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去中国化”产业链战略不断推进，不可避免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格局和中日韩经济合作关系。该战略经历了多届美国政府的接力和不断升级，具有显著的连贯性特点和手段。聚焦通信科技、半导体、汽车和动力电车、生物医药、其他货物贸易等重要领域，利用相关进出口数据分析了中日韩、美日韩两个三角国家关系之间的贸易合作状态。结果发现，美国通过与盟友和合作伙伴推动关键领域的技术共享和标准化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旨在构建更加“多元化”的供应链体系，力争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增强美国自身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同时，美国在技术政治战略框架下，从“小院高墙”向“多极技术联盟”转变，体系化争夺新技术霸权。通过分析美国重构全球产业链下的中日韩经济合作，有助于理解在美国“去中国化”战略背景下中日韩三国如何调整经济合作关系，以如何应对新的全球供应链格局。最后，文章提出了中日韩经济合作的中国方案，深化RCEP框架内贸易、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的构建、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加强关键领域的双边合作，以减少合作模式调整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美国；去中国化；产业链；中日韩；经济合作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升级，美国政府提出产业链安全战略，以“人权”“国家安全”“贸易公平”等为名，深化对华全面战略竞争。该战略旨在借助“去中国化”和“友岸外包”，全面构建针对中国的经济“包围圈”，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产业链的重新布局和产业的回归，以重塑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此举表明，美国力图重塑以自身为主体的全球产业链格局，减少在半导体、生物医药原料等领域对中国的依赖，提高行业供应链的安全性。

在此过程中，美国不仅致力于推动部分产业供应链的“内循环”和深化“去中国化”，而且利用乌克兰危机作为加强与欧盟、日本、韩国等盟友合作的契机，旨在通过供应链的盟国化，进一步巩固与盟友之间的经济与安全联盟。特别是日本和韩国，其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在通信科技、半导体、生物医药等关键产业链调整策略中的角色至关重要。面对美国的“去中国化”战略推进，日韩两国必将重新评估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模式，这种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日韩三国的经贸合作关系，进而对地区经济格局带来深远影响。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美国产业链安全战略下的“去中国化”行动如何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尤其是通信科技、半导体、汽车和动力电车、生物医药、其他货物贸易的供应链重组，以及这一战略对中美战略竞争格局和中日韩经济合作的长远影响。

本文分析美国“去中国化”产业链战略出台前后中日韩、美日韩两个三角国家关系之间的经贸合作以及产业链分工状态，客观反映美国“去中国化”后对中日韩经济合作产生的影响，并在此过程中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有：一是为美国重塑“去中国化”产业链对中日韩经济合作影响提供理论思考，拓展中美竞合与中日韩经济合作理论；二是为中国在中日韩经济合作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实践指导；三是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及中日韩三国之间实现持续稳定的合作提供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一、美国重塑“去中国化”产业链战略的发展历程

美国重塑“去中国化”产业链战略具有显著的连贯性。该战略经历了多届美国政府的接力和不断升级，最终形成了目前的形态。尽管“去中国化”产业链战略在新冠疫情后才被正式提出，但实际上其起源可以追溯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奥巴马任期（2008~2017）。在这一时期，奥巴马政府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旨在加强与亚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特别是与“新兴民主国家”的伙伴关系，并与区域组织加强接触。通过这些手段，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贸易安排扩展经济伙伴关系，并推动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建立。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更是对全球经济版图的一次重塑。该战略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深化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和安全合作，制衡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当时的背景下，TPP的构建尤为关键。TPP不仅是一个涵盖多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建立一个以高标准规则为基础的经济框架，以此规范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而削弱中国在该区域的经济主导地位。

然而，随着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显著的转变。特朗普政府对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采取了更加激进的“脱钩、断链”措施。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口号，抛弃了包括TPP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合作机制，并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将中国确定为战略对手。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了全面的贸易战和科技战，通过加征关税、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打压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等手段，试图全面遏制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崛起。特朗普政府的这些措施不仅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连锁反应。美国对华贸易战导致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许多跨国企业被迫重新评估其供应链布局，以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合作，通过签署新的贸易协议，试图建立一个排除中国在外的全球经济网络。

在对华强硬态度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战略共识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在2021年上台后的对华政策上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路线，并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对华限制政策。拜登政府在重塑全球化体系方面采取了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策略，试图通过“去中国化”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确立新的秩序。拜登政府以产业链为抓手，推动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全球化体系，旨在减少对中国制造和技术的依赖，重塑全球供应链的分布。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还包括加强与盟友的合作，特别是在科技和制造业领域的合作。通过与欧洲、日本、韩国等盟友的合作，美国试图形成一个技术和供应链联盟，以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此外，拜登政府还加强了对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包括通信科技、半导体、汽车和动力电车、生物医药等，以确保美国在这些领域的领导地位。

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再到拜登政府的多边全球化重构，美国的“去中国化”产业链战略展示了其政策的连贯性和长期性。这一战略不仅体现了美国在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和削弱中国影响力方面的持续努力，也反映了美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去中国化”战略的实施不仅影响到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也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这一战略的推进，全球供应链正在发生重大的调整和重组。许多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考虑其供应链布局，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转而寻求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新的生产基地和供应链网络。

二、美国重塑“去中国化”产业链战略的特点

美国重塑“去中国化”产业链战略的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通过立法手段对华围堵、加强部门协同形成遏华合力，以及构建产业链“遏制联盟”对华实施全面围堵。这些特点反映了美国政府在不同层面和多个领域的系统性策略，旨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增强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优势。

（一）通过立法手段对华围堵

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开始重新审视其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重振国内制造业成为了政府关注的焦点。2009年，奥巴马政府发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战略报告，提出通过政策激励、技术创新和劳动力发展等手段，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然而，这一战略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劳动力成本的劣势以及制造业转移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壁垒，最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在通信科技领域，为了在全球先进制造业中占据领先地位，美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在2011年和2012年连续发布了《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和《获取先进制造业国内竞争优势》两份重要报告，明确了先进制造业在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中的关键地位，并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投资和研发。2020年，美国进一步通过了《美国国防部5G战略》，该战略不仅凸显了在全球5G技术竞争中的战略布局，还强调了与盟国的合作及在国内建立更为独立的5G生态系统，以应对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和潜在威胁。芯片和半导体领域同样成为美国政府的重点关注对象。随着全球芯片短缺问题的加剧，美国在2021年成立了半导体联盟（SIAC），旨在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增强国内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同年，美国还启动了《2021年创新与竞争力法案》，重点支持半导体研发和生产能力的提升。2022年，美国通过了《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包含对半导体行业提供500亿美元补贴的内容，并鼓励企业在美国本土建设先进制造设施。此外，为了应对全球芯片供应链的挑战，美国还联合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成立了“芯片四方联盟”（CHIP4），通过区域合作强化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多样性。

为了巩固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政府自2021年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先是颁布了《2020年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案》，这一法案的重点是通过联邦资金支持AI领域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随后在2022年，白宫发布了《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为美国公民服务的自动化系统》，旨在规范AI技术的使用，确保技术进步不会损害公民权利。2023年，美国又更新了《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进一步明确了AI研发的优先领域，并提出加强与国际伙伴的合作，确保美国在这一关键技术上的全球领导地位。

在生物医药领域，美国政府为了巩固其在全球健康和生命科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PCAST在2011年和2012年发布的报告中，强调了生物医药行业在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中的关键作用，并建议加大对创新药物、疫苗和治疗技术的研发投入。为了推动这些建议的落实，2014年10月，美国政府推出了《加速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也被称为《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AMP2.0），该计划致力于通过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加速新兴技术的开发与商业化。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振兴美国制造业和创新法案2014》，以及《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法案，这些立法措施为生物医药等高科技领域的研发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资金支持，推动了美国在全球生物医药市场中的创新速度和竞争力。

在汽车和动力电池方面，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以减少美国在电动车组件和原材料供应链中对中国的依赖，同时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2022年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中，实施了最高达每辆车7500美元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措施。这一措施明确规定，只有那些不含来自“敌对国家”（如中国）部件或矿物的电动车才能获得税收优惠，从而在法律上限制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市场份额。此外，拜登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投资了2.8亿美元支持20家公司，启动了“美国电池材料倡议”，旨在确保电动车和其他电力应用所需的关键矿物（如锂和石墨）的可靠和可持续供应，以降低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

在其他货物贸易方面，美国政府也采取了多项立法措施以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挑战。2014年通过的《2014财年综合拨款法案》（公法113-76）和《2015财年综合和继续拨款法案》（公法113-235）包含了一些限制对华贸易的条款。此外，《201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公法113-291）也在2014年生效，进一步限制了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和敏感设备出口。2018年，美国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标志着中美贸易战的全面爆发。2021年美国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禁止进口来自新疆地区的棉花和相关制品，意图以反人权的方式遏制中国，打击我国新疆的优势产业。

（二）加强部门协同形成遏华合力

美国通过加强部门协同以实施“去中国化”战略，试图重构以美国为核心的半导体等产业链供应链，推出通信科技、半导体、汽车和动力电车、生物医药、其他货物贸易等关键领域相关行动计划。

在通信科技领域，美国在2022年8月出台了《芯片与科学法案》，拜登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成立了白宫半导体战略指导和监督机构以及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流程。美国投入大约52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以吸引全球的半导体产业向美国转移。此外，美国还对那些接受其补贴和优惠政策的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活动施加了限制。同时，美国商务部于2022年9月发布了《美国芯片法基金战略》，明确了六项原则和三项计划，以确保上述芯片研发资金的有效分配，通过协作建立一个半导体产业的生态系统。此外，美国国防部继续执行《2022财年工业能力报告》，致力于加强与国际伙伴的合作，以整体提高国家创新制造能力。

在半导体领域，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减少对中国半导体供应的依赖，并强化国内生产能力，且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设立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科技的封堵防线。2022年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为美国半导体行业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推动半导体技术的研发和生产。美国商务部和国防部联合发布的《半导体供应链恢复计划》强调，与盟友合作建立多元化、稳定的半导体供应链。此外，美国还加强了对关键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的出口管制，以防止技术流向中国，且拉拢芯片产业强国加入对华封锁。美国能源部也投入巨资支持新一代半导体材料的研发，以提升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竞争力。

在生物医药领域，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于2022年9月推出了“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计划”，旨在确保美国能够快速响应未来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为配合这一举措，美国国防部将在5年内投资10亿美元建设国家生物工业制造基础设施，以激励公私部门合作提高关键化学品等重要产品的制造能力。美国能源部于2022年拨款1.78亿美元，以促进生物技术、生物制品和生物材料领域的创新性研究。为了加强该设施的生物安全和网络安全体系建设，国防部还计划额外投资2亿美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2024年推出一项全美区域创新引擎计划，支持药物制造等有关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同时，美国商务部的经济发展局计划通过“重建更好区域”挑战赛，分配超过2亿美元的资金，旨在推动美国生物经济的复兴与发展。

在汽车和动力电池领域，在2023年2月，美国能源部推出了其首个全面战略《美国确保供应链以实现强韧清洁能源供应转型战略》，旨在保护美国的清洁能源供应链。该战略的发布是为了构建一个安全、有弹性且多样化的国内能源工业基础，确保美国在全球清洁能源制造业和创新领域保持领导地位。美国能源部于2022年10月还通过资助电池技术研发和支持关键矿产开发，减少原材料进口依赖。美国商务部则通过贸易政策和投资促进，增强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此外，美国交通部推动电动车采用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环保署设立环保和排放标准，引导产业绿色发展，财政部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降低创新门槛，吸引私人投资。这些举措共同目标是美国欲降低对外部供应链依赖，促进国内生产自足，同时确保美国在全球电池和电动车市场的领导地位。

在其他货物贸易领域，美国政府通过贸易政策调整和双边、多边贸易协定，进一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商务部推出了“关键货物贸易恢复计划”，重点关注高科技产品、稀土金属及其他重要原材料的供应保障。通过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建立新的贸易合作关系，美国力求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此外，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也在发展中国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合作，以减少这些国家对中国制造的依赖。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共同实施的一系列出口激励政策，旨在提升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关键产品的出口。

（三）构建产业链“遏制联盟”对华实施全面围堵

美国在重塑全球产业链战略中，特别强调了与全球盟友和伙伴网络的合作，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多元化和韧性的供应链体系。这一策略的目标是降低对特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依赖，这意味着中国的产业链需要多元化布局，需要提高关键产业链抵抗风险的能力。随着拜登政府的上任，美国继续利用其广泛的盟友网络，强化与伙伴国家在关键技术和产业领域的合作，包括人工智能、5G通信和生物医药等。这一战略不仅包括了与盟友共享关键技术和研发资源，也致力于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建立一系列供应链安全联盟，如印太经济框架（IPEF）、四边对话机制（QUAD）、芯片四方联盟（CHIP4）和半导体联盟（SIAC）等。

在通信科技领域，美国积极推动与盟友和伙伴国在5G技术及其后续发展的合作。例如，美国与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合作，成立了“全球5G安全联盟”，旨在确保5G网络的安全性和互操作性，减少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此外，美国还通过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多边机构，推动制定全球统一的5G标准，以此提高盟国间的技术兼容性和市场竞争力。通过技术共享和标准化合作，美国希望在全球通信科技领域建立一个统一且安全的产业联盟。

在半导体领域，美国通过加强与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主要半导体生产国或地区的合作，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半导体供应链联盟。这个联盟不仅在技术研发和生产上进行深度合作，还通过联合投资和建立共同基金，推动新一代半导体技术的发展。美国还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签订了多边协议，确保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的自由流通，降低供应链中断的风险。通过这些合作，美国希望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巩固其领先地位，并减少对中国半导体产品的依赖。在生物医药领域，美国分别于2020年、2021年通过全球健康安全议程和国际疫苗研发联盟等全球健康安全倡议。这些举措旨在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如传染病暴发等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并努力构建一个稳定和多元化的生物医药供应链。此外，美国还与欧洲药品管理局等机构合作，在医药产品监管方面共享信息，并于2020年5月通过“曲速行动”等倡议与国际伙伴合作开发和分发COVID-19疫苗和治疗方法。这些合作加速了创新医疗产品的研发和全球分发，通过技术、数据和研发资源共享，提升了各国应对未来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在汽车和动力电池领域，美国通过启动和加强与重要国际伙伴和多边机构的合作，例如通过成立电动车和电池技术全球联盟和参与国际能源署的清洁能源倡议，以此对中国在全球电池和电动车市场的影响力实施战略性打压。美国政府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激励，鼓励国内外企业在美国境内建立电池生产基地和电动车制造厂，以此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和多元化的供应链。通过与盟友和伙伴国家共享技术和标准，美国旨在形成一个紧密联合的产业联盟，共同对抗中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美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通过推动设定电池性能和安全标准等，努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的技术规范，以此影响全球市场的发展方向。美国还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协定，设置对电池和电动车进口产品的高标准要求，进一步限制中国产品的市场准入。

在其他货物贸易领域，美国政府与盟友共同推出了一系列贸易政策，旨在减少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依赖。例如，美国与欧盟、英国和日本等经济体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重点关注高科技产品、稀土金属及其他重要原材料的供应保障。这些协定不仅涵盖了关税减免，还包括技术合作、标准对接和供应链安全等方面。通过这些贸易政策，美国力求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确保关键物资的稳定供应。此外，美国还通过出口管制和制裁措施，限制中国在关键领域的技术获取，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

三、美国重塑“去中国化”产业链战略影响中日韩经济合作的手段

东北亚地区是美国重塑“去中国化”产业链战略的关键。东北亚地区不仅是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心之一，更是产业链分工的核心区域，其中中日韩三国的价值链合作和经济往来尤为紧密。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在长期合作中展现出在产业链的资源、资金和技术等方面显著的互补优势。鉴于东北亚地区在产业链中的关键地位，美国唯有取得地区内国家，尤其是日韩两国的配合，才能实现其重塑“去中国化”产业链的目的。美国一方面运用外交手段对日韩进行拉拢，构建美日韩“去中国化”产业链战略的机制安排，另一方面通过制裁手段对日韩施压，将中日韩经济合作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在美国拉拢和施压两方张力的影响下，日韩采取了加强对美合作而疏远中国的态度，中日韩经济合作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运用外交手段“软”拉拢

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力图重新强化自身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以“集体”的力量应对中国挑战。在美日韩关系上，美国运用一系列外交手段拉拢日韩两国，促使其加入自身的“去中国化”产业链战略。除了试图借助IPEF、CHIP4、QUAD等联盟将美日韩三边合作纳入“印太战略”大框架之中，美国还构建了一系列专门针对三国供应链安全的合作机制，如供应链预警系统、三边经济安全对话机制等，聚焦关键和新兴技术、供应链和数据透明度等议题。

2023年2月，美国、日本和韩国召开首届经济安全对话会议，探讨量子、生物等新技术领域合作。同年8月，美日韩在戴维营举行了峰会，并在会后发布了三份重要文件：《戴维营原则》《戴维营精神：美日韩联合声明》以及《磋商约定》，这标志着美日韩伙伴关系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美国、日本和韩国三国共同强调了面对地缘政治的紧张、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乌克兰的局势动荡以及核威胁等重大问题时，必须展现出团结精神，并采取一致的应对措施。文件中还提到，基于美国与日本、美国与韩国之间坚实的同盟关系，三国之间的双边联系已经发展到了空前的紧密程度，而三边关系也显示出了同等的稳固性。在产业链合作方面，美日韩三国计划通过增强三边经济安全对话等手段，集中关注多个关键议题，包括供应链的预警机制、对先进技术出口的管控、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对“印太”地区基础设施的援助、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关键矿产资源的管理，以及对所谓“经济胁迫”的应对策略。此外，三国还决定启动一个供应链早期预警系统（EWS）的试验项目，该项目将专注于关键矿产资源和动力电池领域，目的是构建一个能够快速共享关键供应链信息的平台。这一举措将有助于三国在面对潜在的供应链中断时，能够及时做出反应，确保经济安全和稳定，且将加强在颠覆性技术保护和技术标准领域合作。可以说，在美国的一系列外交攻势下，美日韩关系进展较为迅速，三国已在多个领域完成了重塑“去中国化”产业链战略的机制安排。

（二）通过制裁手段“硬”施压

除了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对日韩进行拉拢，美国还通过一系列制裁手段对日韩进行施压，防止其与中国经济联系过密，从而将中日韩经济合作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一方面，运用“长臂管辖”手段，在对中国本土企业进行精准制裁的同时，防止日韩企业与此类企业合作。美国将众多中国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并对与这些企业合作的其他企业进行次级制裁。2022年12月，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首次向日本提出直接要求，希望其配合美国发起对中国半导体实施出口管制措施。

2023年3月21日，美国商务部进一步采取行动，发布了新的规定，对中国境内外资半导体企业未来十年的发展施加了限制。这些限制包括：先进芯片生产能力的扩张不得超过5%，成熟芯片生产能力的扩张不得超过10%，并且禁止与中国进行两人或以上人员的联合技术研究开发或提供技术许可。这些措施旨在控制对中国的半导体技术输出，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要求日韩相关企业减少对中国原材料和产能的依赖，削弱中国对产业链的影响力。2023年1月，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琪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共同建立了一个专注于所谓的中国供应链中人权和劳工标准的美日工作组，旨在加强两国在推动和维护全球供应链中人权及劳工权益方面的合作。通过该工作组，两国将就人权和劳工权利的相关法律和政策交流信息，促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和工人组织的对话，并推广人权最佳实践和内部认可的劳工权利调查。尽管中国是韩国芯片出口的重要市场，但在中国对美光采取禁售措施后，美国仍要求韩国放弃填补美光在中国遭禁后留下的市场缺口。未来，美国可能会通过其联邦政府的采购政策以及美国企业在半导体销售市场的影响力，促使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减少在中国的生产能力。同时，美国可能会寻求与这些国家合作，对中国实施市场封锁措施，目的是逐步将中国从全球供应链中排除，实现“去中国化”产业链重塑战略。

（三）日韩积极配合美国构建“遏华联盟”

中美竞争加剧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突出，导致全球供应链由追求“效率”向谋求“安全”转变，而随着中美经贸摩擦的升级和美国的拉拢与施压政策，日韩两国对产业链也更注重“自主可控”，采取了配合美国重塑“去中国化”产业链战略的系列措施。

一方面，加快产业链转移。作为全球中高端产品的主要制造和出口国，日本和韩国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对中国有较高的依赖性。目前，日韩两国逐渐重视产业链自主性、分散化和本地化，并且在美国的影响下加速了产业链的转移。对日本而言，其策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日本促进制造业向国内回流，特别是在医疗设备、汽车以及半导体组件等关键物资方面，以提升国内的生产能力；二是激励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等地区实现生产的多元化，开拓除中国之外的中间产品供应来源，以此增强产业链的多样性并减少集中采购所带来的风险。韩国于2021年5月宣布了“K半导体”战略，通过提供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支持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企业的发展，目标是在2030年前构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供应链，使韩国在全球存储芯片和系统芯片领域占据领导地位。另外，在美国的政治施压和数据勒索下，包括三星电子、美光科技、SK海力士在内的多家韩国企业已经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了他们的供应链信息，有大量韩国企业被迫流向美国。2023年12月，韩美举行关键新兴技术对话时就成立生物制药联盟达成协议，并于2024年6月正式成立了由韩国、美国、日本、印度和欧盟共同参与的民官联合“生物制药联盟”，以求构建“相互信任、可持续发展的生物制药供应链”。

另一方面，限制对华科技合作。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变革，以加强对尖端技术外流的监管。这些措施给中日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带来了诸多挑战。一是日本政府强化了对经济和科技活动的领导和协调，比如在国家安全保障局下新设立了“经济组”，专门负责制定涉及高新技术和贸易等经济安全关键领域的政策；二是日本政府增强了对外国留学生、研究人员的背景审查，并介入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跨国企业与国际合作伙伴在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三是日本多次修订《外汇及对外贸易法》和《出口贸易管理令》，加强对敏感领域的外资投资监管和出口管制，这为中日两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合作造成了障碍。这些措施表明，日本正在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来保护其尖端技术，减少对外部世界，尤其是中国的依赖。韩国方面，跟随美国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响应美国针对中国半导体生产的限制要求。一是韩国企业响应美国2020年5月对《出口管制条例》的修订，该修订要求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设计制造华为产品的第三国公司必须获得美国商务部的批准。因此，韩国的三星电子和LGU+已经中止了向华为提供显示屏、存储芯片和内存芯片等关键组件的供应。同时，韩国政府对科技关键领域的外国投资和合作项目开启了更为严格的审查力度。例如，SK海力士原计划在其设在中国无锡的工厂引进阿斯麦公司的紫外线光刻机，以提高第四代10纳米级DRAM存储芯片的生产效率和稳定性。

然而，由于美国方面的反对，这一计划被迫搁置。这表明，韩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外国投资和合作方面正变得更加谨慎。这些行动体现了韩国在高科技领域与美国保持一致立场的决心，同时也展示了韩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压力下调整其商业和技术合作策略的现实情况。另外，中韩此前签订的不少科技合作协定停留在纸面，一些联合研究中心也处在休眠状态。

以上图表展示了2021年中国、日本、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商品贸易额对比，以及相关商品的HS编码和名称。从图1可以看到，在“84类”（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及其零件）和“85类”（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等）商品类别中，美国和日本的贸易额明显高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额。尤其在“84类”商品上，美日的贸易额占据了显著优势，反映了美日在高科技设备和工业设备上的紧密联系。“87类”商品（车辆及其零件）方面，美日之间的贸易额远超中日之间，同样说明在汽车工业上，美日有着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图2显示了中韩和美韩之间在“84类”和“85类”商品上的贸易额差异，美韩之间的贸易量明显高于中韩，尤其在“85类”商品上，差距尤为显著，这表明美国与韩国在电气设备和高科技领域的贸易量更大。另外，在“87类”商品上，美韩之间的贸易量也显著高于中韩，这与美日的情况类似，显示了美国在汽车行业对日韩的巨大影响力。

技术和工业产品领域的合作与竞争方面，从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在高科技和工业领域（如“84类”及“85类”商品）对日韩的贸易合作占据主导地位，借此强化其制造业的全球经济地位。这种局面使得中国在这些领域与日韩的合作显得相对薄弱，可能限制了中日韩在高端制造业和技术转让方面的合作深化。中日韩若希望在这些领域加强合作，需要在技术创新、产业链整合以及市场准入方面寻求突破，同时减少外部因素（如美国）的干扰。在汽车及其零部件领域（“87类”商品），美日韩之间的贸易合作明显强于中日韩之间的合作。这意味着美国在日韩的汽车产业中有深厚的影响力，中日韩要在汽车工业上实现更紧密的合作，可能需要克服美国的市场主导地位，并寻找彼此的竞争优势。此外，为了加强中日韩的经济合作，三国可以探索在一些新兴领域（如绿色科技、数字经济）进行合作，减少对美日韩传统合作领域的依赖。同时，中日韩可以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优化产业链布局，增强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四、“去中国化”产业链战略背景下中日韩经济合作稳定方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日本、韩国在全球经济体排名中分别位居第二、第四和第十位，三国的总经济规模达到23.58万亿美元，显著超过欧元区的18.3万亿美元，确立了他们作为全球经济重心的地位。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占据了超过82%的比重，进一步凸显了在区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影响力。面对美国推动的“去中国化”产业链战略，中国需要更加重视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和贸易联系，以及产业合作，这是中日和中韩关系的重要基石。中国应当充分利用与日韩的互补产业优势，积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的同时，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助推硬实力升级。中国还应充分发挥其庞大的市场潜力，并借助RCEP实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加强与日本和韩国企业的互利合作。未来共同构建一个互利共赢、高效协同、创新驱动、利益共享的中日韩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以促进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更深层次合作与整合。

（一）围绕RCEP加强经贸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是加强经贸合作的关键一步。RCEP为中日韩三国构建了一个重要的多边贸易平台。随着该协议的生效和实施，中国与日本首次实现了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将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大主要经济体纳入到一个共同的框架中。RCEP成员国承诺在协定生效后逐步降低乃至取消绝大多数商品的关税，这将大大促进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通过RCEP，中日韩可以在多个方面深化经贸合作，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实现互利共赢。具体而言，中国、日本和韩国可以通过RCEP框架，进一步减少彼此之间的关税，降低商品的进入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三国还可以通过协商减少各种非关税壁垒，如配额限制、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减少贸易障碍，促进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

简化海关程序是提高贸易效率的重要手段。复杂的海关程序和繁琐的文书工作往往导致物流成本增加和通关时间延长，制约了贸易发展。在RCEP框架下，中日韩可以共同推动海关程序的简化和标准化。例如，三国可以采用共同的电子报关系统，简化报关手续，缩短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此外，通过互认海关检查和合格评定程序，可以减少重复检查和认证，提高货物通关的效率和透明度，增强供应链的可靠性。

加强供应链合作是确保产业链稳定性和安全性的核心。中日韩三国在许多领域具有高度互补性，例如中国在制造业具有强大优势，日本在高科技产业方面仍具有领先地位，而韩国在半导体和电子产品制造方面仍处于世界前列。在RCEP框架下，三国可以通过密切合作，建立更加紧密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例如，在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方面，三国可以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保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提升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

（二）加快推进构建“中日韩自贸区”，对冲美日韩经济合作影响力

中日韩三国地理位置相邻，经济实力在东亚地区占据领先地位，三国间的互动与合作对东亚整个地区的经济走向具有显著影响。自1999年11月三国合作机制成立以来，中日韩在战略对话和积极协作方面不断加强，这不仅为各国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国际交流提供了坚实基础，而且在贸易、文化、教育、卫生等多个领域实现了显著的合作成果，促进了三方的互利共赢，为东亚地区的未来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东亚区域经济面临重大挑战。如何维护并扩大现有的经贸合作成果，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课题。考虑到自由贸易区相较于其他一体化形式具有更高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中日韩作为东亚地区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国家，在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应排除外部干扰，加强合作，以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为方向，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推动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并在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寻求战略性的突破和发展。

（三）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拓展区域与全球市场

中国和韩国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韩均已提交申请，如若能够加入，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强与日韩及其他成员国的经贸合作。CPTPP涵盖了亚太地区11个成员国，包括日本和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主要经济体。通过加入CPTPP，中国不仅可以扩大市场准入，享受协定带来的关税减免和非关税壁垒减少的便利，还能在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升自身标准，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入CPTPP将有助于中日韩三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通过CPTPP，中国可以寻求更多稳定的市场和贸易伙伴，深度参与贸易投资、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国际合作，继而推动区域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中日韩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日韩三国可以共同开发其他新兴市场，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通信等关键领域展开合作。中国拥有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强大的制造能力，日本在高端技术和管理方面具有优势，而韩国在信息通信技术和创新领域表现突出。三国可以结合各自的优势，共同参与第三方市场的开发与建设，实现互利共赢。例如，在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新兴市场，中日韩可以共同投资建设公路、铁路、港口、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项目，提升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在新能源领域，如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三国也可以合作研发和推广，促进全球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此外，在5G通信、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也将有助于提升三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地位。

共同加强区域和全球治理合作。中日韩三国应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加强协调，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数字经济规则制定等方面共同发声，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数字贸易规则和参与数字贸易全球治理显得尤为重要。中日韩可以共同推动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与规则制定，确保全球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外，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面前，中日韩三国也应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三国可以在减排技术、绿色金融等领域开展合作，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在公共卫生领域，中日韩可以加强信息共享、疫苗研发和生产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应对全球卫生危机的能力。

（四）加强关键领域的双边合作，实现产业技术的深度融合

面对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局面，中日韩三国需在通信科技、半导体、汽车和电动车、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加强双边合作，以巩固和提升区域内的经济和技术优势。中日韩三国可以在以下领域考虑实施相关措施：在通信科技领域，中日韩可以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方面加强合作。5G技术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不仅影响通信行业，还将对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无人驾驶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三国可以共同制定5G技术标准，确保兼容性和互操作性，减少技术壁垒。同时，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中日韩可以共享研发成果，开展联合项目，加速技术突破和应用推广。通过加强技术合作，三国可以在全球通信科技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在半导体领域，中日韩可以通过建立联合研发中心，推进半导体制造技术的合作，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确保供应链安全。例如，三国可以在芯片设计、制造工艺、材料科学等方面开展合作，提升整体技术水平。此外，可以共同投资建设半导体制造设施，分享生产资源，优化供应链管理。通过这种合作模式，三国不仅可以提高半导体生产的效率和质量，还能增强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的竞争力。

在汽车和电动车领域，中日韩可以推动新能源汽车技术的联合研发，特别是在电池技术和智能驾驶方面进行合作。电池技术是电动车发展的关键，三国可以通过共享技术和研发资源，加速高效能电池的开发，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在智能驾驶领域，中日韩可以联合进行技术测试和标准制定，确保技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通过合作，三国可以扩大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推动汽车产业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在生物医药领域，中日韩可以在疫苗研发、药品生产等方面加强合作，共享科研数据和成果，共同应对传染病和慢性病的挑战。三国可以建立联合研究机构，开展跨国临床试验，加快新药和疫苗的研发进程。此外，可以共同投资建设药品生产设施，提升生产能力和效率，确保药品供应链的稳定。通过这种合作模式，三国不仅可以提高公共卫生安全水平，还能在全球生物医药市场中占据更大的份额。

在传统领域的货物贸易领域，中日韩可以扩大在农产品、机械制造等领域的贸易合作。传统领域的货物贸易仍然是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的重点。三国可以推进产品质量标准的互认，减少技术壁垒和贸易障碍，促进双边贸易的增长。例如，通过签订贸易协议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从而促进农产品、机械设备等商品的自由流通。此外，可以开展贸易展览会和商业洽谈会，推动企业间的直接交流和合作，提升贸易效率和规模。

五、结语

由于美国持续不断全方位打压中国，当前中日韩三国的区域经济合作面临较大挑战，其中，很重要的即是产业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日韩三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产业链供应链。但是，美国从打压中国的战略角度出发，提出了与中国脱钩的战略构想，并不断施压日韩随美国脚步“起舞”。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一方面，日韩在中国投资巨大，中日韩已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断然脱钩困难很大且不现实。但另一方面，日韩企业不能不考虑美国的压力，因为一旦美国对日韩企业制裁，日韩企业无法承受，将不得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所以，短期内，中日韩仍将保持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但不能排除部分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中长期看，高端零部件以及制造设备将会面临以美国为首及其盟国更加严格的控制，美国希望中国永远处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因此，未来中国如果不能在高端零部件等方面实现突破，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将非常大。而且，美国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将中国隔绝在全球经济体系和全球供应链之外，继续鼓励日韩等国企业不断转移到东盟及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仍是美国不断努力的目标。未来，中国如何构筑应对美国巨大压力的产业链供应链，如何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并形成关键领域的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着巨大挑战。

面对当前的全球形势，中国应把握产业链调整和重组的机遇，充分发挥庞大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打造一个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中国需要加快加固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确保产业链的完整性和提升水平，力求实现制造业关键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和高效率运作，并促进产业链向全球产业链中的高价值领域迅速攀升。另一方面，要争取中日韩三国经济良性合作，加强与日韩两国的战略沟通，在被动中争取主动，争取规则竞争主动权。中国应当积极倡导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利用已经签署的RCEP等协议，探索加入CPTPP的可能性。同时，持续优化国内的产业政策和竞争体系。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建立高标准、高质量的规则、标准和制度，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基础能力和水平，确保其安全性和稳定性，并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向全球高端市场快速发展。

作者：李冬新（作者是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转载自《东北亚论坛》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