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红楼新辨》进入校阅清样的时候，《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三期出版了，五篇出自红学名家之手的宏文所提出的商榷意见（《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2期慎刚《1992年的红学界》云：“近来一些红学家已表示不能让这种观点再扩散下去，……故而他们已开始撰文，准备对此说进行全面批驳”），无疑是对这部尚未面世的著述的严峻检验。
说来惭愧，我关于《红楼梦》的“新辨”，包括脂本辨证、脂批辨析、脂斋辨考、“探佚”辨误、史料辨疑等，以单篇的形式在各地学术刊物陆续发表以后，或誉之为“震撼红学的新说”（林辰：《震撼红学的新说》《中国图书评论》1992.5.），或讥之为“《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蔡义江：《〈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红楼梦学刊》1993.3.151.以下只注明期数与页码）但实际上，我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并无什么新奇的东西，它们都不出中国最传统、最基本、最平常的辨伪学的范畴；如果说其间有什么“新”的东西，只在它是被施于作为“新红学”的基石的脂本、脂批、脂斋头上而已。从这个角度讲，五篇有组织的、经过精心安排的宏文，与其说是对我的“全面批驳”，毋宁说是对红学辨伪本身的怀疑和责难：
刘世德先生说：“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对曹雪芹的研究说来，是相当重要的史料。从五十年代起，红学界的许多朋友曾经多次使用它。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重要性，甚至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我万万没有想到，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居然还要来撰写文章，公开为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作辨护。”（《张宜泉的时代与〈春柳堂诗稿〉的真实性、可靠性》，《红楼梦学刊》1993.3.121.）
蔡义江先生说：“我只想提醒一句，今天已不是五十年代或红卫兵时代了，不能再把什么脏水都往胡适身上泼，应当实事求是地评论。他作为一位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很有影响的学者，不是扣一顶‘实用主义’的帽子就能一棍子打死的。从他的为人看，我认为还不至于干那种明明知道是假货而还要借此沽名钓誉的事。”（3.159）
宋谋玚先生说：“说脂砚斋出于伪托，倒使我大吃一惊：难道胡适、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等人辛苦几十年，竟是落入了某一个学术骗子的迷魂阵，闹了一场天大的笑话吗？”（《脂砚斋能出于刘铨福的伪托吗？》，《红楼梦学刊》1993.3.167）
一句话：脂本、脂批以及其他史料，是“被红学界普遍接受的”、“没有疑问的”，因而是绝对可靠的；怀疑这一点，就是不懂“红学的ＡＢＣ”。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一致公认”的东西，是否一定是真实的可靠的东西？换言之，红学究竟有没有“伪”可辨？应该怎样辨伪？
一
辨伪，是对古代典籍的真伪进行鉴别。梁启超在谈到辨伪的必要时说：
书籍有假，各国所同，不只中国为然。文化发达愈久，好古的心事愈强，代远年湮，自然有许多后人伪造古书以应当时的需要，这也许是人类的通性，免不了的。不过中国人伪造的本事特别大，而且发现得特别早，无论那门学问都有许多伪书：经学有经学的伪书，史学有史学的伪书，佛学有佛学的伪书，文学有文学的伪书，到处都可以遇见。因为有许多伪书，是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即如研究历史，当然凭藉事实，考求它的原因结果，假使根本没有这回事实，考求的工夫，岂非枉用；或者事实是有的，而真相则不然，考求的工夫，亦属枉用。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忠实的科学根据，固然旁的另有关系，而为伪书所误，实为最大原因。（《饮冰室专集》之一百四：《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承认这个道理，是不难的；但要对早已深信不疑的东西重新进行辨别鉴定，这就犹如在一座大厦高高耸立起来以后，再来提议重新清理地基一样，显然是不会招人欢迎的。但是，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工程设计者，一旦听到此类建议，一般都会认真复核、精细计算一番，然后决定是否需要照此办理；但权威的红学家却不愿以这种态度来考虑问题。蔡义江先生的心态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前后迟早、优劣高下、有无真假，在欧阳健文章中都是颠倒了的。读他的文章，没有一点定力，还非被他搞得晕头转向不可。”（3.161）版本辨伪的任务，就是要辨别不同版本的优劣、先后、真伪，其结论不免与传统的观点不相一致，有时甚至可能是“颠倒”了的，这一点也不值得奇怪。没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是不能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研究学问，确实需要“定力”，以免为谬说所惑；但将凡是不合自己已经服膺的定则的意见都一概斥为“奇谈怪论”，甚至闭眼不看，就敢于立刻判定是“以红学为名的欺人之谈”，也太“自负”得可以了。即以列藏本来说，蔡先生显然是相信“道光年间被俄国人从我国掳走”的了，假如有人指出此说并无实据，正确的态度是用自己的眼光重新鉴定呢，还是凭恃自己的“定力”稳住阵脚，不为所动呢？
红学史的实践，生动地说明了一个真理：红学领域决非无伪可辨；对红学研究提出辨伪的要求，也决非对神圣的红学的亵渎或对品质高尚的红学家的冒犯。比如，胡适在1921年撰写《红楼梦考证》时，首先碰到的就是有正本（戚本）是否“原本”的问题，胡适根据版本学的普通常识判断道：“这本已有总评，有夹评，有韵文的评赞，又往往有‘题’诗，有时又将评语钞入正文，可见已是很晚的钞本，决不是‘原本’了。”（《胡适红楼梦论述全编》109页）胡适所“辨”的，即是有正本冒充“国初原本”之“伪”，他“辨”得非常正确，实堪称“新红学”的第一项辨伪的成果。
无独有偶，“新红学”的另二位大将顾颉刚与俞平伯，也同样遇到了辨伪问题，而且辨伪的对象，竟是新红学开山祖师胡适本人以及他的《红楼梦考证》！按，胡适《红楼梦考证》引用的第一条重要材料《随园诗话》，用的是道光四年的刊本，中有“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当时红楼中有某女校书尤艳，雪芹赠云……”之句。顾颉刚得到《随园诗话》另一翻刻本，经过校勘，遂产生了怀疑。他在1921年6月24日写信给俞平伯说：“昨天翻《随园诗话》，始知适之先生所引，和我的一本不同。我的本子上说：‘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适之先生《考证》内既缺‘明我斋读而羡之’一语，又改‘我斋题云’为‘雪芹赠云’，这是很可疑的。我的本子虽是不好，但却是翻刻，翻刻则只会有形似之讹，而不会有字句之改。这里一则曰‘明我斋’，二则曰‘我斋’，可见确是人名，而非误刻。因此，我对适之先生的引语颇有点不信任。”（《俞平伯论红楼梦》42页）俞平伯在6月30日回信说：“大观园不是随园，是极是极！袁枚原是个荒谬小人，其言自不足依据。明斋主人的《总评》说的痛快得很，如见其肺肝然。你同适之所据之《随园诗话》竟大不同，真是怪事。我想何妨再找一本板本好的校对一下。照你所说，明义字我斋，竟活活有这一个人，在适之竟把他消灭了。这真可怪得很！适之所做的《考证》现在看来的确是‘七穿八洞’了！这就是进步底证据。”（《俞平伯论红楼梦》46页）如若顾、俞二位下功夫找到《随园诗话》乾隆五十七年原刊本，发现其文字正与顾颉刚所见本子同，那他们就不会认为“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的话，是袁枚的撒谎，而是道光四年板本的作伪了。顾颉刚的辨“伪”，固然不够彻底，但他在那“新红学”的发轫阶段就不惮于说出：“适之先生平常对于考证《红楼梦》的材料随时留心，精心结撰了一篇《考证》，已是很不容易，而不到三个月，已觉得各项推断援据打得七穿八洞”（《俞平伯论红楼梦》43页），确是很了不起的；而七十二年之后，蔡义江先生却把对胡适考证成果的正当的质疑，硬说成是把“脏水”往他身上泼！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反差，乃在辨伪意识之有无耳。
近二十年来，红学界产生的几场论争，也大多同辨伪有关。诸如《废艺斋集稿》真伪之争、曹雪芹画像真伪之争、曹雪芹佚诗真伪之争、曹雪芹墓石真伪之争等等。其中最有学术气息的是1973年开始的关于《废艺斋集稿》的真伪之辨，曾经牵动吴恩裕、陈毓罴、刘世德、胡文彬、周雷等红学家卷入其内。我曾经认真地读过陈毓罴、刘世德先生《曹雪芹佚著辨伪》，文中以“曹雪芹自序”中“是岁除夕，老于冒雪而来”同乾隆十七、十八、十九年除夕《晴雨录》记载皆为“晴”的相矛盾的辨伪方法（《红楼梦论丛》76－82页），令我叹服不已。而最富戏剧性的要算曹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佚诗”于1973年突然面世后所引起的真伪之争了。当吴世昌先生撰文盛赞“雪芹此诗，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浑成的优秀范例”之际，周汝昌却出人意料地站出来招承此诗乃其“补拟”；造假的人就站在面前，而吴先生仍然不肯相信，竟又撰写两万字的长文，引经据典证明佚诗“不伪”，甚至引阮瞻“即仆便是鬼”的话，断言周汝昌“补”不出这样的诗作来（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336－361页）。吴先生的“定力”可谓强矣，然而却铸成了终生抱憾的大错！1982年夏，在首都施耐庵文物史史料问题座谈会上，耳闻吴世昌先生“辨伪容易认真难”之言，当时曾叹为至论，后来方知此乃1979年俞平伯先生就佚诗问题给他的信中“认真比辨伪难，良信”（《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72页）的复述，可见此事是如何令他刻骨铭心了。
二
对于红学研究来说，材料当然是越丰富越好。但是，长期以来，只注意尽量收录的一面，却忽略了鉴定材料的真伪和年代，亦即辨伪的一面，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误。有鉴于此，我十分欣赏周汝昌先生最近就曹雪芹墓碑辨伪提出的对待墓石一类文物的态度：
（一）只有在考古专家认定它是真实的历史文物的前提下，才谈得到其它议题。
（二）如若急切地夹入了“红学家”的议论，那就很容易转移重心，掺入成见，混淆观念，发生非科学意义的争执，影响鉴定。（《“曹雪芹墓碑”揭伪》，《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
考辨文物史料自身的真伪和年代，是第一个层次上的研究，从这些文物史料可以引出什么观点或结论，则是第二个层次上的研究。正如郭沫若所说：“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十批判书》第2页）在材料的真伪尚未确认的情况下急切地加以利用，就难免有错。比如列藏本是道光十二年由库尔梁德采夫从北京带到俄国的说法，是苏联汉学家李福清于1964年提出的，几乎为所有红学家所立即接受，有机会到苏联目验原物的三位著名红学家，同样由于无条件信从了李福清的判断，考察工作偏重于装订、衬纸方面，于是乎得出了诸如“钞本的底本是属于脂砚斋评本”、“正文下的双行小字批，则当是指批旧文为多”之类属于第二层次的结论；至于对一位外国学者作出的关于版本年代的判断，中国的版本学家是否需要检验一下他的证据是否可靠，他的推论是否合理，却被完全忽略了。
由此可见，脂本脂批作为红学的重要史料，同样需要进行真伪与时代的鉴别：“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胡适没有做好这顶工作，需要加以补课，这本是红学作为一门科学题中应有之义。既要补课，则同样应该遵循辨伪学的原则，运用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进行。
胡应麟《四部正伪》提出辨伪之法有八，梁启超则归纳为两个系统：其一，“就传授统绪上辨别”，其二，“就文义内容上辨别”。前者注重书的来源，后者则注重书的本身。（《饮冰室专集》之一百四：《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先说从书的来源辨脂本的真伪。我曾说胡适对甲戌本的来历未作具体交代，而蔡义江先生却以为已经交代清楚了，还反问道：“是不是非要找出那位已找不到了的卖书人的姓名地址，问个一清二楚才算‘具体交代’?”（3.154）事实上，以此来责备胡适的却早有人在。周策纵先生早在1972年就说过：“胡适在跋文里说，他把‘那位原藏书的朋友’的‘姓名住址都弄丢了’。这又是一件奇事，即使姓名住址丢了，为什么连是什么样的人都不肯一提呢？”（周策纵：《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海外红学论集》第3页）这大约不能算往胡适身上泼脏水吧？甲戌本不避“玄”字，且突然出现在清亡十六年以后，我以为是此本后出之证，蔡义江先生一则说：“就是这一点，也不是欧阳健的发明，冯其庸先生早在一九八○年六月在美国举行的红楼梦国际研讨会上，在讨论甲戌本的论文里，早就指出甲戌本玄字不避讳的问题了，……欧阳健却似乎了无所知，把这个‘玄’字不避讳的事当作自己的惊人发现在大讲特讲，这样的‘学术研究’不有点令人惊叹吗？”（3.165）二则认为：“小说是通俗读物，抄本是私藏的，抄手又非饱学之士，当然不会像官场行文或公开刊本那样恭肃谨慎，留心避讳。道光年间被俄国人从我国携走的藏本，据文章介绍，原收藏者还在修补装订时，将乾隆《御制诗》拆开反折起来，作了这部‘淫书’的页间衬纸，这岂非比未避‘玄’字更大逆不道？”（3.162）甲戌本“玄”字不避讳，稍有古籍常识的人都一望而知，自然不是我的“发明”，但在我之前，却无人据此怀疑它是民国人的作品；至于说小说可以不避讳，倒是蔡先生的发明，可惜他没有拿出历史的凭据。而用列藏本之“大逆不道”来反证乾隆时代“玄”字可以不避讳，也未免有点不伦，何况列藏本之是否出道光年间还大有疑问呢。
从文义内容上辨别脂本的真伪，具有更为广阔的天地。梁启超曾举出“从字句罅漏处辨别”一法，指出：“作伪的人常常不知不觉的漏出其伪迹于字句之间，我们从此等小处着眼，常有重大的发现。”（《饮冰室专集》之一百四：《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现试拈出几例以剖判之。
一、北静王应该名“世荣”还是“水溶”？
北静王是《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程甲本第十四回写北静王出场道：“现今北静王世荣，年未弱冠，生得美秀异常，情性谦和。”而脂本此处作：“现今北静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性情谦和。”二者虽有异文，尚可互通，唯“世荣”与“水溶”，音形皆不相近，不可能是传抄致误，其中必有一个是本源的，一个是后改的。查《红楼梦大辞典》“北静王”条云：“名水溶，程本及原人文本作‘世荣’。”（《红楼梦大辞典》第724页）虽以水溶为原名，但对二者之是非后先，未作判断。按世荣，寓世代荣华之意，合乎王府取名之正道，而水溶一名，除非有特殊的典故，终有欠妥之处。而寻求此名出现之迹，确有重大的发现。
在公众面前最早面世的八十回本是有正本《石头记》。此本第十四回，北静王正作水溶，且有眉批大书曰：“北静王‘水溶’，今本作‘世荣’，当以原本为是。”（《戚蓼生序石头记》第485页）有正本的眉批为书店老板狄葆贤所加，已获红学界的共识；有正本的二百多条眉批，大多是通过异文的比对，以证明“原本”如何地好，“今本”又如何之糟的。须知，有正本是所有《红楼梦》版本中（不论是印本还是抄本）唯一以“原本”相标榜的本子，其所指的“今本”，则是程甲本及其翻刻本。有正本底本的发现，暴露了狄葆贤作伪的面目。比如第二十五回第二十页眉批曰：“‘弥陀佛比人还忙’，今本改作‘如来佛’，不知如来佛乃婆娑世界之佛，弥陀佛乃极乐世界之佛，吾乃知擅改此书者，不但不知佛法，即佛典上事迹名号亦均茫然，可笑甚矣。”实际上，有正底本此处正作“如来佛”，“弥陀”二字是贴改的。既篡改了文字，又加眉批以夸赞之，“真所谓书商作风，自欺欺人”（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第16页）。改“世荣”为“水溶”，看来也是他的杰作，所以也加了眉批以提示之。或曰“世荣”并无贴改之迹，不能论定，然而有正本“楷法严谨，字体工整，一气呵成”，“看来是由于一手从头到尾抄成的”（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第14页），眉批与正文的笔迹一致，表明此本在上石付印前是经过重抄的，只是“水溶”二字在抄写时即已改过，不像“弥陀”是抄成后再予贴改，但性质却无二致。
狄葆贤虽然批了“当以原本为是”，但并未再予申说，也许这个理由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与狄葆贤关系较密，且了解有正本印行内情的王伯沆，在其所批《红楼梦》中，恰好道出了个中的奥秘：
按“世荣”，原本作“水溶”，实则纯庙第六子永瑢也，封质庄亲王，有《九恩堂诗钞》。原本“水溶”，决为永瑢无疑，“世荣”又系改本。余曾见永瑢画，甚工细。其诗见于《熙朝雅颂集》及《白山诗介》者，并为为铁治亭所选，皆佳妙，非不识丁者所能为也。（《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第158页）
原来，“水溶”的原型竟是乾隆第六个儿子、大名鼎鼎的永瑢！这种说法，十分投合一班相信《红楼梦》是写“宫闱秘事”的人的心理，还有人认为将“永瑢”写作“水溶”，是表示要将清室“斩首挫骨”，便立刻获得了认同。于是，有正本为“原本”的说法，又增添了一层可信度。
到了二十年代，有人另行炮制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并在正文添加“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在封面题上“已卯冬月”、“庚辰秋月”字样，以便坐实《红楼梦》的成书年代，同胡适的“考证”相呼应。不想，由于这种坐实，有些在“有正本”本来不成问题的事情，却变得完全凿枘不合了。按永瑢生于乾隆八年，乾隆二十四年封贝勒，乾隆三十七年进封质郡王，乾隆五十四年再进亲王，而脂本自谓乾隆十九年已“抄阅再评”，扣去“披阅十载”的时间，则《红楼梦》至少在乾隆九年以前已经动笔，怎么可能将尚未出生或至多还在襁褓中的、直到乾隆三十七年始封郡王的永瑢当作北静王的原型呢？
由此可见，1911年石印的有正本，出于冒充“原本”的目的，首先改“世荣”为“水溶”，并且获得了社会的认同；而1927年以后出现的脂本，为了坐实小说的成书年代，添写了若干确定的干支，却仍然因袭有正本的改笔，致使与前者相互冲突。脂本之出有正本之后，而不可能是乾隆十九年甲戌前后的产物，可以说是不容统移的。
二、赵嬷嬷是“文忠公之嬷”么？
蔡义江先生说：“脂评是谁也伪造不出来的，随着红学界研究的深入，不断发现那些隐约其词、初读难懂的评语之所指，愈来愈证明了这一点。”他所举的例子之一，是第十六回一条指赵嬷嬷为“文忠公之嬷嬷”的侧批：“乾隆时，谥文忠的是傅恒，评语意谓赵嬷嬷的说话全是傅恒乳母的声口。傅恒与曹家有亲姻关系，与雪芹饮谈交往的明琳为其侄辈，而明琳又是后来《枣窗闲笔》作者裕瑞的母舅。这些关系是近几十年由周先生穷考力索所得，在此之前的作伪者，又岂能凭空想像出一个‘文忠公之嬷嬷’来？”（4.239）
按《清史稿》卷三○一《傅恒传》，傅恒，字春和，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孝贤纯皇后弟。乾隆十年命在军机行走，十二年擢户部尚书。十三年孝贤纯皇后崩，加傅恒太子太保。三十四年七月卒，谥文忠。据考，清代雍、乾朝谥文忠者，唯傅恒一人，则此批指赵嬷为“文忠公之嬷”的“文忠”，确系傅恒。
那么，赵嬷嬷真的是傅恒的乳母么？从小说的内容看，赵嬷嬷乃贾琏的乳母，如果一定要指实，则只有同意傅恒是贾琏的原型不可：但谁都知道，这同小说的内容是极为不伦的。是否还有这样的可能：赵嬷嬷先做了傅恒的乳母，然后又转荐给贾府的呢？如果我们想起贾宝玉要撵乳母时的气话：“不过是我小时候吃过他几日奶罢了，如今惯的比祖宗还大”，就决不会相信傅恒如此大家，竟会有把自己的乳母转给他人的事了。
再从批语的年代看，既称“文忠公”的谥号，则必在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以后，而脂砚斋的“再评”，据说是在乾隆十九年甲戌，“四阅评过”，是在乾隆二十四年已卯、二十五年庚辰。署畸笏叟的批语，只出现在庚辰本上，均为眉批总批，最晚年份为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且又有“前批书者聊聊，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乎”之批，可证畸笏即便是真有其人，也不可能活到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以后，再破例地跑到甲戌本的行侧批上“文忠公之嬷”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来的。
“傅恒家”与《红楼梦》的关系，早在舒敦（？）《批本随园诗话》卷二中就说到了：“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钞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公家为近是。”此批恍惚言“乾隆五十五、六年间”，则其时最早在嘉庆初年以后，舒敦（？）在《红楼梦》本事的两大派之间，舍明珠而取傅恒，是因为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之故，他虽然没有指实书中的哪一位就是傅恒的写照，但大约非宝玉莫属，因为书中只有宝玉的姊姊是封贵妃的。这样一来，该说是“文忠公之嬷”的，就不是赵嬷嬷，而是李嬷嬷了。尤其重要的是，舒敦（？）压根儿就没有想到《红楼梦》写的是曹家的历史，没有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自己的观念。他说《红楼梦》指的是傅恒家，在他的体系中，是不矛盾的；而在指《红楼梦》为“自叙传”的系统中，如果夹杂了“傅恒说”的成分，就完全不相容了。
由此可知，“文忠公之嬷”的批语，决不是什么“隐约其词，初读难懂”的、近几十年来方被红学专家“破译”的“密码”，而是近二百年来无数关于《红楼》流言中的一种，只是被低能的、贪多的作伪者信笔抄来，从而破坏了自身的统一，留下了“罅漏”，让我们抓住了而已。
三、《枣窗闲笔》可能对“自叙传”进行批判吗？
《枣窗闲笔》是几篇宏文对我进行“批驳”时使用最为频繁而自以为最为有效的武器。蔡义江先生说：
我现在要来证明那条笺记所记的“脂研”不是欧阳健所说的什么“最早记录”，脂砚斋也决非由“脂砚堂”改成的刘铨福，确实感到丧气。这跟要我证明司马迁早在班固以前就已存在有什么两样？欧阳健没有读过裕瑞的《枣窗闲笔》吧？或者即便读过，在创作“作伪说”时也想不起来了吧？裕瑞是高鹗同时人，其前辈姻戚与曹雪芹还有点关系。他在那本书中说：“余曾于程、高二人未刻《红楼梦》版本之前，见抄本一部，其措辞命意与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抄本中增处、删处、直截处、委宛处，较刻本总当，亦不知其为删改至第几次之本。”“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裕瑞的话不可能每个字都有事实依据，比如“脂砚斋”前的“其叔”二字，就有可能只出于揣测或传闻，但他在程、高未刻板前就见到抄本上“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却是已被今存之“三脂本”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事实。《枣窗闲笔》成书于1814至1820年，其时，那位所谓改“脂砚堂”和“脂砚斋”作为自己代号的刘铨福还没有出生呢。这又该怎么说？欧阳健现在发现自己的奇谈原来有这么大的漏洞，他准备作怎样的辩解呢？我也能猜到几分：他大概会说，“刘铨福化名脂砚斋”，就是受到那个胡编乱造的裕瑞的启示呀！（3.156）
宋谋玚先生说：
欧阳健同志说：“脂本是在1927年才出现的。”“在此之前（更不要说1991年之前了）的一百多年间，没有任何书目或资料著录有以脂评为标志的《红楼梦》稿本或早期抄本有存在。”这就怪了。难道爱新觉罗·裕瑞是1927年以后的人吗？难道欧阳健同志连《枣窗闲笔》这种红学常见书都没有读过吗？裕瑞的《枣窗闲笔》写得明明白白：“又名《石头记》……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怎么能这样不顾事实，武断说“一百多年间，没有任何书目或资料著录有以脂评为标志的《红楼梦》稿本或早期抄本的存在”呢？《枣窗闲笔》不是书目？难道连“资料”也算不上吗？（3.171）
我专业从事明清小说研究十五年，为主持编纂《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曾到全国数十家图书馆访书，对于红学研究虽较少涉猎，但还是多少知道，《枣窗闲笔》因其关于雪芹形貌、作风、言语、嗜好以及《红楼梦》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的记载，向为考证《红楼梦》者所重视；我还多少知道，对于《枣窗闲笔》的真伪与价值，红学界的认识也是向有岐议的，周汝昌先生就说过，《枣窗闲笔》是部很晚的书，“他提到关于雪芹家事的掌故，不免望风捕影，不尽靠得住！”（《红楼梦新证》856页）陈毓罴、刘世德先生更对此书提出了否定的意见：
查裕瑞（1771－1878）是在曹雪芹去世八年之后方才出世，根本未曾见过曹雪芹。上面所引这段文字中只是说“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并未说他所知道的有关曹雪芹的情况是这位“前辈姻戚”所提供的。如果真是出自“前辈姻戚”的口中，仅得知其姓曹，汉军人（小注：“裕瑞说曹雪芹是汉军人，这是很不正确的。应是内务府包衣正白旗。内务府包衣旗只有满洲旗，绝无蒙古旗与汉军旗。周汝昌同志在《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第三章对此辩证甚详），“雪芹”二字是字是号也弄不清，“其名不得知”，“亦不知隶何旗”，那么，这位“前辈姻戚”究竟是否真和曹雪芹“交好”，值得打上一个大的问号，令人怀疑他是故弄玄虚，信口开河。因此我们只能把裕瑞所记载的看作是有关曹雪芹的一种传说。况且《枣窗闲笔》是一部很晚的书，其中已评及七种续《红楼梦》的小说及《镜花缘》，当在嘉庆、道光间写成。我们到底是相信与曹雪芹交往密切的亲友脂砚斋、畸笏叟、明义和敦诚的描述呢？还是相信裕瑞《枣窗闲笔》所记载的传说呢？两者比较起来，前者是亲眼目睹，自然可信；而后者只是耳食之言，不足为凭。（《红楼梦论丛》128－129页）
正因为了解到了这些情况，《红楼新辨》第六章《史料辨疑》第一节，就是《〈枣窗闲笔〉辨疑》。在此节中，我从版本、内容、史实三端揭出大量疑点，现只拈出其中一点来说。《闲笔》云：“其书中所假托诸人，皆隐寓其家某某，凡性情遭际，一一默写之，惟非其真姓名耳。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此种表述，令人想起梁启超提出的“从思想的时代的关系辨别”的辨伪方法。他说：“甲时代和乙时代的思想必有关联影响，相反相成，不能无理由的发生。乙时代的某种思想，一定有他的生成原因和条件；若没有，便不生。倘使甲时代在乙时代之前，又并没有发生某种思想之原因和条件，却有涵某种思想的书说是甲时代的，那书必伪。”他举《管子》为例，说：“《管子》之中，有批评兼爱、非攻、息兵的话，这分明是战国初年，墨家兴起之后，才会成为问题”，因为管仲（？－前645）是春秋初年人，墨翟（约前468－前376）是战国初年人，“‘兼爱’‘非攻’完全是墨家的重要口号，墨家的发生在管仲死后百馀年，管仲除非没有做《管子》，否则怎么能知道墨家的口号呢？”（《饮冰室专集》之一百四：《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熟悉红学史的人都知道，胡适1921年撰《红楼梦考证》，力排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第一次提出“《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观点，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直到1952年，胡适在介绍他的治学方法时还说：“我的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自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写的就是曹家的历史。”有关“自叙传”的假设是“新红学”最基本的口号，是胡适首创的专利；在胡适之前，不曾有人说过“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的话，若有，胡适——连同整个“新红学”，就不可能有如此显赫的地位。然而，在胡适一百多年前的裕瑞，居然对“自传说”加以批判，断言贾宝玉不是作者的“自己写照”（自传），而是“叔辈某人”，简直成了神话。周汝昌先生十分得宜地称之为“‘自传说’的一种变相（可称之为‘叔传说’），小小转换，本质无殊，因此思元斋的推论说脂砚其叔辈，也不过是附会之谈。”“变相”、“转换”、“附会”，用得都很贴切，《枣窗闲笔》自作聪明地要以“叔传说”来转换“自传说”，说明它只是“自传说”的一种变相。它之不可能产生于胡适之前，是不容置疑的。
四、“未获亲炙”、“嘉张子之孝思”该如何诠解？
从总体上讲，《春柳堂诗稿》并不是一本伪书，因为它并没有明说诗中所咏的曹雪芹（芹溪），就是《红楼梦》的作者。它之所以令人生疑，更多的可能出于后人的误会。
按说，《八旗艺术编目》既已明确记载“《春柳堂诗稿》，汉军兴廉著。兴廉，原名兴义，字宜泉，隶镶黄旗，嘉庆己卯举人，官侯官知县、鹿港同知”，则宜泉先生之身世已大体清楚。我原先以为巴噜特恩华本之于杨钟羲，而杨钟羲其人已入民国，对此说并不信从；刘世德先生批评我“跟随在王利器先生的后面，将杨钟羲、恩华二人的说法奉为唯一的定论”（3.131），并非事实。但是，当我读了刘世德先生“张宜泉不是兴廉”、“兴廉也不是张宜泉”的论证以后，我反而相信起杨钟羲等人的说法了。刘世德先生在对《春柳堂诗稿》发现和研究的历史作了一番回顾之后说，由于“原书卷首署‘宜泉先生著’，只交代了作者的字或号，而没有说出他的姓和名。这就导致了作者被指认为另一个不相干的人。先是《白山诗介》的编者杨钟羲找到了一个有名有姓的人——兴廉，把他推上了《春柳堂诗稿》作者的位置。”（3.123）他指责杨钟羲“在断定兴廉为《春柳堂诗稿》一书的作者的同时，没有向读者出示任何证据，迄今为止，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一项把《春柳堂诗稿》和兴廉直接联系起来的、合二而一的、在杨钟羲之前的文字记载。看来，是‘宜泉’二字的偶合，使他犯了看朱成碧的错误。后来《八旗艺文编目》的编者恩华沿袭了杨钟羲的说法，以讹传讹。”（3.124）这种挑剔是毫无道理的，《八旗艺文编目》是一部目录学著作，“此目采辑满、蒙、汉八旗人的著述。先著录书名，次著者姓名，并考述他的经略于后。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这些书是编者收藏的，则注一‘收’字；转抄的，则注一‘抄’字；不是自己收藏，或曾见过原书，或据别种书目著录，都加附注”（申畅等编：《中国目录学家辞典》329页），故关于《春柳堂诗稿》的著录，当有所据。就是杨钟羲本人，“光绪十一年（1885）中试为举人，十五年（1889）会试登第后经殿试得‘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光绪二十五年（1899）至一九一一年间曾先后为历任湖北巡抚、两江总督的端方做幕府，还做过前后约五年的中级地方官吏，历任浙江候补知府（分管杭州落地捐事兼谳局提调）、署安陆知府、署襄阳知府、江宁知府、淮安知府等职”（北京古籍出版社：《雪桥诗话馀集出版说明》）。而为《春柳堂诗稿》作序跋的贵贤、延茂、济澄是光绪二年（1867）、同治二年（1863）、光绪九年（1883）进士，因而，是杨钟羲同一时代、同一阶层的人物。杨钟羲熟悉诗坛掌故，他指宜泉为兴廉，亦非妄断。再说目录学家的著录，乃是正常的工作，并不需要“出示证据”。杨钟羲、恩华并未介入后世《春柳堂诗稿》中曹雪芹史料的争论，对于此书的著录，是绝无其他居心的。
刘世德先生判定兴廉不是《春柳堂诗稿》作者的一条重要论据是：“《春柳堂诗稿》的作者是张宜泉，他有姓，姓张”，根据是：宜泉的嫡孙叫张介卿，“嫡亲的祖孙二人当然是一个姓”。这种推论，是不能成立的。《诗稿》卷首署“宜泉先生著”，并无“张”字；宜泉的孙子叫张介卿，宜泉本人却不一定就姓张。如前面提到的傅恒，哥哥名富文，父亲名李荣保，伯父名马斯喀、马齐、马武，祖父名米思翰，曾祖名哈什屯，可知“傅”并不是他的姓。按旗人原本有氏而无姓，随着逐渐汉化，有人开始为自己取汉姓。就以杨钟羲为例，他“祖籍辽阳，祖上原是满洲旗人中的汉姓（即以尼堪为姓氏者），于乾隆年间改隶汉军正黄旗。他原名钟广，二十四岁时改名，冠杨姓。”（北京古籍出版社：《雪桥诗话馀集出版说明》）杨钟羲生于同治四年（1865），二十四岁为光绪十五年（1889），正是张介卿持宜泉诗稿乞贵贤撰序之时，可见当时有一股旗人冠汉姓的风气，张介卿之“张”，大约也是此时冠上的。
关于《春柳堂诗稿》的署名问题，刘世德先生作了如下的解释：
至于光绪刊本的作者署名，为什么作“宜泉先生”，而不作“张宜泉”，那恐怕是出于刊刻者的主意。刊本卷末有两行题字：“副护军参领衔内务府会计司主稿笔政德贵敬刊”，可知刊刻者为德贵，其人必非作者的直系子孙。他不肯出作者之姓、名，而仅称其字或号，并缀以“先生”二字，显然是为了表达他自己对这位前辈作者的一种敬仰的心情。（3.126）
这个问题其实十分简单：《诗稿》为作者的嫡孙（直系子孙）张介卿所刻，他对自己的亲祖父，是不能直呼其名的，所以在卷首十分得宜地署上了一个表字，并缀以“先生”二字，这恰好证明，兴廉的确是宜泉的名，所以作为孙子，张介卿才没有署上的。
刘世德先生还说：“兴廉和张宜泉二人的生活经历截然不同，前者中过举，做过官，后者一生与官场无缘。”证据在《五十自警》一诗中“服官惭计拙”一句：“‘服官惭计拙’一句表达了张宜泉羞惭的心情。意思是说，他未能去‘服官’，原因在于他的‘计拙’。”“‘服官惭计拙’，明明是说他没有服过官，怎么可以理解成反面的意思呢？泾渭分明，岂容混淆。”（3.134）按，服，从事、担任之意，出仕曰服官，务农曰服田，经商曰服贾。诗中以“服官”与“衣帛”对举，皆为实指。“服官惭计拙”，意谓做了官而不甚称职，怎么可以曲解为“求仕”、“求官”呢？求官的途径，包括科举与捐纳；求官不成，自惭的应是“才”、“财”之匮乏，与“计”拙何干？魏子云先生据《诗稿》中“传家笏未遗”，判断宜泉为世家子，“小臣忻圣化，经过不辞频”，“怀国浑忘苦，勤王岂惮劬”，判断他做过官（《治学考证根脚起——从〈春柳堂诗稿〉的曹雪芹说起》，《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2期），都为确论。说到诗题中的“自警”二字，刘世德先生解释说：“作者为什么要‘自警’呢？原来是：已经到‘知天命’的年纪了，还没有取得功名，还没有谋到一官半职。”（3.133）没有取得功名，应该“自励”、“自强”；做了官以后，方该“自警”、“自律”，“泾谓分明，岂容混淆”！再说，如果宜泉真的“终身无功名，晚年以教馆课徒为生”，“必非作者的直系子孙”而且又身居高位的“副护军参领衔内务府会计司主稿笔政德贵”为什么要“敬刊”这部诗集，以“表达他自己对这位前辈作者的一种敬仰的心情”呢？
为了牵合己说，刘世德先生还对贵贤、延茂、济澄于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为《诗稿》所撰序跋中若干关键文字进行了曲解，现分述于后：
1、“未获亲炙”，“不获亲其杖履”
贵贤的序中说：“余虽知先生大名，所恨未获亲炙。”延茂的序中说：“余生也晚，不获亲其杖履，而耳熟能详，心仪已久.”我以为这足以说明贵贤、延茂二人虽未亲见宜泉本人，但生活年代是相合的，只是辈份稍晚，未能“厕列生徒”而已。刘世德先生却争辩说：
贵贤所说的“未获亲炙”，以及延茂所说的“不获亲其杖履”云云，表达了他们的一种遗憾的心情。其意是说，他们没有赶上张宜泉生活的年代，因此没有机会追随他的身侧，并当面接受他的教育。这样两句话，再加上一句“余生也晚”，分明是说，他们不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所以没有遇面的机缘。这三句话，充其量，在时间上只能定出一个下限（光绪十五年，张宜泉已不在人世），而不能定出一个具体的、明确的上限（张宜泉死于这一年或那一年）。按照行文的惯例，对于长于自己一辈的人，贵贤、延茂固然可以这样说；对于长于自己两、三辈，乃至四、五辈的人，他们照样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戴上有色的眼镜，而是客观地看待贵贤、延茂的这几句话，那么，下述几种可能都是存在的：张宜泉死于光绪年间（这是最小的可能性），死于同治年间；死于咸丰年间，或道光年间，死于嘉庆年间；死于乾隆年间；甚至死于雍正年间，或更前的年代。（3.139）
“亲炙”，朱熹谓“亲近而熏之也”（《孟子集注》）。“未获亲炙”的时间感是非常明确的，只有当有可能“亲近而熏之”而卒未能实现的情势下，使用这种词语，才是恰当的。以在红学研究上都有成就的何其芳、鲁迅、王国维为例：刘世德先生所爱敬的何其芳，对我来说就无一面之缘，如果我说“余虽知先生大名，所恨未获亲炙”，就十分贴切；若对我出生前五年就已故去的鲁迅也来上这么一段，就有点不伦不类了，因为我根本没有获得“亲炙”的可能，又“恨”些什么呢？假若我相信了刘世德先生的话，对王国维也说“所恨未获亲炙”，人们一定怀疑我的神经出了毛病。刘世德先生所谓“对谢世不久的作者会这样，对谢世很久，乃至五千年之久的作者也会这样”的“行文惯例”，是根本不存在的。“未获亲炙”的特定内涵，确定了宜泉最多是长贵贤、延茂一辈的人。
2、“嘉张子之孝思”
贵贤的序中说：“嘉张子之孝思，不没先人之善。”延茂序中也说：“可以见张子之孝思不匮矣。”我据此判断光绪十五年（1889）张介卿当正处青壮年，刘世德先生反驳说：
这里牵涉到对“子”这个字的理解。“子”是古时对男子的美称和尊称。《谷梁传》宣公十年：“其曰子，尊之也。”注：“子者，人之贵称。”其实，不论年岁的大小、辈份的高低、地位的尊卑，人们基本上都可以称对方为“子”。
按，我之所以判定张介卿其时正处青壮年，根据并不在于对“子”的妄解，而是在于对“嘉”与“孝思”的诠释。嘉，有表彰之意，如“嘉与”、“嘉许”、“嘉纳”、“嘉尚”、“嘉惠”、“嘉重”，一般都用于上对下的场合，而当一方以“孝思”称许另一方时，前者也必定是辈份较高的长者，而绝不会相反。贵贤、延茂二人的年龄虽不及知，但皆为现职之官员，光绪十五年（1889）时，不会超过六十岁。我以前假定张介卿为四十岁，还是大大放宽了的，他完全可能只有三十岁，甚至还要小。
“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人的生命的天然局限，是无法超越的，这注定了考证宜泉的生活年代，只能有一种可能的抉择。令人感到惊诧的是，刘世德先生尽管十分正确地指出“在考据中，在对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进行抉择时，如果只选取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而排斥其他的多种可能性，那就必须以另外的证据为支柱。否则，严肃的考据工作就有可能变成一场随心所欲的游戏了”（3.136），在行文时，也尽管十分客观地摆出了“多种可能性”，但在“简短的结论”的第二条，却赫然写上“张宜泉是乾隆年间人”（3.148）几个大字！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科学的态度。从刘世德先生“唯一能够肯定”的前提——光绪十五年“张介卿还活着”出发，结合《诗稿》的内证和外证，只能得出唯一的结论：宜泉是绝对不可能和卒于乾隆壬午癸卯间的那个曹雪芹相交的。
三
对于脂本脂批的辨伪问题，红学家还相继提出了许多疑问，诸如：“‘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不仅有甲戌本，还有己卯本、庚辰本等大同小异的众多本子在，难道这些都是刘铨福伪造的吗？”“否定一个甲戌本就能否定整个脂本系统十几个本子的存在吗？”（3.169）还有红学家，或从刘铨福“品格志趣都很高尚”的为人出发，以为“不像是干卑鄙勾当的”；或者从半亩园主人崇实与新科进士濮氏兄弟的“鉴定家之眼”出发，说“刘铨福若真的私下伪造了一个《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恐怕也不敢把那样一个纸质墨色一新的东西当作文物带到这些行家而前去展览的吧。”（3.186）……
凡此种种，实与对“伪书”以及伪书的种类的理解混淆有关。梁启超曾将伪书分为十种：
1、全部伪；
2、一部伪；
3、本无其书而伪；
4、曾有其书，固佚而伪；
5、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
6、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皆伪；
7、内容及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伪；
8、盗袭割裂旧书而伪；
9、伪后出伪；
10、伪中益伪。
（《饮冰室专集》之一百四：《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以卷烟假冒案为例：用树叶冒充烟叶的，自然是假烟，烟叶中掺杂树叶的也是假烟；以次充好的是假烟，烟叶质量虽好而盗用名牌的，仍然算假烟，皆在打击取缔之列。说脂本是后人的作伪，并不是说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伪造的。脂本同样是《红楼梦》，它与程本的差别，从总体上讲，不过是“微有异同”，而从篇幅上讲，脂本将一百二十回的有机结构加以腰斩，则属于“割裂旧书而伪”的范畴。只是脂本为了突出自己“原来”的特点，对程本进行了增、删、改，所以在不少文句段落上，确实又“大相径庭”，其间哪怕是一字一句的差别，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审美上，又往往是带根本性的，所以决不可等闲视之。小的方面如改“世荣”为“水溶”、改“秋纹”为“媚人”之类，大的方面如第十六回增写秦钟死前的一大段对话，第二十五回多出薛蟠看到林黛玉风流婉转“酥倒在那里”的长文以及第六十三回添加宝玉为芳官改名、又将头发剃去“露出碧青头皮来”之类。联系到具体的版本，刘宽夫道光咸丰间得到的“脂研堂朱批红楼梦原稿”，打的是“原稿”的招牌，是最早的伪本；有正本复以“原本”相标榜，是第一部公开印行的伪本。至于其他未标“脂砚斋”的抄本，尽管它们的底本不是原本，但抄录本身可能出于不同的目的，因此不能一律说成是“作伪”。
说到脂批，情况就更复杂了。最早的脂研堂（斋），不过是众多《红楼梦》批点者中后起的一家，原先也无所谓作伪的问题。刘铨福以“仿《考工记》”的手段添加了部分批语，迳指“脂砚与雪芹同时人，事皆目击，批笔不从臆度”，方成了作伪的始作俑者。民国以后，复有人在其上添加新的批语，则是“伪后之伪”的货色：其一，将经过改篡的文句，有意赞为“原本”，为之提供伪证，通同作伪；其二，加添坐实《红楼梦》成书流传年代与作者家世生平的新批语，以欺骗读者。最典型的例证是庚辰本中的署畸笏叟的批语竟有两类，一类是墨批，批在第十七至十八回、二十二回、七十五回正文前后之另页，内容是“此回宜分二回方妥”、“此回未完而芹逝矣”、“缺中秋诗，俟雪芹”之类，字体与朱批不同。这样，在同一版本中，就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畸笏叟的批语。不论把庚辰本看成作者的稿本还是后人的抄本，这种现象都是无法解释的.事实只能是：墨写的畸笏叟的回前回后的总批，乃是“伪中之伪”，而这恰好是红学家最倚重的“史料”！
从道德人品上为刘铨福辨冤，多是一厢情愿之谈。姑不论乔松年之类友人的题赠诗能否作为鉴藻人物的标准，说刘铨福是“都下无比”的大收藏家，“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会去造一部假书的”，就有点过于天真。缪荃孙的广收典籍，精于考订，大约远在刘铨福之上，但《京本通俗小说》之是否出于他的作伪，至今还是古籍考辨的一重公案，好像并无人因此而愤愤不平。大收藏家、大书画家制造赝品，或为赝品所骗的事例，可谓层出不穷。脂本是很蹩脚的抄本，无论在外观还是内容上，都堪谓破绽百出，比起那班染纸制旧、配纸接补、挖改牌记、撤序抽目等伪造宋元旧椠的高手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仅仅举出“纸已黄脆了，已经了一次装订”、“刘铨福的题跋有四条之多”，就叫人“没有话说”，是办不到的。至于非得证明了己卯本、庚辰本也是刘铨福伪造的前提下，才能同意甲戌本是刘铨福伪造的，就更不合理了。当今假冒红塔山香烟的事全国皆有，在福建抓获了伪造的案犯，只要证据确凿，就可定案，并不非要证明新疆、黑龙江的假冒红塔山也是他伪造的不可。
红学家虽然矢口否认脂本有出于后人伪造的可能性，但在他们的行文中，已经透露了相反的信息。刘世德先生在“作伪要有一定的土壤”一节中说：“作伪者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个小集体。他或他们所要面对的却是整个的社会。如果在社会上没有一定的土壤作为培育的基础，如果不会给作伪者带来任何的、丝毫的益处，那么，这些作伪的现象是难以滋生的。”（3.146）为此，他提出了在红学范围内作伪需要具备的六个社会条件：
第一，小说已跃居文坛的主流地位。对小说的创作和评论、研究，在学术界和在社会上，受到了足够的、普遍的重视。
第二，《红楼梦》作为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而不是作为茶馀饭后的消遣物或密电码汇编、谜语专集之类，被人们阅读、评论和研究着。
第三，《红楼梦》拥有着巨大的读者群。
第四，红学研究蔚然成风，形成了一定的气候。
第五，曹雪芹之名，家喻户晓。他的《红楼梦》作者的身份获得了绝大多部分人士的认可。他的生平、家世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了解和熟悉。
第六，《红楼梦》的“脂本”和“程高本”在文字、情节上，在价值上的区别引起了注意。搜集、研究《红楼梦》的版本，成为红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然后，他得出结论说：
从小说学史和红学史上看，只有经历了两个转折点，即本世纪的二十年代（“五四”运动以后）和五十年代（全国解放以后），上述六个条件才能在总体上具备。也就是说，在有关曹雪芹生平、家世的问题上作伪，在有关《红楼梦》版本的问题上作伪，一般来说，近则可能发生在五十年代以后，远则只能发生在二十年代以后。（3.147）
刘世德先生的意见，是大体上可以赞同的。如果能够进一步反思一下：既然发生在五十年代以后的作伪（包括《废艺斋集稿》、曹雪芹画像等），已经一件件被揭穿、被曝光了，而发生在二十年代以后的作伪却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恐怕很多人就会赞同补上辨伪一课了。
蔡义江先生的一段话，可能更为符合辨伪的原理：
历来野史总是只写古人、死人或别人的事，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家庭兴衰际遇、悲欢离合和自己的亲见亲闻、亲身经历作为素材来编故事、写小说的.所以，作者的思想、经历、家世等等是从来不在考据范围之内的。……以为只要关涉到作者及其家事情况的话，都会被看成重要材料，都不会被‘弃置不顾’，这是把‘五．四’以后才有的新观念，甚至是今天的文艺创作思想加到乾嘉时代的人的头上去了。（3.164）
他还推论道：清代没有人会去“冒充‘与雪芹同时人’而宣称‘事皆目击’，不管是不是所谓假托脂砚的刘铨福。……因为没有人相信书中所写是作者自家事，根本不存在想证明这种关系的需要，造出来又能吸引谁呢？”（3.165）既然谁也“不关心作者是谁”，那么，一百年后的一位与作者毫无牵连的刘铨福跑出来郑重其事证明“脂砚与雪芹同时人，目击种种事故”，又是为了什么呢？须知，认为《红楼梦》是写“作者自家事”的观念，恰恰是胡适在1921年第一个提出来的，从此，红学界才开始“存在”想证明这种关系的“需要”了。伪书，不仅满足了胡适求证自己的“大胆假设”的需要，而且也赢得后世一大群继起者盲目的信任，现在已经到了迷途知返的时候了。
段玉裁说：“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非，则多误后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难》）刘世德先生说：“红学总有做不完的文章，不但如此，有些红学的文章往往还免不了需要从ＡＢＣ做起。”（3.121）这话说得并不错。红学的ＡＢＣ，就是辨伪。科学的红学大厦必须建筑在《红楼梦》版本源流考订的坚实基础之上，这才是真正的“正本清源”。《红楼新辨》的撰述，正是将辨伪引入《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尝试。通过我和曲沐、陈年希等同志对程甲本的校注，特别是经历了《红楼梦学刊》这场“全面批驳”的洗礼，我对自己辨脂本之假、而认程本之真的观点，益加坚信不疑。我注意到中国红学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冯其庸先生在《红学之路漫漫》中说的话：“《红楼梦》是永远讨论不完的，它将与人类的历史并存。我确信，在研究《红楼梦》的学术领域里不论有多少见解，也不论其见解是否发自权威，历史只能选择一种，即真实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见解。”（《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9月22日）我赞赏这种学者的气度，故对《红楼新辨》的校样未作任何本质变更，照样付梓，以供历史的裁夺。
（《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