反对资本路线；提倡天下为公，主张社会主义。其思想与组织，与亚洲连线联系密切。

章太炎组织团体，热心“兴亚”；孙中山本人对日本亚洲主义极其关心，并作有关“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亚洲主义者北一辉、大川周明参与中国革命，这一切都是辛亥革命与亚洲连线发生关系的证明。

“连线”，就是连接的战线。就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连接起来，从事宣传与战斗。在西学东进的形势下，保护亚洲文化的生存延续。在西力压迫的危机前，维护民族机体的生存繁衍，这一切都值得肯定。然而“连线”其表象是“地域”主义，其实质是“抵御”主义，显示对古代亚洲形态的坚守与对“现代”潮流的抵拒与反抗。

如果説反对西方侵略、保护民族文化是“连线”思想的积极成分，那么质疑世界潮流，阻滞社会进步，则揭示“连线”思想的消极因素。一剑而具双刃，从这个视角看中日国粹思潮，可得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