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京艺术学院读书时，课余常常去南京大学请教卞孝萱先生。他对六朝至唐、清代至近现代艺术史有深入的研究，通过钩沉辑佚、正误校勘、考证辨伪等方法，为中国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成果，至今仍为学界广泛认同。今年是卞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重读他作为“艺术史家”的著作，真是一瓣心香。
东晋书法，以王羲之、王献之为杰出代表。千百年来，王羲之的《兰亭序》由于大量传拓、临摹，使得此帖形成了特有的生命力，历代著录、研究一直不断。在六朝至唐代的书法史研究中，卞先生对《兰亭序》及其在唐代的传播问题关注尤多。
《兰亭序》墨迹是怎样从佛寺进入唐代宫廷的？唐代有不同的记载。卞先生认为，唐人记载以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所载《兰亭记》最值得注意。他列举了秦观《淮海集》卷三五《书〈兰亭叙〉后》中摭取《兰亭记》，楼钥《攻媿集》卷二《跋汪季路所藏〈修禊序〉》据《兰亭记》吟咏，晁补之《鸡肋集》卷三三《跋兰亭序》据《兰亭记》评论，俞松《兰亭续考》、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辩误·阎立本画萧翼取兰亭书》据《兰亭记》考证的事实，还根据《旧唐书·虞世南传》中的记载，对《兰亭记》中“寻讨此书，知在辩才之所”“后更推究，不离辩才之处”进行解读，指出虞世南向唐太宗提供《兰亭序》在辩才处的信息，房玄龄推荐萧翼去越州执行特殊任务，这是《兰亭序》从佛寺进入宫廷的关键，同时指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所载“唐野史”中关于《兰亭序》故事的荒谬之处。
对于《兰亭序》墨迹从佛寺进入宫廷的过程，唐代之后，不仅文人撰文记录，还有画家作画、戏剧家编剧加以描述。卞先生列举了旧题唐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唐吴侁《萧翼兰亭图》、五代顾德谦《萧翼取兰亭图》、五代支仲元《萧翼赚兰亭》、宋巨然《萧翼赚兰亭图》、宋朱绍宗《萧翼赚兰亭图》、元钱选《萧翼赚兰亭图》、元赵子俊《萧翼赚兰亭图》、明仇英《赚兰亭图》九种画家作品著录，并逐一进行解析。其中，题为阎立本的图中是否为萧翼取《兰亭序》？所画是萧翼已得《兰亭序》之时还是未得之时？是否为阎立本手笔？对于这些前人争论不休的问题，卞先生根据文献记载，指出确为萧翼所取，画于未得《兰亭序》之时，阎立本作画时尚无《兰亭记》一文。唐太宗是用什么手段得到《兰亭序》的？自唐至清，出现各种说法，如“取”“计取”“求”“访求”“购”“密购”“诈”“谲”“诡”“赚”等，卞先生解析各家记载后，认为“赚”字最能说明王羲之《兰亭序》墨迹从佛寺进入宫廷的真相。
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带去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给日本书坛以深刻影响。当时，日本皇室提倡学习王羲之书体，蔚然成风，成为日本书道的主流。卞先生在考察鉴真东渡日本所带物品的清单中发现，鉴真第二次东渡时还没有王羲之、王献之墨迹，在第六次东渡时出现了“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三帖”。鉴真成为“二王”四帖的收藏者，应是第二次东渡之后的事，这四帖从何而来？卞先生通过对《晋书·王羲之》《高僧传·义解一·晋剡沃洲山支遁传》《高僧传·兴福·宋山阴法华山释僧翼传》等文献的考察和分析，指出这一时期在唐代的浙东、浙西一带的寺庙里，可能还秘藏王羲之墨迹。鉴真第二次东渡失败后，曾在明、越、杭、湖、宣州“巡游、开讲、授戒”，越州道树寺僧璿真、天台山国清寺僧法云等人，又是鉴真的弟子，凭着鉴真在佛教界的声望和师徒关系，很可能会将王羲之的墨迹赠送或转让鉴真收藏，这种推测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镇江焦山的《瘗鹤铭》是中国书法史上的著名刻石，历来众说纷纭。宋人黄长睿考其为南朝梁天监十三年（五一四）刻，清人王澍《竹云题跋》中称其“书法虽已剥蚀，然萧疏淡远，固是神仙之迹”。此碑字体宽绰，有古隶锋棱，历来被视为书法史上的大字典范之作。这件著名的刻石究竟什么人刻写？什么时间刻写？碑中刻写了什么内容？有何特点？卞先生对历史上流传的王羲之说、陶弘景说、隋人说、颜真卿说、顾况说、皮日休说、王瓉说进行逐条辨析，纠正各种说法的讹误，提出了个人的新见，这在书法史研究上是一个大的突破。他认为，主张《瘗鹤铭》是王羲之书、陶弘景书的人，既未考虑东晋南朝萧梁无瘗鹤刻铭的风俗，更未考虑王、陶是否爱鹤。《瘗鹤铭》的署名“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人逸少书”“夅山征士、丹杨外仙尉江阴真宰立石”，或言陶弘景，或言王羲之，这里实际上是指五个人，而非一个人，并肯定了清人翁方纲提出的此五人“皆无姓名可考”的说法。他指出，《瘗鹤铭》的产生，从文章内容上看，应在受李观、韩愈瘗砚撰铭之影响而出现了皮日休瘗鹤撰铭之后，在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胜利之后。从纪年和书风上看，应在颜真卿新体风行之后，具体时间为唐代乾符元年（八七四）。《瘗鹤铭》的撰者、书者、立石者是几个普通的修道之人，并没有留下真实姓名。
卞先生关于《瘗鹤铭》的考订，至今仍是《瘗鹤铭》的研究中最让人信服的。从文献著录来看，蔡绦《西清诗话》中论《瘗鹤铭》时提到“自晋迄唐，论书者未尝及之”，董逌《广川书跋》卷六提到“自张怀瓘、张爱宾、徐浩论书，备有古今字法，亦不见录”。也就是说，东晋、萧梁、隋、唐人未有人提及《瘗鹤铭》，经过五代乱世，到北宋这块刻石才大显。这些疑问，更加验证了卞先生考订此碑在唐末出现的正确结论。
在唐代书法史研究中，卞先生从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一书的角度，讨论褚遂良与欧阳询的关系。书法史上的“初唐四家”，虞、褚、薛为唐太宗亲近的一派，而欧阳询为另一派。卞先生认为，从唐初书坛形势以及褚遂良的野心来分析，以诬谤欧阳询为目的的《补江总白猿传》是贞观十二年（六三八）虞世南去世之后，褚遂良正为“侍书”之时，褚氏为巩固其地位，授意手下文人所作的。卞先生又从《隋唐嘉话》《资治通鉴·唐纪十五》《旧唐书·魏徵传》以及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等文献记载中，对褚遂良为人及贞观时期的风气提出了《补江总白猿传》为褚遂良手下文人所作的旁证。这些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唐代书法史、文学史和政治的关系进行辨析，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六朝至唐代书法史研究外，清代艺术史是卞先生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清初王时敏、王鉴、王和王原祁并称“四王”，他们是清代画坛的代表画家，影响深远。其中，王时敏和王原祁是什么关系？历来美术史上的介绍模糊不清。卞先生根據近代学者柳诒徵以王祖畲所辑《太仓太原王氏宗谱》改编的图表和王时敏《王烟客先生集·遗训·自述》的记载，指出柳诒徵所编图表存在的问题：人们会误以为王衡只有二子，王赓虞是王术所生子，未反映出王时敏出嗣又归宗的问题；也会误以为王时敏只有七子，王撰是王鸣虞所生子，王揆是王赓虞所生子；还会误以为王原祁是王赓虞的嫡孙。卞先生在柳诒徵所编图表的基础上重新编成新表，澄清了王时敏与王原祁的双重关系：在血统上是祖孙关系，在宗法上是伯祖侄孙关系，解决了清代绘画史上关于“四王”身份的一个重要问题。
卞先生是扬州人，自幼热爱书画篆刻，对“扬州八怪”关注尤多。一九六四年，他综合汪鋆、凌霞、李玉棻、葛嗣浵、黄宾虹、陈衡恪等前人记载的“扬州八怪”姓名，求同存异，首次提出“扬州八怪”有十五人。他比较汪鋆《扬州画苑录》和凌霞《扬州八怪歌》后指出，汪鋆崇尚正宗，排斥异端，其所批评的“怪以八家”是消极的。而凌霞肯定了“八怪”注重天机、天然、天真，主张师造化，是有积极意义的。从中国书画发展史来看，“扬州八怪”注重“诗书画印”的一体化，崇尚个性，风格鲜明，是革新的、进步的艺术流派，促进了文人书画的发展，并对近现代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的书画风格有重要影响。
郑板桥是卞先生清代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他家藏有清代徐兆丰《风月谈余录》一书，其中有《板桥先生印册》为《郑板桥集》所漏收。一九六二年，他发表《谈〈板桥先生印册〉》一文，将此册介绍给世人。一九八0年，他又发表《郑燮〈板桥先生印册〉注》一文，比照册中所载，以印证史，校对了前人记载中的错误。作为诗书画印一体化的践行者，郑板桥诗歌有着广泛的影响。对郑板桥诗歌的研究，卞先生着力从四个方面讨论。其一，《板桥诗钞》与时代的关系；其二，《板桥诗钞》的人名笺证；其三，《板桥家书》的辨伪；其四，《板桥题画》的刻本与墨迹的关系。他不仅重视《板桥诗钞》的版本研究，还对其中所提及的常执恒、王国栋、顾于观、孙兆奎、梅鉴和尚、汪芳藻等二十五人作了笺证，使研究者借助郑氏交游的线索，发掘新材料，对板桥在诗中所提及的人、名、字、生平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以便于了解郑氏交往人物的身份构成，达到“以诗证史”的目的。
郑板桥家世、生平、交游等方面是研究、鉴别其作品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挖掘其中包含的影响着他的艺术风格、思想等方面的因素，可以在研究作品时做印证、校勘，帮助人们深入了解郑板桥作品和人品各方面的关系，亦可以通过其生平新材料或墨迹的研究，纠正前人记载的讹误，使研究的结论更加科学。他二00一年亲赴板桥故乡兴化，仔细阅读了《昭阳郑氏谱》，写成《孤本〈昭阳郑氏谱〉的学术价值》一文，采用了家谱与史书、地方志，板桥诗文与书画互相印证和比较的研究方法，使郑板桥家世的研究得到拓展。一九八二年，又根据公私各方所藏的资料，写成《郑板桥轶事考》一文详加考证，对郑板橋生平中“童年曾寄养于姑母”，“微时曾在兴化竹泓、盐城沙沟设塾授徒”，“在扬州与饶五姑娘结婚”，“中进士后，在扬州卖画，岁获数百金至一千金”，“在潍县倡修城墙，得到绅商支持”，“请郭奶奶到潍县来生儿子”等做详细阐述，使人们对郑板桥的认识更加客观和具体，或通过文献对前人所述不准确处进行辨别，或以新材料补其生平史料之缺。在《郑燮佚诗佚文考释》一文中，对板桥所书《南梁曹贞女诗》和《重修大悲庵碑记》两文进行考论，均为板桥生平研究者所未论及的。
近现代学人的书法艺术也是卞先生经常关注的，曾撰文章介绍近代有书印之长的学人和他们的艺术活动。卞先生年轻时就和黄宾虹先生来往，他们的通信论艺的内容成为近代艺术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在阅读了近代学者、书法家罗振玉的《上虞罗氏枝分谱》后，他了解到罗氏族谱编修的历史情况和编纂情况，写成《从〈上虞罗氏枝分谱〉看罗振玉》一文，对此谱的内容做了具体介绍，指出罗氏并非有家学渊源，而是有“惟学问则操之于己”的信念，不懈追求，渐而成长为一代学者和书法家的。南京大学赵益教授整理的《冬青老人自述》中有《书林漫识》一章，收录了卞先生谈近现代书画家张元济、陈半丁、黄宾虹、齐白石等人及其润格，高二适与《兰亭》论辩，与启功先生的交往，南京“书法四家”等内容，这些书画家和他都有直接往来，谈论的内容风趣而鲜活，是近现代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口述资料。
卞先生的艺术史研究，集中体现了三个特点：一、专通结合，以小见大；二、文史互证，以艺证史；三、开拓文献，拨云见日。他的艺术史研究，不囿陈说，时有新见，如吾乡汪中所言，“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卞先生常和我讲扬州学派最大的特色就是“通”，他本人何尝不是如此。
（《通艺——卞孝萱艺术史文集》，凤凰出版社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