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芹人曹霑画册》是目前红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也是目前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关于曹雪芹的待考文物。画册封面为紫檀木，上面贴有题签“种芹人曹霑画册”。长31.5厘米，宽29.4厘米。全册共有八幅写意画，每幅画都附有诗词题咏。画页与诗页，粘连成帧，八帧粘连，折页成册。画册材质为绢，诗页材质为纸。八幅写意画分别为《芜菁》《芋艿》《残荷》《茄子》《秋海棠》《东陵瓜》《渔翁》《峭石与灵芝》，每画之后均有诗词题咏，包括闵大章题三幅、铭道人题一幅、陈本敬题两幅、歇尊者题一幅、曹霑题一幅。每幅并钤有椭形、方形、长方形白文、朱文印章。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它的真伪问题。
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为第一个阶段，此阶段认定为伪，故尘封在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贵州省博物馆研究人员陈恒安、刘锦发现线索可能有曹霑真迹画册存世。通过这一线索，贵州省博物馆于80年代从清嘉庆年间曾任陕西巡抚的陶廷杰之后人手中购得该画册（也有一说是20世纪60年代购得），当时的价格为人民币25元。但后来画册被鉴定为“伪本”，被命名为“伪曹霑绢本设色花果人物画册”，尘封于馆内仓库，不受关注。1988年，赵竹先生在《贵州文史丛刊》曾发表《〈种芹人曹霑画册〉真伪初辨》（《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4期）一文，但当时反响不大。
2011年到现在为第二个阶段，此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判断其为真作。
2011年，朱新华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关于曹芹溪的一则史料》，从《自怡悦斋书画录》中意外见到一则涉及曹芹溪的史料，即陈浩记载“曹君芹溪携来李奉常仿云林画六幅质予并索便书”，初步推断这是有关曹雪芹的新史料（《文汇报》2011年3月30日）。沈治钧先生核查《生香书屋诗集》后发现，陈浩与敦诚有共同的朋友书法名家周立崖，周氏极有可能与曹雪芹相识。这表明，陈浩已经进入了曹雪芹的交游范围，至少是走近了曹雪芹的朋友圈子，可谓时合、地合、人合、事合、理合。由此判断：
陈浩书李白诗后跋语中所提到的“曹君芹溪”，非常有可能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沈治钧《读陈浩〈生香书屋诗集〉书后》，《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5辑）
之后，崔川荣先生发表了《“曹君芹溪携来李奉常仿云林画”的时间问题》，对新史料做了进一步的解读。2013年，顾斌先生发表《贵州图书馆藏〈种芹人曹霑画册〉考释》（《红楼梦研究辑刊》2013年第2辑），通过对两幅画册中陈本敬及其书体印章一致性的考察，认为《种芹人曹霑画册》中有关陈本敬的信息是确实可靠的，这本画册遂引起学界关注和重视。
2015年1月，已故书画鉴赏家杨仁恺遗作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杨仁恺对该画册的鉴定意见：“画是乾隆时人做，诗与画同时。”“是否曹氏？待考。”（杨仁恺著《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杨仁恺笔下的“曹氏”，即指的是曹雪芹。
2016年9月9日，北京曹雪芹学会、贵州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种芹人曹霑画册》品鉴会”。北京大学朱良志教授认为，画册作伪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但八幅作品是不是都是曹霑所作，则需进一步研究;从整体来看，画作反映的内容与《红楼梦》道禅为主的思想是契合的。北京师范大学张俊教授表示“将信将疑”，倾向为真，并提议希望请古书画鉴定专家对画册的纸绢、墨色、颜料、印章、题跋、装裱等逐一鉴定，以及考察拍卖记录。首都师范大学段启明教授认为，对涉及曹雪芹的资料和文物，都不应轻易否定。对八幅画要有一个整体的研究计划，建议结合《红楼梦》中的诗歌继续做进一步的研究。北京曹雪芹学会副秘书长严宽先生从书画、鉴定学等知识角度，表示与杨仁恺先生、劳继雄先生一样，都力主画册为真。曹雪芹纪念馆范志斌研究员主要对第六幅图是南瓜还是西瓜发表了个人看法。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任晓辉先生转述了9月8日冯其庸先生受邀目验画册后的观点。冯先生认为，杨仁恺等人鉴定这一画册的时间，正是他们精力、年纪最好的时候，他本人比较认同杨仁恺的鉴定意见。
2016年12月13日，台湾“中研院”院士黄一农教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薛龙春教授及贵州师范大学吴鹏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曹雪芹唯一诗、书、画、印俱见的真迹再现”讲座。
三位教授经过多角度考证，认为该本《种芹人曹霑画册》应为曹雪芹真迹：
一、 他们比对了画册与《红楼梦》一书的用字、用典、韵脚、诗风等，认为画册与《红楼梦》作者应为同一人。
二、 他们查考了画册中题字者如闵大章和陈本敬的生活时空，发现与曹雪芹重叠。
三、 他们还发现在画册所盖的印章中，也出现与《红楼梦》小说关系密切的词。其中一个方印更揭示出曹雪芹很可能生于1716年闰三月。
从前人研究来看，《种芹人曹霑画册》的意义和价值比较重大;学术界对于真伪莫衷一是，但不乏认定为真或倾向为真的观点，而争议性正说明了它的重要性。而认定为真或倾向为真的学者大部分是从拍卖记录、书画鉴定、曹雪芹交游者的角度来考察，从画作本身来分析者较少，且多是针对某一幅画或者某一首题诗，尚未对八幅画作进行一个整体性研究。更没有将《种芹人曹霑画册》和他创作的《红楼梦》小说联系分析的论作。
笔者认为，《种芹人曹霑画册》中，画家不仅亲自绘画，还题诗于上，并邀请不同好友题跋，最后将八幅图画结集成册，应该是有一个整体构思。八幅画作中，《芜菁》《芋艿》《渔翁》分别暗含宝钗、黛玉、宝玉的元素;《残荷》隐指林黛玉无望的爱情;《茄子》代指《红楼梦》中“茄鲞”;《秋海棠》隐括海棠诗社，又寓宝钗、黛玉、探春和湘云的命運，尤其以湘云为主;《东陵瓜》借指贾府兴衰;《峭石与灵芝》隐喻木石前盟。综合来看，《种芹人曹霑画册》八幅画作皆与《红楼梦》重要的人物、关键的情节有联系，而尤其以黛玉为主，这和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悲金悼玉”“大厦将倾”的原意也是比较接近的（张惠《〈种芹人曹霑画册〉八幅图与〈红楼梦〉之关系探微》，《曹雪芹研究》待刊）。
下面本文将着重分析《种芹人曹霑画册》之第七幅图《渔翁》，所绘为江畔渔翁乘一渔筏，纵鱼鹰捕鱼，渔翁短衣打扮，赤脚站立，双手持一杆，一鱼鹰站在杆上，嘴中已叼有一鱼。渔筏右侧依稀可见鱼篓、斗笠，被一大蓑衣所遮蔽。图画右上方钤一长方印，印文辨识不清。左边为题诗册页，附行书七律（金朝党怀英《渔村诗画图》）：“江村清境皆画本，画里自传诗语工。渔父自醒还自醉，不知身在画图中。”落款题为“辛巳夏日，陈本敬”。后钤“陈”“本敬”白文方印和“仲思”朱文方印三方。引首钤“玉壶冰”长方印。这幅《渔翁》图隐隐指向《红楼梦》中的宝玉。
《红楼梦》中曾经四次写到渔翁，两次出自宝玉的自况，两次出自他人对宝玉的体认。
宝玉的自况，一次是第二十二回中，宝玉好心，反而落了黛玉和湘云两处埋怨，不由想起前日所看《南华经》上，有“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同一回，宝玉听到宝钗所说的《寄生草》：“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而公认这是由宝钗说出了宝玉的终身。
一次是第五十回，在芦雪庵争联即景诗时，宝玉吟出了“苇蓑犹泊钓”（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两回中，宝玉都以渔翁自比。而且，尤其是第五十回，他明确地表示了，在同是表示隐逸的渔樵之中，他更倾向于渔夫，而不是樵夫。
在他人对宝玉的体认中，一次是第四十五回宝玉探访黛玉：
方要安寝，丫鬟报说：“宝二爷来了。”一语未完，只见宝玉头上带着大斗笠，身上披着蓑衣。黛玉不觉笑了：“那里来的渔翁！”（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一次是第四十九回赏雪：
宝玉来至芦雪庵，只见丫鬟婆子正在那里扫雪开径。原来这芦雪庵盖在傍山临水河滩之上，一带几间，茅檐土壁，草篱竹牖，推窗便可垂钓，四面都是芦苇掩覆，一条去径逶迤穿芦度苇过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桥了。众丫鬟婆子见他披蓑戴笠而来，却笑道：“我们才说正少一个渔翁，如今都全了。”（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在第四十五回中，宝玉交代了斗笠蓑衣这身装扮的由来，是北静王送给他的，那么第四十九回宝玉所穿的这一套应该还是北静王送他的那一身。
《红楼梦》中很少描写人物穿重复的衣服。比如说宝琴穿的野鸭子毛做的凫靥裘、宝玉穿的雀金裘以及宝玉穿的血点子似的大红裤子，这些都是侧面描写并不止穿了一次的，关键的落脚点不在衣而在人。说凫靥裘是说贾母那么喜欢宝琴，也只是给了一件野鸭子毛的，给宝玉的雀金裘是更高规格的。宝玉的雀金裘不止一次出现，是为了凸显晴雯为他病补华衣。而宝玉的大红血点裤子更是为了表现晴雯物在人亡。可是《红楼梦》中正面描写宝玉穿了重复的衣服，就是这个斗笠蓑衣。这个斗笠蓑衣和宝玉的大红猩猩毡其实是两件非常特别的衣服。首先，它们都非常贵重，并不是一般平民所能置办：
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寻常市上卖的，十分细致轻巧，因说道：“是什么草编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猬似的。”宝玉道：“这三样都是北静王送的。他闲了下雨时在家里也是这样。（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其次，这两种衣服代表了不同的宗教含义。斗笠蓑衣代表了隐逸，大红猩猩毡代表了出世。
绘画中的渔父图历来是与隐逸有关：
宋时名手如巨然、李、范诸公，皆有《渔乐图》。此起于烟波钓徒张志和，盖颜鲁公赠志和诗，而志和自为画。此唐胜事，后人摹之，多寓意渔隐耳。元季尤多，盖四大家皆在江南葭菼间，习知渔钓之趣故也。（石守谦《山鸣谷应：中国山水画和观众的历史》第八章第六节《董其昌与知音的追寻》，台湾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
宝玉最后出家，是光着头，赤着脚，穿着一领大红猩猩毡飘然而去。宝玉在五十回曾说，自己愿变成一个渔翁。而且在第四十五回中，宝玉提出也弄一套斗笠蓑衣给黛玉。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了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那渔婆儿了。”（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及说了出来，方想起来这话恰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了，后悔不迭，羞得脸飞红，伏在桌上，嗽个不住。
黛玉和宝玉说话，不自觉地把“渔翁”与“渔婆”说到一块，而引起了自己的后悔与羞涩，“黛玉觉得自己前后的话向宝玉传递了这样的会话含义：你和我像一对小夫妻。而这样的会话含义对于一个贵族小姐来说是有失检点的，因此黛玉‘后悔不及，羞的臉飞红”（夏日光、刘璐《认知语境的心理建构对语篇连贯的阐释作用——以〈红楼梦〉中宝黛会话为例》，《沈阳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但“宝玉却不留心”。王朝闻先生认为：“我以为黛玉的失言，包含着也许连她自己也未必自觉的愿望。”（王朝闻《不知风雨何时休——再读〈红楼梦〉第四十五回》，《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确知宝黛命运的脂砚斋，情知宝黛爱情是落了空的幻影，则认为黛玉的失言相当于“直说出夫妻来”（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脂批：
妙极之文。使黛玉自己直说出夫妻来，却又云画的扮的，本是闲谈，却是暗隐不吉之兆。所谓画儿中爱宠是也，谁曰不然？（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脂批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而且这种“未完成”的悲剧感，横亘在作者甚至评点者心中。
因此，这两件衣服是否代表了宝玉对自己两种人生归宿的向往呢？一种是假如黛玉活着，他们愿意做一对蔑视富贵的神仙眷侣，逍遥于五湖之中，就像范蠡和西施。另一种是黛玉死了，宝玉践约做了和尚，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回归到青埂峰下。
[本文为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项目“《种芹人曹霑画册》文化生态学研究”（项目编号UGC/FDS13/H02/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香港珠海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