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正义是民主化与民主巩固的标准配置，涉及真相、和解、正义与未来。民主化预设了对作为转型前提的非民主政体的道德批判与政治清理，在时间意识上凸显了新旧分际。南非的转型正义与批判和清理种族主义密切相关。香港回归及民主化基本上没有明确的“转型正义”，而是平稳过渡，遗漏或有意遮蔽了关键性的“去殖民化”，导致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缺乏相匹配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造成国家认同与忠诚的巨大隐患。台湾民主化中的转型正义有标准模仿的倾向，但演变至今已有些变味，在民主化外衣下包含着谋求独立及反民主的长期政治垄断意图，包藏私心，矫枉过正，恐非一般民众所理解或期望的那般。
台湾民主化不是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或暴力革命完成的，而是执政党主动自我革命及接受民主宪政框架，蒋经国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被誉为“以专制结束专制”的转型领导者。事实上，解严及民主化固然由外部的台湾本土化民主运动刺激而加速，但其规范性依据则是1946中华民国宪法及国民党的宪政目标。国民党的训政政体主动向宪政政体的转型，是国父孙中山之“军政—训政—宪政”路线图的回归与符合，而不是决裂与创新。也因此，台湾民主化是中华民国宪法的自然演进，国民党从革命党及法定执政党而一转为民主宪法下的竞争性政党之一，本应享有宪法的平等保护和政治参与的平等权利，但加速者批判性劫持了民主化全部成果并在转型正义框架下有滥用倾向。台湾的转型正义在李登辉—陈水扁时期即已开展，比如纪念建筑物改名、教科书修订、台湾史论述主体化等，但似乎被民众认为不够彻底，表面文章。转型正义的正确方式与合理限度到底何在，台湾社会存在争议，也有不少民众抱持进一步的措施期待，这是蔡英文重提力推转型正义的民意判断和基础。
蔡英文在续推转型正义之余也逐渐显露出政治报复和谋求稳固的台独基础及执政永续性的意图，有矫枉过正、危害台湾民主多元性与竞争性之嫌。蔡政府以转型正义为名，以不当党产处置和去中国化的文化台独开展内政秩序整顿，而外部则以模糊处理“九二共识”和积极寻求美国安全再担保为要旨，从而造成岛内民主政治异化及两岸关系飘忽不定。结果很可能是转型正义过度、文化优势削弱和安全保障欠缺，与台湾民主及人民福祉背向而行。
转型正义的节制美德
转型正义是一种反建制的民主化运动，是新秩序的承担者对旧秩序权威的历史与道德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严格的清算和打压，不是复制或加码旧秩序权威的伤害模式，而是以严格的政治和解为目的，以节制性的真相确认与有限问责为边界。秩序转换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常态，但民主秩序的确立和人类古典时期的秩序变动有所差异。古典秩序变动，常常按照“城头变幻大王旗”和“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方式展开，是残酷和血腥的“你死我活”与“斩草除根”。中国古代的“赵氏孤儿”就包含了古典秩序变动的政治悲剧意涵。但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理性和公开性的政治，是一种和平与法治化的政治，超越了野蛮的同态复仇和赢者通吃，以一种理性的节制美德对待新旧秩序及建立民主政治牢固的认同基础。民主内含和平、和解与相互承认的规范性因素。这种节制美德也是衡量民主化过程中转型正义的清算权力是否遭到滥用的重要标准，其严格的测试指标为：其一，转型正义措施是否以政治和解为直接目的；其二，转型正义措施是否维持了民主政治公平竞争所必要的政党结构与多元性；其三，转型正义措施是否包含了终结清算的具体标准和时间点。
民进党的转型正义并非始于蔡英文政府，也并非由民进党独立推动和完成。前已述及，国民党在法统上根植于1946宪法和国父建国教义，对宪政秉持理想性追求，而以训政法理和体制作为实现宪政的工具性安排。尽管如此，自二二八事件起，国民党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建构的训政体制下毕竟对台湾社会与人民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压迫和伤害。这种体制性伤害不能简单通过执政党的主动民主化而加以完全豁免。因此，1987年以来的台湾转型正义就成了执政党自我批判和作为反对派的民进党自我建制化之双向运动的过程，是合力完成的真相确认、有限问责与政治和解。转型正义的台湾经验本应当作为民主化的典范加以研究和提炼。台湾民众可能认为改名字和改教科书式的转型正义不彻底，然而在台湾公共机构和教科书中普遍取消“中正”、“中华”等文化行政措施已经触及重大的历史认同与观念革命，尺度不可谓小。台湾转型正义早期的节制性特征未必是缺点，反而可能是对国民党主动民主化的历史功绩与政治作为的适度肯定。但经过蔡英文政府的反复炒作和过度放大，这种转型正义的“延伸工程”很可能最终成为台湾民主的负资产。一般民众对台湾转型史的细节及国民党的实际作为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误解误判，根据自身情绪、想象及民进党舆论来确立转型正义的理想性目标。负责任的台湾政治精英不应简单顺应这种民意的情绪化指向，而应当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理性精神来做好解释和疏导，以共同团结而不是继续斗争的方式巩固台湾民主的社会基础。蔡英文政府简单利用而不是理性引导民意流向，未必在整体上对台湾民主有利。
蔡英文政府续推转型正义主要针对国民党之党产，认为这些财产来自于不民主的体制和历史，需要加以清算归公，才可重建台湾民主政治的公平秩序。为何民进党在经历数番政党轮替及民主巩固已成共识的条件下仍然要翻炒历史的旧账，操弄民粹化的本土悲情呢？其真实目的真的是为了台湾民主政治的公平秩序吗？台湾民主政治对民进党不够公平吗？台湾民主政治对国民党真正公平吗？这些质疑在《不当党产处分条例》实施以来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民党内部，而成为台湾社会观察和评判民进党之转型正义正当性的共同立场。党产清理不是只有民进党在推动，国民党也一直在自我清理，只是过程与效果未必令人满意，这里存在国民党内部门阀政治的利益纠葛、自我清理的透明度不足以及财产流向存疑等问题。但客观看待历史，这些党产中何为正义何为不正义不能简单以今日的民主法治标准衡量，否则就有“溯及既往”的恶法化之嫌。不当党产处分由对立性且完全执政的民进党主导、以行政方式开展，很难保证公正性。民进党及台湾社会应宽待党产问题，尊重国民党自我清理的方式和程度以及司法裁定，避免有罪推定和行政专横，以真诚和解而非穷追猛打的方式开启台湾民主新时代。政党仇恨与政治私心并不能为台湾民主加分。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过度清算式”的转型正义本身正在背离正义的轨道而演变成台湾民主政治中的“多数暴政”和新式政治专制，而且可能决定性地损害台湾民主秩序的竞争性基础与结构，有“过河拆桥”的政治不道德性。转型正义的“非正义化”是台湾民主化隐藏的一个消极性因素日益发酵的结果，即台湾的族群政治未能完成有效的文化与制度整合，而是在本土主义民主运动刺激下日益加重分裂和对峙，最终造成对国民党之“外省身份”的绝不妥协与清算到底。客观而言，国民党在台半个多世纪已经基本融入了台湾政治与社会，其“外省身份”与台湾身份出现了竞合性认同，而且国民党对台湾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有无可否定的历史性功绩。但民进党基于其本土民粹主义底色和过分自私的政治利益计算，试图通过转型正义操作对国民党在政治上“一剑封喉”，固然不至于从组织上废除国民党及禁止其活动，但可以通过观念及法制操作而将其弱化及分解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党”状态。国民党的进一步分裂及“小党化”符合民进党长期执政及文化台独持续扩展的最大利益，但不符合1946宪法体制、台湾民主整体活力与正义性以及两岸关系的宪制愿景，也将长久拖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根本福祉。事实上，台湾司法对党产管治机构的行政决定合法性及权力滥用已有警觉和裁判，但在体制权力的护航之下，民主政治的内部制衡已然失效。
文化台独的失忆症
在九二共识僵局未破、蔡英文两岸关系答卷“继续未完成”之际，法理台独或政治台独固然可以逐步准备条件，比如任命倾向独立的大法官，通过有关去中国化的法案，等等，但直接的政治化表述或路线图不可能提出。“急独”对应的是大陆的“武统”，民进党不敢试水挑衅。但政府可以对民间化的“文化台独”予以放任甚至支持，以本土文化认同与建设的名义，逐步切断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共同体式的关联，为终极的公投台独打下扎实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观念基础。然而，这对于台湾的核心价值观及文化软实力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自残行为，将造成台湾文化严重的失忆症。
台湾文化的独特吸引力不在于其本土文化，而在于秉持文化开放性而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文明完美结合，其人文力量与科技文明概源于此。台湾的历史与核心价值观显然不可能仅仅是自由、民主、平等这样一些普适性、通用性的价值，必然还包括中国传统所提供的礼义廉耻、诚信、友善、合作、和解等价值观。马英九先生在2012年总统连任胜选演讲中对台湾文化之中国属性与混合特征进行了精彩论述，表达的是“一个厚重的台湾”所承载的文明构成与系属。但民进党的“文化台独”则以一种过分窄化的孤僻本土文化观加持过分简化的民主/民粹文化形态作为文化底盘，则其对固有台湾文化的撕裂、扭曲和稀薄化的文化政治后果将日益浮现。文化台独以政治凌驾文化，将塑造出“一个单薄的台湾”。
在政治权力的放任之下，台湾课纲改革已显示出弱化中国史观、美化殖民史观的倾向，不去认真讲述千年的中国史，反而高度重视50年的日本殖民史，弱化中国史的“主体史”地位，处理上基本不提“日殖”，反复徘徊在“日据”和“日治”之间。以“去殖民化”标准来看，“日殖”属于正统中国史观，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而被日本殖民之历史与事实是日本整体侵华史的一部分，不可割裂，但这种史观为大陆及早期国民党所持有，在台湾本土化及早期转型正义中逐渐模糊化。“日据”是偏弱版的去殖民化论述，包含日本占据台湾的非法性和纯粹事实性特征，不大承认日本殖民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事实上这种表述已有中性化之嫌，对日本殖民史已然缺乏政治批判意识。“日治”则基本放弃了去殖民化的中国史观叙事，更加中性化甚至显露出对殖民统治之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认同。在日本殖民统治问题上，历史观不可能存在真正的中性化选项，“日治”貌似中性，其客观效果则是“去中国化”和“重新殖民化”，而这已经超出了中华民国宪法下转型正义的极限，触及了宪政体制所严格戒备的外国侵略定性与内部领土分离的底线，有着显然的“亲日去中”双重效果。将历史观颠覆与文化台独观念建构也理解为民主宪政下的转型正义，是一种概念的误用和错位，是这一概念无法承载的过重意义负担。当然，除非台湾决意加入日本版图，否则殖民史观就一定会与真正的台湾本土史观产生冲突，民进党借助殖民史观而对台湾本土性的补强论证就必然会遭遇台湾原住民的精神反抗，高金素梅在立法院的质询就是例证。绕开千年中国史并非易事，这不仅由于国民党在台统治进一步深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精神，还在于古代中国对台湾的治理与开发史已经确证了主体中国对台湾的文化主权与政治主权。民进党政府企图依靠政治体制的垄断性优势而进行历史文化的切割，是在以一代人的虚妄去批判和颠覆中国大历史中数十上百代人的接力建设与积累。民进党企图以自身的“政治万能论”改写历史，认为当代人的政治授权足以使其任何行为合法化。这是一种典型的潘恩式政治激进主义思维，是法兰西式的广场运动激情，将对台湾的政治与文化秩序造成严重破坏。我愿意以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教诲加以提醒：文化高于政治，是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共同建立和维系的秩序整体。
文化台独是有强烈政治意愿和具体行政措施的，比如对台湾故宫文献查阅及两岸文化交流设置重重障碍。这种措施甚至是违宪违法的。台湾故宫文献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财富，也是中华民国宪法保护的、可由国民自由利用的公共财产，以行政管制加以封存或隔离不可能符合这些文献档案的历史功能与立宪目的。不过，国民党以当前的政治精神状态、纪律性和战斗力，自身之政治存在已然危机重重，自然难以对民进党的文化台独行政措施加以有效的政治制衡，而台湾社会之本土文化主义和政治民粹主义日益盛行，对民进党此类措施只会拍手称快，很难理性反思和抗争。这种政治操作下的文化管制和蜕变，其结果就是台湾文化的自我失忆和自我单调化，台湾社会将更加撕裂，文化战争将愈发剑张弩拔，民主政治据以成立和运行的共同价值观及文化秩序前提将日益遭到激进政治的侵蚀。笔者深为担忧，曾经以儒家文化和民主文化之和解共融而傲视天下的台湾文化在“台独”操作下经历若干年之后，将会以何种面目示人？将有何种竞争力和东西文化的整合优势？在台湾是否还会有严肃地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世人是否还会讨论台湾的中国文化传统？对此文化台独的激进文化政治后果，台湾儒者李明辉先生早有警示，但深陷激情与戾气中的台湾执政党及社会大众未能与闻，反视为遗老遗言和中国紧箍咒。
特朗普的“稻草效应”
全世界的精英都押宝在希拉里身上，因为他们与希拉里共享着精英世界观，但特朗普还是胜选了，这对日本是个意外，对台湾也是。蔡英文“拒中”的政治意志，其基础固然包括台湾本土民意，但美国的支持是关键因素。特朗普当选后，台湾一度找不着北，对这位民粹式总统缺乏研究和预案，更难说得上有多少亲和。但近期的“电话门”事件及特朗普事后的推特留言和对一中立场的诡异理解，让蔡英文政府看到了新的希望：美国不会撤退，不会放弃台湾，甚至可能为了对抗中国而提高台湾地位。特朗普似乎给台湾带来了“稻草效应”，使后者在日益强势的大陆政治压力及变动不居的地缘秩序格局中稍有安慰。
笔者认为对“电话门”事件带来的稻草效应不必过分解读，特朗普也不可能为台湾提供超过既往框架的安全保护，更不会在台独这样的激进立场上支持台湾而得罪大陆：其一，特朗普目前属于国务学习与政策试探阶段，尚未实际履行职责，其所有承诺和表态只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特征，不可作为定论；其二，美国政治是分权制衡的民主宪制，而不是独裁式的君主制，特朗普的个性正在与美国体制进行磨合，其对美国关于两岸关系的平衡外交战略之理解与遵守将逐步抵消当选后早期对外交议题的不成熟认知和不专业的唐突立场；其三，特朗普的商人性格将导致台湾在获取美国安全保护服务中需要支付更加高昂的费用，分摊更多的共同防务支出以及成为美国过期武器的倾销地，这可能成为台湾纳税人及经济民生事业的陷阱和灾难；其四，特朗普总体上是反联邦党人传统下更为注重美国本土利益和民族内部事务的政治家，不是联邦党人谱系上的理想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因此对盟友体系内的道义责任将让位于更为精确的利益计算以及背叛成本的关联核算，其对台湾做出背信弃义之事严格符合其利益哲学；其五，特朗普美国的撤退战略基本确定，回流固本成为理性选择，帝国雄心和盟友道义成为附属品，比如退出TPP及重新思考美国有限战略资源的全球投放，这使得台湾依赖美国经济分红及新南向的“离岸”（离开对岸大陆）战略无法获得体系支撑和保障，丧失前进方向和前途；其六，在中美关系及其指涉的全球治理事务中，中国有足够的利益筹码换取美国的合作，台湾则必然处于边缘化地位。
电话门只是一个偶然性的试探事件，特朗普美国必然是更不可靠的安全保护者，也因此，蔡英文政府原定的两岸关系“冷对抗”策略已经出现无法继续执行的困境，而施政纲领上承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与民生福利事项又因两岸关系“走冷”而大打折扣，加之大陆等待“未完成答卷”的耐心濒临底线，以及对“电话门”事件高度警惕，未来蔡政府之内政外交困局只会进一步加深，暂时难以评估其解套方向与方式。
总之，蔡英文当选固然体现了台湾民主的巩固效果，增加了民主政治的魅力光环，但选举只是民主的一个环节，过程化治理才是考验民主智慧与政治家心智的实质性场域。转型正义虽有历史民意的合理性基础，但以掩护文化台独和谋求永续执政为实质动机，已经背离了这一民主化标准动作的初衷和正义性，演变成台湾民主政治“多数暴政”的恶的先例。转型正义应包含而不是取消对待日本的“去殖民化”以及客观承认国民党的转型功绩，激发民主政治的节制美德与精英引导民众的责任伦理。文化台独意旨下的去中国化造成台湾文化的自我矮化和自我单调化，在符合政治正确的同时隔断了其与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纽带，其前途必然是一种毫无影响力和前景的“孤岛文化”。特朗普美国不是台湾的新福音，而是台湾寻求美国安全保护上的“经济灾难”以及中美地缘及全球博弈的分水岭。特朗普以其商人性格和本土主义优先的治国策略，只能是台湾孤独迷茫挣扎中的一根稻草，而稻草终究是稻草，绝非救命缰绳，更非天堂引路人。在中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经济秩序重构中，台独表现出一种深刻的不认同与不合作，朝着海洋寻求安全保护与独立前景，是一种政治逃逸，但很难成功，反而会因其在民主价值掩护下的孤独孤傲付出重大代价。台湾的面朝大海，带来的不是春暖花开，而是飘零无依，其最终命运指向不是逃逸，而是“回头是岸”。两岸关系上如何措置调整以回暖，是蔡英文2017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
（原载《多维TW》2017年1月号，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