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翻书，竟捡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卞孝萱先生生前给我的十余封来信，信的内容、长短不一，有的就是一张小小的便签，看着这些信的内容，让我回忆起近20年间，因工作关系与卞先生交往的几件事，深感先生高山景行，学通古今，特别是先生一生勤学，奖掖后学，实可谓后人楷模。

卞孝萱先生生于1924年，2009年9月5日去世，享年86岁。我与卞孝萱先生有工作上的联系，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刚到出版社工作不久，负责出版社《古典文学知识》编辑，因与其公子同室共事，得便向卞先生约稿，他并不因我是新编辑而有所怠慢，凡有信去，不几日必有信回，其时，我约他为刊物的“治学门径”栏目写稿，谈治学方法，他总是十分谦虚，并告之他正在撰写《唐代小说与政治》一书，由此我便有了登门拜访的想法。1992年底我第一次走进了冬青书屋，谈话就从他正在写的《唐代小说与政治》开始，卞先生不以我学浅孤陋，有问必答，耐心讲解，举了许多唐传奇的例证来说明文史结合、以史证文的治学方法，他认为，研究唐代小说，史料的占有很重要，特别是要注重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文化史，要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以意逆志，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他还告诉我，对“唐代小说与政治”这个课题，他有很多的想法，研究也会从传奇转移到笔记小说，扩大研究领域，以求对唐代政治与小说的内在联系有更深入研究。从卞先生处回来后，根据谈话的记录，我以答问的形式，整理出《从〈唐代小说与政治〉说文史兼治——答〈古典文学知识〉记者问》，刊登在刊物1993年第5期。

记得这次谈话中印象最深的，是他鼓励我要做好《古典文学知识》的编辑工作，并说：据我所知，你们出版社有个别编辑，研究生毕业，就看不上这项工作，认为大材小用，其实不对，刊物虽小，意义很大，以后有什么要我做的，“召之即来”。这不是一句空话，《古典文学知识》创办以来，责任编辑换了几任，凡向卞先生约稿或求教，从来都是有求必应。刊物100期时，卞先生应请，题“百读常新，更上层楼”，既是鼓励，更是期待。

2001年，卞先生应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工作领导小组之邀，担任《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主编，出版社指派我负责《丛书》编辑出版工作，让我又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卞先生，从当年4月在南京大学统战部会议室第一次工作会到次年5月《丛书》出版的一年中，我多次感受到卞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细致的工作态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丛书》是一套传统文化普及读物，卞先生曾讲，自己已近80高龄，之所以愿意承担这项任务，就是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使中国传统优秀道德深入人心。故此，《丛书》的八个题目由卞先生亲拟，分别是《哲学与道德智慧》《政治与道德教化》《教育与道德培养》《诗歌与道德名言》《戏剧与道德传扬》《小说与道德理想》《妇女与道德传统》，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这套丛书，更让人敬佩卞先生的学识与眼光。《丛书》的体例和作者，也都是卞先生亲定、亲邀，正如《诗歌与道德名言》的作者莫砺锋先生在“后记”中写到：“我要对本套丛书的主编卞孝萱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要不是卞先生不耻下‘邀’，我根本不可能与本书发生关系。”卞先生还亲撰丛书前言，对各书加以介绍。

2002年，为给卞先生80岁贺寿，冬青书屋同学会筹编《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并在我们出版社出版，可能是之前一些工作还算让卞先生满意，蒙先生错爱，指名要我担任该书责任编辑，记得卞先生给我电话中谈到，他不希望过多收录写他个人的文字，而是尽量发表故交、门生的学术论文，在44篇文章中，仅选了6篇介绍卞先生治学的文章，足见学术、朋友、学生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为编好这部“文史论集”，卞先生一如既往，认真、严谨，甚至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为此，多次来信，仅11月就来3封，谈稿件，谈校样中的问题，非常具体细致，如“送上第一篇稿件，请审后放在稿件之首。此次同学们所征求到的学术论文，从先秦至现代，各种文体皆备，颇具苦心，惟缺词，故补了一篇短文，请审后放在稿件中。”（2002.11.3）几乎每一封信都会有“校样务请给我看一下”。我想，卞先生就怕稿件在编辑中，出现对不起作者的差错。

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论集”编就，即将付印之际，我们出版社从“江苏古籍出版社”更名为“凤凰出版社”，其时外界大多数人并不接受，甚至不理解，担心一个在学术界有着较好声誉的古籍专业出版社，去做其他门类出版。

由于出版社更名比较突然，说实在的，我们也比较茫然，不知道出版社将来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卞先生有着同样的担忧，也不希望用“凤凰出版社”社牌出版“论集”。我后来想到一个变通办法，并告诉卞先生，当时的扬州广陵书社，已获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出版权，但有一个过渡准备期，书号由我们出版社管理，用“江苏古籍出版社”社名出书，我可以与当时的负责人商量，调用广陵书社一个书号，这样“论集”就能沿用“江苏古籍出版社”社名了。卞先生听了很高兴，或许还有些担心，专门来信，提醒注意事项。事情最终圆满解决，我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好在没有辜负卞先生信任。“论集”出版以后，卞先生非常满意，特意给我寄了一本签名本，并钤“冬青书屋”印。

2003年9月19日，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研究所举办“卞孝萱先生八十寿诞庆祝会暨文史结合的现代学术意义讨论会”，会前，卞先生看到参会人员名单中没有我，随即打来电话，在得知我并没有收到会议通知后，当晚给我写信：“一般代表发通知，您发请柬。经办同志寄至出版集团，以致您未收到，甚歉见谅。除请经办同志再寄一份请柬至江苏古籍，我手头有通知，寄一份给您，供您参考。”“务请于9月18于北京赶回，9月19莅会指导。”（2003.9.9晚）作为一个无名晚辈，只是做了本职工作，竟得到先生如此高礼遇，确实让我有点不敢承受，但心中对卞先生更加敬仰与崇敬。祝寿会上，卞先生着西装领带，面色红润，声如洪钟般发表了学术讲演，坐在台下的我，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依靠感，因为两个月前，我刚刚被任命为更名后出版社的主事者，但这时的出版社，三分之二人员被分流到其他出版社，仅剩下18人，部门不齐全，账户上没钱，更要命的是，没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更名，更名后的出版社将来做什么。看到卞先生，看到与会专家学者对学术的执着，迷惘中多少有了一点方向感，并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力量。

忆及卞孝萱先生，不得不说一点遗憾。卞先生时常关注更名后的出版社，我知道，他对“江苏古籍出版社”是有感情的，当年他主编的《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分典》，作为“大典”项目最先启动的分典，有试点与示范意义，卞先生可谓殚精竭虑，赢得我们出版社领导和许多编辑尊重，彼此之间也有感情。他不希望一个在业界有较好口碑的古籍出版社，从此放弃自己的出版特色和优势，所以，不管在什么场合见到我，总是给我鼓励和提醒，并一再表示会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

记得2007年前后，卞先生赠我中华书局出版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时说，“下面我要为你做事了”，首先确定将《冬青老人口述》交我们出版，并说已请南京大学文学院赵益教授协助此项工作。卞先生一生坎坷，见闻广泛，治学经历丰富。先生出生两月，父亲去世，孤儿寡母艰难度日，时常靠变卖家当维持生计。其母在卞先生四五岁之际，即教他识字，激励其读书，甚至每天先向邻居学字后，再回家教儿子，此事曾得到多位名家前辈作画赋诗褒扬（日前从网上看到，西冷印社拍卖公司曾拍卖过其中一些流散的书画）。由于家境贫困，无力就学，卞先生18岁就到上海银行里学徒，但少年养成的学习习惯，使他更加会利用一切机会求学，他后来曾多次谈到“转益多师”对自己治学的影响。

解放后，卞先生在北京、扬州、南京等地工作，特别是协助范文澜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协助章士钊整理《柳文指要》，更丰富了他的学术见识与经历。卞先生的自述一定会受到学界关注，特别是书中将配上所涉人、事相关图片，包括往来信函、书画等，更会让读者大饱眼福。记得一次去卞先生新搬寓所送此书出版合同，他指着墙上挂的字画一一介绍，并说“好东西不止这些，将来书中会收”。我心中一直期盼书稿能早日完成，但听到卞先生生病的消息，当然不敢再催了。2009年8月25日，我将往长春参加全国古籍出版社工作会前，约上卞先生哲嗣卞岐一起到南京鼓楼医院探望卞先生，他靠坐在病床上，但气色和精神很好，一如过去，抓住我的手，称“姜兄”，说很快就出院，回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口述”，并说有许多东西要写。让人想不到的，十天后竟病发于出院途中。卞先生去世后，我一直努力了却《冬青老人口述》出版心愿，并想了一些办法，好在目前又有了进展，希望读者在不久，能看到卞孝萱先生这部遗稿。

因生性之故，我从不敢攀附名人大家，甚至连接近的勇气都没有，这里，只是把工作中与卞孝萱先生接触的点滴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