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自诞生以来，不同时期的接受者往往热衷于从“索隐”的角度对作者、文本展开评阅，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索隐派”红学。学界提及“索隐派”红学时，主要指向采用拆字、谐音、谶纬等“猜笨谜”方式探寻《红楼梦》所隐去的“本事”及“微义”，侧重批评其间对《红楼梦》政治意义的主观、“无度”猜想。甚至，重点分析“索隐派”红学提出的各式各样“本事”说是否具有确切的历史记载与史料文献佐证，最终得出“索隐派”红学的各种“本事”说大多属于歪曲文本的论断，缺乏科学的证据链。然而，与学界予以否定态势相反的是，历代不同时期之人热衷在《红楼梦》“本事”索隐时公开表达自身的阅读体验。因此，“索隐派”红学作为《红楼梦》接受群体中重要而特殊的一类，首先是此书的重要阅读者，其次才是作为阐释主体而存在的。基于阅读史视域考察“索隐派”红学的存在必然及其历史意义，将有效避免对其作过多的是非评判。

“索隐派”红学是索隐者阅读《红楼梦》文本之后诉诸文字的心得札记，往往带有索隐者阅读缘起、方式及意图的自白，从而呈现出一种重主观感受表达而轻证据论述的旨趣选择。

在被称为“红学史上第一篇正式的索隐专论”《阅红楼梦随笔》中，周春自言写作缘起是乾隆庚戌（1790）秋海宁老乡杨畹耕与之交流的促动，而后“方阅其全”的阅读感触使周春对《红楼梦》的“本事”及主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红楼梦》阅读体验与周春“少时”记忆的有效结合，导致其形成了有别于时人之见的观感。周春重点强调“忆少时见《爵帙便览》”及“余读书家塾，听父老谈张侯事，虽不能尽记，约略与此书相符，然犹不敢臆断”等“少时”听闻经历所形成的“旧闻”认知过程，突出对“张侯事”由生疏到熟知转变之于自身人生经历的重要价值。伴随周春的成长，对“张侯事”与《红楼梦》相符的联系举动促使其产生了深究欲望，以消解自身“犹不敢臆断”的精神困惑。当周春在解决了自身从“张候事”处所获得精神愉悦感与心灵满足感后，必然意图消解其所描述内容的主观性特征，以至于主张“以何义门《评十七史》法评之”来形成“庶使将来阅《红楼梦》者，有所考信云”的评阅方式，意图推动“有所考信”的接受范围。这种心态流露与阐释策略促使《阅红楼梦随笔》由面向周春的“自我”诉求逐渐转向面向“将来阅《红楼梦》者”的有意说教，呈现出“自我”诉求与“他者”说教相杂糅的主观式趣味。

正如蔡元培在《追悼曾孟朴先生》所指出的，“因为有影事在后面，所以读起来有趣一点”。《石头记索隐》成为蔡元培基于与曹雪芹具有相似“文人习惯”的基础上，“在彼辈方以为必如是而后值得猜”的地方进行主题索隐，进而表达出《红楼梦》“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的读后趣味。从周春将《红楼梦》当作“稗官小说”到王希廉所言“艺术稗官”，索隐者一再突显“余之于《红楼梦》爱之读之，读之而批之，固有情不自禁者矣”的品阅热情，从而在获得索隐快感的同时试图向世人传达其从文本背后获得的知识考据兴趣及其历史意义。

可见，索隐者强调“书贵善读”与“悟此方可阅此书”的“主体间性”式阅读体验，深刻反映出此类读者阅读《红楼梦》时的群体心态及其知识趣味。

那么，“索隐派”红学之于《红楼梦》阅读史研究的启示何在呢？

首先，“索隐派”红学将《红楼梦》作“稗官小说”待之，既希冀从阅读中获得快感，更是将评阅与索隐者的人生经历相结合，以至于采用其所擅长的知识体系来观照《红楼梦》“本事”的内容及其面向他人的说教意义。这种做法如何展现清中叶以降世人有关《红楼梦》的阅读期待视野及其认识模式？

其次，采用“小学”治学方式与“经学”式索隐思路的共通选择，表明其对《红楼梦》“本事”索隐的评阅实践已成为清中叶士大夫群体公开表达个体精神诉求与日常消遣的重要凭借。这使得对《红楼梦》“本事”索隐时多元的主题见解，具备面向彼时不同社会阶层的教化启迪意义。这种阅读实践如何促使越来越多的读者在相似“文人习惯”的知识背景下进行多样的“本事”索隐？如何促使《红楼梦》文本隐含的内容、特征及意义在被不断挖掘中走向经典？

再次，早期“索隐派”红学的阅读实践作为《红楼梦》接受史上的一种典型阅读行为，将有助于细致探讨不同索隐者展开《红楼梦》评阅的历史细节，甚至能够探究不同索隐者真实的阅读反应，以便分析索隐的知识趣味如何促使《红楼梦》成为彼时士大夫群体日常消遣与展现知识体系的重要凭借？

最后，“索隐派”红学促使《红楼梦》在不同历史时期及时代主题的变革中得以时刻与彼时的政治主题、文化需求相联系。不论是“明珠家事说”“记清世祖董鄂妃故事者”还是“影康熙朝政治状况者”，不同时期的时事如何促使《红楼梦》“本事”索隐成为索隐者介入当时政治的突破口？此举如何促使索隐者将《红楼梦》“本事”索隐与当时政治及文化问题进行深度勾连？

总之，基于阅读史视域探讨上述问题，有助于分析索隐者隐含评阅之中的群体心态、文化选择及历史意义。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