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被人称作“具有超前眼光的战略家”。由于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深邃的洞察能力，他对中国的多个预言也被认为具有先见之明。
预言之一：有三个条件中国就能腾飞。1974年，李光耀在会见印度领导人时指出， “只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有信得过的官僚，有市场经济，同时以社会为依归，即强调社会第一，而不是个人第一。有这三个条件，中国不仅可以和新加坡竞争，甚至还能同日本竞争”。他说：“这样的日子不很远了。”果真，四年之后的1978年，中国开始了经济腾飞。
预言之二：中国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告诉邓小平，新加坡华人多是从中国广东、福建南下的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的后代；反之，中国所拥有的是留守中原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状元的后代。因此，凡是新加坡能够做到的，中国也一样能够做到，而且会做得更好。
预言之三：中国传统文化必将焕发光彩。1967年，尼克松访问了新加坡，他问李光耀，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李光耀回答说，“文革”的做法其实是在镶嵌着旧中国画的瓷砖上涂水彩，现在看上去都是水彩的颜色，但是经过时间的风雨洗刷之后，凸显的仍然会是瓷砖的底色，即中国传统文化。
李光耀的上述认识，基于他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肯定。新加坡的华人多数是贫穷移民的后代，没有受过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他们所具有的是从父母和亲人那里学来的民间风俗。李光耀对这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儒家文化感同深受，他后来也说：“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不一定就得把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全都抛弃。看看台湾、韩国、日本、香港和新加坡，大家都在想方设法保留勤俭、刻苦的传统价值观，强调注重学问知识，效忠家庭和国家，把社群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正因为有了这些儒家价值观，才有社会凝聚力、高储蓄、高投资，进而带来高生产力和高增长。”
由于李光耀是某种意义的 “文化决定论”者，即相信人类的智力很大程度是由遗传因素所决定，相信族群的命运很大程度是受文化传统所左右。所以，他对中国的 “预言”就不是简单的即兴之言。对李光耀来说，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并不需要看到中国大陆崛起的现实，而是只要看到中国的辉煌历史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与新加坡的发展事实：既然中国的先人能够创造出如此伟大的文明，作为他们后裔的当代中国人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既然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与新加坡能够做到，同是华人的中国大陆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在李光耀看来，中国大陆的崛起，只是时间的迟早。李光耀之所以有此预言，是因为上述三条本身就是新加坡成功的经验，也可以说是新加坡模式的概括。实际上，上述三条也正是“中国经验”的重要特征。由此看来，“中国经验”和新加坡模式的确拥有相通之处。这对我们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品质，有很多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