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5日，《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主办"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红楼梦》文献学研究高端论坛"，将建构"红楼文献学"的学术工程提上议事日程，在红学史上我以为是要写上一笔的。与会者纵论《红楼梦》文献研究之得失，及建构"红楼文献学"之途径和方法，确有发人深省的灼见。如胡文彬先生说："红学研究每一次突破，都由新文献的发现所推动。"张庆善先生则从反面提出问题："新红学的危机，仅仅是因为'材料不足'造成的吗？"以为："以文献研究为支撑新红学发展到现阶段出现了危机，造成危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新文献发掘越来越困难。"苗怀明先生发现，《红楼梦》文献的显著特点是"先天不足"，并解释是"文献的分布不均衡"的缘故，建议"把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暂时搁置，而寄希望于有新的发现"（参见高淮生：《"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红楼梦〉文献学研究高端论坛"学术综述》，《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都是契合红学的历史和现状的。
周汝昌先生2002年《红学文献学》一文说："考文征献是我们治学论史、研索文化的手段、方式、程序；但也是文化财富积累的库藏资源，取用不竭，阐发未尽--正是学人努力尽其职责的'待解方程式'。文献的存亡、多寡、有无，以及它的迷失、隐晦与发掘发现，关系着文化学术研究的停滞、迷惘、中断、争议……和忽然迸发的新的契机与条件、血脉营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周先生用"存亡"、"多寡"、"有无"三对词语概括红学文献，是独具只眼的。如加深一层讲，数量的多寡是相对的，而"存"就是"有"，"亡"就是"无"；--所以，"存亡"、"多寡"、"有无"，归根结底是"存亡"。红学文献既可能是"存而复失"（用周先生的话说是"迷失"与"隐晦"），也可能是"无中生有"（后人的伪造）；所谓"先天不足"，所谓"分布不均衡"，描述的就是这一个特殊现象。
美中不足的是，与会的红学家只寄希望于"迷失"、"隐晦"材料的发现，却忽视了对材料何以"迷失"、"隐晦"的追究；而这恰恰是"新红学发展到现阶段出现危机"的原因。道理很简单：若干紧要的文献被刻意"迷失"与"隐晦"了，怎不会使"新文献发掘越来越困难"呢？
即以"新红学能够取代旧红学成为20世纪红学的学术主潮，就是奠基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的发现"（梁归智：《红学文献学的内在理路--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谈起》，2001年11月13日《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而言，甲戌本这一"红学文献"是被胡适"发现"了，但如何"发现"甲戌本的"红学文献"，却"先天不足"地被当事人掩盖了，产生了说不清真相的迷团，让红学界聚讼纷纭，至今难有共识。面对此种窘境，是把这一解决不了的问题暂时搁置呢，还是继续不舍地穷追下去？--这就是当今"红楼文献学"面临的最大课题。
回溯我1991年发表《重评胡适的〈红楼梦〉版本考证》，列举胡适对甲戌本"忽略版本之学中不该忽略"的来历、题署、年代、讳字、格式、文字，提问道："六项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对抄本早于印本的观点提出挑战，更何况六项的总和呢。"（台湾《书目季刊》22卷2期）却有红学家不以为然，反诘说：
听听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是怎么说甲戌本来历的："去年（1927）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按：后来胡适另文说明'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丢了'）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重价把此书买了。"文章接着交待此本残存的回数，"首页首行有撕去的一角，当是最早藏书人的图章"；介绍书中今存的五六条题跋和十馀枚图章，从题跋上知道"刘铨福得此本在同治癸亥（一八六三）"；然后又仔细地说明"此书每半页十二行，每行十八字。楷书。纸已黄脆了，已经了一次装衬。第十三回首页缺去小半角，衬纸与原书接缝处，印有'刘铨福子重重印'图章，可见装衬是在刘氏得到此书之时，已在六十年前了。"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刘铨福得到此书和怕它再破损而加以装衬是在胡适得书的六十年前，即同治二年癸亥（按：我认为更确切的说法还应加"以前"二字，因为刘得书之时是否就加题跋还难说。）怎么在欧阳健笔下忽然变成"民国以后制造"的呢？是不是以为胡适在蒙骗人，或者胡适被书贾、被制造假货的人给蒙骗了？（蔡义江：《〈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期第153-154页）
这位红学家的反诘，忽略了对"红学文献"鉴定的必要性。周策纵先生早在1972年就说过："胡适在跋文里说，他把'那位原藏书的朋友'的'姓名住址都丢了'。这又是一件奇事，即使姓名住址丢了，为什么连什么样的人都不肯一提呢？"（《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由于太相信"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的话，直到1962年胡适去世，三十多年竟没人向他当面追询，遂留下了这永远解不开的死结。此后几乎所有的主流红学家基本是无所作为，只是"寄希望于有新的发现"；而真正的"新的发现"，竟是我这位"楼外人"无意中实现的。
--事情是这样的：《历史档案》杂志从1994年第2期起，陆续刊出《胡适考证〈红楼梦〉往来书信选》，1995年第2期《胡适考证〈红楼梦〉往来书信选》（五），刊有保存在胡适收信的档案夹里的胡星垣1927年5月22日的一封信。从发表的状态看，整理者并没有觉得和"红楼文献学"中有什么相干，其他红学家也没有觉得对"红楼文献学"有什么价值，居然没有引起丝毫的注意。一天，我在福建师大图书馆看书，看得有点累了，在架上随手翻到这期《历史档案》，不觉眼睛一亮，便写进为大连明清小说研讨会做的《红学ＡＢＣ25问求答》，后载《稗海新航》（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版），这才唤起了红学界的反响，胡星垣这封信终于归到"红楼文献学"的范畴。
那么，这封信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卖书人叫胡星垣，住在上海新新有限公司，联系胡适1961年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说的话："那位藏书家曾读过我的《红楼梦考证》，他打定了主意要把这部可宝贵的写本卖给我，所以他亲自寻到新月书店去留下这书给我看。如果报纸上没有登出胡适之的朋友们开书店的消息，如果他没有先送书给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说我对一切'重评'的《石头记》不感觉兴趣，--于是这部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就永远不会到我手里，很可能就永远被埋没了!"证明胡适1928年所说"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丢了"，"当时竟没有回信"，就不是真话；讲得难听点，是在"版本之学中不该忽略"的问题上撒了谎。
有人提醒说，胡适是有历史癖的人，他不但鼓励别人写日记，"多为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留一分历史材料"（远流编辑部：《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印行说明》），自己更写了五十年日记，详细记录交游、读书诸事，为什么不到他的日记中去查一查呢？
然而，当我在台北"国家图书馆"认真核验胡适的日记（包括远流出版社影印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却发现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实：他1927年开始的日记，只记到2月5日，接下去的一篇是1928年3月22日，中间竟空缺了十三个月。而证据表明，从1927年5月17日来到上海，至1930年11月28日回到北平，是胡适"一生最闲暇"、"最努力写作"的三年半，完全不缺写日记的时间和心境。1946年4月1日的日记表，附有《日记目录》12项，其中⒑"1926～1927（二月），附读书册"、⒒"1927 Diary[日记]，小册"、⒓"1927残册（六月六日起）"（《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90页），都是1927年的日记。Diary的意思是日记、日记簿，指一天不漏地、为个人而保留的、对每天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不愿对他人讲的个人感想或隐私问题的记录，或者是用于记录这些事情的本子，在在证明1927年胡适是写了日记的。
按照胡适日记的宗旨和体例，是该将购得甲戌本的经过详细写到日记中的，而这才是出于胡适手笔的"红学文献"。但是，这个"红学文献"出现了空白与缺失。空白，指的是空着的部分；缺失，指的是缺掉的部分。空白，是自身也许就不存在；缺失，则自身原是存在的，只是后来失去了。红学家呼吁"发现新材料"，为的是填补空白，弥补缺失。--这一点，大家似乎是一致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是否还应该好好思考：空白是如何形成的？缺失是怎么制造的？--用周汝昌先生的话说，"文献的存亡、多寡、有无，以及它的迷失、隐晦与发掘发现，关系着文化学术研究的停滞、迷惘、中断、争议"，是决不应该轻轻放过的。
日记是"纯粹的私人写作"，一般都不会随便出以示人。如《翁同龢日记》，曾有翁同龢本人的挖改和删隐，也有192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时张元济对原稿"敏感内容"的多处删隐（徐忠良：《〈翁同龢日记〉手稿影印版出版小记》，《古籍新书报》2017年1月28日）。胡适的日记则完全不同，一开始就是"预备给兄弟朋友们看的"，他的留学日记《藏晖室札记》，1916年12月就在《新青年》二卷第四号发表，时仅25岁。江勇振先生说："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著述最多、范围最广，自传、传记资料收藏最丰、最齐的一个名人；同时，他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最被人顾盼、议论、窥伺，却又最被人误解的一个名人。这当然跟他自己处处设防、刻意塑造他的公众形象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之下，我们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知名的人物里，胡适可能既是一个最对外公开、又最严守个人隐私的人。他最对外公开，是因为从他在1917年结束留美生涯返回中国，到他在1948年离开北京转赴美国的三十年间，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界领袖、舆论家及学术宗师，他的自传资料产量与收藏最为丰富与完整。这些自传资料，他有些挑出来出版，有些让朋友传观，有些除了请人转抄以外，还辗转寄放保存。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极其谨守个人隐私的人。他所搜集、保存下来的大量的日记、回忆以及来往信件，其实等于是已经由他筛选过后的自传档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来，那就好比说他已经替未来要帮他立传的人先打好了一个模本（a master narrative），在他们为他立传之先，他已经把那些他不要让人窥探或分析的隐私，以及他思想成熟以后所放弃的主张和想法，都一一地从他的模本里剔除了。"（《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第1页，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江先生将胡适日记称做"筛选过的自传档案"，是再准确不过的了。正是本着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的精神，我写了《从日记的缺失看胡适的红学》，揭露一生勤写日记的胡适，忍痛抽毁1927年的日记，纯是出于为自己"新红学"开山师祖学术定位的需要。此文已由《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刊出，兹不复赘。
春节期间，微信中偶然读到《小苦说红楼009|胡适买甲戌本花了多少钱？》，大为惊喜。经上网核实，确认为高树伟先生发在《胡适研究通讯》2015年第1期的《无畏庵主记胡适席间谈甲戌本》。文章开头说，自胡适于1928年2月写成《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人们对甲戌本《石头记》的关注一直持续至今，他阅1928年3月18日《申报》，见"自由谈"有无畏庵主《许杨联欢宴中之谈片》一文，记"月十五夕"（应即1928年3月15日）画家许士骐、杨缦华于上海鸿庆里大宴宾客事，赴宴者有胡适、黄宾虹、周瘦鹃等十馀人。胡适于席间谈话颇多，内容涉及饮酒、裹小脚、舞蹈诸事，中有一段专谈《红楼梦》：
胡君又言，近得一部曹雪芹生前《红楼梦》之抄本，凡三册，计十六回，内多今本所未见，代价值袁头三十。书中于雪芹殁时之年月日，均历历可稽。现由程万孚君为之誊校，弥可珍也。王君询以生平所藏红楼梦一书之代价，约值几何。胡君言，收入仅费二百馀元，以之售出，当可得五百元以上。言下犹醒然有馀味焉。
高树伟先生在海量文献中爬梳剔抉，发现此段转述不见治红者提及，乃细为钩稽，这种考史的精神，令人钦佩；文章的解读也十分到位，兹逐段评述于后：
首先，文章考出无畏庵主，应即民国女子谢吟雪。此人与当时文化艺术界名流（如施蛰存、周瘦鹃等）颇多往还，后来隐居上海，二三十年代以"无畏庵主"为名，常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文章。
--查徐友春《民国人物大辞典》、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俱无谢吟雪词条，可见高树伟先生的功力。
其次，文章认定胡适这段谈话是在完成《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年2月16日）后不久，内容涉及甲戌本的时代、版本、内容及购书情况等细节，可见胡适得甲戌本以后，是乐与人谈的。
--判断准确无误；又声明因这段话是无畏庵主转录，又是其酒后所记（"归寓已十二点钟，酒痕仍在，难入睡乡，爰拉杂录之"），难免疏失，识者自鉴，--表现出行文的谨慎，值得称道。
第三，文章说，谈话提到的这部十六回"曹雪芹生前《红楼梦》之抄本"，即1927年6月胡适在上海"出了重价"买下的甲戌本。关于甲戌本的册数，据胡星垣致胡适函称"敝处有旧藏脂砚斋批红楼，惟只存十六回，计四大本"（1927年5月22日），胡适也说"分装四册"，"凡三册"应是无畏庵主误记。
--这一点恐不尽然。因为胡适说过："刘铨福跋说'惜止存八卷'，这一句话不好懂。现存的十六回，每回为一卷，不该说止存八卷。大概当时十六回分装八册，故称八卷，后来才合并为四册。"其实，古小说分卷情况各不相同，有以一回为一卷的，有以数回为一卷的。甲戌本版心有"石头记卷×脂砚斋"字样，凡例、第五回、第十三回、第二十五回卷端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馀各回仅书"第×回"，可见当为四回一卷。甲戌本止存八卷，八乘以四，当有三十二回。而现存甲戌本按四卷一册装订，封面均有胡适"脂砚斋评石头记"朱笔题字（删去原书名中的"重"字，以强调是最古老最早的；却与他强调原本的"标准"必定都题着"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相矛盾）。刘铨福既说"止存八卷"，现存的四册应为第一卷、第二卷、第四卷、第七卷。胡适在《春雨楼藏书图》跋文承认："三十多年前，我初得子重原藏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我就注意到这四本书绝无装潢"，他后来的重装，改变了原物的题签和卷次，为的是坐实所谓"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写的稿本只有十六回"的错误论断。
第四，文章提到：胡适买甲戌本的价钱，此前我们也不清楚，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中也只说"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关于此事，无畏庵主的转述则更为具体--"代价值袁头三十"。有趣的是，民国十一年（1922）四月十九日，胡适买《四松堂集》付刻底本时，也花去三十元，并在这部《四松堂集》上作跋云："《四松堂集》四册，《鹪鹩庵笔麈》一册，《杂志》一册，民国十一年四月买的，价三拾圆……今天买成此书。我先已把书中的重要材料都考证过了，本无出重价买此书的必要，但书店的人为我访求此书，功劳不小，故让他赚几个钱去。"
--胡适虽然并不缺钱，但决不是任人宰割的寿头。1922年4月19日日记记他得到《四松堂集》的经过："此为近来最得意的事，故详记之。书店若敲我竹杠，我既记下了这些材料，也就不怕他了！他若讨价不贵，我也不妨买了他，因为这本子确可宝贵。杨钟羲说他辛亥乱后失了此书刻本，似系托词。无论如何，我现在才知道刻本于我无大益处。"（《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28页）说明他对古籍交易是相当在行的。比起《四松堂集》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当更可宝贵，素昧平生的胡星垣贡此独知之秘，岂能不敲竹杠？若此，胡适何不也"记下了这些材料"，"也就不怕他了"？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不像贴条那么简单，一点两点是抄不下来的。况且它还应该操控在自己手中，以防日后成为质疑的根据，必须买下才是。而杀价的最好手段，便是抓住"有意撕毁"的短处。最后成交的"重价"，日记不可能不记；可惜由于日记缺失，这个有很大价值的数字，外人已经不得而知了。不想因高树伟先生的发现，这个他不想为后人得知的秘密揭晓了，这真是一大快事。但高树伟先生太年轻，不明白买甲戌本的"袁头三十"，与买《四松堂集》花去的三十元，是根本不同值的。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公布《国币条例》，所铸壹圆银币总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26.86克)，含纯银六钱四分八厘(23.9024808克)，以银九、铜一(后改为银89，铜11)铸造，正面镌袁世凯侧面头像，故称"袁大头"。民国期间，军阀混战，滥发货币，民不聊生。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改以孙中山像鼓铸银元，俗称"孙小头"。停铸的"袁大头"价值反而大增。王君询以所藏《红楼梦》一书之代价，胡适回答当可得五百元以上。"袁头三十"既被呼为"重价"，《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岂只及王君《红楼梦》的零头？
第五，文章提到，这部《红楼梦》抄本"现由程万孚君为之誊校"，考得程万孚（1904-1968），安徽绩溪人，曾翻译《柴霍甫书信集》。抗日战争期间，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等职；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从事文物研究鉴定工作。据胡其伟先生回忆，1927年程万孚去上海，"在刚筹建的人间书店工作，出版《人间》与《红黑》杂志，同时在时于中国公学任教的绩溪同乡胡适处当书记员，抄写、整理资料，与罗尔纲同事。"于是又联想甲戌本的手抄本，魏绍昌曾有一段回忆文字："据汪原放说，胡适曾要罗尔纲（罗早年在北大求学时代，寄住在北平胡宅，做过胡适的秘书工作）手抄过一部《石头记》残稿本，用毛边纸墨笔书写，批注用朱笔过录，外装一纸匣，封面题笺由胡适自书《石头记》三字。胡适把它放在亚东图书馆，后来遗失。此抄本根据的究竟是什么版本，有多少回，汪原放回忆不起来了。1954年汪原放且曾借给笔者看过，当时未多加注意，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此抄本或者就是残存十六回的'甲戌本'，也未可知。姑志于此，待向罗尔纲先生请教。"于是又考罗尔纲生平，知其1930年初毕业不久，便随胡家北上（11月23日），一年后旋即南下，至1934年才重返北平。阅无畏庵主、魏绍昌二人所记，判断"现由程万孚君为之誊校"的甲戌本录副本，极可能是后来胡适存放在亚东图书馆的那部抄本。1954年，汪原放曾将此本借给魏绍昌看过，后来遗失。关于甲戌本的早期资料，除了上海博物馆所藏原件、周汝昌弟兄的录副本、胡适请哥伦比亚大学做的三套显微照片（分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王际真、林语堂），或许程万孚那部最早的录副本仍存于世。若能将这部录副本找到，也算红学的一大幸事了。
--高树伟先生已经敏锐地察知：甲戌本除原件外，可能有三个录副本，却就此止步不前了。其实，此处正大有挖掘的空间。
从无畏庵主《许杨联欢宴中之谈片》描述看，许士骐、杨缦华于鸿庆里的联欢宴，可算作上海文人的雅集，与席者有胡适、谢慧僧、江彤侯、黄滨虹、林君墨、王怡庵、周瘦鹃、李嵩高、程万孚、王汝枫、无畏庵主等，皆为一时之选。主人招待甚殷，宾客畅所欲言，诚盛会也。胡适无疑是宴会的中心，席间自言曾大醉五十次，小醉不计其数，言及醉中之故事甚多。又语及外国人则称之曰洋鬼子，四座皆嗢噱不已。胡适酒入欢肠，不觉忘情，遂大谈近得曹雪芹生前《红楼梦》之抄本，册数回数，内容代价，均一一详尽交代，言下犹醺然有馀味焉。只可惜听者漫渺无心，仅作谈资而已。如有人循"代价值袁头三十"之语而追问之："此书何人所藏？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我绝不相信胡适会对以"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如若当场有人问了，胡适答了，卖书人叫胡星垣，住在上海新新有限公司，无畏庵主将它写进《许杨联欢宴中之谈片》，再刊登在《申报》之上，这件大事当时不是就会有人去追究，不劳我们六七十年后再去"发现"了吗？
最妙的是王怡庵询以生平所藏《红楼梦》一书之代价，胡适回答：收入仅费二百馀元，以之售出，当可得五百元以上。一个普通的《红楼梦》版本，一进一出，竟然从二百馀元翻到五百元以上，奥妙就在经过专家的"吹嘘"，成了"珍本"与"善本"，这在古籍行是稀松平常之事。胡适乘兴之言，反映出内心的潜意识：对"曹雪芹生前《红楼梦》之抄本"的鉴别过于仓促："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 如果看得仔细点，再找出点瘕疵来，讨价还价，也许就出不到这份"重价"了。
最值得追究的，是"现由程万孚君为之謄校，弥可珍也"一句。魏绍昌回忆汪原放说过，胡适曾要罗尔纲手抄过一部《石头记》残稿本，当时未多加注意，后来回味，"此抄本或者就是残存十六回的'甲戌本'，也未可知"。由于缺少人证物证，只能姑作一说，无人追究。而程万孚为之謄校，出自胡适之口，推断"此抄本或者就是残存十六回的'甲戌本'，也未可知"，大约不致过分牵强。不然，刚刚得到一个曹雪芹生前真本，又要程万孚君为之謄校做什么？"弥可珍也"，说的是曹雪芹生前真本，还是程万孚为之謄校的抄本？甲戌本三个录副本，也许就是一个。如"此抄本或者就是残存十六回的'甲戌本'"，所谓"曹雪芹生前真本"也许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退一万步说，金品芳先生《甲戌本归刘铨福收藏时尚残存几册几回？》一文，曾提出刘铨福的题跋是书写在"抄手遗留在第二十八回后的空白页上还是他自备的纸页"的问题，认定："这两页-开始就未与甲戌本装订在一起，既未装订在甲戌本的开首，也未装订在第三十二回或第二十八回之后。"金先生通过对"甲戌本封面及胡适题字"照片的观察，发现四册的封面均有胡氏"脂砚斋评石头记"的朱笔题字，其中第二册是第五至第七回，不是原来的第五至第八回，第二册是第八、第十三至第十六回，不是原来的第十三至第十六回，显然，这一版本已经重装过了；而另一幅胡适三则题记的照片，虽然已相隔三十馀年，但纸页Ａ、Ｂ两面上的纵、横折合痕迹依然十分清晰，这是多年折叠夹藏的证明，这亦是后来重装时移置的结果（《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4期）。金品芳先生精细的观察表明，这条在另外的纸页上写上两条与甲戌本毫无关系的跋语，是在更晚的时候将它装订到甲戌本后面的，其用意就是要拉孙桐生来为甲戌本的"历史存在"作证，以便抬高这一突然冒出来的《红楼梦》抄本的版本价值。
我早就发觉最最可疑的是，写有刘铨福跋语的纸页是没有ＡＢ两面与骑缝的单页。也就是说，不是写在甲戌本任何一回后幅的空白页上，而是写在独立于本子之外的纸页上的。五条跋语不仅时序倒置，且不合竖行书写"先右后左"的惯例：时间较早的①"癸亥（1863）春日白云吟客笔"一条和②"五月廿七日阅又记"一条，偏于纸页左方，天头留得极宽；未署时间的一条：③"李伯孟郎中言翁叔平殿撰有原本而无脂批，与此文不同"，写在其右侧，因地方不够，下端多出了四、五字；反倒是最后写的右方跋语④⑤"丁卯（1868）"，上端又高出四字位置，致使由同一人在同一纸页上所写的五条跋语，构成一个"山"字形，给人极为别拗的感觉。但一旦配上胡适在左侧天头上所加的朱批--⑥"大兴刘铨福，字子重，是北京藏书家，他初跋此本在同治二年（一八六三），五月廿七日跋当在同年。他长跋在戊辰，为同治七年（一八六八）。胡适"，一下子就显得布局得宜，浑然一体了。这个疑团在我心中郁积二十多年，近从网上下载程万孚信札一通，全文如下：
周局长：
去年五月间我向南大图书馆、水利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借来有关水利图书数册，由我分别出具借据。
兹遵嘱将借书单位和书名列出，如能检出全部或一部，请即示之，俾趋前取回，分别送交各单位，以清手续。专致
敬礼
程万孚上
18.11月
移示堂子街72号地志馆
电话41254均可
其时程万孚在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信是写给江苏省文化局长周邨的。因缺失信封，不知写信年代。据周邨任江苏文化局局长时间推算（我1959年在扬州听过他的报告），当写于1957年前后。审程万孚信之字体，与"白云吟客笔"题跋，一是毛笔，一是钢笔，然字体结构，运笔特征，都极为相似。中有十一字为双方共有：五、月、南、借、有、册、全、取、手、子、可，经列表对比，益信二者出于同一人之手。
程万孚1927年年方23岁，到1957年已53岁矣，时间相距虽三十年，书体仍大差不离，于是恍然大悟：与胡适合谋炮制"刘铨福题跋"的人，就是他醉后脱口而出的程万孚！谓予不信，可请权威笔迹专家再加鉴定。
读罢高树伟先生大作，再翻《胡适日记全编》，想看看他是如何记载这次许杨联欢宴的。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找不到1928年3月15日的日记。本年打头第一篇是3月22日的，开始就说："脚上的肿处已差不多完全消了。未出门，这是第五天未出门。"（《胡适日记全编》第五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由3月22日倒推上去的第五天，是3月18日，恰是《申报》发表无畏庵主《许杨联欢宴中之谈片》的同一天。脚肿未出门，正好在家写字作文。按照惯例，胡适定会将许杨联欢宴仔细记进日记，还会将3月18日《申报》剪下来贴在日记上的。然而，这一年多的日记竟然缺失了，造成了"红学文献"的永远空白。
偶见2014年公务员考试，用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为题："如同警察破案，必须掌握足够的证据，使各种证据之间形成合理的逻辑关系"，不禁大为感慨。凭证据说话，疑罪从无，罪疑惟轻，确是侦破案件的规则。检察官首先要问：证据够不够？再根据证据的情况，作出"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区别对待，其初衷是防止冤假错案。但在大量侦破片中，我们看得太多的故事是：由于毁灭证据，杀害证人，明明是凶手，却仍然"宣判无罪"，逍遥法外，令人切齿愤慨。所谓"程序正义"，某种意义是在维护实质的不正义。但学术研究决不能依样葫芦，应该一切从严。疑问不销，就不能深信不疑。比如胡适起先说，"重评"的《石头记》是没有价值的；后来又说，"凡最初的钞本《红楼梦》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就是双重标准。胡适说，"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胡星垣书信与《许杨联欢宴中之谈片》的发现，证明他没有讲实话。胡适日记这一"红学文献"的存而复失，为的是掩盖无中生有的"红学文献"甲戌本的真相。他把九分证据都销毁了，只留给你一份《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让你去"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你会因为"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对质"，就同意他的结论吗？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有一句名言："不用坐待证据的出现，也不仅仅寻求证据，他可以根据种种假设的理论造出种种条件，把证据逼出来。故实验的方法只是可以自由产生材料的考证方法。"公然宣扬"根据种种假设的理论造出种种条件"，"可以自由产生材料的考证方法"逼出来的证据，不正是制造伪证的自供状么？含有此一经典名言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写于1928年9月，最先发表于1928年11月10日《新月》1卷9号，又载1929年1月《小说月报》第20卷1期，1930年9月《胡适文存》3集2卷（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胡适文选》（亚东图书馆），1935年《胡适论说文选》（上海希望出版社，郑之光编选），不正是胡适"我们现在回头检看这四十年来我们用新眼光、新方法搜集史料来做'《红楼梦》的新研究'总成绩，我不能不承认这个脂砚斋甲戌本《石头记》是最近四十年内'新红学'的一件划时代的新发见"得意心态的写照么？
胡适1921年10月11日日记写道："人家骂我们是学阀，其实'学阀'有何妨？人家称我们'最高学府'，我们便得意；称'学阀'，我们便不高兴。这真是'名实未亏而喜为用'了！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页）七年以后的1928年，胡适"思想界领袖"及"学术宗师"的地位已不可摇撼，特别是将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营垒击溃之后，"新红学"盟主地位更是如日中天，所以敢肆无忌惮地发此妄言。然而当他冷静下来，想到自己终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最被人顾盼、议论、窥伺"的人物，自己的日记终究一天要见天日，为了保住"学阀"地位，只能忍痛销毁自己辛苦写成的日记，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红楼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灵性已通"的石头刻在肚子上的，它是作者一字字一句句写出来的。既然如此，反映《红楼梦》成书流传的"红学文献"，起码是"曾经存在"的。之所以会"先天不足"，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作者下决心要"将真事隐去"，也就下决心将自己的一切统统隐去。要不，为什么"上穷碧落下黄泉"，寻觅不出曹雪芹的蛛丝马迹呢？逼得红学家只能去从字里行间去"索隐"。其实，"索隐"不是歪门邪道，而是中华文化的正宗；"索隐派"也不是猜笨谜，蔡元培说《红楼梦》作者是"反清复明的爱国志士"，大方向并没有错。至于是落到洪昇还是顾景星头上，就要看土默热、王巧林们的努力了。
其次，是"新红学"的祖师胡适，下决心将"发现文献"的过程隐去，也就是将伪造的证据销毁，让大家按经他筛选过的材料，统一到1928年2月《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的口径上，以书写他所需要的"红学演进史"。只是由于伪证制造者学识的浅薄与人品的低劣，不仅未能圆满证实他的"大胆假设"，反而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马脚。试想：如果世上只有一个甲戌本，红学家一口咬定就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也许尚能硬磕死碰一阵子；可惜无餍之欲，犹不知足，又炮制出己卯本、庚辰本，又炮制出北师大本、庚寅本，让脂砚斋自己跟自己打架，前跋后疐，进退两难，出尽洋相。
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新红学"文献的"先天不足"，是天生就注定了的，是不因主观愿望可以改变的。寄希望于"新的发现"，只会收获到更多的失望。个中的道理，已被克非先生说破："新红学"就是"红坛伪学"，它已经走到"红学末路"，只有后退一步，方能海阔天空。
2017年2月7日（丁酉正月十一） 于福州
（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