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广泛地跨学科研究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历史哲学原本就是一门交叉学科，历史和哲学固然是该学科不可忽视的要素，然而，文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等门类的学科理论与历史哲学的交汇，才形成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深刻洞见。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对历史性、时间、变化等历史哲学基本要素的考虑，促成了历史哲学之外的其它人文分支学科向它靠扰。思想的碰撞生成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若干核心问题，史学目的、历史表现、历史真实、历史审美、历史记忆和世界历史观念这些或者由来已久、或者近来才得以彰显的主题吸引着当代历史哲学家的目光。要想对这些论题有所了解，必须预先假设一个由这种种主题构成的总体，关注它们在该总体的不同结构层面中的位置，以及在同一层面中与其它论题或要素彼此之间存在的联系与制约因素。历时与共时、整体与部分、解构与重构......一组组相互对立却又相互支撑的概念共同左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为我们考察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主题转换与意义变迁提供了基本的认识结构。
一、定义与假想：历史观念展示史学目的
在经验主义的认识中，定义是某类现象概念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至少在人文学科之内，定义不仅仅表现为阶段性认识的总结，它还可能承载一种假想和期望，因而，学者们对自身研究领域的概念描述，往往能揭示出他们各自在特定时期的学术欲求。具体到历史哲学而言，对它的定义或概念描述，便是以语言判断的形式，表达了人们对历史哲学研究具有的要求、愿望，乃至假想。
历史的定义取决于历史学的价值，并不能单方面地确定，[1]而历史学实践中存在的主体性却将史学价值与史学目的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也籍此在历史的定义之上抹上一笔主观性的重彩。有鉴于此，如果说有关历史哲学的概念描述在当代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认识主体对它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或者构成了何种假想，进而通过哲学思辨来陈述历史学的根本目的。
20世纪早期，柯林武德的研究处于历史哲学的最前沿，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成就。尽管他对历史哲学的概念性描述可以说不过是当时诸多历史哲学家中的一种，但其对后世历史哲学研究的影响力之大允许我们把这种描述视为那个时代的典范。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哲学应该包含那些思考历史的人心中普遍地和必然地产生的思想”。[2]在他看来，哲学必须讨论普遍性和必然性，并且研究实际的事实，不涉及假设，因而历史哲学只是与“以历史作为其集合之名的实际具体事实有关。”[3]柯林武德也曾说过，历史学要成其为一门学科，就“应当是一种普遍的和必然的人类兴趣”，[4]而历史哲学正是对这种兴趣进行哲学说明的结果。柯林武德还明确指出，历史哲学旨在“揭示历史思维中运用的原则，并且加以批评；其功能在于批评和调节这些原则，目的是使历史更真实、更成其为历史，......历史哲学产生于历史思维的实践之中”；[5]“历史哲学便是历史学方法论。它以一种不是很系统的形式自然而然地产生于实际历史学工作之中，永远不能用完全封闭的教条形式来表述它”。[6]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很容易将柯林武德所说的历史哲学与传统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性历史哲学区别开，按照沃尔什的分类，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因为要讨论历史思维及历史解释的可能性问题，而隶属于批判的历史哲学。[7]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哲学存在三种层面。
首先，作为一种综合体的历史哲学，它直接由历史思维中产生的特殊方法论问题综合而成。其次，作为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尝试的历史哲学。第三，与一般而言的哲学同一的历史哲学。很显然，这三个层面决非同一主题的三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他们以互为依存的方式捆在了一起。第一层面是历史哲学的内容；第二、第三层面一同构成了它的形式。[8]
显然，这第一个层次正构成了沃尔什所说的批判的历史哲学部分，然而，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是，“形式使内容变得可以理解，内容使形式变得真实。”[9]当我们得知柯林武德要说明，历史哲学不是哲学的一部分，而是哲学的整体时；当我们明白他理解的历史哲学不是纯粹的哲学，而是以历史的观念为焦点的哲学及其问题时，我们已然在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中看到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子，历史成了哲学的一种视角。尽管柯林武德自己将此区分成狭义的历史哲学（历史学方法论）和广义的历史哲学（以历史的观念来构思的完整的哲学）[10]，并主要致力于前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广义的历史哲学应该就此埋没。柯林武德最终指明，“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的先验观念所做的说明，是对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普遍和必要形式的历史所做的研究”，[11]虽然他反对给历史这一先验观念定义，但无形中却以近乎定义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历史哲学的期望和假想。这种界定告诉我们，由于历史这种精神活动是普遍的和必要的形式，它明显地或隐含地表现在任何种类的精神活动存在的地方，历史哲学根本上应当是广义的历史哲学。
事实上，晚柯林武德一代的历史哲学家几乎将这种广义的历史哲学忽视了。他们在20世纪中期普遍接受分析哲学或结构主义的训练，对某种历史解释方法（如覆盖律模式、叙事解释模式）的关注占据了40年代到70年代历史哲学研究的主导地位。[12]柯林武德对广义历史哲学的追求赋予了他的历史学方法论一种更高的目的，它与一味沉醉于历史学方法论、通过探求历史真实和历史客观的唯一性途径的分析派历史哲学形成对比，两者的碰撞留给当代（1970年以后）历史哲学研究的问题是：历史哲学应当旨在阐明历史学的学科理论，还是应当赋予人们一种认识世界的历史性眼光。柯林武德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回答，即前文谈到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那么，当代学者对此有着什么样的态度呢？
倘若我们以柯林武德对历史哲学的假想作为标尺，来评判晚于他的历史哲学家，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人的研究会被归入狭义历史哲学的范畴。只是到了1970年左右，才因为对语言和叙事的分析出现了斯科尔·费恩所说的在分析的传统内思辨历史哲学的"复苏"，[13]此时，广义历史哲学的诉求才重新萌发，这多少归功于语言在当代哲学中具有了本体论地位，从而导致了历史哲学在语言学转向中，将叙事语言中潜在的意识形态、政治、伦理乃至审美蕴涵揭示了出来。这些过去未受重视或者被刻意拒斥的因素，其存在对于历史叙事和历史表现而言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它们使得历史哲学的研究不可能再局限在历史学方法论的范围之内，进而要求超越传统历史认识论，使历史哲学由狭义研究转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哲学研究。在历史哲学界，这一倾向的代表人物是海登·怀特、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此外，还有前辈保罗·利科和后学埃娃·多曼斯卡等人。
人们重新谈起“思辨的历史哲学”，海登·怀特则以新名字“元史学”替代。他那部被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元史学》据说“展示了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他想要回答的问题也在于“历史地思考指什么”。[14]毫无疑问，怀特的研究就像他自己声称的，采用了形式主义方法，这似乎是以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来暗合柯林武德指出的第三个层面的历史哲学。
叙事研究的兴起与语言哲学的成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应该说，它的理论基础都扎根于此。克里斯·洛伦茨指出，“近来的历史哲学在艺术哲学、文学、修辞学及美学的指导下，偏离了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15]他将历史哲学中的这一倾向称为发生了隐喻转向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并判断隐喻转向作为历史哲学是不恰当的，希望将历史哲学限定在历史学方法论的领域之内，其批评针对的便是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加利、丹托等人在讨论叙事问题时便已经注意到叙事提供的是一种历史理解形式，“历史叙事的观念在‘逻辑上优先’于批判的历史哲学中几乎所有其它的问题。”“一切历史都以叙事为‘先决条件’，故事形式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组织方案’，有如理论为科学家提供的研究方案。”[16]不过，早期的历史叙事研究更愿意停留在柯林武德说的第二个层面的历史哲学，最多回答历史（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研究者们并没有假设《元史学》中构想的那种宏伟目标，即充当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海登·怀特希望实现的便是这个梦想。柯林武德早逝而没有来得及实现它，洛伦茨由于对虚构叙事影响历史真实性的担心而拒斥它，安克斯密特则为此提出一种历史表现理论，这样的历史哲学并不将自身局限于历史学方法论，而是籍此探讨更为宽泛的哲学问题，或者说借助语言哲学来重振一种广义的历史哲学。
安克斯密特称自己的历史哲学[17]，即一种有关历史表现之本质的理论，是一部哲学的显微镜，其功能之一在于“让我们看清楚，在历史话语与伦理和政治话语的最精细分支的交汇之处，以及他们彼此缠绕之处，到底发生了什么。”[18]安克斯密特认为，由于历史实在与历史学家的伦理和政治的价值相互接近乃至无法区分，因而需要一种历史表现理论来装备历史学家，使他们承担起从令人反感的道德和政治价值中分辨其精华的这一最重要和最需要责任的任务，这也是历史学唯一能够充分履行的职责。此时，对历史哲学定义的不同已经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学的目的。通过这样的历史表现理论，美学、政治学、伦理学成了历史哲学中的必然内容，反过来，它们自身之内也将融入那种“历史的”要素，深植于一种历史主义的图景中。
当然，当代历史哲学的复杂性并非可以简单地运用柯林武德的概念描述来分类，不过，它总体上还是可以说表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旨在深化历史学方法论，另一种意欲发展一种一般历史性认识理论。有趣的是，当代历史哲学们之间的张力对应着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张力，甚至在一些人看来还对应着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张力，因为人们往往将海登·怀特与安克斯密特看成了后现代主义者。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柯林武德还强调三个层面的历史哲学互为依存。若以此为准绳，那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缺少了一种历史学方法论。当代历史哲学确实在弥补黑格尔的不足，只是尽管怀特与安克斯密特在此基础之上意图发展各自作为一般认识理论的历史哲学，但要说他们的历史哲学表现出了思辨历史哲学的倾向，人们就只能认为，在他们的构想之上，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提供有效的实例来验证，更不用提构成一种类似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宏大叙事。可是，当代社会仍然保留着对于黑格尔式历史哲学，或者说对于普遍史的渴望，[19]希望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而历史哲学家将如何应对这种欲求？历史哲学在当下历史性的基础上是否需要构成一种新的定义或假想？我们通过对当代历史哲学其它一些问题的思考也许能找到些许启示。
二、言说与构成：语言哲学凸显历史表现
与其它人文学科一样，语言是历史学家实践其学术理想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他们的成果只要想传递给读者，就必须通过语言或符号进行历史表现，从而在文本中构成自己的愿望、要求和目的，进而通过读者的阅读构成历史学实践在某个特定时间与空间中的接受效果。当代历史哲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语言哲学的成就。理查德·汪认为其中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洛伦茨则指出当代历史哲学两位主要代表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各自的理论表现出一种隐喻的转向，这些都表明语言哲学对历史哲学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对语义学的研究、日常语言哲学的实用主义语言观以及结构主义语言学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历史哲学家吸收。
早期分析哲学暨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试图运用逻辑分析，得出一种精确性的人工语言。这种意图对历史哲学家显然具有诱惑力。历史对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要求远比其它学科高，而源自19世纪的实证主义历史学以及实在论历史观，其影响力即使在20世纪下半叶也仍旧挥之不去。当逻辑实证主义者热烈讨论如何借助于逻辑分析获得精确的语义时，历史哲学家自然也希望就历史学家运用的语言加以分析，而其中首要的问题便是确证历史学有没有独特的专业化语言。他们依循分析哲学的脉络，开始从语言中的词义和言说形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根据语义学方面的研究，日常语言哲学的成果很容易向多数历史哲学家证明：历史文本作为言语的产物，完全是由其它言语产物的基础构成。[20]这意味着历史学并没有专用语言，它用来写作的与我们日常言说的语言毫无差别，就如同伯林说的，只要历史是用日常语言写的，就势必充满着道德的意味和蕴涵，他们深植于日常讲话中，不可根除。[21]随后，赫克斯特以《历史的修辞》一文进一步关注历史文本中语言表述的形式。他通过三种不太受人重视的成分，即历史文本中的脚注、引用语和名单，将历史文本与自然科学文本和文学文本进行比较。[22]其中一个重要结论就是：
写作历史及其修辞与历史本身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传统上认为的那样。修辞通常被认为是历史这块蛋糕上的糖衣；但我们近来的研究表明，它已经完全混合到了蛋糕糊中了。它影响的不仅是历史的外表、它带来的乐趣、它的恰当性，而且也影响它内在的本质、它根本的作用，即传递过去实际上是怎样这种知识的能力。并且，如果事实确是如此，历史学家就必须使历史学，即他们撰写历史的方式，服从于一种比他们迄今进行的任何研究都更宽泛、更深刻的研究。[23]
赫克斯特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言说形式的分析将历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控制中摆脱出来。这种关于历史修辞的形式研究实际上从一个方面说明，追求精确的语义并不能带来客观的历史言说，修辞中还隐含着假设，它们将直接影响历史文本的意义和真实性。[24]不仅如此，赫克斯特还睿智地预测历史哲学将面临重大的范式转变，[25]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转变已经完成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语言学转向是这种范式转变的一种说法，若是从历史哲学研究的核心来看，则是历史表现取代历史真实性，就像一种结构中心的转变。并且，由于历史表现本身涉及的是一种形式，一种史学活动的形式，它已经不具有类似于历史真实性那样的本质特征。
历史表现问题成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这无异于将形式置于内容之上。然而，当代历史哲学的展开的确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20世纪40年代对于历史解释和历史说明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形式研究，如对覆盖律模型的激烈争论实则希望以一种有效的解释模式来达成历史真实。随后，对于历史叙事的讨论最终使人们“注意到叙事是历史写作的特有形式”[26]。由此，故事的组织、言说便与历史意义的构成联系在了一起，故事被认可为一种历史认识的形式。这样，历史叙事在编织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要素，如开头、中间、结局与历史意义的构成之间的关系都将纳入到研究中来。对这些组织形式所做的分析,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们感觉到，文学叙事或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差异并不像人们过去想象的那么大。
1970年前后，罗兰·巴尔特对历史的话语所做的剖析，以及怀特对19世纪欧洲历史想象进行的分析都是采用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过去，传统历史学自认为用于表现历史真实的叙述方法，如今在形式主义研究中被证明与虚构表现方法的差异并不大，这无疑使遵循传统历史认识方式的一些历史学家对于如何从理论上确保历史真实性感到手足无措。事实上，此后的历史哲学并没有忽视有关历史真实性的讨论，至少任何对形式主义研究的批评都会将历史真实性的尚方宝剑请出来。不过，人们也逐渐认识到，通过关注历史表现而涉及到一些新问题并不会回避历史对于真实性的要求，相反，只有对这些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才可能从另外的层面上获得对历史真实性的恰当认识。
安克斯密特在讨论历史表现的本质时，先指出要用“历史表现”这个词来替代“历史解释”、“描述”、“说明”、“历史叙事”等等说法。“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明白，历史著述的本质，其相应奥秘只有在我们把历史文本理解成对过去的一种表现时才能弄明白。”[27]这可以说是近30年来逐渐形成的共识，历史表现问题的凸显意味着以它为核心构成了另外一种结构，表现的类型、内容、效果、表现者、读者等等，它们充当了围绕这一核心的要素；而在此，“历史”这个词对历史表现的限定是赋予它的对象一种时间的向度，即指向过去，它并没有对过去内容的真实性做出论证和担保。
在涉及到一些有关历史表现的结构主义和语言学研究的具体问题上，怀特借助于分析年代纪、编年史和历史（叙事性历史）这三种历史表现形式来探讨叙事性问题，指出历史表现中叙事性的用处源于一种愿望，即要让实在的事件展示出一种生命图景的一致、完善、全面和闭合的愿望，然而，这种生命图景却是虚构的。[28]由于叙事往往被当代结构主义者看作历史表现的根本形式，对叙事进行的形式分析得出这种将叙事性的用处寄托在一种虚构的图景之上的结论，这不免会动摇人们对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或历史实在具有的信念。怀特的研究表明，形式分析方法对历史哲学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此外，其他结构主义者的研究同样赋予当代历史哲学诸多新的关注对象。例如在思想史的写作中，如同桑德·科恩所说：“表现的概念、反思的理论、意义与交往的结构，以及对于何种程度上这些文本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存在的普遍疑问，统统根据某个系统的理论语言被推倒重来了。”[29]科恩以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进行分析，认为当人们把思想活动视为指称实践和语言的一部分，进而分析历史写作的意识结构时，人们更容易看清历史表现中的结构性编码规则是如何构成，又如何被新的意识所替换。这样，人们也就得知传统历史哲学中的“实在”不过是这些结构性编码规则的产物，既然后者能够更替，“实在”自然也不可能依然保留它本质不变的面貌。[30]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无论取得什么进展、发生什么转变，都无法回避真实性的问题，即使整个历史哲学以历史表现为中心，真实性问题实际上也潜伏到了其中。因为历史与真实有着天然的联系，就好比洛伦茨批评“隐喻的转向”时说的，“无论何时赋予历史叙事‘真实的故事’这一特征，需要强调的都应是‘真实的’这个形容词，而不是‘故事’这个名词。”[31]历史有时就是真实的代名词。当历史哲学家大大地促进对历史表现的认识时，研究中涉及到的形式虚构与内容真实之间的矛盾，仍旧是这个学科不可回避的难题。
三、超越与回归：虚实张力规划历史真实
在赫克斯特讨论历史的修辞、憧憬历史哲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之时，他还是将“实在性原则”视为历史写作的第一原则。不过，他也注意到这一原则与历史写作的第二原则——“最大影响原则”之间的矛盾，因为“为了把历史实在传递给读者并产生最大影响，历史学原则有时可能要求历史学家将全面性和精确性屈从于其它方面的考虑。”[32]换句话说，历史写作要力求找到一种能够在历史的真实性与历史知识、历史意义传递的有效性之间达到平衡的修辞方法。应该承认的是，赫克斯特所提到的“实在”对应的还是传统历史哲学中那种真实的过去，是一种史实的真实。
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当代令人们对历史真实性产生动摇的历史哲学家有关历史真实的看法。海登·怀特对埃娃·多曼斯卡谈到：“你肯定无法避免真实性问题。因为这是写作历史据以成为可能的基础之一。......真实性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可回避。20世纪语言哲学给我们的教导便是，脱离了真实性的表现及其形式，就没有哪种真实性存在。如果真理以陈述、言辞的方式呈现自身，那么言辞的形式和它的内容同样重要。你不能区别对待。”[33]显然，怀特并不回避历史写作中的真实性问题，只是我们看到，他强调真实性依赖于它的表现及其形式，如果说历史表现代表了历史学实践，那么就可以认为他是在强调一种史学的真实。我们看到，与自赫克斯特上溯的传统西方历史哲学对历史真实性的模糊论述不同，怀特及当代西方历史哲学正是要超越实在论的真理观，自觉地将历史真实的讨论由历史事实的层面上升到历史表现的层面。问题在于，怀特等人的研究恰恰更多地证明了历史表现形式中隐含的虚构因素，真实性又如何成为“写作历史据以成为可能的基础之一”呢？如果按柯林武德说的那样，叙述指的是构成一种“意在成为真实的叙述”，那么，我们能够从虚构的形式中获得一种意在成为真实的历史表现吗？倘若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要在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上真正有所突破，就必须赋予形式虚构与内容真实之间的矛盾一种合理的调解方式。
我们的确有可能表述出这样一种调解方式，只是它构成的代价是要对真实与虚构的传统含义进行重新理解。
沃尔什早在1951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导论》中已经指示出历史哲学领域内对真理的两种观点，一种是符合论真理观，另一种是融贯论真理观。1976年，戈尔茨坦在融贯论真理观的基础之上有所进展，他认为，历史真实只有通过理论建构才能获得。[34]在很大程度上，沃尔什支持这种观点，他承认，“历史学家出于专业的目的知道的唯一的过去，便是在他们的研究中构成的过去。”[35]甚至“历史事实是最有见地的历史观点随时都准备去获取的结论。”倘若如此，历史真实或历史实在便是一种历史判断的结果，尽管它需要证据支持，却不再是以往那种绝对的、不可改变的东西。沃尔什指出：“如果在我看来是真实的东西对你来说也是真实的，除非你表明我错了，那么，这只是就我们共有基本的思维方式并都承认同样的初始资料而言是这样的。”[36]对多数人而言，这样的真理和事实概念将导致相对主义，沃尔什没有说明如何避免这种危险，然而，他的言论实际上已经指向了以后的历史哲学家依据来重建历史真理观的主体间性概念，即真实性源自于不同认识主体之间的认同。无疑，认同若是局限在不同主体各自隶属的小范围内部，相对主义便不可避免，但对历史真实而言，不断寻求更大范围的主体间性正是一种克服相对主义危险的不懈努力。
一旦人们能够将历史事实中存在的实在性与真实性问题化解为主体间性，那么，历史学对历史真实的内在要求就将呈现出一个针对从单个历史事实到总体历史叙述的不断扩大的过程，即从史实的真实通向史学的真实的过程。
托波尔斯基的研究正是在这一过程进行的探讨。他明确指出，历史叙事中所有构成陈述的真实性不足以保证故事整体是真实的；即使某些构成成分是假的，历史叙事也可能仍是真实的；较之另一种历史叙事，真实陈述比例更高的历史叙事并不足以保证其整体上更为真实。[37]有鉴于此，进一步需要分析的便是我们依据什么条件来确保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单个事实与整体叙事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后者是历史建构的结果，内含了某种叙事规则。托波尔斯基正是试图引入一种所谓的历史叙事的纵向结构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结构中，事实层下还隐含着一个理论层，于是，分析的结论便是，“一个叙事的真实性总体上取决于其理论层次的真实性，即由那种限制叙事结构的东西决定。”[38]遗憾的是，托波尔斯基并没有能力真正说明叙事结构的真实性靠什么决定。如果像他所做的那样寄希望于叙事结构与实在结构的同质性，问题就将集中到实在的结构如何被当作真理认识到，否则，它就不具有这种试金石的作用。
大卫·卡尔的研究面对了托波尔斯基留下的疑难，他要说明的是：叙事的结构内在于事件本身，叙事与真实性之间具有明确的连续性和形式上的共通性。卡尔认为，叙事行为与事件的发生一样，都是一种实践行为，“叙事不仅仅是行动和经验的构成物，而且是行动着和经验着的自我的构成物。”[39]自我的社会性使得它与某些共同经验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构成的叙事结构有如一种社会时间的结构。“叙事作为故事、故事讲述者、听众和主人公的统一体，首先是那种构成共同体及其行为和一致性的东西。”[40]卡尔将叙事看作一种自我的社会实践方式，即一级叙事，这就使得叙事的真实性与实践本身的存在性同一；这样，历史和小说在卡尔这里就成了分别服务于共同体和个体的二级叙事，它们具有的叙事形式目的都在于拓展生活与实践的结构，因而，检验其真实性的标准就在于生活与实践在未来的效应如何。
20世纪70、80年代，在叙事结构与历史真实这一问题上，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使人们产生了两种印象。一种来自于明克、戈尔茨坦、沃尔什、巴尔特、怀特和利科等人，他们认为历史叙事是一种主观的建构，如果说真实的世界存在，那么它就是这种历史叙事的主观构成。这样的观点最后给人们造成一种历史和小说一样都是虚构产物的印象。另一种印象则来自托波尔斯基和卡尔等人，他们力求将叙事结构与某种实在结构或实践结构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历史叙事的真实性找到可靠的基石，将叙事从虚构的阴影中解脱出来。
不可否认，两类历史哲学家关注的都是史学的真实，其重点落在了叙事形式或结构之上。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真实与否实际上是由叙事形式本身的虚实来决定，也就是说，叙事形式本身有没有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虚构，抑或它本身就是叙事所要涉及的历史的必然产物。巴尔特、怀特等人没有证明前者，而托波尔斯基、卡尔正是想证明后者。除此之外，利科、安克斯密特等人也提供了相应的论述，以表达他们对形式的历史性内涵具有的关注。利科主张“真实的世界具有一种组织各种要素并使它们自身屈从于叙事构造的‘前叙事结构’。”[41]这种“前叙事结构”正是内在于真实的世界中，决定了叙事形式或叙事结构的结构。安克斯密特有关符码的主体间性的论述对于这种“前叙事结构”而言更是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道：“符码的主体间性将使我们遗忘它们的存在和功能。如果你、我和任何其他人运用同样的符码来表现世界，这些符码就不再会像这样能感知到，而是相反，被当作了世界本身的一部分而被体验。”[42]这一论述促使我们认识到，一方面，潜在的“前理解结构”正是以符码的主体间性的形式存在，使得人们不易于感觉和认识到，因而有可能将叙事形式看成一种虚构；另一方面，我们看作是世界本身或者历史实在的东西，其实只是一种符码的主体间性。由此可见，不论是叙事形式还是它们要叙述的历史实在，都只能通过主体间性概念赋予它们真实性。
当代历史哲学在超越了传统历史认识论的真理观之后，一度因为强调历史叙事形式中的虚构特征而造成了人们对历史真实的失望。近来的研究表明，只有将叙事形式也奠基在主体间性之上，真实性才可能回归到历史学之中。当然，对历史真实性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可能仅仅指明主体间性的存在就能完成，争论依然涉及多个方面。例如，在历史表现的实践之中，真实性和审美都是历史表现的内在要求，二者如何以一种和谐的状态存在，依旧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努力的目标。
四、隐匿与呈现：认识主体促成历史审美
19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思潮对历史学的影响至今尚存。历史学家曾一度因此隐匿在历史文本中不敢显形，以免背上主观性的负担，有违历史代表客观的祖训。当代历史哲学的一项重要贡献在于，对历史表现的形式分析积极地展现出历史文本中主观性介入和存在的方式。[43]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的身份赫然呈现在读者面前。进而，以安克斯密特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家给予历史主观性高度评价，致力于将历史学实践领入现实的社会生活，期望它在现实与未来的社会实践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44]认识主体在史学实践中的呈现必然促使历史哲学研究更多地考虑主体的愿望和要求。审美的要求便是其中的一种。以往历史哲学中讨论过的主题，如历史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等等，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过历史的审美问题。如今，有关历史表现研究的深入在凸显历史认识主体的历史学意义时，才真正开始涉及对历史审美的思考。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中，审美成为一个正式主题，甚至在安克斯密特那里成为一个要超越历史哲学的中心议题，这种现象存在的现实基础是，历史学家承认在历史文本的建构中不可能完全拒斥历史主观性。为此，有关历史主观性的研究自然会转向探讨促使主观性发生效用的因素。有关历史意识如何将历史经验转变成一种可理解的东西这一过程，便成为历史哲学家关注的重点。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指出，历史作品包含着一种审美的维度，它是显性的，表现在文本的“表面”，因而易于辨认。审美维度对应的是一种情节化解释策略，包含了四种言说模式，它们是浪漫剧、喜剧、悲剧和讽刺四种原型。但是，怀特并不只是在历史作品的这种显性层次上谈论美学因素，他根本上是想确定历史作品不可回避的诗学性质。他以19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为例，列举了多种历史叙述的模式，其共同的特点都是某种诗性感悟的形式化，并且，诗性感悟逻辑上优先于任何显性的历史认识模式，并决定着这些模式。怀特从研究中获得的一个推论是：“洞察历史的视角，选择这种而非那种，最佳依据归根到底是美学的或道德的，而非认识论的。”[45]诗性感悟在怀特那里正是一种审美判断，意识要从一种审美经过道德才能转变成理智上的理解。以往的历史哲学对历史认识的研究过多集中于认识主体的显性层面，往往将他的意识过程视作一种理性的自觉意识，归属认识论的层面，而对于感性审美则难以提供说明。怀特的分析无疑在这个方向上将历史哲学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一旦承认历史表现中诗性感悟暨审美判断的存在，人们便会很自然地承认历史表现的多样性可能。然而，这种颇具神秘主义色彩的诗性感悟在认识论之外，怀特表明了它的存在，却没有对它的源起做出更多的阐释。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安克斯密特那里。近20年来，安克斯密特沿着近似于怀特的思绪继续探讨历史表现中的审美问题。他的根本观点是，审美作为表现的一般理论，它在逻辑上优先于认识论，优先于道德规范和历史著述实践。他强调，表现的审美标准“逻辑上先于我们用来评价认知性和规范性话语的标准。叙事表现不应由这些认知性和规范性话语的标准来评价，相反，表现性成果的审美标准将使我们能够评价认识性和规范性话语对历史表现的贡献。”[46]为此，安克斯密特表述了人们获得评价表现的审美标准的方法。他指出，表现性成果永远都是相对立的叙事表现之间决断的结果，我们应当摒弃那种将个体叙事表现与过去本身进行比较的错误姿态，在众多的个体表现之间寻求真正的表现性成果，也籍此来评估它们各自的相对价值。安克斯密特没有明言这种做法潜在地依赖于对主体间性的认同，事实上，他正是要以这种方式将现实世界中趋于精确的认识性和规范性话语还原到它们确定之前的模糊状态。对于审美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答案是：最广阔的视野，能包容最多实在的状态，而它的理想标准则是一致。由于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审美表现的观念是历史学、政治学和美学的共同基础，对历史表现、政治表现和艺术表现的共同说明将显示，表现并非只存在于艺术领域；另一方面，它也不是要将历史和政治领域审美化，事实上，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47]
安克斯密特的表现理论存在着将历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联为一体的通道。他指出，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多的收集历史文本，然后以审美标准进行评估选择最优者，进而分析并确定该文本运用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将此“设定成我们现在和未来个体和集体行动的指南。”[48]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历史讨论中获得的审美标准决定了道德规范。有了审美判断的基础，人们便能给历史学赋予新的任务。于是，历史学或历史叙述成了现实生活与政治实践的实验田，人们根据历史庄稼的长势优劣来选择品种加以推广。然而，我们注意到，安克斯密特尚未对审美判断本身产生的机制进行分析，因而没有对其审美标准获得的方式做出合理说明，这从根本上有可能动摇他的这种我之称为“实验史学”的逻辑一致性。
怀特和安克斯密特有关审美的讨论已经将这一范畴带入了当代历史哲学的视域。认识主体的旨趣是历史审美的决定性要素。耶尔恩·吕森在探讨历史创伤时关注到了创伤审美化可能存在的意义。[49]尽管他就这个具体问题存在异议，但这样的论述也从另一种角度说明审美问题的存在于历史学而言不容忽视。值得一提的是，若严格地从美学的角度来探讨审美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关系，对于审美本身的探讨就应是必要的。这将要求历史哲学家涉足感性认知这块曾经被历史哲学遗忘的领域，[50]它更多地与历史学家在运用语言表现历史之前所涉及到的各种选择（材料、主题、形式、意义、目的等诸种选择）有关。然而，这些选择中包含的感性因素如趣味、情感、体验等等，若是重新纳入历史哲学的领域，势必与20世纪的学术成果相结合，深化人们对历史表现与历史认识的研究。在当代学术语境下，对一些传统学术概念的重新认识将为历史哲学带来新的内涵。这种要求在审美方面虽然有颇具代表性的历史哲学家涉及，但根本上还只表现出一种开端，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有关历史记忆的研究中。
五、连续与断裂：价值取向制约历史记忆
记忆女神是历史之母，记忆是历史学最古老的概念之一。作为主体的心智活动之一，记忆也因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对主体行为认识的要求不断提高而重新得到重视。与此相关的概念还有回忆、纪念、遗忘。记忆是构成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之一，而遗忘则可能导致历史解释链的断裂，因而，有关记忆的研究亦反映出历史哲学家对历史连续性与间断性反思的一个侧面。
记忆首先是一种感官活动，它只有通过语言表述才进入认识的领域。历史记忆可以通过语言构成的知识形式存在，也可以作为尚未表达的经验存在于人脑中。按照沃尔什曾经的理解，“记忆不是通过认识得来的知识种类，因为它的陈述统统由解释所支配；然而，它给了我们一种与过去的可靠的联系，这就像感觉给我们一种与外部现实的可靠联系一样。感觉需要在知觉判断中详加描述，纯粹记忆在记忆判断中也是如此。”51虽然沃尔什认为记忆使我们获得了有关过去的可靠联系，但它也令我们产生了深深的疑虑。因为，不论历史研究追求的是过去的本然，还是历史的价值，我们怎么可能将这种使命寄托在一种感性的知觉上呢？我们在思考记忆时，习惯于将记忆的表述当作记忆本身，事实上，对于记忆的产生，即原始经验的摄入，以及它在通过语言表述之前在人脑中的变化，这些问题对历史哲学家而言几乎都是一种空白。在当代西方历史哲学涉及记忆问题之初，历史哲学家们还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不过，建构主义者已经趋向于认识到，历史不是记忆凭借语言所做的直白，而是现在运用作为历史文本存在的记忆进行的重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历史哲学家们对纳粹大屠杀与历史表现的关系所做的探讨，以及90年代推及的对历史创伤的研究，都促成了人们对历史记忆问题的关注。在个体人生或者人类历史之中，我们总是对自己所受的创伤难已忘怀。然而，我们的历史表现真正确保了创伤不被消解而失去警世意义吗？这样的疑问首先指向了记忆的传承方式。汉斯·凯尔纳指出，“鉴于我们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大屠杀必定由于幸存者对它的记忆而成为历史性的。仪式上不变的重复并不够，记忆化最终必定有赖于语言。甚至在纪念物以图片或博物馆藏物品的形式存在时，它们的意义也有赖于澄清它们的话语。”52记忆依赖语言，然而，语言的多义性以及多样化历史表现的价值取向，使得大屠杀面临着历史表现的危机。事实上，对于大屠杀这样一件无法进行合理性解释的事件，当前正是靠幸存者的见证和其他一些学者的信念在确保其表现的真实性。若我们始终找不到特定的写作形式来表现大屠杀，人们保持这种记忆的信心势必随着多样性历史表现的不断涌现而削弱，大屠杀的记忆也将由此变得越来越模糊。就记忆问题本身而言，凯尔纳已经注意到，在由幸存者的见证转向文本表现的过程中，记忆存在不断衰弱的可能性，这将是由一种在场的先验真实性向不在场的表现真实性弱化的过程。按照这样的思路，就某一历史事件而言，有关它的历史记忆会随着历史文本的增加不断繁殖，而不同历史表现方式构成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也必然使得历史记忆呈现出更多的形态。这样，我们确实不可能在记忆与过去之间建立起传统上想象的那种可靠联系，任何假想的可靠性唯有以信念来支撑。
吕森认识到，有关创伤记忆的分析不仅涉及记忆本身，还直指我们进行历史表现的文化潜能。这种潜能使得历史事件在表现结构中获得它自己的位置并生成意义，它本身也籍此构成了历史连续性的要素。然而，创伤记忆造成的“灾难性危机”令常规的历史解释结构无法容纳它，历史的断裂往往会由此产生。53这样的认识将向我们揭示记忆与历史连续性和间断性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一方面，记忆既可以为历史连续性提供素材，也可以导致历史断裂。仅就创伤记忆的呈现而言，此时要想保持历史的连续性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弱化或遗忘某些可能导致历史断裂的记忆；另一种是提出新的解释框架来容纳外在于传统框架的新的记忆，重构历史连续性。然而，当人们缺乏足够的创造力，无法为“灾难性危机”造成的创伤记忆提供一种合理性解释框架时，自然而然便会采取弱化或遗忘的方式。凯尔纳已经证明了这种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理解历史的主要概念发生改变可能导致后人对历史记忆的分类，例如，用来理解现实社会的人权和社会平等的概念产生于近几个世纪，我们若以这些概念为标准来区分古代、中世纪的历史记忆与现代记忆，就有可能将两种记忆建构的历史看作代表了本质不同的两种社会，54这样实质上也造成了历史连续性的间断。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对历史记忆的分析同样与历史表现相伴随。记忆、遗忘与历史认同之间的关系也得到吕森等人的关注。不过，西方历史哲学家们对历史记忆的研究并非面面俱到，甚至可能有某些较为重要的方面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正如我们在谈到历史审美问题时，认为审美逻辑上先于认识论，在历史记忆的问题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当代历史哲学家所讨论的历史记忆根本上是指通过语言表现的记忆，即使所涉及的记忆概念是一种尚未表达的意识结构，它往往也与将要表现的语言结构同一。人们注意到了语言造成的记忆增殖或衰减，却很少考虑到记忆的整个过程，它还包括感性经验摄入之后与经验素材经由意识和潜意识的加工，然后再通过语言组织输出为历史记忆的过程；再溯源还将包括是什么原因吸引了认识主体的感官促使他对某些事物产生关注。诚然，这样的追究表面上显得过于繁琐，但它们正是先于前述历史记忆并对之起决定作用的过程。如果我们质疑认识主体所表现的记忆内容为什么是这样的而非那样的，而这种质疑将牵涉到他的感觉或者潜在的趣味，历史记忆就有可能和审美判断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还可能由后者决定。倘若如此，以认识论的方式来表述，有关历史记忆的研究至少在两个方面还需要深入，一是对理解前结构存在及其发生机制的研究；二是有关历史的审美趣味，以及它与史学的实践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只有在我们对历史发生的原始经验进入记忆的多样性选择方式有所认识之后，只有在我们对意识或潜意识对经验的取舍具有的多样性选择方式有所了解之后，有关历史记忆的研究才可能从根本上抛弃传统实在论史学观，而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虽然指出历史表现可能造成历史记忆的变化，但他们实际上仍然是以这种史学观为认识前提。至此，我们下面将探讨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一种愿望，它既是当前研究状态下的一种审美要求，也是一种理性追求，这就是宏大叙事的追求。
六、瓦解与重构：宏大叙事重返历史哲学
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家在涉及世界历史这一宏观领域时，通常将他们的作品视为对世界历史的一种本质表现。历史哲学家们往往基于历史实在论而认为在我们的主观意识之外存在着一个客观的世界发展进程，即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黑格尔到斯宾格勒、汤因比，他们的思辨历史哲学著作曾经风靡一时。自从历史哲学家们转向分析历史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之后，涉及普遍史、世界历史、全球史、总体叙述、元叙述这一类我们现在称为宏大历史叙事的主题一度受到冷落。1970年之前，认识论处境中的历史哲学研究表现出日益技术化的趋势，但此后经过语言学转向，一种对思辨历史哲学的内在要求又在悄然复兴，此刻，宏大叙事正处于重返历史哲学的关节点上。
思辨历史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历史是什么？”“历史怎么样？”。虽然历史哲学界在沃尔什的带领下将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区分开来，并实质上视作一种旧、新历史哲学的区分，但人们在对历史认识问题的深入分析之后，却开始意识到思辨的历史哲学将在历史认识论研究的逻辑终点之上重新起步。理查德·汪指出，历史哲学对“语言和叙事的分析引起了‘思辨的’或实体性的历史哲学的再生。”55首先注意到这种倾向的应是斯科尔·费恩，他明确指出，历史认识中的某些问题倘若缺乏某种人性或历史过程的理论，是不可能得到回答的。56但思辨的历史哲学并没有很快复兴，具体的情况颇有曲折。
当代历史哲学对语言和叙事的分析使人们逐步明晰了历史叙事中存在的意识形态蕴涵。某种历史叙事结构本身受认识主体的偏好、兴趣、利益和创造力的影响，人们不再认为它是历史表现的唯一性结构。如果通过该种结构表现的历史叙事仍然被称为历史，那这样的历史也只能是多种可能历史中的一种。这样，传统思辨历史哲学声称的客观历史实在及其发展过程在当代历史哲学的进展中瓦解了。另一方面，当代后现代思潮对元叙述和宏大叙事的批判同样加速了传统思辨历史哲学的瓦解。后现代主义者如利奥塔对元叙述、总体叙述的批判试图令人们回避有关普遍史或世界历史的话题，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逃避形而上学和极权主义政治表现。现在，不管是运用当代历史哲学研究成果，还是运用利奥塔等人的后现代思想，人们都不难看出思辨历史哲学中反映的作者的世界观，例如，黑格尔正是以西方文明，尤其是以日耳曼精神为中心来描述世界历史行程，从而使西方文明实际上获得了世界历史叙述的主导权。如今我们明白，这样的世界历史只是黑格尔建构的成果，它应该只是诸多世界历史建构成果中的一种。
然而，解构意味着重构，对思辨历史哲学的批判并没有阻止人们放弃对宏大叙事的追求。正如克莱因所指出的，“从列维－施特劳斯到利奥塔、从克利福德到福山，我们仍然受到历史的困恼，即使我们迫切要彻底摆脱总体叙述的弊端，但我们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宏大叙事中。”57人们出于各种需要而继续寻求一种宏大叙事。在专业史学界内部，麦克尼尔是撰写世界历史的先锋代表，他主张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并以此结合和改造传统上充当人们世界观的万物有灵论和各种宗教世界观。麦克尼尔认为，“世界观确实重要。作为人类，我们坚持要弄清世界的意义，而我们的社会凝聚力依赖或至少部分地依赖于我们共同的世界观。因此，不同的群体如何商讨或重新处置相互竞争的世界观，在21世纪及以后的世纪中，可能成为公众事务的一个重要主题。”58在专业历史学家之外，有美国学者福山沿袭黑格尔的传统著述《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尽管这只不过是一种对黑格尔的简单模仿，也招致德里达这样的哲学家的尖刻批评，但它的确迎合了那些基于西方中心论来看待世界的读者的旨趣。克莱因注意到，各式各样的总体叙述总是表现出黑格尔用有无历史的民族方式造成的二律背反，新的总体叙述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总是显得不合时宜，造成了我们理解当今全球化社会的思绪混乱。
尽管人们对于宏大叙事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满，但这种追求仍在继续。在某种程度上，追求宏大叙事也是一种审美的要求。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安克斯密特对于审美标准的说明，它要求最广阔的视野、能包容最多实在的状态，其理想标准则是一致性。我们应该看到，任何宏大叙事的根本要素都在于提供了一种大一统的表现形式，只有依据这种形式提供的广阔性和统一性，人们才能将世界历史的原始经验经过审美判断纳入理解的框架，由此可见，对宏大叙事的追求不是逻辑的质疑可以阻止的，它也内在于人性的审美需求之中。这样看来，思辨历史哲学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对世界的普遍理解、一种看待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宏观视角。传统思辨历史哲学由于强调这种世界观的唯一性和真理性，因而根本上变成了一种政治权力的表达方式，导致后现代主义者的抨击。那么，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是否已经为重构一种新的思辨历史哲学进行了理性的奠基呢？
埃娃·多曼斯卡也在后现代思潮和全球化境遇中构想宏大叙事的可能性。她认为，宏大叙事要在以微观故事、碎片、非线性、边缘化与多元视角为特征的后现代思潮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就必须更改自己原有的思维方式。例如，我们要寄希望于为过去想象一种关系，它能将处理过去的不同方式如神话、传说、史诗和历史结合为一体，从而容纳我们和一切“他者”的过去；普遍史应该是人类史和非人类史互为补充，将世界展示为一个“方成”的过程；它能够接受历史时间的间断、非线性甚至性别化，历史的空间化，以及因果思维转变成隐喻思维等等。59多曼斯卡的设想很大程度上正是立足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成就，但运用这样的思维进行世界历史的叙述实践，我们至今并没有成功的范例。相反，基于历史实在论的世界历史的瓦解事实上在具体历史学研究中支持了叙事史的复兴60与微观史学的发展。
在当代历史哲学家们普遍承认历史事实的真实性是建立在历史认识群体的主体间性的基础上之后，对宏大叙事的渴望也来自于人们寻求更大范围的历史真实的愿望，同时也是寻求更大范围内的主体间性的愿望。可以设想，最大范围内的主体间性应是全人类的主体间性。它理应包括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由此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意味着它不仅要取得现时代人类的普遍和解和认同，同时还要包含对人类历史的敬畏与对人类未来的尊重：我们敬畏历史的力量，促成历史效应与现实实践的协调；我们尊重未来的权利，为后人保留他们应有的生存环境和资源。基于这种主体间性的世界历史或思辨的历史哲学应当不愧为一种真正的普遍史。然而，鉴于这种全人类的主体间性只能以一种理想的形式存在，这就注定了历史哲学本身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道路，而任何世界历史的重构，都不过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驿站；任何所谓的“历史的终结”，都将是一种海市蜃楼，只能迷惑那些偏执的心灵。
【注释】
[1] 参见拙文《我们为什么要叙述历史》，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5-18页。
[2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a Philosophy of Something, and in particula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The Idea of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Oxford, 1993, Jan Van der Dussen ed., 337. 中译文见拙译《某某哲学的观念，尤其是历史哲学的观念》，《世界哲学》，2003年第4期。
[3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a Philosophy of Something, and in particula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337.
[4 ]R. G. Collingwoo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ustin, 1965, William Debbins ed. 123.
[5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a Philosophy of Something, and in particula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346.
[6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a Philosophy of Something, and in particula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347.
[7 ]参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及以下。
[8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a Philosophy of Something, and in particula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349.
[9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a Philosophy of Something, and in particula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349.
[10] 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诺克斯版，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页。
[11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a Philosophy of Something, and in particula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357.
[12 ]参见Richard T. Vann，"Turning Linguistic: History and Theory and History and Theory, 1960-1975," in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edited by 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40-69. 中译文见拙译《转向语言学》，《哲学译丛》，1999年第3、4期。
[13 ]Richard T. Vann，"Turning Linguistic: History and Theory and History and Theory, 1960-1975," 61.
[14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1973, 1.
[15 ]Chris Lorenz，“Can Histories be True? Narrativism, Positivism, and the ‘Metaphorical Turn’，” History and Theory 37(1998)，309．
[16] 参见W. H. Dray, " On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Theory，Vol. 10(1971)，154.
[17] 安克斯密特很少用“历史哲学”一词，取而代之的是用“史学理论”一词，这多少与荷兰的学科设置有关，历史哲学分支学科通常设置于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称为史学理论。
[18] 安克斯密特：《为历史主观性而辩》（下），陈新译，《学术研究》2003年第4期出版。
[19] 后文有关宏大叙事的讨论将对此有详细阐述。
[20] Richard T. Vann，"Turning Linguistic: History and Theory and History and Theory, 1960-1975," 42-43.
[21 ]Ibid., 43.
[22 ]J．H．Hexter，“The Rhetoric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6(1967), 1-13.
[23] 同上，第11页。
[24] 关于赫克斯特的评述，可参见拙文《20世纪60年代转向语言学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刊于《求是学刊》，2002年第1期。
[25 ]J．H．Hexter，“The Rhetoric of History，”12.
[26] Richard T. Vann，"Turning Linguistic: History and Theory and History and Theory, 1960-1975," 43.
[27] 安克斯密特：《为历史主观性而辩》（上），陈新译，《学术研究》2003年第3期。
[28 ]Hayden White, "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5.中译文见拙译《叙事性在实在表现中的用处》，见于《书写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29 ]Sande Cohen，“Structuralism and the Writing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Vol.17(1978)，176.
[30] 同上，
[31] Chris Lorenz，“Can Histories be True? Narrativism, Positivism, and the ‘Metaphorical Turn’，” 329．
[32 ]J．H．Hexter，“The Rhetoric of History，”6.
[33] Ewa Doman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1998, 23-24.
[34 ]Leon J. Goldstein, "History and the Primacy of Knowing," History and Theory Vol.16 (1977), Beiheft. 29-52.在前一年，他出版了《历史认识》（Historical Knowing. Austin, Texas and London, 1976）一书系统阐述这种观点。
[35 ]W. H. Walsh,“Truth and Fact in History Reconsidered,” History and Theory ，Vol.16 (1977), Beiheft, 68.
[36 ]W. H. Walsh,“Truth and Fact in History Reconsidered,” 70.
[37] Jerzy Topolski, "Conditions of Truth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History and Theory 20 (1981),51.
[38 ]Jerzy Topolski, "Conditions of Truth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59.
[39] David Carr,“Narrative and the Real World: An Argument for Continuity，” History and Theory , Vol.25(1986),126.
[40] David Carr,“Narrative and the Real World: An Argument for Continuity，” 128.
[41] David Carr,“Narrative and the Real World: An Argument for Continuity，” 119.
[42] 安克斯密特：《为历史主观性而辩》（上）。
[43] 可参见拙文：《论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44] 参见安克斯密特：《为历史主观性而辩》（上）、（下）。
[45]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reface, xii.
[46] 安克斯密特：《为历史主观性而辩》（下）。
[47] Ankersmit, "
[48] 安克斯密特：《为历史主观性而辩》（下）。
[49] 耶尔恩·吕森：《危机、创伤与认同》，陈新译，《中国学术》2002年第1期。
[50] 19世纪末以狄尔泰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家曾关注过这一领域，更早还可述及康德等人。
[51] W. H. Walsh,“Truth and Fact in History Reconsidered,” 55.
[52] Hans Kellner，“‘Never Again’Is Now，” History and Theory , Vol.33(1994), 129.
[53] 参见耶尔恩·吕森：《危机、创伤与认同》。
[54] 参见Lucian H?lscher，“The New Annalistic: A Sketch of A Theory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 Vol.36(1997)，317-335.中译文见拙译《新编年史：一种史学理论的纲要》，《世界哲学》2003年第4期。
[55] Richard T. Vann，"Turning Linguistic: History and Theory and History and Theory, 1960-1975," 61.
[56] Richard T. Vann，"Turning Linguistic: History and Theory and History and Theory, 1960-1975," 61.
[57 ]Kerwin Lee Klein，“In Search of Narrative Mastery：Postmodernism and the Peoples without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Vol. 34(1995)，276．此处译文由肖华锋、肖卫民译。
[58 ]William H. McNeill，“History and The Scientific Worldview，” History and Theory，Vol. 37(1998)，13．此处译文由王利红译
[59 ]Ewa Domanska，“Univers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Number 35 (1999).译文《普遍史与后现代主义》，陈新译，见《人文艺术》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0 ]参见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November 1979), No.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