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奎那语言哲学研究》[①]是董尚文教授，继《阿奎那存在论研究》之后推出的又一部研究阿奎那哲学思想的力作。与《阿奎那存在论研究》一样，这部著作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阿奎那语言哲学研究》之所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最根本的就在于它研究的是“阿奎那的语言哲学”。

首先，《阿奎那语言哲学研究》之所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与其研究的是“阿奎那”的语言哲学密切相关。谈到阿奎那，人人通常将其视为西方中世纪哲学的代表人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却不充分。例如，阿奎那在基督宗教神学史上的地位就远非西方中世纪哲学的代表人物这样一个判断所能涵盖的。因为在迄今为止的基督宗教神学史上，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基督宗教神学家，而不仅仅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基督宗教神学家之一。这是因为在漫长的基督宗教神学史上，除阿奎那外，至今尚没有一人撰写出一部堪与《圣经》相提并论的基督宗教神学著作，但阿奎那却写出了这样一部著作，这就是他的《神学大全》。教皇利奥十三在其著名的《永恒之父通谕》中将其视为阿奎那的“首要的和真正独享的荣誉”以及“任何一个天主教博士都不能分享的荣誉”，[②]即是谓此。托马斯不仅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基督宗教神学家，而且还是一位西方哲学史上迄今为止少数几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当代西方大哲罗素在谈到阿奎那的历史地位和当代影响时，曾经相当中肯地指出：阿奎那作为“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不仅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而且还有“当代的影响”，他不仅具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同样”的历史地位，而且，就其当代影响而言，“事实上”，“还超过康德和黑格尔两人”。[③]研究这样一位哲学大家和神学大家的语言哲学，其学术价值无疑是非同寻常的。

其次，《阿奎那语言哲学研究》之所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也与其研究的是阿奎那的“语言哲学”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在语言问题上存在有一定的片面性。这很可能与斯大林的语言观有关。上个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在《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和《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等著作中，强调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和“一种社会现象”，而忽视了语言的本体论意义和价值。[④]因此，这种“语言工具论”和“语言社会现象论”固然也内蕴有一定的真理，但却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其实，语言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本体论意蕴。《道德经》一开始就明确区分了“可道之道”与“不可道之道”，曰：“道可道，非常道。”这里所谓的“常道”也就是“不可道之道”[⑤]。《道德经》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其区分了可道之道与不可分之道，而且还在于其强调了二者的内在统一性，强调“可道之道”无非是“不可道之道”的自我彰显。“道德”的“德”无非是“道”的“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将《道德经》简称为《道经》。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我们不妨将“可道之道”称作“有言之言”，而将“不可道之道”称作“无言之言”。或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区分了“大知”与“小知”、“大言”与“小言”。他在《齐物论》中说道：“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⑥]也正因为如此，当代西方大哲海德格尔不仅有“此在有语言”的说法，而且还进而强调语言的本体论地位，宣称：“存在是语言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⑦]“我们不仅是说这语言，我们从语言而来说。”[⑧]这就是说，不是我们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们人。这就将“言”与“在”的传统关系从根本上颠倒过来了。[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催生和提升人们，尤其是在催生和提升普通民众对语言本体论地位认知方面，基督宗教曾扮演了并且还在继续扮演着一个几乎无可替代的角色。这一点从《圣经》看是相当明显的。《圣经》不仅提出了“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the Word was God）”[⑩]，而且在其首篇《创世记》中即鲜明地提出了“以言创世”的思想。如所周知，在《创世记》中，上帝的创世活动都是由“说”来开启的。由此我们可以说：上帝的言说活动同时就是上帝的创造活动。鉴此，“我们不妨将创世之道称作言说之道，将创世之道理解为‘以言创世’，将创世论理解为‘言论’”。[11]可以说，如此鲜明和突出地强调和渲染语言的本体论性质和地位，在前此的西方古代文献中很难见到。因此，研究基督宗教神学和哲学主要代表人物阿奎那的语言哲学思想无疑是理解和阐释语言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和意义的一条重要通道。

董尚文教授的《阿奎那语言哲学研究》可谓雄心勃勃。因为该著不仅试图“为人们考察整个西方语言哲学发展史提供一部专门研究代表中世纪基督宗教语言哲学形态的学术论著”，而且还企望“推动托马斯主义与当代英美分析哲学、欧陆语言哲学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进一步拓展托马斯主义传统的研究领域，以便弥补国内外托马斯主义研究者对阿奎那语言哲学思想的重视不够与反思不足”（见该著“导言”）。但是，无论如何，该著的中心论题依然是阿奎那的“语言哲学”。一如作者自己所说：该著的“主要任务”是“借助于历史研究与文本诠释相结合的方法考察阿奎那语言哲学的历史渊源、基本论域及其当代发展效应”（见该著“导言”）。毋庸讳言，早在五年前，我的一个博士生就曾以《阿奎那语言哲学研究》为题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尽管这位博士生因其“敢为天下先”值得称道，但因董尚文教授的新著《阿奎那哲学研究》与其视角相异，在出发点、侧重点和落脚点上均有所不同，在标题方面的这样一种雷同并无损于董著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无损于董著同样是一部优秀的高水准的学术著作。

董著的第一个值得赞赏之处在于其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国际视野。黑格尔在谈到哲学的时代性时，曾经深刻地指出：“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12]然而，哲学为要成为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它就必须回答它的时代提出的问题。马克思曾经突出地强调过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他写道：“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3]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14]当今时代虽然哲学思潮繁多，但“分析哲学—科学主义”思潮与“生存主义—人本主义”思潮毕竟是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思潮。这样一种哲学格局一方面致使宗教语言的意义问题，特别是阿奎那的语言哲学和自然神学，遭遇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致命挑战，另一方面又致使基督宗教神学家在应对这一挑战过程中也相应地产生了两个基本派别，这就是宗教语言功能派和宗教语言生存论派。逻辑经验主义既然以其所谓实证原则拒斥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宗教语言的任何意义，否认了包括阿奎那语言哲学在内的所有宗教语言理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就使得宗教语言神学家不能不奋起抗争。宗教语言功能派的代表人物布雷斯维特和布伦等人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和日常语言哲学牛津学派的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主张根据日常语言在宗教背景中的特殊功能来揭示宗教语言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宗教语言生存论派的代表人物布尔特曼和蒂利希则主张从生存论或存在主义的立场来解读宗教语言。布尔特曼宣称：“神话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提供关于世界面貌的一幅客观图景，而是要表达人对于他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上的人自身问题。”[15]蒂利希一方面强调宗教乃“人的终极关切”，乃“人自己的存在及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的终极关切的“象征性”表达及宗教语言的象征性质和意义，指出：“除非通过对象征话语的语义分析，否则就无法描述对上帝的认识。”[16]董著的卓越之处在不仅在于它具有国际视野，充分考虑到了当代哲学家和基督宗教神学家关于宗教语言的各种争论和观点，而且还在于它将这些争论内容精明地归结为下述两点：一是宗教语言的意义问题，一是宗教语言的品格问题（亦即我们人何以能够谈论上帝的问题）。前者关涉的是宗教语言的“内在性”或宗教语言的“入世”性质，后者关涉的则是宗教语言的“超越性”或宗教语言的“出世”品格。这就在事实上提出了当代宗教语言研究中需要致力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从而为阐释阿奎那的语言哲学理论提供了一般背景和理论框架。尽管董著对阿奎那语言哲学的阐释并非尽善尽美，但它依据当代哲学和基督宗教神学的争论所作出的应从宗教语言的意义和品格两个层面来思考和阐释阿奎那语言哲学的建议，是阿奎那语言哲学的当代研究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完全置之不理的。

董著的第二个值得赞赏之处在于其突出地阐释了阿奎那的命名与意指理论。既然如上所说，宗教语言的意义问题是考察和阐述阿奎那语言哲学的首要目标和基本任务，阐释阿奎那的命名与意指理论就不仅是一项不能不做的事情，而且还是一项必须首先着手的事情。因为命名和意指理论所关涉的正是语词或名称的意义问题。亚里士多德在谈到语词的意义时曾经指出：“语音词是思想内容的符号，书写词是语音词的符号。正如并非所有人都用同样的文字一样，并非所有的人都发同样的语音，但是，这些符号直接表示的思想内容是相同的，这些思想内容所反映的事物也是相同的。”[17]从总体上讲，阿奎那继承的正是亚里士多德的这样一种意义理论。按照阿奎那的意义理论，“语词是观念的符号，而观念是事物的相似物”，从而，“任何一件事物，我们都是能够就其能够藉我们的理智得到认识而言而给它起一个名称的”。而且，虽然我们今生看不到上帝的本质，但既然“上帝乃受造物的原则”，我们便可以“由受造物认识上帝”，并“依据受造物来为上帝命名”。[18]这样，阿奎那的思想本身即可用来回应当代逻辑经验主义者的挑战。董著在这一部分里不仅考察了阿奎那的命名原则、口语的意指和意指的模式问题，而且还考察了指代与意指的区分以及命名与意指理论的神学意蕴等问题。这就面对当代宗教语言意义之争大背景，对阿奎那的语言意义理论作出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阐释。

董著的第三个值得赞赏之处在于其对阿奎那类比思想的系统阐述。阿奎那的类比理论在其语言哲学中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意义。与其在形而上学方面坚持“从存在者到存在、从形下到形上”的致思路线，在认识论上坚持“从外物到概念、从感觉到理智”的致思路线，在人学方面特别注重“身体的实体性质和生成性功能”相一致，在自然神学方面，阿奎那则坚持“从感性事物到超感性事物、从受造物到造物主”的“宇宙论范式”。[19]为了实现“从感性事物到超感性事物、从受造物到造物主”的认识上的“跳跃”，阿奎那不仅设计了“由果溯因”的“后天演绎法”（以实现对“上帝存在”的认知）和“排除方法”（以实现对“上帝本质”的认知），而且还设计了“类比方法”（以实现对“上帝属性”的认知）。如果从人类获取对上帝本身的肯定性认知角度看问题，类比方法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阿奎那无论是在《反异教大全》中还是在《神学大全》中都反复论证和强调了他的“类比方法”：“事情只能是：言说上帝和受造物的名称既不是单义地也不是多义地称谓的，而是类比地称谓的。”[20]尽管阿奎那强调说：我们不能说“上帝类似于受造物”，而只能说“受造物类似于上帝”，[21]我们不能把我们通过类比获得的关于上帝属性的知识视为上帝的属性本身，这些属性是以“一种更其卓越的方式”、“一种至上的样式”“存在于上帝身上的”。[22]但我们毕竟可以通过宗教语言的类比功能，对上帝的属性具有某种知识。而且，也正因为如此，阿奎那不仅强调了宗教语言具有“隐喻”的意义，而且还强调宗教语言具有“历史”的、“字面”的、“譬喻”的、“寓言”的、“道德”的和“奥秘”的意义。[23]而这些在事实上也就回应了当代宗教语言之争所关涉的第二个问题，即宗教语言的特殊品格问题，也即我们何以可能以及究竟如何认识上帝的问题。鉴此，阿奎那的类比思想近年来受到我国学者较为普遍的关注。翟志宏教授在其著作《阿奎那自然神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中、黄超副教授在其论文《托马斯的存有类比思想及其语言学意义》（《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中、许才义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阿奎那语言哲学研究》（2010年）中，都对阿奎那的类比思想作过较为深入的探讨。相形之下，董尚文教授的阐述似乎更有层次，也更见系统。董尚文教授的特殊努力主要表现在：（1）对阿奎那类比理论的思想渊源作了较为系统、较为深入的探讨；（2）对阿奎那类比理论作了类型学考察，指出并论证了阿奎那的类比理论不仅具有“逻辑类比”和“形而上学类比”的维度，而且还具有“神学类比”的维度；（3）论证并强调了“神学类比”的宗教实践和宗教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按照作者的观点，阿奎那之所以强调其类比理论的“神学类比”这一维度，乃是因为他作为一位神学家想要解决的是：“信徒们在他们的生活实践中必然会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宗教语言难题：既然上帝超越了万事万物，而人在今生又根本无法获得关于上帝的本质的知识，那么人如何藉着源于受造物的日常语言正确而有意义地谈论上帝呢？”（见该著第4章第4节）董尚文教授对于阿奎那类比理论意向性的这样一种描述或设计，显然意在回应当代逻辑经验主义者的有关诘问。也正因为如此，作者随即强调了阿奎那“神学类比”的宗教信仰实践和理论意义，指出：“解决这一难题不仅对于指导信徒的生活实践而且对于发挥神学为信徒的信仰真理提供解释的功能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见该著第4章第4节）。由此看来，董尚文教授对阿奎那类比理论的阐述不仅具有层次感，而且也具有明确的意向性。

董著的第四个值得赞赏之处在于作者特别注重哲学元典的阅读和引用。我这里所谓哲学元典是指各时代一流的哲学大家的代表作。黑格尔在界定哲学时，曾经深刻地指出：哲学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是其所在时代的“最盛开的花朵”，而每个时代的一流哲学家及其代表作（即哲学元典）不仅构成其所在时代的“主导原则”，而且还进而构成整个哲学历史发展中“全部锁链里面的一环”。[24]就西方哲学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笛卡尔、洛克、莱布尼茨、休谟、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罗素、海德格尔等都是这样的哲学大家或黑格尔所说的“理性思维的英雄”，[25]其代表作都堪称哲学元典。只要浏览一下董著，就不难发现，该著不仅注重引用哲学原著，而且还特别注重引用哲学元典。这就不仅使其具有历史感，而且也使其具有厚重感。譬如，就该著第一章论，它之阐释“影响阿奎那的三重语言哲学传统”，倘若从其最基本的立场论，似乎并无什么新意，因为这项工作此前就有人做过了，但它之注重援引哲学元典就使得这一章显得比较厚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需要指出的是，援引元典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相当困难。因为一个人倘若想要随心所欲地援引哲学元典，他就不仅必须大量阅读哲学元典，而且还必须精心消化哲学元典。但哲学元典恰恰是最难阅读、最难消化的“硬骨头”。一个人倘若没有坚硬的“牙齿”和“耐心”，无论如何啃不动这些“硬骨头”，倘若没有非常健康的“肠胃”和“耐心”，也消化不了这些“硬骨头”。这里所说的坚硬的“牙齿”和健康的“肠胃”关涉的是一个人的哲学功力问题，而这里所说的“耐心”关涉的则是一个人的哲学定力问题。哲学功力与哲学定力之间的关系，一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芝麻和芝麻油的关系：[26]一个人有了哲学定力，就有望形成哲学功力，而一个人倘若有了哲学功力，也就有望形成更强的哲学定力。反之，一个人倘若没有哲学定力，他就不可能有什么哲学功力，一个人倘若没有哲学功力，他也不可能有什么哲学定力。当前我国哲学界哲学功力特别好的学者并不特别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缺乏必要的哲学定力。这样一种令人难堪的局面其实也事出有因。既然整个社会和整个学界诱惑太多，浮躁成风，要人们横刀立马，修炼定力，自然是件不易之事。但中国哲学要发展，就需要有学者敢于横刀立马，闹中取静，担当其这项事业。从董尚文教授的这部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其哲学功力，而且同样也可以窥见其哲学定力和哲学担当。所有这些都非常难能可贵。

然而，毋庸讳言，正如任何一部优秀的著作都有其局限和不足之处一样，董著也同样如此。例如，由于作者刻意从回应当代宗教语言意义之争的角度和高度来审视阿奎那的语言哲学，这便有意无意地使得阿奎那语言哲学的一些内容及其历史影响成了本著的盲点而得不到应有的阐释。诚然，这并非由于作者疏忽所致，而实在是由该著的理论视角使然。正如当一个人从一个圆柱体的顶端来审视这个圆柱体时，进入他的视野的便只能是一个圆形，这个圆柱体的长方形的一面便自然成了这个视者的盲点。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由于人们所真实具有的都只能是自己特有的哲学观点和哲学阅历，人们即使在描述和阐释同一个哲学对象时也往往会出现不同的景观，有各自不同的兴奋点和盲点，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理论阐释。而整个哲学和哲学研究也正是这些不同风格的理论阐释中被不断地推向前进的。因此，我在此指出董著中存在的这个问题并无苛求于人的意图。此外，董著的极个别地方由于分析得过于细腻而显得有些支离，也给人以不尽完满之感。但瑕不掩瑜（如果上述两点可以视为该著之瑕的话），从整体上说，该著是一部观点鲜明、主题突出、结构严谨、史料翔实、论证充分的高水准的学术专著。

但愿我国有更多的青年才俊能够像董尚文教授这样精心耕耘我国的阿奎那哲学园地，不时奉献出像《阿奎那语言哲学研究》这样的学术精品，也希望董尚文教授一如既往地潜心耕耘这块园地，奉献出更多的学术精品。如是，我国阿奎那哲学研究走到国际阿奎那研究前列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

[①] 参见董尚文：《阿奎那语言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②] 利奥十三：《永恒之父通谕》，载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1集，第7卷，段德智、徐弢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63页。

[③]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49页。

[④]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4、524页。

[⑤] 《道德经》，第1章。

[⑥] 《庄子》，安继民、高秀昌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⑦] 《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选编，上海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8页。

[⑧]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选编，上海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34页。

[⑨] 段德智：《主体生成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274页。

[⑩] 《约翰福音》1：1。而且，其中“道”的希腊词为“λογο?”，相当于英文单词的“Word”。这就把“道”的语言内涵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了。

[11] 段德智：《哲学的宗教维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36页。

[1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页。

[14] 转引自徐炎常：《科学的假设》，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15] 转引自咱姆斯·C. 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何光沪译，赛宁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1页。

[16] 《蒂利希选集》，下卷，何光沪选编，上海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30页。

[17] 亚里士多德：《解释篇》，16 a 5。

[18]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1集，第1卷，段德智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7页。

[19] 段德智：《中世纪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

[20] 托马斯·阿奎那：《反异教大全》，第1卷，第34章，第1节。

[21] 同上书，第1卷，第29章，第5、6节。

[22] 同上书，第1卷，第30章，第2节。

[23]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1集，第1卷，段德智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24页。

[24]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6、48页。

[25] 同上书，第7页。

[26] 鲁迅在《致徐懋庸（1933年12月20日）》中曾说过“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见《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464页。

本文原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