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承认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读者注意一下刚刚被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选择为其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的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J.D. Vance）近年来有关中国的言论，人们很容易感受到美国政治人物对中国的恐惧。
实际上，如果经常阅读美国的报纸，就可以读到大量的歇斯底里的文字，逢中必骂、逢中必反、逢中必战。例如最近就有几个充分反映这种情绪的重大反华新闻，在这些新闻中，尽管当事者想尽各种办法来包装和理性化其观点，却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住其对华的恐惧。
新闻一：
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党纲委员会小组在今年7月9日于内部通过2024年党纲草案，新版党纲已于7月18日晚上在密尔瓦基（Milwaukee）举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正式公布。
在2024年党纲中，除了与美国的联盟合作以对抗中国和打击恐怖主义之外，也将在经贸上对中国实施更多制裁，并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防止中国汽车进口美国。（人们必须注意的是，共和党这里把“中国”和“恐怖主义”并列在一起。）
新闻二：
在共和党党纲草案公布的同日，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Mike Johnson）也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强调“中国是我们头号的敌人”。
他透露，中国对全球和平构成最大威胁，众议院会致力在年底前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法案，以便明年初新一届会期开始时实施，当中包括制裁协助俄罗斯和伊朗的中国军工企业、进一步限制对华投资，以及堵塞被中国用以损害美国利益的贸易制度漏洞等方案。
他又表明，下届国会将保留侧重解决中美经济和安全风险的“中共威胁专责委员会”（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reat）。
约翰逊还强调说，以中国为首的威胁网络每天都在想着如何取代美国，包括俄罗斯、伊朗、北韩（朝鲜）、委内瑞拉以至古巴等网络成员会互相借力坐大，在各方面盗取美国科技和颠覆该国经济。作为应对，不好战的共和党人会做好准备，实行以实力争取和平，绝不退让。
新闻三：
属保守派的《华尔街日报》，其社评委员会在7月9日发表题为《约翰逊 - 自由世界的领袖》的评论，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恐怕也不会比他说得更好，特朗普在党的大会上照抄了他对中俄等国的拒绝绥靖主义言论。
新闻四：
2024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峰会从7月9日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帷幕，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希望寻求加强与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一位众议院外交领袖对美国之音（VOA）说，“让我夜不能寐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北约可以阻止它。”
新闻五：
北约首次公开谴责中国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要求中国停止向俄罗斯运送“武器部件”和其他对重建俄罗斯军队至关重要的技术。
美国的对华恐惧呈现出几个特征：
第一，这种恐惧症是综合性的。
涵盖地缘政治、军事、经贸、技术和体制几乎所有的方面。
第二，这种恐惧症是全政府模式的。
过去，美国政府也一直在叫嚣“中国威胁论”，但主要局限于几个政府部门，例如军方（为了争取更多的军费）、国务院和国会，但现在的恐惧症遍布全政府。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政府期间提出的应付中国的“全政府模式”不仅延续至今，而且变本加厉。
第三，这种恐惧症是全社会模式的。
这种恐惧症蔓延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美国社会是分权和分散的，社会各个领域的中国认知不见得和政府的认知具有一致性，相反，在更多的场合，社会的认知和政府的认知不仅不同，而且相反。
但今天则不一样了。美国政府的恐惧感已经蔓延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点反映于各种民意调查中。从民调来看，美国社会对中国看法极其负面，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第四，这种恐惧症具有强大的扩散和传染性质。
首先传染到美国的盟友。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友接受美国的对华认知，至少从表面上表现出一起和美国“抗中”。这次北约峰会，罕见地集体公开指责中国正在大力支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地。
美国很显然已说服了一些北约怀疑论者，他们以前不认为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关键参与者。美国也在努力把这种恐惧感传播到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因为美国掌握着话语权和话语权的基础设施，美国的传播的有效性相当高。
实际上，在很多美国精英那里，只有彻底打败中国，美国才可能从这种恐惧感中解脱出来。这种情绪显著地反映在了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ering）和美国众议院“中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前任主席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今年4月中旬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除了胜利我们没有选择：与中国竞争，美国必须取胜，而非管控”。
美国对华恐惧的核心——“综合症”
经贸领域的对华恐惧
在经济领域，美国依然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的距离依然很大。无论是市场还是科技，美国依然为很多国家所向往。在这个领域，美国的恐惧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从特朗普开始发动对华贸易战争以来，美国花费了巨大的人财物来打压中国，但中国经济不仅显现出巨大的韧性，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越来越强大。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诸多新经济领域（主要在新能源领域）开始引领世界经济。在众多的实体经济领域，尽管美国可以拖慢中国的进步，但已经毫无能力扼杀中国经济了。
随着美中战略竞争的加剧，拜登政府加强了对美国资本对中国公司的投资的审查与限制。2023年8月9日，拜登发布第14105号行政令，指示财政部建立对外投资审查制度，重点解决美国在所谓“受关注国家”的某些投资的潜在风险。
美国财政部在今年6月21日发布了对外投资审查拟议规则。该规则会深刻影响美国对设计或开发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敏感技术的中国或中国拥有的公司的投资。
然而从现实来看，美国的投资审查和限制显然并不是很成功。2024年7月9日，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
肯塔基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Andy Barr）问耶伦：“财政部已禁止美国与某些与中国军工复合体有关联的公司公开交易的证券进行交易，但自被列入中国军工复合体（CMIC）名单以来，海康威视的收入增长了30%，中化集团的收入上涨了60%，中国移动的股价飙升了90%，华为和中芯国际继续开发先进的5G芯片，而华为本来就不是上市公司。
显然，对公开交易的证券的交易进行监管已被证明是无关紧要的。为什么财政部不对这些中国军工复合体公司实施限制性的制裁呢？”
对此，耶伦无言以对。但即使是很多人所担心的金融领域，美国也已经变得忧心忡忡。尽管这个领域，美国一霸独强，占据全球范围内的绝对主导地位，但美国发现自己并不能随心所欲。
在同一场作证会上，当问到“在国际金融领域，她最大的担忧是什么？”这个问题时，耶伦回答说：“我有很多不同的担忧，但在制裁领域，我们可以采取非常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因为美元在国际交易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切断外国银行或其他企业或个人通过美国金融体系进行交易的能力，以及参与美元化的能力”。
但是，“我们实施的制裁越多，越多的国家会寻找不涉及美元的金融交易方式”。与此相反，人民币的国际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很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希望能够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并使人民币也能像美元和欧元那样，跻身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行列。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战争导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这使人民币至少在俄罗斯已取代美元成为交易量最大的货币。
针对这种情况，美国的恐惧是显然的。但美国并无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手段来进一步打压中国。可以预见，在这方面，美国的动作会变本加厉。
美国在不断深化和升级对华经济认知战，意在影响国际资本对华投资行为。美国已经制造出试图达到这一目标的话语，包括“中国经济见顶论”“中国经济衰退论”“中国可不投资之地”“中国资产泡沫论”等等。美国也就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制造了“中国产能过剩论”，试图影响和阻止中国新能源产品的出口和国际化。
美国更在试图打压中国的经贸伙伴。适应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企业“走出去”加速，通过第三地和美国发生经贸交往。因此，今年来，尽管中美双方之间的直接经贸交往减少，但中国通过第三地（主要是墨西哥和越南）和美国的交往反而增多。
所以，美国也试图通过与墨西哥建立类似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的投资审查机制，以阻止中国企业规避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但问题在于，除非美国变成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否则美国很难封杀其他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至少美国这样做的成本是巨大的。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格夫（Kenneth Rogoff）所警告的，美国与中国贸易斗争会“害惨美国平民”，从而引起美国社会的反弹。罗格夫认为，美中的自由贸易壁垒，是造成价格上涨、人民对政治反弹的主因。
罗格夫认为，在近年来的美国政策论述中，中国冲击经常被描述为一个巨大错误，它摧毁了铁锈地带（Rust Belt）的城镇，并导致经济不平等的情况更严重。但是，虽然与中国生产商的竞争，对一些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产生不利影响，但自由贸易无疑创造了更多赢家，而不是输家。
低收入美国消费者一直是低价中国产品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实施进一步贸易限制，恐将导致物价上涨和人民的反弹，因为世界上除了中国大陆外，没有国家可提供那么低廉的产品与市场，若继续在贸易方面与中方对抗，将影响美国一些低收入民众。
科研领域的对华恐惧
美国甚至在科研领域对中国产生了恐惧感。在中国看来，这个领域可以说是美国的最强项。二战以来，美国凭借其开放的教育和人才系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人才，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人才高地，从而赋能美国占据科研的绝对霸主地位。但美国人并不这样看，相反，他们开始恐惧于在这个领域被中国赶超。
“今天美国在科学领导力方面表现如何？这方面的消息可不太好。”近日（6月27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马西娅·麦克纳特（Marcia McNutt）在一场演讲中对美国在全球科研领域的领导地位进行分析，指出了这个她称之为“令人不安”的趋势。
麦克纳特特别强调了中国在很多领域正在奋起直追甚至已经反超美国。她认为美国需要采取行动，以确保其在科学领域保持强大。
麦克纳特表示，自二战以来，美国在科学领域的公共投资推动了经济和就业增长，并催生了许多新产品，改善了美国人的生活质量。作为全球领导者，美国能够有效地保护国家安全，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为新技术制定道德和标准，并体现在软实力和外交中。然而，今天美国在科学领域的数据显示出“非常令人担忧的趋势”。
例如，虽然美国目前仍然是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最多的国家，但中国在研发方面投入大幅增长，相信不久后就会追上美国。
并且，中国的投资已经产生了成果。例如，2006年至2020年间，美国在全球顶尖论文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中国则逐年上升，已经超过欧盟，和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
例如，在药物研发方面，2013年，中国处于I期至III期试验的药物在全球所占份额只有4%。仅仅十多年，现在已经达到28%。而美国的曲线正在缓慢下降。
再如，在2023年世界500强公司中，中国上榜企业有142家，超过美国的136家。这一趋势反映了中国工业的崛起。
麦克纳特坦言，尽管美国在诺贝尔奖数量上保持领先，但诺贝尔奖是一个非常滞后的指标，通常是在获得科研成果之后几年甚至几十年才颁发。
麦克纳特因此认为，美国应该重新思考当前的模式。她认为，美国科学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非常依赖国际学生。依靠外国学生的情况不太可能持续下去，美国必须创造未来的科学劳动力。
麦克纳特表示，尽管美国希望培养自己的本土人才，但也仍然想要继续吸引全球最优秀的学生。她特别提及，2021年到2022年间，中国赴美学生的数量下降，“这令人担忧”。
她认为，中国学生数量下降原因之一是中国加大了研发投资，并由此指出，国际学生的选择更多元了，美国不再是他们的首选。麦克纳特称，中国现在授予的科学和工程学位比美国多，我们的损失就是他们的收益。
制度层面的对华恐惧
美国对华最深层次的恐惧莫过于制度层面。在这方面，美国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的表述最具有代表性。这位激进的反华议员在近期表示，美国曾希望用资本主义改变中国，但反而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美国因此面临灾难性错误。
卢比奥强调，美国现在最关注的问题，是与中国的竞争，这是历史性的挑战。在这项挑战中美国要记住，核心问题不是中国本身，而是几十年来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中根深蒂固的美国两党共识，即经济全球化带来财富、自由与和平是必要之物。
卢比奥指出，经济全球化及自由和平，几乎已成为一种宗教信仰。美国相信人员、金钱和货物跨境自由流动的力量，可解决几乎世界所有问题。这就是美国建立政治的方式，也是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方式。
卢比奥强调，二战后大约五十年里，美国这种策略总体上有效。而它之所以普遍有效，是因为美国实际上没有全球市场。美国当时的自由贸易，仍主要靠由民主盟友、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未来优先事项的国家组成的市场。
即使结果并不总是对美国有利，当一些产业转移到欧洲某个国家时，或当日本在某些领域挑战美国时，至少该结果的受益者，不是苏联（俄罗斯）或某些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受益者是另一个民主国家，也是美国对抗共产主义的盟友。
卢比奥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为增加民主盟友，进行史无前例的赌博，美国邀请了各种非民主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签订了各种贸易协定、条约以及规则和条例。
在所有达成的协议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WTO )。美国向人口众多的中国开放了美国的经济。因为美国认为，资本主义将改变中国。但资本主义没有改变中国，中国还改变了资本主义。
更有甚者，中国开始在世界各地试图输出中国模式。卢比奥说，对于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可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不过，卢比奥所恐惧的不仅是他所说的“中国模式”，更在于美国民主所遇到的困境。尽管美国总统拜登从一开始就把中美之间的竞争定义为“美国民主与中国专制”之间的竞争，并且显示出“美国民主必胜”的信心，但美国社会本身对美国的民主早已经没有了往日那种“历史的终结”的气势，因为美国民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来自内部的挑战，主要是绝对的社会不公平与分化。
同时，非西方国家对西方民主的认知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并不认为西方民主是唯一的政体选择。这也是卢比奥所说的“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
地缘政治层面的对华恐惧
所有这些恐惧最终转化成为美国的对华地缘政治恐惧。在这个领域，美国实际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为两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所包围，周边只有两个国家（加拿大和墨西哥），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威胁到美国本土。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中国的军费在增加，但也仅仅是美国庞大军费的一个零头。相反，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则复杂得多，被数十个国家所包围，并且迄今依然有领土和领海之争。
尽管如此，在这个领域，中国做什么都可以被美国解读成为和美国的地缘政治之争。这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这与美国“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有关。美国学界和政策界一直有“修昔底德陷阱”一说，类似于中国传统的“一山不容二虎”的说法。因此，美国是绝对不会容许另外一个国家来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当今，中国正是那个被美国视为“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另一方面，强调地缘政治也是因为只有通过地缘政治冲突，美国才会有可能遏制和围堵中国。
因此，拜登政府明确说过，美国已经放弃了改变中国内政的企图（尽管实际上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也不会放弃），改为塑造中国的周边环境。正如我们之前数次讨论过的，美国在中国周边已经营造了7个小多边（即我们所说的“团团伙伙”），意在遏制和围堵中国。
如何管理美国的对华恐惧？
显而易见，对中国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层面，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管理美国的对华恐惧症？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需要考量。
第一，首先是需要理解美国为什么会对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恐惧感。
美国对华恐惧感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其中最常见的便是妖魔化中国，对中国搞各种认知战。但如果我们以牙还牙，互相妖魔化，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因为议题是美国设定的，我们只能跟着回应。“以牙还牙”的方式可以理解，因为国家的崛起在民众当中已经产生了巨大的骄傲感和荣誉感，人们也经常把对美国的“以牙还牙”视为是爱国主义的表达。
尽管如此，但效果并不好。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所导致的“流量”经济驱使下，商业民粹主义和商业民族主义盛行，很多自媒体只讲流量，不讲任何道理。
因为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内部媒体和外部媒体几乎很难分开来，诸多极端的言论实际上有效帮助美国的强硬派去动员着美国社会层面的力量来应对中国。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所谓的“大翻译运动”就是如此。实际上，这些年来，美国在各个方面大打对华认知战，其引用的大量资料即来自国内的各种媒体。
也就是说，针对美国的对华恐惧症，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定力，先要看看美国的恐华具体表现，思考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再有的放矢，找到有效的对策。
第二，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从正面来叙事中国，也就是这些年一直在强调的“讲好中国故事”。
“讲中国故事”的目标就是让人家理解我们，在理解的基础上接受我们。如果讲了之后，人家不能理解，甚至理解反了，那么就表明我们没有把故事讲好。尽管对国外的一些反华人士来说，我们怎么讲，他们都不会接受，但这并不影响多数人。
我们讲故事的对象并非这些反华分子，而是大多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况便是上述“以牙还牙”方式的必然结果，因此太过于急着回应人家，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因此，表现上好像针锋相对，但实际上在帮助对方。
第三，在具体的领域，包括经贸和技术、政治体制、地缘政治等，我们可以回应，但应当意识到，回应不是简单的反弹和反应，而是在总体国家战略中的回应。也就是说，回应必须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是理性的反应，而非简单的情绪回应。
第四，在地缘政治领域，中国没有美国那样的地缘政治的企图，中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周边。
但正因为如此，美国遏制和围堵中国的重心也在中国的周边。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加快国防建设，有足够的能力保家卫国。不过，要有效回应美国，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必须“走出去”，超越周边。类似“一带一路”这样的倡议和机制能够带来地缘政治利益，尽管其本身是经济合作倡议。
在今天的世界，各国越来越难以把经济发展和安全区分开来，实际上，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没有发展就谈不上安全。中国把“一带一路”定义为我们赋予国际社会的“国际公共品”，主要是因为这个倡议能够使当地国家和地区获得发展利益。
但同时，正是因为当地社会获得了发展，当地国家就要平衡对华的经济利益和对美的安全利益。这有助于中国化解美国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简单地说，如果在地缘政治领域和美国的竞争不可避免，我们也要选择“异点”和“异轨”竞争。
在周边，美国把重点放在通过拉帮结伙来遏制和围堵，我们把重点放在防御，并通过包容性多边主义寻求突破；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把重点放在安全轨道，而我们把重点放在经济轨道，让当地国家来平衡其安全和发展的需要。
第五，在经贸上，如前所述，美国的对华“卡脖子”和“脱钩”政策并未如期所愿。
美国的打压不会停止，但中国企业依然会找到相应的方法。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经济和企业会继续受到影响，但美国强硬派所设想的完全的脱钩几乎很难实现。实际上，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有巨大的空间和更为有效的方法来应对美国。
在内部，我们可以继续扩大单边开放政策。无论是针对特定国家的签证免签政策还是上海进口博览会，都是我们单边开放政策的组成部分。迄今，这些政策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今后，我们还可以扩大单边开放的范畴和范围。
例如，我们可以根据《中欧投资协议》、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协定的内容，自己先做起来。
实际上，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是我们在国际层面最好的“统战政策”，可以起到分化西方国家资本和政治、分化欧洲和美国、团结最广泛力量的作用。对外，我们继续践行包容性多边主义以应付美国的排他性多边主义。
在与此相关的技术领域，如同早些时候的日本和韩国等东亚经济体，中国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技术应用之后，实际上在转型成为创新创造国家。但是，要真正实现对美国的赶超，科技体制的改革必须深化。
因为没有足够的行政体制改革，我们很多创新很难落地，主要是独角兽企业。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等领域，中国孵化了很多的创新技术，但因为审批通不过或者审批时间过长，或者落地了不赚钱等原因，这些创新技术不得不流落海外，成为他国的独角兽企业。
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需要能够容纳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一种新的生产关系需要通过自觉的改革而产生。
在最为核心的政治体制领域，和美国的竞争更不可避免。美国已经把中美之间的竞争界定为制度的竞争，我们无可回避。实际上，我们必须直面。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做好中国的制度叙事，一种基于中国制度实践之上的中国叙事，而非用西方理论对中国制度的阐述和解读。
我们要把中国制度的诸多方面，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权分工合作”（即决策、执行和监察）体制、全过程民主、混合经济体制等加以系统性、理论化和实证化的叙事。
必须强调的是，正如“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是符合中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最佳制度，是一种“非”西方的制度，不是“反”西方的制度。与西方的制度共享普遍性的共性之外，也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源于基于自我文明和文化之上的制度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非”西方制度的选择，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他国之上，更是希望所有国家都能找到符合其文明、文化和国情的政治制度。
同时，我们也提倡文明间的互学互鉴，各国通过文明对话，学习和吸纳其他制度下的一些最佳实践。
文章来源于公众号“大湾区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