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卞孝萱先生离开我们已十一个年头了。先生的音容笑貌常常映现在我的眼前，尤其是先生声如洪钟，健步如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回忆和先生交往点滴，以寄一瓣心香。

一、 我跟卞先生游学的缘分

1992年9月，我从江苏省高邮师范学校保送至扬州大学（原扬州师院）历史系读书。当时给我上隋唐史和江苏地方史课的是孙永如老师，他刚从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出版了《明清书目研究》和《柳诒徵评传》两部著作，同学们都很佩服他。后来得知曾在历史系任教的卞孝萱先生是孙老师的博士生导师，我又常常在资料室看到卞先生发表的文章，尤其是他研究我家乡兴化郑板桥的很多文章，对卞先生更加敬仰。

2000年，我考入南京艺术学院，师从黄惇教授攻读书法篆刻方向的研究生。课余就到南山路的卞先生家里学习，正常一两周去一次。记得第一次我和卞先生联系好去拜访他，他早早地就在南大教师宿舍小区门口等候我了，让我特别感动。进了小区，卞先生指着院子里的冬青树说：“这是冬青，四季都是绿的，我的书房就是冬青书屋。”后来我知道，卞先生研究刘禹锡，取的刘禹锡“于树似冬青”的句子。经常到卞先生家，我渐渐了解一些卞先生不平常的求学之路。

卞先生是扬州人，他小时候在北柳巷读小学，校址是“董子祠”，当时董仲舒的塑像还在。纪念董仲舒的大儒坊也在他家附近。传说隋唐时期注《文选》的地方——文选楼，也离他家不远。读中学时，卞先生从家到学校，要经过太傅街的阮元故居，这条街是以阮元官太子太傅来命名的。卞先生的中学同学中，有汪中的后裔，卞先生到同学家玩，常听同学父亲讲些汪中的佚事。从汉代大儒董仲舒，到隋唐“选学”大师曹宪、李善，到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阮元、汪中，都成了他少年时代所仰慕的先贤，由孤儿苦学而成大家的汪中，尤为卞先生所向往，他立志也要做像乡贤汪中一样的学者。

卞先生出生不到两个月父亲便去世了，他与十九岁的寡母相依为命。靠卖古董、亲友援助、母亲替邻居做针线的收入维持生活。五岁时，卞先生的母亲每天先向邻居学会几个字，回家教他和附近的孩子。母亲身为一位23岁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开始认字教人，这种精神激励、鞭策着他，使他终身对学业不敢有丝毫懈怠。卞先生约在1943年，作《征〈娱亲雅言〉启》，深情叙述母亲艰辛抚孤的事迹，得到了诸多前辈学人和书画家的支持，纷纷赋诗作画，赐赠墨宝。如柳亚子先生赠诗：“教儿先就学，即学即传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南京大学陈中凡教授认为这种“即学即传人”的教学法与教育家陶行知所推行的“小先生制”不谋而合，撰文表彰。卞先生征集到的商衍鎏、马衡、齐白石、容庚、陈垣等先生的作品，他都拿出来让我欣赏和学习过。这些作品后来都收在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卞敏先生编《冬青书屋藏名人书画选》一书中。

抗日战争时期，十八岁的卞先生独自到上海银行界谋生。当时上海的职业教育比较发达，他白天在银行工作，晚间进夜校补习。开始学得很杂，后来兴趣集中到文史方面。

宋代以来，碑传编纂盛行，至清代达到高潮。1949年以前，卞先生向学者们求教时，得知墓碑、墓志铭、行状、家传为中国文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卞先生先后研读了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认为清代名人碑传已辑录得相当齐备，而清以后尚缺，于是立志收集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重要人物的碑传。在收集过程中，认识到私家采用“树碑立传”的传统方式日渐减少，这批碑传资料可以说是中国史料学上碑传这一重要分支的绝响，于是更加努力地去整理。许多文人、书家将他们所撰、所书及家藏的碑傳稿本、拓片赠送或借抄，卞先生又从古旧书店访购到不少民国人物的碑传，日积月累，后和唐文权先生一起，编成《民国人物碑传集》。新中国成立后，卞先生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金毓黻先生又将他推荐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进所后不久，成为范文澜先生的学术助手。从为《中国通史简编》提供资料到撰写部分章节初稿，卞先生在范老的指导下边学习边研究。

卞孝萱先生还做过章士钊先生的学术助手。章士钊先生因柳宗元的文章逻辑性强，特别爱好，以毕生精力研究柳文，撰成《柳文指要》。六十年代，章先生已是九十岁高龄，仍然继续收集材料。他的秘书王益知经常到图书馆查阅古籍，卞先生与王秘书就是在图书馆里认识的。每当王秘书解决不了章老提出的问题而求助于卞先生，卞先生都认真核查材料，详细解答，渐渐得到章士钊先生的信任。在《柳文指要》中，章先生也多次引用卞先生的材料和看法。该书出版前，章老写信给周总理，要请卞先生帮助校订全稿。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人员都在河南干校。由于章先生点名，周总理立即下令召卞先生回京，在章先生家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卞先生获得和章先生朝夕相处的机会。该书出版后，章先生送他一部，亲笔题有“孝萱老棣指疵。此书出版，荷君襄校之力，甚为感谢。章士钊敬赠，一九七一年十月廿六日”的字样，在卞先生家，他专门取出书来给我看，这几句话是卞先生感到很自豪的，后来收在中华书局版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一书中。

卞先生进中国科学院之前，没有固定的老师。进入近代史研究所之后，师事范文澜先生，但仍保持着自学时期所养成的“转益多师”的习惯，还注意吸收陈垣、柳诒徵、陈寅恪等前辈的特长。章士钊先生在《柳文指要》下卷《二恨潜通史迹》中称赞卞先生“如此觅证，在逻辑谓之钢叉论法，百不失一。孝萱既从联锁中获得良证，而吾于子厚所云外连强暴之一大疑团，立为销蚀无余，诚不得谓非一大快事”，这正可看作卞先生学习章士钊先生治学方法的一个具体收获。卞先生常常把他和前辈们交往的事情讲给我听，也把他发表的文章和研究的心得和我分享。我虽在南京艺术学院读研究生，然而有很多机会能听卞先生谈话，跟随卞先生游学，这是我人生中极大的幸事。

二、 卞先生和我讲范老治学四字

范文澜先生曾把他一生的治学总结为四个字，也是卞先生常引述给我听的，这四个字是：“专、通、坚、虚”。

卞先生告诉我，范老把“专”放到第一位，把“通”放到第二位，这两者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传统的文人往往把“通”放在第一位，扬州学派等皆重“通”。范文澜先生认为，我们所处时代不同了，因为学问分门别类太多了，必须要有一个“专”，但“专”要在“通”的基础上，这样的“专”就不会有毛病了。后一句在今天看来好像无所谓，但当时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号召“专”，研究历史的人不研究文学，研究文学的人不研究历史，研究古代的人不研究近代，研究近代的人不研究古代。古代还要分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四块，学人的知识越来越窄。卞先生和我讲，“专”是需要的，但是“专”一定还要和“通”结合。你如果专而不通，好像被关到一个禁闭的房间里写文章，就这么大一个地方，耳朵、眼睛不接触到外面，怎么能写出好文章呢？他和我强调，研究古代要晓得近代，研究近代要晓得古代，研究文学要晓得历史，研究书画也要晓得文史，没有文哪有墨？他还强调要有专题的东西，一个人不专，就没有方向，要把“专”和“通”结合起来。这个“通”不限于一个人“通”，也要把前人研究的东西结合起来。卞先生多次和我说，你是历史系毕业的，有书画篆刻创作的特长，非常好，要坚持创作。我还要告诉你一条，就是要做文献研究，多读古书，有创作，有文献，有专又有通，两条脚走路，又稳又快。卞先生的这些话，一直影响着我的人生道路。

“坚”就是要坚定。他说，坚定有两层意思：一个意思是观点要坚定。本来你是这个观点，后来大家批判你，你就改了;不批判你，你又改了，成天地改，这就是不坚定。你认为对的，即使批评，也应该坚持不改，坚持真理。第二个意思是研究的方向一定要坚持。喜欢的东西要持久，要达到最高峰，要努力成为一个时代巅峰上的人物，或者对某个学问做出总结和创造性的东西。你想在文学史上、史学史上、艺术史上占一席之地，必须要下很深的功夫。他开玩笑说，光兴之所至写一两篇文章，学问上不能成系统，最多给人家引用一二，如细流归入大海，不能成气候。他以章士钊先生为例说，章老的《柳文指要》是关于柳宗元的百科全书，你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你研究柳宗元，都必须去看。范老的《文心雕龙注》，也是下了很大功夫做的，你可以超过这部书，但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有了积累或有了新发现，方法上或是资料上有了创新，你才能说超过它。但即使超过了，这部书还是《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所以他说，“坚”的两个意思都很重要。几十年来，卞先生自己就是“坚”的践行者。我做明末清初周亮工的研究，正是按卞先生“坚”的要求去做的，先后出版了《周亮工全集》（十八册）、《周亮工及其〈印人传〉研究》《周亮工年谱长编》，这些研究方法学习了卞先生研究刘禹锡、元稹、郑板桥等人的方法，把研究和文献密切结合。

卞先生说，光“坚”不行，还需要“虚”。坚持真理，还要修正错误;对的要坚持，错的要修正。范文澜先生曾给卞先生讲过一个看法，他说你想取消一个学派，光打倒它不行，必须要把它所有的优点吸收过来，丰富你自己，结果是它没有好东西了，自然也就“取消”了。他举例来说，唐朝出了众多高僧，学问好得不得了，可为什么宋朝以后中国佛教就不行了？因为宋朝出了个“理学”，它将佛学的观点和儒学融合到一起，中国化的佛学不能单独地存在了，于是佛教也就流为做做佛事、念念经之类，只剩下宗教仪式而已，其精华已被儒家所吸收，也就不免衰落，同时儒学的地位也就更高。因此，听取别人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每次卞先生和我见面，都用“专、通、坚、虚”四字箴言鼓励我，使我终身受益。

卞先生不尚空谈，珍惜时间，重实干。每次到卞先生家，他和我谈几件事，谈好即说：“小朱，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下次再约时间见。”在南图古籍部，也常常遇到卞先生在查书，也只是打个招呼，各自看书，不客套。卞先生以唐代、清代文史为主攻方向，遵照范老“专、通、坚、虚”的教导，突破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单一范围，开拓了一个点面结合、文史互证的领域。他说，唐代文学家中，“刘柳”并称，“元白”齐名。但历来研究柳宗元、白居易者多，研究刘禹锡、元稹者少。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选择刘、元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又对李益、张籍、王建、李绅等与刘或元创作关系比较密切的文人考证生平，撰写年谱。由点到面，以避免孤立地研究刘、元;再由面返回到点，以充实对刘、元的认识。卞先生又写成《刘禹锡丛考》，考订与刘禹锡交游者近五百人，以对“永贞革新”的态度为分野，揭示刘禹锡的交游，展现了刘禹锡立场鲜明、坚毅顽强的性格，有裨于知人论世。中晚唐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史书往往语焉不详，而在文学作品中有曲折的反映。卞先生从历史背景及传奇作者的政治立场入手，用文史结合的方法，对《任氏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上清传》《辛公平上仙》等传奇作品的创作意图进行了新的探索，2001年，编成《唐传奇新探》一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卞先生认为，除系统、全面地掌握本专业已有的知识之外，还要发掘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得到新结论，而不能囿于成说。如他从明抄本《吟窗杂录》中辑出被人认为久已失传的《丹阳集》《琉璃堂墨客图》残本。从《唐刘禹锡纂柳州救三死方》记载的元和十一年（795）十月柳宗元“得干霍乱”，十二年“得疔疮”，又“得脚气，夜半痞绝，胁有块，大如石，且死，因大寒不知人三日，家大号哭”，从而对柳宗元贬谪柳州以后的情况解说得更加具体。在《瘗鹤铭》研究中，他对署名“华阳真逸”等五个名号进行考订，认为撰者、书者、立石者不过是几个普通修道之人，进而否定欧阳修、黄庭坚、黄伯思等人的看法。在郑板桥研究中，他根据《昭阳郑氏谱》对郑氏家世进行考证，提出后人所言郑板桥为郑玄后裔、郑思肖后裔等，皆不足为信。又指出篆刻史的“四凤派”之说不成立，实为郑板桥《四凤楼印语》一书推衍而出。他这些细致而开通的研究方法，對我研究中国书法史有很大的启发，我在研究宋克、周亮工、石涛、吴让之以及颜真卿流派时，都运用了卞先生点面结合、文史互证的方法，也努力把“专、通、坚、虚”的四字箴言运用在具体研究中。

范文澜先生善于用一两句通俗的语言，表达出高深的道理，对卞先生影响很大。卞先生还多次和我说过范老治学要“天圆地方”的经验。“天”指头脑，头脑“圆”，才灵活，能思考问题。如果“方”，就呆板，不会思考问题了。“地”指屁股，屁股“方”，才坐得住，能认真读书。如果“圆”，就滑了，坐不住了。又提到范老说过的治学要下“二冷”的决心。一是坐冷板凳，二是吃冷猪肉，意思是要踏踏实实地用功，不要汲汲于眼前得失。卞先生介绍前辈的这些学习体会和人生经验使我得到很好的教育。

三、 卞先生给我的几封信

从2000年开始，直到卞先生去世，我一直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前几年因为我在南京，一般都是电话联系，有时卞先生也会给我写信，有时是便条。不少已经散佚，今箧中检出几封，可见我与先生的往来。

第一封：

天曙同志：前日晤谈甚为快慰。听说某书法刊物最新一期有郑板桥书法图版数幅（寄弟书等），我去邮局买，已售完，贵院肯定有此刊物，请复印郑板桥书法给我，我拟撰文考证，拜托！专此，顺颂文祺！卞孝萱2001.5.18

卞先生说的刊物是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书法》杂志，他在撰写《郑板桥佚文佚诗考》一文中运用了我提供的《书法》杂志中刊登的辽宁博物馆所藏板桥佚文图版，此文后收入《郑板桥丛考》一书中。

第二封：

天曙同志：黄宾老信札、石鼓斋印谱，均已找出来，请暇时来欣赏。同时，拙稿《孤本〈石鼓斋印谱〉跋》已发表，请一同阅看。又，拙稿《郑板桥佚文佚诗考》已写成，请指正后，我寄出发表。来之前，先通电话，约定时间。专此，顺颂文祺！卞孝萱2001.5.28

黄宾虹（1865—1955）为近现代著名画家、美术史学者、书法家。黄宾虹致卞先生手札有五通，先生均复印给我欣赏。关于这五通手札的学术价值，我作《黄宾虹致卞孝萱的五通手札》专文介绍，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观察》杂志2018年第4期。有一次看黄宾虹作品时，卞先生和我开玩笑说，我年轻的时候和黄宾虹这样的前辈交往，现在我老了，和你们年轻人一起玩，我可以说过了一百多岁，说完之后，彼此哈哈大笑，先生的人生智慧漾荡在他的笑容中。《孤本〈石鼓斋印谱〉跋》写的是卞先生家藏的清代扬州印人张肇岑为阮元、阮长生、阮福父等人所刻印谱，文章发表在齐鲁书社的《藏书家》2001年第三辑中，卞先生把杂志准备好，让我学习，此文后来收录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冬青书屋文存》一书中。

第三封：

天曙同志：您好！多日未见，甚为想念。《长江历史文化辞典》已看三校，封面已设计妥当，愿年内能出版。有事请常来电话。附函请转交，拜托拜谢。书法杂志仍请方便时续寄为感！此颂俪祺！孝萱7.22

卞先生写此信时，我已经到上海书画出版社工作，我每期给他寄《书法》杂志，他每期都认真阅读杂志。《长江历史文化辞典》是卞先生主编的一部辞典，我帮助他完成其中书画部分的辞条。此书一直未见出版，不知何故。

第四封：

天曙同志：首先，祝您全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愉快，万事如意！我已迁居，新居电话：……地址：210036。南京市港龙园北路×号×幢×室。请按新址通讯。报纸，高二适文复印件收到，拜谢！我迁居时，整理书籍，找到章士钊手卷、高二适诗笺、叶恭绰书札等，俟见面时共赏。匆此，顺颂俪祺卞孝萱2006.1.22

卞先生家在南山路南京大学宿舍时，我在南艺读书期间常常到访。2006年1月，卞先生迁居港龙园新房，特来信告知。我曾去过新居四五次，其中有一次最为难忘，2006年夏，中国社科院陈智超先生应邀来南京艺术学院讲学，我陪陈先生夜访卞先生，两位先生回忆陈垣先生，相谈甚欢，直至深夜才离开。

卞先生有个习惯，每次我到他家中，都会准备一些书画作品让我欣赏，章士钊、高二适、叶恭绰均与先生有来往手札，因而约我前去赏谈。卞先生收藏的学者、名家书画，我陆续见过不少，都是每次到先生家中，几件几件的看的。

第五封：

天曙乡兄：（一）拙稿寄上，请打字电传给安徽，原稿由您收藏。（二）请告诉安徽，校样及图版给我一阅，以免错误。有劳清神，拜托拜谢！此颂夏祺孝萱7.9（见封二图1）

《冬青书屋藏高二适书法集》序文内容如下：

高锡璜，改名二适，中年署瘖盦，晚号舒凫，又号麻铁道人、高亭主人、秦老诗逋等。1903年出生于江苏省姜堰市兴泰乡小甸址（解放前属东台县）一个乡村教师家庭。文学书法，“独学自成”。浮沉人海，屡陷困境，而不改其刚直之性、狂狷之气。1977年病逝。

在高二适的一生中，对其学养有重大影响者是章士钊。章比高长23岁。高早年曾向章主编的《甲寅》杂志投稿，受知于章，数十年唱和不绝。1963年经章推荐，高被聘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965年6月11、12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亦见《文物》第6期），书法界、文化界、学术界为之震动，虽有不少人不同意郭的观点，大都沉默不语，个别人私下議论，没有人写文章反驳。远在南京的高二适奋笔而成《〈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于当年7月8日寄请章士钊指教，随即遵照章的指点，修改定稿，于7月14日再寄给章，求助发表。7月16日章写信给毛主席。7月18日毛主席回信给章，并致函郭沫若。致郭函略云：“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覆章函略云：“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7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高文（《文物》第7期据高之手稿影印）。“兰亭论辩”揭开了序幕。当时双方的政治地位、学术地位都是极为悬殊的。高不惧权威，不计利害，敢于争论，无人不钦其胆识。

我与高二适并无深交，只因同门，略有来往。偶然检出高之手迹若干纸，是1969—1974年间所书。这个时期，我先后在北京、扬州工作。墨迹的内容：（一）诗笺：有关章士钊的诗占多数，少数是赠我者;（二）书信，包括：（1）夸奖拙著《刘禹锡年谱》，并谈他校勘刘集;（2）赞成我倩人绘图，萱为母，桐表师（章士钊号孤桐），图成，他题字;（3）同意代敝友华永桢写一条幅，不收钱，只需笔墨;（4）指出章著《柳文指要》有误应纠，此文未发表，不知所纠200则之具体内容，必须逐一对照《指要》，仔细研究，才能判断是否为章之误，但他爱师尤爱真理之精神，是可敬的。

这些墨迹，外间未见，今影印出来，供大家欣赏。是为序。2006年夏于冬青书屋（见封二图2）

安徽美术出版社《书画世界》约稿做高二适专题，卞先生和我各写一文。此文后收入先生文集中，然《冬青书屋藏高二适书法集》一书至今未见出版。

第六封：

天曙同志：您好！高二适书法发表后，《书画世界》来电话，请再提供稿件。我想与您合作写《冬青书屋藏王遽常手札》，具体办法如下：（一）我将王遽常手札电传给您（手札若干纸）;（二）我写收藏经过（简），您评价王氏书法（繁）;（与高二适两文相仿）（三）由您将手札及两文，电传给《书画世界》。

如荷同意，请于12.3通电话。（11.28—30，12.1—2我在外地开会）此颂文祺！卞孝萱亲笔

《冬青书屋藏王遽常手札》序文如下：

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王遽常先生字瑗仲，号端六，晚称欣欣老人，浙江嘉兴人。无锡国学馆毕业。与钱萼孙（字仲联，江苏常熟人，原籍浙江吴兴）同学。二人曾合刊《江南二仲诗集》，此为我和王、钱二先生之名之始。王先生是大儒沈曾植（字子培，晚号寐叟，别字乙庵）弟子。我曾收集近现代名人碑传，于《学思文粹》中抄录王先生所作之《嘉兴沈乙庵先生学案小识》，因《学思文粹》系铅字排印本，校对不精，有错字，我不敢擅为改正，邮请王先生亲自审定，先生改正数字，今载拙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卷六。我生二月而孤，慈母含辛茹苦，抚教我成人。我曾遍求前辈题咏，王先生赋七绝二首，墨迹今藏于冬青书屋。以上二事，说明我与王先生有文字之缘。今年检点书箧，有王先生手札七通（共十页）。其中四通（共五页），是1976年6月所写，我在北京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三通（共五页）是1876年8至11月所写，我在扬州师范学院（今扬州大学）工作。这十页手札的主要内容是：（1）关心我编的“碑传集”成书否;（2）嘱查史禄事;（3）嘱觅秦公簋铭文照片;（4）关心注刘禹锡诗;（5）说明他新号“偏翁”的原因（此别号未见书籍记载）。这十页手札，提到四人：（1）刚主，即谢国桢先生，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我与谢先生都寓于北京建国门外永安南里。（2）郑学弢，王先生弟子，徐州师范学院教师。（3）陈从周，同济大学副教授（后升教授）。（4）曾符，是柳诒徵先生之孙，复旦大学教师。这十页手札，是王先生76岁右臂“酸痛不仁”之时所作，极为珍贵。特影印发表，供研究书法史、文化史者参考。孝萱12.26（见封二图3）

卞先生曾计划编所藏书法系列图录，继高二适之后，卞先生又写了这篇关于他所藏王遽常先生书法的文章。王遽常曾写过两首诗给卞先生，歌颂其母亲教泽，诗云：“针声书韵夜朦胧，影事如潮在眼中。不见北堂莱彩舞，蜡灯还似旧时红。”“危城孤寡语缠绵，纯孝清标天且怜。他日太平花底月，照君写取白华篇。”款云：“孝萱先生书述母夫人清节高风，为之起敬，谨赋两绝，尚祈教政。戊子初冬，王遽常。”卞先生来北京开会时，曾给我带来几件王遽常先生作品，此诗稿为1948年所作，王遽常书风为章草，然多秀逸，为其早期作品。卞先生介绍，王遽常先生和他的来往也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

第七封：

天曙同志英才：祝元旦、春节好！今托二事：（1）将拙序、尊作、书法照片一同电传。（2）以后我看我序之校样，您看您文之校样，合看书法之影样，切切！北京晤谈极慰，以后您来南京，再图良晤。孝萱（收到此信，请来电话为要）。

《中国书法》杂志2006年第4期为我做专题介绍，刊发卞先生为我的书法集所写序言，因而他在信中提到此事。此前，卞先生来北京，我和夫人吕欢呼到酒店看望他，先生十分开心，赠我中华书局新出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一书，题款为：“南楼、欢呼同志英才惠存雅正。孝萱赠于北京。”卞先生表示客气，用了我的号“南楼”。我们那天一起吃饭，又同赏王遽常作品，信中所说“北京晤谈极慰”即指此事。《现代国学大师学记》收录了研究章太炎、章士钊、刘师培、黄侃、柳诒徵、陈垣等学者的文章十二篇，这些学者都是卞先生推重或有来往的。我读了之后很有启发，2019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我的《艺术学记——现当代学者与艺术史研究》一书，收录了陈垣、徐复观、马衡、陈智超和卞先生等我所尊敬的前辈学者研究艺術的相关文章十二篇，也是学习卞先生这部书的写法编辑而成的。

卞先生喜欢鼓励后学，对后学提携尤多，主动推荐他满意的文章发表。博士期间，我研究清初周亮工的《印人传》，写成《周亮工〈印人传〉版本及其相关问题》一文，卞先生推荐给《文献》杂志王菡主编，专门写了一封推荐信：

文献编辑部王菡主编：您好！南艺博士、清华博士后朱天曙同志，为吾乡后起之秀，我所器重的青年学者、书法篆刻家。今郑重推荐其《周亮工〈印人传〉版本及其相关问题》论文，此文艺术史与版本学结合，论据充分，论点发前人之所未发，是一篇优秀之作，符合贵刊要求，请予审阅，并及时给作者答复，拜托拜谢！此致敬礼！卞孝萱手上6.26

此文为我研究周亮工《印人传》版本的一篇小文，经卞先生过目，建议放到《文献》杂志发表。后来此文参加全国第七届书学研讨会并获奖，收入论文集中，未在该刊发表。后收入2020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为我出版的《明清印学论丛》一书中。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