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新红学”，是已历百年的老店。研究《红楼梦》的人，都感受到形势的变迁；连最忠于“胡适红学”的人，也不能靠重复老话过活了，因为历史已迈入“后胡适红学”时期。张庆善先生《中国艺术报》2018年4月11日答问《〈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为何变为“无名氏”？》与《光明日报》2018年7月10日答问《〈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是谁》，耐人寻味，称得上是“后胡适红学”的奇异风景线。
一
《中国艺术报》的报道说：《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作者问题不是“新闻”，实实在在是“旧闻”，是讲得非常到位的。因为早在2008年《红楼梦》新校本第三次修订出版时，署名就由“曹雪芹、高鹗著”，改为“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了。主持其事者，正是当时的红坛领袖冯其庸。
冯其庸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改动？《文艺报》2014年1月24日赵建忠的专访《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访文化学者冯其庸》，在回答“《红楼梦》‘著作权’问题上已不再坚持高鹗‘续书’说而仅仅承认他参与了这部著作的‘整理’即编辑性质的工作，这是否意味着您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时，冯其庸是这样说的：
说《红楼梦》是由程伟元、高鹗共同整理后出版的，有文献依据，这就是乾隆五十六年印行的“程甲本”上他们二人的序言，后来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不相信序言，认定高鹗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这个结论影响了红学界数十年，我主持的新校本初版也受到这种习惯势力的影响。当时就有学人质疑，其后不少红学研究者重新审视胡适当年立论的内证、外证，发现根据并不很充分，首先我们认为程高序言是可信的，其次对程伟元、高鹗的研究进展很大，纠缪拓新，再者，从时间上看，数月之内续成四十回大书殊不可能。因而三版时改为曹著、程高整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也归曹雪芹，新校注本同时也标明了系“无名氏续”，高鹗续书只是一种可能，这样改动留下了继续探讨的空间，较原来更为客观稳妥。
被誉为“新时期红学的‘定海神针’，新时期红学的灵魂人物”（《红楼奥义隐千寻——纪念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文艺报》2017年3月3日），冯其庸自以为已经将问题说清楚了。无奈广大读者不买账，署名变化所引起的争议，仍在持续热烧。冯其庸虽已驾鹤西去，但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红楼梦》（珍藏版），仍然面临着市场的挑战。《光明日报》形容道：“扉页上作者署名‘（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一项，刹那间被细心的读者捕捉到一点点变化。”就是这种挑战的真切写照。严酷的形势，迫使出版社需要寻找权威发言人加以澄清。身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的张庆善，便作为最佳人选被推到了前台。
张庆善既不是《红楼梦》校订组成员（《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第230页，讲到《红楼梦》校订组时，颇有点惜墨如金，仅说“从外地调来的七八个同志都被调回去了，就剩我和吕启祥、林冠夫、陶建基四个人了”，内中显然没有张庆善），大约也没有参与将续写者由高鹗变成“无名氏”的拍板，只因被冯其庸选为接班人，只好勉为其难来“条分缕析，对署名变化做出详细解读”了。
说张庆善的条分缕析是勉为其难，是因为他是有自己的观点（或者说看法）的。这就是：“其实《红楼梦》是写完了。”他的根据有二：
一是从创作规律而言，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历时十年之久，不可能只写出前八十回就不再往下写了，翻来覆去只修改前八十回，这不符合创作规律。
二是根据现有的大量脂砚斋批语，已经透露出八十回以后的情节，曹雪芹的亲友脂砚斋、畸笏叟都已经看到了这些稿子。
第一条用“创作规律”，虽然有些牵强，却说得不无道理。不仅十年中翻来覆去只修改前八十回，不符合创作规律；而且书中“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话，恰是《红楼梦》是写完了的证据。如果整部书没有写完，怎么去“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冯其庸和张庆善都认为“程高序言是可信的”，而程伟元是这样说的：“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馀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馀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告成矣。”“百廿卷之目”的存在，表明底本就是全本；后来陆续搜罗到的残卷，不仅情节“尚属接笋”，回目亦与总目契合，证明它正是散失的部分。
第二条抬出“脂批”为护法，证明《红楼梦》是写完了，就完全不合适了。假如退回去三十年，在“对脂评不加任何鉴定和研究就完全无批判的接受”的背景下，这样做也许还可原谅；而到了以脂批为圣经时代一去不返的今天，就大成问题了。张庆善曾奉冯其庸之命，阻挠过《还原脂砚斋》的出版，对脂砚斋受到的严峻质疑，应该是有所了解的。只是他没有认真研究过脂砚斋，不明白脂砚斋的价值，是充当胡适“书未成，而雪芹死了”的“大胆假设”的物证。如甲戌本批道：“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批道：“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重点就在认定《红楼梦》为“未完”之书。但后出的庚辰本，为了反衬程甲本后四十回之“谬”，有意“透露”出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如第二十一回批：“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三十回，犹不见此之妙。”第四十二回批：“请看黛玉逝世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炮制者自作聪明，忘记这与“书未成而雪芹死了”是矛盾的，演出了自己打自己嘴巴的闹剧。
张庆善的本意，既然是曹雪芹完成了《红楼梦》的全部写作，但还要硬着头皮回答后四十回作者为何变为“无名氏”，反映了作为“遗嘱执行人”的彷徨与无奈。他没有冯其庸泰斗般的豪情，也没有冯其庸巨擘般的霸凌。既不敢说曹雪芹完成了《红楼梦》，续书云云完全是扯蛋；更不敢说将被苏雪林说“别字连篇”、“文理蹇涩”，被周策纵说成“不通”“累赘”、“大煞风景”的庚辰本，加上程甲本后四十回拼凑起来的通行本是糟蹋了《红楼梦》！这倒不是怕冯其庸从坟墓中跳出来，而是背后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集团利益在。
冯其庸如果尚在，这种文章根本就不必写；即便要写，也不会写成这样的状态。可怜的张庆善，在被绑架的情势下答问，又不能简单地重复冯其庸的老话，只能在“基本写完”上做文章了：“张庆善说，其实《红楼梦》是写完了，但没有最后修改完，而且八十回以后的稿子又丢掉了，因而留下后四十回续书问题。”吞吞吐吐，敷衍塞责。
张庆善是这样来反驳“高鹗续书说”的：“高鹗只是整理者之一，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高鹗续写后四十回的根据都不成立，而且在程伟元、高鹗刊刻程甲本以前，就有《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抄本存在，高鹗也没有时间去写。”既然看出高鹗“数月之内续成四十回大书殊不可能”，那这重大任务又怎么由“无名氏”完成呢？我们也以“创作规律”来分析分析。
当《红楼梦》八十回本流传之时，读者当然都渴望读到后四十回，他们的心理趋向，就是程伟元所说：“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于是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唯独这位“无名氏”，早已断定后四十回绝无找到的可能，便自己动手来续写了。于是问题来了：如果这位“无名氏”在得知程伟元刊刻《红楼梦》之前，就已经开始续写，他怎么敢保证自己所续定会与前八十回合璧刊行传世？如果是在得知程伟元刊刻《红楼梦》之后，“遂有闻故生心思谋利者伪续四十回，同原八十回抄成一部，用以绐人”（借用《枣窗闲笔》语），时间怎么来得及？况且，他又是如何通过“鼓担”，将稿子送到程伟元手中的呢？
从学理上讲，否定了先验的“高鹗续书说”，唯一的抉择是承认《红楼梦》是写完了，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是出自同一作者的统一体。冯其庸明明意识到错了，却咬紧牙关不认帐。不情愿承认全本《红楼梦》统出于曹雪芹之手，目的是为了坚守“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是最接近作者亲笔手稿的完整的本子的谬见，这与张庆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何必站出来为之死抗到底呢？
人民文学出版社听信冯其庸的主意，不再把高鹗列为作者，作者是曹雪芹和无名氏，尤为荒唐无稽。须知“无名氏”不是古代词汇，更不是版本用语。以版本学论，古籍不知作者为谁，一般说法是“佚名”（如唐诗《金缕衣》）。佚名者，不是没有姓名的人（“无名氏”），而是在书中没有署名，或姓名无法查寻而已。张庆善信誓旦旦地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新校本署名改为“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是对学术的尊重与对读者的负责，是力争恢复历史真面貌，是为程伟元、高鹗正名，这是多年来红学界关于后四十回续书作者问题研究成果的客观反映”，不过是替冯其庸的可笑行径背书，替《红楼梦》新校本允诺保证，借以提高其诚信度而已。
二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红楼梦》（珍藏版），作者署名“（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细心的读者捕捉到的一点点变化，仅止于“无名氏续”，而他们所关注的，亦仅止于“《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到底是谁”；无论问者答者，对于“曹雪芹著”，显然都以为是理所当然，毫无疑义的。
唯独2017年11月首届非主流红学论坛，张风波先生的一篇《从出版通例，看〈红楼梦〉出版乱象》，提出了《红楼梦》署名的混乱现象：有署名“曹雪芹著”的，有署名“曹雪芹、高鹗著”的，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的，还有署名“曹雪芹著，程伟元、高鹗整理”的；同一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发行两种《红楼梦》，作者署名竟不一样（一标准书号为9787020051700，一标准书号为978702002207）。于是提出了“成书非经一人之手的图书，和作者无法考证的图书，在成为现代出版物时，如何署名”的问题。他举例说：《汉书》是由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完成的，中华书局出版的《汉书》，只署名班固。按照出版通例，如果确定曹雪芹是《红楼梦》主要作者，完全可以不去理会续书者是谁，整理者是谁，直接标“曹雪芹著”就可以了；如果承认《红楼梦》作者还是无法确知，还是有待考证的话，《红楼梦》的作者署名应该付之阙如。
文章尚未正式发表，故这一意见尚未引起重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邀请全国十八省市百位学者，编纂了一部《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此书的《编辑说明》（后以《〈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编纂中若干目录学问题》为题，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收进《古小说研究论》，巴蜀书社1997年5月版）写道：
关于作者，凡例规定先著录原书所题，然后写考证所得，这样做，是为了求得客观性与科学性。如《隋唐演义》，按原书著录，题“剑啸阁齐东野人等原本”、“长洲后进没世农夫汇编”，而不径书“褚人获撰”。因为《隋唐演义》是褚人获将剑啸阁之《隋史遗文》、齐东野人之《隋炀帝艳史》等汇编而成的，与独立创作之“撰”有着根本的不同。同时，先著录原题撰人，还可以避免可能的错误。如光绪三十四年集成图书公司刊《扬州梦》十回，作者“仙源苍园”，不少人都以为是作《九尾龟》之张春帆，实非。若径题张春帆撰，就要出错；而照原书所题著录，即使弄错，还有重新考订的馀地。凡例还规定，原书不题撰人的亦须注明，这对于弄清小说的著作权，也是很要紧的。如《西游记》，现在一般人都知道是吴承恩所作，实际上见存明刊本，都未署撰人，清刊本则题元代道士长春真人邱处机作，于此，均如实加以著录；若径书吴承恩撰，就不是科学态度。题署别号与不题撰人，虽都没有披露作者的真实姓名，但二者还是有不同的。名之与人，不过一种符号，“青心才人”、“天花藏主人”，实亦可视为作者之名，故本书一般不用“无名氏”字样，更不取“佚名”的提法。一书若无题署，就著录“不题撰人”；如因残缺卷首，难以判定有无题署，就著录“不知撰人”。作者生平事迹可考者，得尽可能准确地写明其真实姓名、生卒年代、籍贯里居，经历著述等。学术界有不同观点而尚无定论者，如《金瓶梅》作者之争，《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生平之争，一般都举其大要予以客观介绍，同时适当表明撰稿人言之有据的意见。如编者与撰稿人有不同意见，但又无确实把握定论者，则一般尊重撰稿人之意见，如《五色石》、《八洞天》之作者是否为徐述夔，即其一例。对作者题署有疑问的，如《盘古至唐虞传》，题“景陵钟惺伯敬父编辑”，“古吴冯梦龙犹龙父鉴定”，《岳武穆王精忠传》题“邹元标编订”，学术界有人颇疑为假托；但如无可靠证据，本书亦照原题著录，不轻下“假托”、“作伪”之断语。有些跨清末民初两个时代的作者，则着重介绍在清代的经历。如撰《黑天国》之“三爱”，经考证，即系著名的陈独秀，本书只介绍其于清季的文学活动，而截止于其后之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馀皆省略。同一作者撰有数书的，作者在最先出现的条目中介绍，后皆从略。由于同一作者所撰各书之条目，可能分出数人之手，或取或删，唯以先后为准。
按照版本学通例，确认一部书的作者，主要依据是正书首页首行（版本术语称“卷端”）的题署。但所有未经整理的《红楼梦》版本，包括刊刻本和手抄本，卷端一律不题撰人姓名。如严格地按通例执行，《红楼梦》的作者署名，确实就应该付之阙如。古籍中的序跋，也包含有关信息，是判断作者的有效材料。但《红楼梦》所有版本，包括刊刻本和手抄本，所有序跋无一指明作者的名字，唯一例外是程甲本《红楼梦》程伟元的序：“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唯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程伟元的话，不知被多少人引用过，但大家只注意到“唯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几个字，却忽略了“作者相传不一”另外几个字，而恰恰是最重要、最关键的。
程伟元的序，作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那个历史坐标上，他所听到的关于《红楼梦》作者的信息，是“相传不一”。“不一”者，不止一个也；恐怕也不止两个，至少在三五个以上。但肯定地，“雪芹曹先生”不在其内。道理很简单：如果“作者相传”之一，就有曹雪芹，再印证以“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程伟元就可作出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结论，这个悬案就不必由后人来破解了。所以，“作者相传不一”，就意味着在乾隆五十六年，人们不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同时也意味着《红楼梦》作者探寻的多元性。
有人也许会问：《红楼梦》不是明写着“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话吗？但书中不是又明确地说“将真事隐去”、“满纸荒唐言”吗？“曹雪芹”与“悼红轩”，焉知不是“荒唐言”的组成部分呢？
——当然，在新的《红楼梦》出版物上，标以“不题撰人”，或将署名付之阙如，读者可能会不习惯。可行处理的方案是：既然已经习惯说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那就将其视为笔名可也。我和曲沐、陈年希、金钟泠校注的花城版《红楼梦》，就署“曹雪芹著”，而且装订成上下两册，至今不悔；如果再版，也不会改换。
当然，我们认可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并不意味赞同他名霑，字梦阮，号芹溪，是康熙年间任江宁织造的曹寅的孙子。我们提倡《红楼梦》作者探索的“异质思维”，是因为多一种说法，多一种可能，为研究提供多向度、多层面的思维，总是好的。
三
《中国艺术报》还披露了张庆善的另一个身份——《红楼梦大辞典》主编。《红楼梦大辞典》原由冯其庸、李希凡主编，1991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初版，2010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增订本。其后，又酝酿重新修订，甚至引发了《红楼梦》研究所内的风波，将原所长逐出红学队伍，确定由张庆善担任主编，人们自会寄以厚望。
如何提高《红楼梦大辞典》修订的质量？窃以为关键不在增加多少词条，而在站在什么立场。换句话说，是站在“胡适红学”的立场，还是站在“后胡适红学”的立场，才是最最紧要的。
旧《红楼梦大辞典》虽由冯其庸、李希凡主编，但决策者是冯其庸，李希凡只是配角。1991年起步，正是“胡适红学”登峰造极时期，对其顶礼膜拜，是极其自然的事。且看2010年增订本对“新红学”条的定义：
1919年的五四运动，批判了封建主义的旧文学，开创了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当时文化阵营中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尼采哲学、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等都得到广泛宣传，新的思想，新的学说，带来了学术观点的新变化。胡适留学美国时的老师是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所以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突出宣传实用主义，并运用它进行文学和历史研究。《红楼梦考证》是他的文学研究方面的一项重要成果。他利用搜集到的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史料，经过考证，得出了《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传”的结论。人们称从他开始的红学为“新红学”。后来，俞平伯也被《红楼梦考证》所吸引，与顾颉刚一起用通信方式讨论《红楼梦》，在此基础上，写成《红楼梦辨》一书，从观点到方法，与《红楼梦考证》一脉相承，而更为丰富完备，都成为新红学的奠基性著作。在红学史上，新红学派不可磨灭的功绩有：一、破除了人们对旧红学的迷信，使红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二、有意识地对作者的家世、生平和交游作了考证，为更好地研究《红楼梦》的作者和小说本身打下了基础；三、肯定前80回为曹雪芹原著，后40回为高鹗所补；四、根据脂评和其他材料，校勘出前80回的残缺情形，探索出80回以后的情节线索，使研究者的眼光更加开阔，等等。新红学派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如他们把小说与“自传”等同；把贾家与曹家，贾宝玉与曹雪芹机械地类比，把具有广阔生活领域的红学，搞成曹家一家的家事，降低了《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473-474页）
将“新红学”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牵扯一起，就是人为拔高“新红学”。将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尼采哲学、进化论和实用主义一道装进“民主主义的新文学”的篮子，统统算是“新的思想”，“新的学说”，未免不伦不类。站在“后胡适红学”的立场，应该与时俱进。应知用那么少的文字，根本说不清五四运动的复杂内涵，说不清“新红学”的历史定位，不如索性删除，只要提一下胡适研究《红楼梦》，是为了宣传实用主义就够了。
将“新红学”的核心归结为《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传”，是不错的。但对新红学派的评价，用“不可磨灭”来形容，就有点过了。所谓四条功绩，前两条“破除了人们对旧红学的迷信，使红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意识地对作者的家世、生平和交游作了考证，为更好地研究《红楼梦》的作者和小说本身打下了基础”，稍作斟酌尚可保留；后两条“肯定前80回为曹雪芹原著，后40回为高鹗所补”、“根据脂评和其他材料，校勘出前80回的残缺情形，探索出80回以后的情节线索，使研究者的眼光更加开阔”，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应该指出其谬误才是。
至于难得指出新红学派的缺陷，如把小说与“自传”等同，把贾家与曹家，贾宝玉与曹雪芹机械地类比，把具有广阔生活领域的红学，搞成曹家一家的家事，降低了《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等等，则不妨予以保留。此是题外的话，仅供参考。
“嚼过三遍的是甘蔗渣”，“不吃别人啃过的馍”，是为文者追求的境界。《〈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是谁》，竭力展现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的坦荡态度，其实都是重复前人说过的话。但张庆善还是要说，因为媒体记者追在后面，因为出版利益集团追在后面，迫使他不得不讲些连自己都不信的套话。然而，它又来得正是时候，它标志着“后胡适红学”的降临，标志着任由“胡适红学”兴风作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2018年7月19日于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