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来，古典文学的中兴，依托三位先生：程千帆、卞孝萱、周勋初。笔者已经访求《程千帆全集》和《周勋初文集》，准备购置《卞孝萱文集》，这样南大三先生的文集，就齐备了。只是希望，店家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为读者着想，把价位再往下降一些。

卞孝萱先生实在是当代学术地图中的王勉，尽管生于扬州的大族，但，出生两个月，人到中年的父亲，遽归道山。大字不识的卞母，一边含辛茹苦带孩子，一边向邻居学字，每天四字，学会之后，在家中教会儿子，堪称当代的孟母。卞母的事迹，感动了柳亚子、陈寅恪等多位文人学者，纷纷给卞孝萱题字绘画。

卞氏十分孝顺，在母亲的感召下，从立信会计学校毕业之后，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苦读不辍，建构了独特且坚实的学问。

这位读书种子，由于在辛亥革命和民国人物碑传的搜集和研究方面，有着独到的贡献，被金毓黻先生相中，推荐给史学巨子范文澜。卞孝萱在范先生二层小楼居住的那段日子，体会到老先生“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字空”的风范，老先生谆谆告诫后生，学问必须“专通坚虚”。这里的“专”，是指不能泛滥无归，要有所侧重；“通”，与“专”是相对的，除了自己的侧重，还要博览群书，具有通识；“坚”，是指做学问的决心要大，信心要足，没有坚定的信心，则有可能半途而废。“虚”是说，要虚心学习，而不能自我膨胀。老辈范文澜的点拨和教诲，令卞孝萱受用不尽。

1971年，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老先生，兴会无前，发愿完成《柳文指要》。卞孝萱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与柳先生的秘书王益知相识，王氏向章士钊老先生提起卞孝萱，由于早岁资助毛润之的慈善之举，使得曾被部下鲁迅告上法庭的老虎总长，得以在新朝受到礼遇。老先生指名要卞孝萱帮助校对文稿，这样，卞氏得以住进史家胡同51号院，襄助章士钊老先生著述。

“文革”到处在破四旧，空气中硝烟弥漫。但是，在红卫兵看来，十足的“反动老文人”——章士钊，却在“文革”岁月，出版了文言版本的《柳文指要》。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令人费猜疑。章士钊，特别给周公去信，表扬卞孝萱，在撰述《柳文指要》过程中的踏实努力。

卞孝萱在史家胡同51号院，章士钊四合院，居住的时间，虽然不算太长，但是，受益不尽。由于卞孝萱帮助范文澜先生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时，重点是唐代史实，萌生了侧重于中晚唐研究的念头；这次帮助章老先生校对《柳文指要》，卞孝萱围绕着柳宗元，自然下了一番苦功夫。

顺便说一句，章士钊老先生的《柳文指要》刊布后，出版社送给老先生样书一百部。老先生送给毛润之、周恩来等政要之外，还给学术界送书。老先生并不认识启功，但是，启功的书画造诣和学术研究的名气，已经传到老先生那里。馈赠给启功的那部，就是经卞孝萱之手送达的。据说，老先生还把这部书送给了才子乔冠华，加速了女儿章含之与乔老爷的恋情。如此宝贵的典籍，居然成为独具特色的定情之物，以后的人们，恐怕，就不大好理解了。

卞孝萱两度帮助文化老人编书的经历，这在民国以前的历史中，不胜枚举；而居然出现在不可思议的毛泽东时代，可见，即使在意识形态席卷一切的时代，真正的读书种子，依然具有底线的生存空间。卞孝萱跟着两位老辈编书，无异于读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4年，卞孝萱来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受到匡亚明校长的器重，开始襄助匡亚明校长编辑规模宏大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到处打杂的卞孝萱先生，终于在六朝古都，安营扎寨，设馆授徒。卞先生，喜欢在家中，与学友们切磋学问，实在大有来头。程千帆先生的弟子，整理出一本《书绅杂录》；周勋初先生的马来西亚弟子余历雄整理出《师门问学记》；期待卞先生的弟子，也整理出一本问学记，不仅，能让我辈得以窥见先生的音容笑貌，而且，进一步，体悟师生辩难切磋的意境和神韵。

卞孝萱，一位原本，没有机会识字的人，由于伟大而深沉的母爱，艰苦卓绝的努力，三位大人物的器重，终于成长为著名学者。回顾平生，卞先生不禁感慨：自学，在自得其乐的同时，也走了很长的弯路。不管是在银行还是民主建国会，都没有阻止先生读书的志趣，洋溢着纯正的书生本色，确实令人感佩；至于由于多方面的兴趣，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和思考，有什么弯路可言呢？

晚岁的卞先生满头银发，神采奕奕，精神矍铄，讲课声如洪钟，中气十足，充满着生命和学术的激情，长寿是必然的。大家对卞先生身体，一向具有信心，所以，先生遽然离世之时，公子卞岐经过长途跋涉，刚刚来到彼得堡，参加文化交流，得此噩耗，悲痛之情，可以想见。

卞孝萱先生2009年9月5日去世之后，凤凰出版社，启动出版文集的工作。2010年9月，先生去世一周年之际，疏朗大气、印制精美的七卷本《卞孝萱文集》，出版发行。值得一说的是，卞孝萱先生的公子卞岐，不仅作为《卞孝萱文集》编委会成员，搜集整理老父的文稿，而且还担任该书的责任编辑，谱写了一曲文坛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