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首席教授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学者。十九世纪下半叶他根据自己的游历西方的见闻思考，撰写《西洋事情》、《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重要著作，宣传独立、自由、平等的新思想，为日本挣脱旧时代思想窠臼，走向“文明开化”，建设现代国家，发挥作用。1885年（明治十八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发表《脫亚论》，阐释其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思想，而其中对中国、朝鲜的评价则引发质疑与争议。“脱亚”，是组合福泽谕吉思想体系的精神元素。对此作解读分析，是读解福泽谕吉与了解近代日本“亚洲观”的必要作业。

1、《脱亚论》发表的历史背景

自由民权运动与启蒙思潮

日本自70年代至80年代，出现自由民权运动。福泽谕吉《脱亚论》的发表，与这个运动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自由民权运动与启蒙思潮的兴起是福泽谕吉“脱亚”思想产生的重要契机。

1873年（明治6年），福泽谕吉和森有礼等人创立“明六社”，出版《明六杂志》，从事启蒙活动。1874年板垣退助等因“征韩论”下野的政府高层人士，联名签署《民撰议院设立建白书》。板垣又在自己家乡土佐创立志社，揭橥“自由民权”的旗帜，由此日本各地民权组织纷起。1875年，日本分散的民权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爱国社。1877年（明治十年）因镇定西南战争，大久保利通权重一时。1878年，大久保利通遇刺死，政府权力减弱，民权运动更显高涨。1880年，日本成立“国会开设期成同盟”，要求开设国会。大隈重信主张立即召开国会。1881年，以板垣退助为总理，中岛信行为副总理，具有法国激进主义色彩的日本自由党结成。1882年，大隈重信以三菱集团知识分子为其基础，成立具有英国政治色彩的立宪改进党。1883年，新泻县自由党人谋划暗杀高官计划。1884年，自由党左派暴动事件频发。群马事件、加波山事件、名古屋事件、秩父事件、饭田事件等都在此年爆发。自由民权运动进入高潮期。

在此期间日本自由主义论著纷出。福泽谕吉1872至1876年间发表《劝学篇》，1875年发表《文明论概略》。此外，植木枝盛刊《民权自由论》（1879年）、中江兆民刊阐释卢梭《民约论》的《民约译解》（1882年），马场辰猪发表《天赋人权论》（1883年）等。

日本自由主义论者分成数个流派，中江兆民、板垣退助、中岛信行属法国派，加藤弘之属德国派，大隈重信属英国派。法国派激进，为革命派，英国派稳健，为改良派，德国派温和且具有“国权论”的特色，堪为保守派。

福泽谕吉属自由主义思想家，国会开设、民权伸张，是他的一贯主张。前面说过他在1873年和森有礼等人建“明六社”，这是一个类似政党的自由主义团体，1879年（明治12年），福泽谕吉撰《民情一新》，强调：为维持国内的稳定与和平，任何有权者都不可长期坐在权力的宝座，有必要作适时的更换，根据国会投票决定为政者的进退，为此应该向英国政党制度学习。福泽谕吉反对自由民权运动中的激进表现，但针对有人提出国民思想水准不够，国会不可早开的论调，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是一种书生误国的念头。国民总在进步，日本当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学习民主。奢望国民素质提高后再开民主，一如旅行者非晴日不肯出门，结果延宕时日，文明不进。他责问：当年明治维新，国民素质如何？而维新竟然成功。今日以国民素质为由推迟民主进程，岂非称为阻止进步的借口。

福泽谕吉在思想上与大隈重信等英国派走得较近，既反对革命激进的左派，又与德国派保持距离。这和他接受英美思想影响有关。1880年，还在执政的大隈重信等人找到福泽谕吉，要他办一份报纸，为建立国会做思想准备。福泽谕吉因赞同开国会，故表示同意，这是刊载《脱亚论》的《时事新报》创刊的最初缘由。

日本值明治维新之后，上下统一思想，走“文明开化”的道路，打开国门，学习西方，发动启蒙运动，力求从封建专制走向自由民主，自由民权运动由此而生。《脱亚论》推出之际，自由民权运动方兴未艾，由此联想《脱亚论》说的既是中日外交战略关系，又另含脱出封建亚洲文化“固陋”的意义。

“战略论”与“中国论”的争议

福泽谕吉《脫亚论》发表的1885年前后，围绕日本的亚洲战略、中日关系，日本报端评论纷出。兴亚还是脱亚，联合中国还是摆脱中国，舆论界纷争不断，催促福泽谕吉表达态度。这是《脱亚论》出台的又一思想背景。

《朝野新闻》评论：《俄清果开战端乎？》（1880年）

1880年9月4日，《朝野新闻》发表论说，题目为《俄清果开战端乎？》本文评伊犁事件，将其看作是“东洋的大事件”。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对事端的由来与去向，特别是俄国方面的动向，表示了很大关注。文章指出，这次开战，一旦俄国胜而北京败，紧接出现的事情将是汉城被攻略，朝鲜被掠夺，俄罗斯势力日渐东扩，直接威胁日本。

文章说：如果战争对英国发生影响，那么对日本的影响同样重大。设若俄国今日陷北京，明天双鹰旗就会插在朝鲜京城。日本岂得免于俄国蚕食？近闻俄国频频胁迫朝鲜开港互市，一旦俄国舰队听命国内命令，与清国了结战事，其舰队必转向朝鲜。俄国与清国的和战去向，牵动东洋全局之安危。

《邮便报知新闻》评论《四十年来日本与支那》（1884年）

《邮便报知新闻》1884年10月2-3日，发表评论《四十年来日本与支那》。认为鸦片战争至于中法战争，中国与日本正朝着守旧与改革的不同方向前行。日本吸取中国教训，力行改革，终于确定了在亚洲的“优位”身份，既认识到富裕是强国之本，“爱国心”也由此唤起。文章表现出“脫亚论”、中国蔑视论，以及所谓“对清对决论”。文章认为。前有鸦片战争，后有中法战争，中国已成日本的前车之鉴。从中国的事情可以测度西方人的东洋态度。这次中国与法国虽然没有演成大战，但鸡笼马尾战役窥其一斑，足可引为日本借鉴。日本当毫不犹豫地登入西洋之堂奥，培植本国之实力。

《东京横滨每日新闻》社论：《支那败北乃日本之幸》（1884年）

《东京横滨每日新闻》1884年8月29-30日发表社论：《支那败北乃日本之幸》提出：值此中法战争，当期待中国败而法国胜。日本与中国正处在军备竞赛中，中国胜利将使日本与中国的军事平衡发生变化，对日本经济乃至整个国力发展，发生负面影响。在此前后，《东京横滨每日新闻》关于中法战争的社论共发表约20余篇，虽也有对法国侵略的批判与指责，而对中国表示反感的论文却占多数。这些社论指出应该利用中国与法国战争及朝鲜甲申事变的机会，建立日法同盟，用时乘势，夹击中国。有一种观点主张亚洲的联合与中日的团结：“以亚洲的联合，抵抗欧洲诸国的团结。东方一旦团结，则亚洲胜利。今东方之弱不在地方诸国国力之弱，而在于团结不足。”文章将这样的观点视为幻想，认为“当下东方诸国联合尚缺气脉相通的元素，即使真有促成此种团结的元素与力量，也不足以压倒泰西诸国。以弱国之联合抗强国之联合，犹如犬羊的团结不敌虎狼的团结。由此吾辈反对日本与支那、朝鲜的团结，以对抗耶稣教诸国。”社论强调，假若法国打败，支那全胜，对于日本绝无益处。今日支那已今非昔比，虽说虚张其声势，但海陆军一起扩张却是事实。在南方欲振旧时之威，在西部与东部张扬武力，再兴琉球谈判。日本将无力承受支那海风潮的动摇，僻居孤岛，凭四万人常规军及二三十艘军舰，难保安全，唯垂手观望中国旁若无人，为所欲为，而无奈也。

《朝野新闻》论说日本“无法脱离亚洲之籍”(1884年)

《朝野新闻》于1884年4月13日发表评论指出：有一种论调说日本开化，成绩卓著，已经得到欧洲的普遍认同，尽管东洋列国依然饱受强国压迫，而日本已从困境中解脱，“独有我邦得到西洋诸国的尊敬，犹如忝列西欧诸国之行列，成为他们的一员”。文章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在此世界动荡兵荒马乱之际，日本无法脱离亚洲之籍。至今也有西方名士赞扬日本之开化与“进步”，然而无法保证欧洲全体必以公正态度待我。西洋诸国视东洋诸国为一体，凡此国家皆为固陋之国，至于日本也同一视之为蒙昧。中朝遭西洋欺凌，日本无法独善其身，难免覆辙命运，也不可能独立超群于亚细亚。仅靠日本一个国家，何能止欧洲欺压亚洲，飞扬跋扈？何能使日本独保国权，国威发扬？不可轻蔑中国，而与其结盟，方是上策。审时度势，日本需要做到两点。第一，培植日本实力，以御侵犯。第二，积极策划东洋连横，团结御外。继续蔑视中国，而高喊“国权扩张”，徒为架空之妄想。

《朝野新闻》评论：《面对外患的政体得失》（1884年）

《朝野新闻》于1884年9月18日、20日连续刊登《面对外患的政体得失》一文。指出目前发生的中法战争对于日本刺激巨大，对于这场战争，世人有很多议论，议论焦点在乎两国地域的大小，文明之开否，而于两国之政治情况不闻不问。文章认为，决定中法胜败的关键不在于两国地域的大小，而在于两国政情的差异。自由政体下的人民，总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此因为政府做事会向人民说明缘由。譬如要造军舰，会向人民说明此事的必要，要增加军费，也将理由告知人民。由于政府做什么事都得到人民赞成，人民也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继而将国家名誉利益视为自身名誉利益，且为此尽心竭力。而在专制国家中，人们无从发扬自治精神，无论平时与战时，视国家利益与己无关，还谈得上什么为国效忠尽力呢？文章得出结论，中国是专制国家，法国是民主国家，中国败而法国胜乃被中法不同的政治制度决定。

思想背景：“野蛮·半开化·文明”

福泽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具体说是一个文明论者。同时他又在日本近代亚洲侵略思潮中占有一份特殊位置。为分析这个“特殊”思想案例有必要对其文明史观的思想根底作一分析。

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指出，“野蛮·半开化·文明”是人类进化的三个必经阶段。他将此进化“三阶段”分述如下：

第一、“野蛮”阶段。居无住处，没有固定的衣食来源，因利成群，利尽而散。或有居处，衣食尚足，但不知改进工具，亦无文字文学，只知恐惧自然的威力，仰赖他人的恩威，坐待偶然的祸福。

第二、“半开化”阶段，或称“半野蛮”阶段。这个阶段，虽有国家，而制度紊乱，条理不清。虽有社会，而规矩不清，不成体统。虽有交往，而猜嫉心重，尔虞我诈；虽有学问，而无实用之学，稀见求真之精神，少有质疑之勇气；虽有工艺，而满足于模仿，缺乏创造之精神。

第三、“文明”的阶段。社会安定，秩序井然。人们自由的思考，积极的与行动，展现个性，发挥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必仰赖他人的恩威；敦品励学，既不怀慕往昔，也不满足现状；不苟安于目前的小康，努力追求未来的美景；学问求真，奠定发明的基础；工商发达，开辟幸福的泉源。

福泽谕吉认为，“像以上这样分成三个阶段，就可以划清文明、半开化和野蛮的界限”。 福泽在为人类的进步制定一个路程表，每个民族与国家都行色匆匆，走在路上。起点是“野蛮”，目标是“文明”。在起点与目标之间，有一个漫长的中间地段，这是“半开化”。从野蛮走向文明，是“开化”的过程。“开化”，就是打开尘封的心扉，吸收世界的理念，获取进步的动力，归化光明的圣域。半开化，即未到达文明的境域，就是半野蛮，本质是野蛮。

福泽谕吉还为人类的发展制定一个坐标图，每个国家与民族都是坐标图上的某个坐标点。有的坐标点处在坐标图的高位，有的坐标点处在坐标图的低位。处在高位的是“文明”，处在低位的是“野蛮”。位于高位、低位之间的坐标点，则为“半开化”。

决定文明高低的条件是三个：自由、民权与“革新创造之精神”。自由说的是自由的经济，明晰的物权，成熟的市场，“工商日益发达，开辟幸福的泉源”。民权说的是国民的权利，人人平等，享受自然的权利与生命的尊严。“革新创造之精神”说的是适应文明社会的伦理体系。革新与创造是这个伦理体系的美好元素。有一种国家，具备了以上三个特点，就是文明的国家，作为坐标点，处在世界文明坐标的高端位置。有一种国家，其经济是市场欠缺的，其政治是民权寡少的，其精神是愚昧落后的，这类国家就是野蛮国家与半开化的国家，作为坐标点，处在世界文明坐标的低端位置。

福泽说：“文明、半开化、野蛮这些说法是世界的通论，且为世界人民所公认。那么，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人民看到了明显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福泽希望每个国家与民族，包括日本，都去反身自问，在人类发展的路程上，已经到达那个阶段，在人类进步的坐标上，处于文明的高端，还是野蛮的低端。福泽确认，欧美属于“文明”，非洲等属于“野蛮”，而土耳其、中国、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则为“半开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他将日本也列在半开化国家的行列。

处于野蛮地位的国家是可悲可耻的，然而知耻而勇，不是没有前途，问题出在“半开化”的国家，“高不成低不就”，容易产生“对野蛮来说，也不能不谓之文明”的假想，不求上进，甘处“半开化”的状态。作为半开化的亚洲国家，切当认识自己的野蛮边缘地位，奋起有为，学习西方，走向文明。

福泽谕吉发问：不学西方，何以自处？日本既不能安于半开化，更不能退回野蛮，说到底还是“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现在的欧洲文明，达到了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亚洲各国，包括日本，如果想使本国实现文明，就必须以欧美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衡量天下事物。福泽谕吉说他一生著述演讲，从未离开过“这种旨趣”。

福泽谕吉教人学习西方的同时，又告诫不可把西洋的优点绝对化，而生盲目崇拜之心。因其虽为文明，缺陷依然不少。这表现在：

其一，战争是最大的灾难，而西洋各国长为战争的渊薮；其二，窃盗杀人是人类的罪恶，而西洋各国的此类案件，层出不穷；其三，社会安定是国家发展的必备条件，而西洋各国结党营私、争权夺利、争吵不休致使人心与社会常处不安的境地。其四，列国相交，重在公理与正义，而西洋外交倚强凌弱，玩弄权术，无所不为。西洋各国有朝向文明发展的趋势，然而绝非尽善尽美。他大胆设想：

千百年后，人类的智德已经高度发达，能够达到太平美好的最高境界，再回顾现在西洋各国的情况，将会为其野蛮而叹息的。由此可见，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

丸山真男《读<文明论概略>》一书认为，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内含 “文明完善论”的元素，是乃接受基佐影响的结果。因为基佐有以下的观点：文明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这样的过程永无止境。眼前的文明仅为人类行进途上的驿站，而非最后的到达与“完成”。人类不可满足于当下，当取持续前进、不断探索与自我完善的心态。福泽谕吉话语中的“文明”社会，是以西洋为标的传统资本社会，这样的社会，并不是人类理想的终极。“文明”是相对的，既有“眼下的文明”，又有“将来的文明”。站在“将来的文明”的高度，“眼下的文明”就成为“野蛮”。

在福泽谕吉看来，世界列国山水相隔，各自形成独特的体制，人情风俗互有差异，国体政治各不相同。因此，日本既应汲取外国文明，又应研究本国的人情风俗，立足本国的国体特点，于万国万物总抱省察深思的态度，当取则取之，当舍则舍之，以达内外文化的调和与适宜。

若将亚洲和欧洲进行比较，就当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这个不同之处原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这个东西很奇妙，对于它的态度，只可去培养，不可去压抑，培养则可包罗万象，压抑则使其萎缩委顿。对于日本的文化建设而言，培养这个“无形”，文明矗立于世，压抑这个“无形”，纵然时时日日忙碌于“文明的开化”，其结果也必然是花开无果，徒劳无功。日本切迫在做的是引进西洋的文明，但同样切迫的是将引进之物与此“无形”作认真的“调和适宜”。调和了文明日进，疏离了阻滞不前。这个“无形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福泽谕吉回答：就是一国之“国情”——“独特的体制、人情风俗”。

“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凡一国吸取西洋文明，建设本国文明，外在文明易取，内在文明难求。外在的文明，说的是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于政令法律等一切耳闻目见之物。内在文明说的是宗教、哲学、民族素质、国民性格、风土人情等一切内在精神求索。近来日本在衣、食、住各方面流行的西洋方式，是否就是文明的全部呢？显然不是。

遇到剪发的男子，不能说他就是文明人，看到吃肉者，不能说他就是开化人。日本仿建了许多洋房铁桥，中国购造了不少巨舰大炮，如此人力可以制造，金钱可以购买，然属文明的外表，而非文明的精神。福泽谕吉强调：“只谈文明的外表，忽视文明的精神”，文明开化的目标终究不达。唯思想晓畅明白了，文明道路方可通畅无阻。他在《劝学篇》中说：“对于日本现在的状况，如果说是文明，那也是仅有文明的名义，而缺失文明的实力，徒饰文明之外观，而未见文明的内容”。

对于日本文明的建设，有人主张先取其外形，后取其实质，然而这样做并不容易，既不知何为文明，也不知为何文明，却去引进文明，势必“遭遇障碍”而“束手无策”。与此不同，福泽谕吉主张“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外形文明开辟道路”，与其先模仿文明的外形，不如先吸取文明的精神，既实于内，必形于外，有其精神必有其外形。欧亚相差如天壤，所差者，不啻物质，而在“文明的精神”，“两种见解的差异即在于此。”文明的精神，实是人民的风气。“风气”，若就“时间”而言，其为“时势”；若就“人间”而言，其为“人心”。“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亦非人力所能骤造。它渗透于民间之中，蒸腾于国土之上。设若日本真能学习西洋，把日本的“风气”也给转移变化了，日本文明建设也就走上了正途。

2、关于“脱亚”思想的分析

文明为不可阻挡之“势”

前面介绍了《脱亚论》发表的历史背景及作者的思想状况，特别解说了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需要认识的是，脱亚论确是多种思想的混合，既包含福泽谕吉的中日战略论，也包含他一贯坚持的文明论。

世界交通便利，西风东渐，草木风靡。西洋人物古今无大异，其举动古时迟钝，近日活泼，唯以交通利器趁势而起。

福泽諭吉在《脱亚论》中认为，世界走向“现代”与交通便利关系密切。蒸汽机的发明，蒸汽轮船与蒸汽机车的出现，加上电信、邮政及现代印刷技术的登场，世界日益变小，浩淼的大洋跨足可越，遥远的西方抬首可望，高超的文明伸手可及。他在另外一篇文章《民情一新》中也说：交通的发达促使文明的飞跃，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生活的方便，更是目光的开阔与智德的提升。福泽说的有道理，诚如布罗代尔所言，“交通”的本质是精神的交流与交融，“通过交流和交融，特别是后者，一个崭新的文明整体——正在确立”。

《脫亚论》又云：“方今东洋为国事谋者，为文明之势所激，意欲防止杜绝，似也未尝不可，然细查世界现状，方知万不可行，莫如激扬文明之波，追随世界大势，与之共推移，同苦乐。”

这里，福泽谕吉将自己的文明史观作了充分的阐述，在他看来文明之势由西而来，虽有人百般“防止杜绝”，而一旦冷静观察形势，即知“万不可行”，螳臂挡车，自寻灭亡。福泽谕吉断言亚洲出路只有一条：遵循世界规则，追随全球步伐，与之同进同退，苦乐相随。

他说：对“世界大势”理解越加透彻，对本国情况看得越加明白，越觉不如西洋，越感忧虑不安，越觉奋发图强，与西洋并飞扬的重要。亚洲有识之士的终身事业只在于此，即使守旧的中国人，近来也派遣西洋留学生，是为明证。

《脫亚论》发表时，日本长崎地区正爆发麻疹，并向东传播，威胁到东京地区。这样的传播势头随天气转暖，逐步增强。福泽谕吉所处的时代，人类还缺乏克服流行疾病的能力，于其急速的传播，只有观望。《脫亚论》中将“文明”喻为“麻疹”，借题发挥云：“文明之东渐如麻疹之流行，目下麻疹由西部长崎向东传播于东京，随天气转暖势将次第蔓延。于此流行病，恶之，防之，果有其方术乎？事已证明，吾辈断无其术。有害一偏之流行病，其势之激竟然如此，况利害相伴，利多于害之文明乎？”。

对于百害而无一利的“麻疹”，尚且欲除而无奈，对于“利害相伴”的“文明”，竟有何法？“唯努力助其蔓延，促国民浴其风气，方为智者识见也。”日本分成两派。一派是智者，一派是愚者。智者助成文明的传播，沐浴于自由之风气，笼罩于民权之光辉，是乃知其可为而为，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愚者阻滞文明的传播，耳目蒙蔽、心智不全，沉眠于蒙昧，驻留于野蛮，紧锁国门，拒绝与世界的交流，是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愚昧至极。

福泽说：“西洋文明近入日本，以嘉永开国为端”。“嘉永”，为弘化之后、安政之前，自1848年至1853年的孝明天皇时代。幕府将军是德川家庆、德川家定。日本开国，起于嘉永。当时值黑船事件以后，日本迫于西方压力，改变锁国政策，学习西方，一发不可收。福泽有意和日本国民旧事重忆。旧事不远，启发新知。

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培里率舰队抵达相州浦贺海面。舰队由四艘军舰组成，舰身一律涂成黑色，旗舰萨斯克哈那号和密西西比号二舰由蒸汽驱动,日本人望之生畏。培里态度强硬，递上美国总统亲笔国书，不等日本给出答复美舰擅自驶入江户湾开展测量,不久又率300余名士兵上陆，江户城内一时骚动。幕阁被迫无奈，命浦贺奉行在久里浜从培里手中接收国书。国书称日美两国当友好通商，给予美国煤炭食料供给及保证对美国漂流者给予保护。培里声称来年春天将率大舰队再来，届时美国要求得不到满足,将诉诸武力。病重的日本执政者德川家庆于惊恐中死去，德川家定继为将军。同年，俄国也向日本提出相似的要求。

1854年培里再次来日，签订神奈川条约，规定开下田、箱馆，提供饮料水、粮食、煤炭等，及允许于下田驻扎领事等事项。以此为先例，英、俄、荷等国相继与日本签订内容相同的不平等条约。这一年，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企图通过美舰“密航”美国，事发被政府幽囚。1856年他在自己家中设松下村塾，培养出高山晋作等诸多重要改革人物，后被捕刑死。

1855年，幕府设“传习所”，又设“洋学所”。1856年美国总领事到任。1856年改“洋学所”为“番书调所”。1858年福泽谕吉于江户开兰学私塾，为庆应私塾的前身。1859年，神奈川、长崎、箱馆等地海外贸易开始。1860年，胜海舟为遣美使节，任咸临丸船长，横跨太平洋航行成功。此年横滨开港。1861年，日本遣欧使节出发。

对于日本以上走向近代的“开国”历史，福泽谕吉《脫亚论》给予坚决的肯定，他说：这段时间日本“国民采择西学，活泼风气渐次推移”。

“摆脱亚洲的固陋”

《脱亚论》中有以下一段很重要的文字，特别提出“脱亚”这个词语，而且对其做了概念界定与意义解释。文章说：

朝野无别，采择西洋今世之文明，摆脱旧套，开全新之机轴于亚细亚，其主义唯“脫亚”两字。日本地处亚细亚东部，而其精神深处，业已摆脱亚洲固陋，朝向西洋发展。

日本开国以来，“摆脱旧套”，决心以现代西方文明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在亚洲这块土地上，打开新格局，创造新机会。从这个这时代开始，日本奉行一个“主义”，就是“脱亚”的主义。日本地处亚洲的东面，已从内心的深处，“摆脱亚洲固陋”，朝向西洋的方向一路走去。我们注意到这段文字里的两个关键词——“摆脱旧套”与“摆脱亚洲固陋”。福泽告诉人们，“脱亚论”中的“脱”就是“摆脱”。摆脱什么？摆脱亚洲的“旧套”与“固陋”。既往人们解读《脱亚论》，总将“脱亚”与“侵亚”作绝对的链接思考。细读《脱亚论》才知道，福泽说的“脱亚”，大体精神是克服亚洲的“旧套”、摆脱亚洲的“固陋”。从这个意义说，“脱亚论”原本是摆脱亚洲“旧套”的理论、摆脱亚洲“固陋”的理论。

那么，“旧套”是什么？“固陋”是什么？旧套就是亚洲的封建政府，在日本就是幕府政权。摆脱亚洲的“旧套”，就是摆脱与推翻亚洲与日本腐朽没落的旧政府。福泽说，日本虽然出现文明开化，但总有保守反动的势力设置阻力，拉历史的倒车，把日本拖回黑暗的“古代”。福泽认为，主要的倒退力量来自日本政府。他愤而激言：“古风老大之政府横于道路，束缚手足。”又说：“保护旧政府，文明不可入。文明与老套政府势不两立，旧套子必须废除，旧政府必须推翻，非如此，文明受阻，独立不成。世界文明喧嚣张扬，东洋孤岛何得安然独睡！”

历史证明福泽的说法是正确的。日本黑船事件之后，政局扑朔迷离，社会动荡不安。日美和亲条约即神奈川条约的签订让日本物价腾贵，市场混乱，下级武士与百姓的生活备受冲击，苦不堪言，以倒幕为目的的“尊王攘夷”运动风起云涌。此时，井伊直弼挑起“安政大狱”，对尊王改革派残酷镇压，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日本近代最重要的事件——明治维新应运而发。幕府势力为之一扫，国家权力在“大政奉还”、“回归天皇”的名义下被改革派夺得。

此后新政府颁布新政，确立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变“攘夷”为“开国”，积极推行以“文明开化”为主导的改革方针，促使日本走上“文明”道路。福泽谕吉认识到维新“成功”的先决条件是推翻幕府旧政权。日本文明虽在“黑船事件”后开其先端，然而保守政权一日不倒，日本一日“文明受阻，独立不成”。旧政府与新文明水火不容，旧政府崩毁，新政府建立，新道路廓清，唯如此，日本方可新生。《脫亚论》说：“好在日本基于重国家轻政府之意念，幸得帝室之神圣庄严，断然推倒旧政府，建立新政府。”这个新政府就是维新后的明治新政府。

福泽谕吉的摆脱亚洲的“固陋”，这“固陋”说的是封建的旧思想，具体而言就是旧儒家思想。旧儒家思想在生活上维护旧道德、反对新风尚；经济上反对竞争、取消市场；政治上主张专制，反对民主。“恋恋乎古风俗之情态，与千百年前之古代并无两样。立此文明日新之世界舞台，其教育一仍儒教主义，学校教旨者，所谓仁义礼智，乃外表虚饰，全不见真理原则。道德低下，残酷无耻之极，而傲然无自省之念。”旧儒家“外表虚饰”，不见“真理原则”，已堕落到“道德低下，残酷无耻”的境地。

儒家思想“促进”了日本的专制思想，这是福泽谕吉的基本观点。在福泽谕吉看来，由于社会结构不同，日本和欧洲倒是有一些相同的地方，这就是由于地方分权与武士分权，专制的社会基础本来并没有那么深厚，只是因为儒家思想的作用，使日本和中国同样落入亚洲专制主义渊薮。

他将日本与中国比较：日本中古时代武人执政，皇权“至尊”，武人“至强”，结果权力难以集中，权威难以形成，国家无法垄断社会思想。既然不能垄断，就会产生自由风气。这就与中国绝对拥戴皇帝，奉君主为“至尊至强”，情况不同。看来中国人思想贫困，日本人思想丰富，日本专制思想相对薄弱由此缘由。

福泽谕吉认为日本以后专制力量日益强大，是接受中国儒家思想以下的结果。他说日本政府专制怎么来的？当然在政府机制中本有专制的因素，但是促进这个因素的不正是儒家思想吗？不就是“儒者的学术吗” ？自古以来，日本儒者中最有才智与最能干的人，就是最巧于权谋的人。由此可说，“汉儒是老师，而政府是门人”。今天存在专制制度，不能完全归咎于现代人，它是历代祖先遗传的遗毒，而助长遗毒传播的不就是“汉儒先生”！儒家的好处在于教化人心，然而时代在变，专制思想必须受到批判。学问日新月异，昨日之得，成今日之失。往年之是，成今年之非。遇事当抱怀疑态度，探讨钻研，去伪存真。人类总在不断进化，新陈代谢，今胜于古。

日本位居儒家东亚文化圈，历来受中国文化影响。不仅日本，朝鲜于儒家思想也浸润甚深。中日朝近代以来一概“独尊儒术”，以朱熹理学为治国理念，故有“中日朝三百年理学时代”的说法。福泽谕吉强调“摆脱亚洲的固陋”，极力呼吁“摆脱”旧儒的束缚，迎接西潮的到来。

3、源于“文明论”的思想转折

侵略论的“文明”借口

19 世纪下半叶，日本出现多个思想派别，有主张复兴亚洲儒佛思想的国粹主义，有倡导“解放亚洲”的亚洲主义，还有提倡自由民权的自由主义。随着军国主义势力的日益嚣张及政府侵略机器的加紧运转，国粹主义与亚洲主义向侵略主义急转。令人惊讶的是将平等正义挂在嘴边的自由主义，竟也卷入侵略主义的合唱，著名代表就是福泽谕吉。打开《脱亚论》，一条从文明论转向侵略论的思想线路清晰可辨。

在《脱亚论》中，福泽谕吉将日本视作文明开化途中的觉悟者与先行者，而对落后的中朝，表示极端的不满。他说“不幸者日本近邻有二，一为支那，一为朝鲜，历来浸润于亚细亚政教风俗。视我日本，所习政教风俗虽有相似，而因人种由来有别，传承教育之宗旨亦异。”

日本与中朝相比，“所习政教风俗”虽有相似，但日本已将旧文化逐次革除，而中朝紧抱旧文化不肯松手。究其原因，是因为日本与中朝古来人种有别，即使教育宗旨也大相径庭。

《脱亚论》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比之日本及中朝关系，中朝之间格外相同，无论个体，无论国家，皆不知改进之道。值此交通便利之世，于世界文明事物，本当有所闻见，知所更改，然此两国，纵有闻见，无动于衷”。

“我国与支那、朝鲜地理相接，西洋人总同一视之，以视中韩之目光，视我日本”。中国与朝鲜实行古代专制，全无法律可据，则疑我日本也无法律。支那、朝鲜沉溺既深，不知科学为何物，则视日本也为阴阳五行之国。支那人屈辱而不知耻，日本人之义侠之风，也被掩盖。朝鲜人刑法残忍，则视日本同为无情之国。此等事例不胜枚举。福泽谕吉所处的时代，西洋列国还未及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与中朝作区别，而以老眼光，将三国一体对待。对此福泽谕吉感到委屈无比。

福泽谕吉认为，将日本与中朝相比，中朝分外相似，日本处在局外。中朝别具鲜明的“亚细亚”特征。沉重的传统负担，使两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踉跄，即使处在交通便利的今日，对世界大事，文明大势，依然不闻不见。相比之下，日本的“亚细亚”负担轻松得多，故能在文明更新的道路上抢先于前。

福泽谕吉指出，近代以来亚洲一分为二，一个是古旧原型的旧亚洲，一个是除旧革新的新亚洲。日本脱离旧亚洲的处境，创造出一个新亚洲。中国与朝鲜还沉沦在旧亚洲的陷阱，不能自拔。他历数旧亚洲的特质：其一，实行古代专制，全无法律可据；其二，沉溺既深，不知科学为何物；其三，屈辱而不知耻；其四，刑法残忍。这四点特质存在于中国与朝鲜，也存在于日本，只是后者维新之后，新陈代谢，焕然一新。

福泽谕吉对中国、朝鲜的前途表示悲哀：“以吾辈之见，此两国值文明东渐之风潮，已无独立维持之道。莫非幸有志士出现，如我维新，国事开进，改革政府，改造政治，务使人心一新。如若不然，不出数年，其国必亡，其国土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无疑也。”《脫亚论》以上的话欢呼明治维新的新气象，表达对亚洲变革的期待，希望中朝与日本同样有“志士”登场，以明治维新为榜样，“人心一新”，革旧图新。他警告中国与朝鲜，如若不然，亡国在即。

写到这里，福泽谕吉没有将话题打住，而是说出以下的一番话：中韩两国，对于西方文明流行的趋势，“违背天理”，麻木不仁，“回避拒绝，犹闭居一室，阻止空气流通而窒息”。对于这样的国家还谈什么“辅车唇齿，邻国相助”，实在腐朽不堪，已经毫无用处。

犹比邻同居于一个村镇，此村镇居民一概愚昧无法，残忍无情，则同住者纵有正当人事，也因邻人之丑恶，淹没无闻。此乃间接影响我国之国际事务，以致外交事故层出不穷，实我日本国之大不幸也！

就像与恶邻同居，尽管为人正派，做事稳当，依然同受恶名。为此与其犹豫不决，待邻国开明以共兴亚洲，不如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同时，对于中朝两国的外交态度，也“不必因邻国之故而予以特别理喻，且以西洋之道，待之可也。亲恶友者共其恶名，务必矢志谢绝亚细亚之东方恶友。”

“谢绝亚细亚之东方恶友”，这是福泽谕吉发出的一句狠话。对于中朝，有两个态度可供选择，或友邻相助，推动文明，待其“开明以共兴亚洲”，或“谢绝恶友”，不因为是“邻居”而给予特别的优待，尽可仿西洋各国的方法同样对待。福泽谕吉主张后者。显然，《脱亚论》表达了一个不可忽略的思想，即为“谢绝恶友”论及“以西洋之道待之”论，从而为日本的亚洲侵略论提供了“文明”的新借口。

丸山真男、松本健一、佐藤贡悦的评论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丸山真男说：人们想起福泽谕吉就提及他的“脫亚论”，以为近代日本就是沿着“脫亚论”的路线走向侵略的。其实，“脫亚”这个词“仅仅在《时事新报》某天的社论题目里出现过一次，至于‘入欧’一词，福泽谕吉更没有使用过。”以后他写了大量的论著，再不使用这个概念。这与福泽谕吉一直提及的“自由”、“人权”、“国权”、“文明”、“独立精神”等概念，无法相提并论。

丸山说：在明治10年代和20年代中，福泽谕吉把中国和朝鲜看作30年前天保时代的日本。朝鲜的“开化派”登场较早，而中国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才出现“变法自强”运动。福泽谕吉提出“脫亚论”时，中国处于“洋务运动”阶段，相当于日本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阶段。福泽谕吉对不断变化中的清朝中国和李氏朝鲜的判断，曾出现过错误。他对接受过他思想影响的朝鲜开化派金玉均、朴永孝等人曾寄予很大期望，但“甲申政变”因清兵镇压，仅“三日天下”而失败，使他大失所望。思想的刺激使他的亚洲、中国观发生根本的变化。

当代学者松本健一表达以下的意见：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积极吸收西洋近代文明——这便是所谓的“文明开化”。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在幕府末期创办以英学(关于英国的学问)为中心的庆应义塾的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在1875年 (明治8年)所著的《文明论概略》中做出这样的结论：“在欧美列强之强大实力面前，亚细亚欲求保存独立仅有一法，即将西洋近代文明拿来己用。”

于是“文明开化”成为明治以后日本的国策。尽管西洋近代文明的代表国家从英国变为德国，继而德国在二战以后又被美国所取代，但它们都是西洋近代国家这一点则是一致的。所以，日本的国策即“脱亚入欧”。“脱亚入欧”这一口号的象征是福泽谕吉于1885年所著的《脱亚论》。

福泽谕吉在文中写道：“吾之近邻有不幸之国，一为支那，一为朝鲜。” 松本健一问说，福泽谕吉为何将中朝视为“不幸”呢？这是因为两国因儒教侵蚀，无法看清一个现实，若不吸收西洋近代文明必然无以自救而灭亡。鉴于此，福泽谕吉认为没有必要等待中朝“开化”，然后“共兴亚洲”，相反提出摆脱中朝、“脱亚入欧”的外交方针。

日本筑波大学教授佐藤贡悦认为：值西洋文明东渐，中朝两国都在寻找维持独立的方法，那里的志士也希望通过改变政治，人心一新。但是亚洲保守力量在这两个国家过于强大，以至改革派的种种努力都归于失败。他赞同丸山的观点，认为满清王朝推行的不触动现行政治体制的洋务运动与福泽谕吉的理想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他所期待的以金玉均(1851—1894)为中心的朝鲜半岛开化政权又昙花一现，半途夭折，这足以将其推入绝望的深渊。正是在这种郁闷的心境下，出于对于西洋新世界秩序观及亚细亚政治状况之认识，才引发《脱亚论》中的那些偏激言论。其实，福泽谕吉要排斥的“恶友”并非东方文化之全体，仅指中朝顽固不化的封建旧政府。

当然，学者们也客观分析福泽谕吉思想中的消极成分。丸山真男承认福泽谕吉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本国利益至上的“国权论”思想，又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提出“国家存在理由”论，这使他的理论不免染上马基雅弗里主义的色彩。福泽谕吉曾经说过，在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上，“他人动愚，我亦不得不以愚应之。他人暴，我亦暴。他人用权谋术策，我亦用之。愚亦好，暴亦好，权谋术策亦好，尽力行之，已无暇顾及正论”，“国权论是权道，乃此理也。我辈从权道也。”（《时事小言》）又说：“古来各国相对峙，相贪婪之状，无异于禽兽相接相食”，“我日本乃禽兽中之一国，时而被吞食，或自身奋勇吞食他者，到底彼我所恃皆乃兽力而已。”（《外交论》）。他还表示所谓自然法和国际法，是欧洲人为“自己人”订立的，只在基督教世界通行，一旦走出这个世界，心态就完全变了，就可以“随便斩杀”。福泽谕吉把国际社会看作是没有规则可言的弱肉强食的世界，这和大多数当时日本民权论者的思想没有什么两样。这就促使他在《脫亚论》中说出如下的话:对于中国和朝鲜：不必为同在亚洲而心存顾虑，尽可以西洋人对待亚细亚之道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