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没有读好经济学？
美国财长耶伦访华，主题之一是和中国讨论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在中美经济关系上，美国认为，拜登政府现在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如何解决中国“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的出口对美国正在耗费数万亿美元发展的行业所构成的威胁。
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策研究界和媒体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向世界发动的“经济战”。这场认知战的目的是要使人们相信中国因为内部经济萎靡不振，为扭转经济前景，正将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销往全球；并且认定中国企业为海量过剩产品寻找海外市场是在中国政府引导的廉价贷款支撑下进行的。
美国《华尔街日报》发文将此视为是“中国冲击2.0”，是继20多年前中国冲击全球制造业之后又一次规模数以兆美元计的考验。
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经济战”，本质上，都是西方近年对华经济认知战的一部分。可以预计，西方今后类似这样的“中国叙事”会不断产生。中国当然不能也不应该接受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说法。
李强总理在和耶伦北京会面时就对美方的观点予以反驳，表示，应该从“市场角度”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出口激增是由全球需求推动的。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访问巴黎期间也回应了美方的观点表示，“美国和欧洲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王文涛指出，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创新和供应链，而不是中国政府的补贴。总理这里强调的是市场因素，因为在市场条件下，供需平衡，不会产生“产能过剩”；如果有“产能过剩”的现象，那也是暂时的。王文涛部长所强调的则是中国新能源领域所具有的比较优势。
政府的回应如此，但政策研究界和学界的回应有些显得力不从心，软弱无力。这种局面不难理解，因为所谓的“产能过剩”的议题为美国所设置，而我们的学者只是回应，并且回应根本就没有跳出西方教科书的思维。
有不少人讽刺耶伦没有读好经济学。但问题是，到底是谁没有读好经济学？不要怀疑耶伦的经济学水平，是一些人自己没有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水平，并且奉西方教科书为圣经。耶伦跳出了西方教科书的框架，而中国的学者没有。
不仅如此，如果检索一下文献，不难发现，大部分论述“产能过剩”的文献都是由中国学者所作。美国人用“产能过剩”来指责中国，但这个概念却原本是由中国学者“发扬光大”的。
其实，这些年来，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西方制造出某些概念（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概念），中国学者不问这些概念的涵义，一哄而上，很快推动这些概念的传播。这是中国学界需要反思的。
西方对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的指责不是第一次了。
第一次，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开始向世界出口大量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被外界的一些人（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例如东南亚）视为是产能过剩，对世界构成威胁。
第二次在十多年前，当中国政府启动“一带一路”倡议时，西方再次说中国的“产能过剩”。尽管“一带一路”目标国家并非西方，而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西方依然称“一带一路”倡议为“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等等，不一而足。
现在当中国向世界出口新能源产品的时候，尽管这完全符合西方多年来所追求的“环保主义”价值，西方再次制造出“产能过剩”叙事。
所以，这至少是第三次了，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随着中国推行“高质量发展”战略，向世界出口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会变得越来越频繁，人们需要有足够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产能过剩”的本质
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叙事？经济学能够解释这个现象，但这个问题的本质则是政治的。
这一点，美国人本身也不会否认。美国彭博社发表评论文章说，耶伦近期关于中国新能源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言论违背了两百多年来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之一，即比较优势理论。
根据该理论，如果一国能够以更低成本生产某种产品，其他国家不应设置关税壁垒，而是应该进口这一产品，同时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如果从政治层面来看问题，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学教科书所无法解释的问题。历史地看，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往往是发达国家）提倡自由贸易，而没有比较优势或者具有较少比较优势的国家（往往是后发国家）提倡贸易保护主义。
这是早期经济学所说的“比较优势”是指自然形成的比较优势，适用于传统的贸易。但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各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不再那么“自然”，而具有太多的“人工”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分布、制度机制安排、企业运行方式等。
简单地说，今天的“比较优势”更多的是由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水平决定的。在这个领域，从前是西方引领，因此是西方提倡自由贸易；现在是中国引领，因此是中国提倡自由贸易。
自工业化以来的250多年里，西方在制造业领域一直引领世界。西方引领大概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欧洲国家引领，主要发生在二战前。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之后扩散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各国。“比较优势”理论产生在英国是很自然的，因为英国具有比较优势。
较之英国，其他欧洲国家多少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概念产生在德国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要和英国竞争，德国的政府必须扮演更大的作用。
美国也是如此，建国一代领袖尤其是财长汉密尔顿提倡重商主义，以高关税来保护美国民族工业，等民族工业发展起来之后再实行开放。尽管美国在二战前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但其卷入世界事物的程度有限，制造业依然是欧洲国家的天下。
第二，工业化在二战之后变得更加分散，更加多元化，呈现出美国、欧洲和日本“多足鼎立”的情形。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其制造业崛起之后，亚洲各国市场充斥着日本产品，更是出口美国和西方。日本、德国和法国和美国也产生了诸多经济纠纷，美国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来打压这些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直至这些国家的屈服。
因此，并不存在经济学“教科书”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的领袖和民众读的都是同一本“教科书”；甚至也不存在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这些都属于西方国家，并且都是美国的盟友。
在上述这两个阶段，西方的工业化促成西方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为西方国家创造了巨量的财富，大大提高了这些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促成了社会从工人阶级向中产阶级的提升。但在国际层面，西方的工业品大量销往发展中国家。
在早期，西方国家甚至不惜使用“大炮”打开落后国家的大门，向这些国家倾销商品。实际上，在西方殖民地时代，殖民地既向宗主国提供原材料，也是宗主国倾销商品的地方。
二战之后，当众多国家脱离殖民地而独立，而且具有了自我保护意识之后，为了保护西方的经济利益，西方国家用国际贸易组织，即通过制定规则，来解决国家之间的经济纠纷。
中国制造在全球化中崛起
自1980年代初美国里根革命和英国撒切尔革命之后，世界制造业能力分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英美国家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英美制造业迅速衰落。尽管英美国家的基础科研依然强大，但经济过多地受资本影响，制造业大规模外迁。尤其是英国，几乎放弃了制造业。
对资本来说，因为国内工人的工资水平提高，制造业外迁便是为了减少成本，增加利润。与此同时，英美金融业崛起，主宰世界。金融主导导致了实体经济的金融化，金融经济的虚拟化，不断制造着泡沫，最终造就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不过，这里应当强调的是，金融业和风投需要区分开来，尽管风投也属于金融服务。二战以来，风投在美国产业发展过程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美国的很多产业（包括诸多领域的制造业）都是风投用金融砸出来的。今天，在风投这一领域，美国依然独领风骚。
但客观地说，1980年之后美国和西方技术向非西方国家的扩散也有助于当地国家的工业化。也就是说，西方一些国家（尤其是英美）的去工业化有助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
中国的制造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崛起的。至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实现了从所谓的“产能不足”（短缺经济）向所谓的“产能过剩”（剩余经济）的成功转型。
人们根本不需要回避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近代以来，所有经济体，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关键作用。自称为自由经济典范的美国，政府作用甚至更为巨大，尤其表现在军工复合体上。
今天美国的局面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导下产业政策的失误。而中国正是因为政府抓住了机遇，变成了制造业强国。今天的印度想复制“中国模式”，但机遇不再，或者机遇不是像从前那么多了。
就制造业而言，今天的中国是产业最齐全的经济体。尽管高端制造业依然有巨大的空间，但已经在中低端制造业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自特朗普以来，美国政府出台了种种政策，希望促成“再工业化”。
经验地看，尽管美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要真正实现产业回归并不容易。在制造业的中低端，美国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比较而言，正是因为中国还处于制造业的中低端，制造业的升级不可避免，也不可阻挡。
中国已经完成了从早期的技术复制到技术改进的进程，现在正行走在从技术改进到技术创新的进程之中。随着新质生产力战略的推进，技术甚至产业的全面提升正在加速。
美国走向“政治主导经济”
回到对美国的回应，中国自然不会因为美国的压力而放弃出口。不过，中国的确需要考虑诸多影响未来的问题：美国和一些西方会如何回应？这些反应会如何影响经济全球化？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应对所产生的影响？
无论是以往的历史还是近年来的经验都显示，如下几个方面的变化已经在美国发生，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美国重商主义的再崛起。
政府通过行政干预，施行贸易保护主义。尽管美国的做法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但可以预见这一政策会扩大化和泛化。耶伦在与中国官员会面时说，中国大量出口产品可能会导致新的贸易限制以保护其新兴产业。美国也可能征收额外的关税。
实际上，拜登政府一直维持着特朗普时期对中国产品所施加的高关税。再次参加今年总统大选的特朗普也早已在叫嚷着要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不仅如此，特朗普也扬言要对墨西哥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只要与中国有关，都征收高关税。
一个奉行新重商主义的美国会使得世界贸易体系更加碎片化，受影响的不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
第二，美国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再现。
国家资本主义强调的是经济的计划性和政府分配资源。这个趋势至少已经出现在美国的芯片产业。就在耶伦在和中国会谈的同时，拜登政府就宣布将向最先进微芯片的主要生产商台积电提供高达66亿美元的资助，努力将一些最前沿的半导体技术引入美国。
实际上，美国政府一直在向半导体企业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助，以减少在关键微芯片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就连美国的政策研究界和媒体都承认，美国政府的产业补助犹如“计划经济”，完全由白宫说了算，而无需从经济逻辑上作任何论证。
第三，减少政府的监管，“做强做大”美国企业，以增加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即相对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就人工智能领域而言，美国业界和政治人物在一起呼吁政府干预的力度，即政府需要放宽限制来获取美国在这一领域相对于中国的竞争能力。
实际上，在人工智能领域，尽管美国各方包括业者一直在呼吁政府加强监管，但迄今美国并无联邦层面的监管体系，所有的只是一些总统的行政命令。
相对于其他所有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是最少监管的经济体。业界和政治人物类似的呼吁仅仅是针对中国而言的，也就是说，为了和中国竞争，美国正在向“政治主导”方向行进。
没有产能，就不能改变世界
很显然，中国需要有定力，需要理性地回应。
如前所述，这不过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制造“产能过剩”叙事罢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些国家就声称中国经济威胁论，认为中国会抢走他们的饭碗。但这个恐惧马上烟消云散了。中国的工业化承接了来自西方和亚洲很多国家的中低端制造业，促成了这些国家经济的转型；同时，在很多年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达到50%左右。
同样，西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污蔑在当地国家也成为过去。在倡议实施的10多年里，西方所说的有关“一带一路”的各种陷阱并没有发生。相反，这一倡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印尼高铁、老挝铁路、非洲工业园区等，这些只有当地国家的人们才有权力评价。
只不过很可惜了，对中国学界而言，并没有总结好“一带一路”的经验。迄今，即使在中国学者群体中，对“一带一路”的评价呈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过度政治化的解读，另一个极端是过度西方经济学的解释。
中国也无需回避中国出口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尽管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不仅西方“反击”中国而且也包括巴西、印度、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加入反击行列的说法夸大其词，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层面来看，因为中国在一些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中国的出口对这些经济体也的确会产生影响和压力，至少对这些国家的一些产业。对此，中国需要对这些国家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多进口这些国家具有优势的产品。
在企业层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的强大是企业所为，而非政府。马斯克的特斯拉本身不具有目的，而是为了其他目标，特斯拉的盈利只是为了来支撑更宏大的目标，即向宇宙进军。
中国只有在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屈指可数的领域具有了比较优势，而美国更多的领域（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地球是平的，却是不公平的。如果要实现公平，中国需要在更多的领域实现比较优势。
在国际层面，中国绝对不能学美国，一旦遇到外部压力，就搞起贸易保护主义。相反，中国要承担起大国的责任，通过高水平开放来实现共赢。今天，对越来越多的国家来说，中国本身的开放就是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最有效的“国际公共品”。
没有产能，就不能改变世界。一个拥有足够改变世界的产能的中国有助于塑造出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和公平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