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在提到李光耀与新加坡政治模式时，习惯于称之为威权政体，而李光耀在人们的印象中也是威权有余，民主不足。事实上，新加坡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其民主特色同样是显著的。正如国内著名学者萧功秦先生所指出的，新加坡是一个在多党民主体制的外壳下成功地保持一党独大的权威体制的国家，具有多党制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新加坡有定期举行的一人一票的全国公开大选，有合法存在的反对党，反对党可以独立宣布自己的政纲以争取选民支持，议会中的多数党有权组成政府施政等。其实，新加坡政体的民主特色与李光耀的民主理念有关，这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得以充分体现。

与人们通常想象的不同的是，李光耀并不否定西方民主的进步功能。 李认为对于民选政府而言，它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使其代表一直留在选民中，以确保在人民的抱怨或不满尖锐化之前采取补救举措。民选政府要永远与人民保持联系，不仅为了体察人民疾苦，而且为了引导和组织他们，并给人民灌输有利于社会建设的优秀品质。而且，从新加坡经验来看，法治能够确保国家的稳定性及可预测性。

李光耀虽然表示并不认为一人一票是最好的，但作为英国人在新加坡留下的制度遗产，他也承认还没有真的发现挑战这种制度的必要性。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李光耀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谈到实行威权主义的政府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的例子很多，民主国家经济发展成就斐然的例子也很多。无论一个国家是搞民主治理还是搞威权统治，真正的问题在于该国的政治体制能否在促进经济增长、为所有人创造就业的政策上达成共识，能否确保得到基本完整的、一以贯之的落实。

李光耀分析自己对于自由民主的审慎态度，主要源于非西方国家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难度。他谈到民主治理的关键，首先必须有一群政治参与兴趣浓厚且时刻保持警觉的选民，由他们选举政治家管理国家事务，然后还要通过民意的力量约束他们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其次，一个民主社会必须存在多个讲诚信、有能力的政党，使这个社会在更换领导人时有其他选择。

李光耀因此强调一人一票的议会民主制只有人民面临多项选择但能理性选举时方可实现良性运作。永远不会出现最理想的选择。好政府取决于由人民选举、对人民负责的代表明智、谨慎且有效地动用这些权力。要想建立高效的政府，你必须选择优秀的人担任政府职务。如果一个民族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运作民主制度，那么无论这个制度多么完美，终将消亡。

李还总结说，要想成功转变一个社会，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坚强的领导；第二，高效的政府；第三，社会法纪。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光耀的看法与今日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最新的观点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后者也认为国家能力、法治与责任政府是民主成功的三要素。

李光耀从一种保守的政治自由观出发，在评价中国模式时，并不是中国人所想象的那么乐观。一方面，他指出中国的问题与现实挑战。如贪污腐败的合法性危机、技术将使中国的治理制度显得落后。在信息化时代，人们可以利用信息手段自我组织起来。到时候，安抚、监督的人的数量将非常庞大，目前的治理方式是做不到的。只有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各省市与基层，中国才能够承受住压力。

李提到在中国的治理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缺少法治，在巨大的国家里面，仍有一些黑恶势力在当地横行霸道。传统的人治方式，在他看来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在现代文明社会，你不可能一边做出野蛮的行为，一边说这是你的内部问题。对开放观上，李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建议中国领导人要确保年轻一代不要形成敌对性思维，而是养成宽容和理解的思维，要让他们明白自身在全球事务中也是一个利益攸关者。

另一方面，虽然他认为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自由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否则就会崩溃。但是他也强调，变革是必须的，即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当前的制度在今后50年里不可能维持不变的。要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需要法治。用法律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同时保护公民的人权与企业的产权。司法独立还需要20年才能在实践中实现。

尽管在书中李光耀对印度批评甚多。但是在进行中印未来发展前景比较时，李光耀居然会偏向实行民主制的印度。他指出虽然在早期发展阶段，中国较为迅速地推行改革，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长远来看，印度可能凭借民主与法治体制占有优势。如果中国的政治架构不进行调整以适应高增长率引发的社会变化，那么印度就会占据优势，因为从长远来看，印度的政治体制更加灵活。李光耀对中印发展前景的预言，不能不引发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