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经济学理论角度看，国家之间的经济“脱钩”可分为经济同质型、突发中断型、发展抗争型和政治打压型四种形态。美国对华“脱钩”广泛体现于经贸、科技、国际政治、网络、社会等各个领域，具有明显的政治打压型特征，是经济“脱钩”政治化的典型表现。美国对华“脱钩”策略对中国经济和产业链地位、中美经济关系乃至全球治理体系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对海峡两岸经贸关系造成负面冲击，但两岸在产业链以及区域经济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紧密联系，则对两岸经贸“脱钩”起到了抑制作用。
关 键 词：中美关系 中美经济“脱钩” 两岸关系
近年来，对华“脱钩”逐渐成为美国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政策取向。这一政策并未因特朗普政府的任期结束而偃旗息鼓，而是在拜登政府任上以“选择性脱钩”“小院高墙”等新形式卷土重来。以降低两国经济关系联动性为出发点，该政策的涵盖范围目前已经远超经贸领域，延伸至科技、网络、社会乃至全球治理领域。美国对华“脱钩”政策的牵涉主体，也不仅限于中美双方，而且涉及美国盟友，以及大量全球产业链的参与主体。作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两岸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对华“脱钩”政策的影响。基于对经济“脱钩”理论内涵的分类分析，本文着重探讨中美经济“脱钩”的政策实质、演变趋势及其对两岸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及演变趋势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美竞争格局下两岸关系走向的理解。
一、经济“脱钩”的理论内涵及其四种类型
“脱钩”原指火车车厢的挂钩脱落，引申为事物的联系中断(特指脱离联系)，并非经济学专有名词。社会科学范畴“脱钩”概念的提出，与现代化与发展问题的研究相关。20世纪60年代，部分左派政治经济学学者，如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阿明(Samir Amin)等人，在以“依附论”探讨拉美等欠发达国家实现国家发展问题时，提出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脱钩”问题。2018年该词首见于中美关系的讨论，甚至被美国政府用于形容对华政策的基调。随着中美贸易冲突、制造业回流、技术封锁以及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体间经济活动的不断衰减，许多人把“脱钩”一词比拟成以国别(地区)为主体的经济联系弱化，甚至把“脱钩”看做是“逆全球化”的代名词。那么，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看，“脱钩”的内涵到底该怎样理解呢?
如果我们把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探讨的经济“脱钩”解释为经济体之间经济联系的减弱或者中断，那么，围绕减弱或中断的原因可以区分四种经济“脱钩”类型，即经济同质型“脱钩”、突发中断型“脱钩”、发展抗争型“脱钩”以及政治打压型“脱钩”，以下予以分别阐述。
第一，经济同质型“脱钩”，特指伴随着经济发展引起的经济体间经济特质或禀赋结构的变化，原先达成彼此间经济联系的核心要素日趋弱化，从而使得两经济体之间经济活动紧密度自然下降。理论上讲，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同质化水平越高，其经济活动的替代性和竞争性就越强；反之，经济体间的异质性程度越高，彼此开展跨境分工(垂直分工)和协作的程度就越强。这一点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承接发达经济体制造业跨境转移的规模上可以得到印证。但与此同时，理论研究者也发现，随着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增强，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迅速弱化或者中断，于是就有了产品内贸易和价值链分工学说的发展。事实上，现实中从来不存在绝对意义的经济同质化，即便同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体，由于在产品的具体部件、具体的经济活动以及经济体的经济特质等方面的差异，仍旧可以创造出新的异质性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每一次技术革命之后都会出现经济体之间异质性的新变化，从而造成世界经济异质化与同质化的不断相互更替。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同质化导致的“脱钩”，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假说，而且是短期假说。因为即使是在经济体间经济同质化的假定前提下，国际分工依然可以产生外生异质性差异，这足以说明经济学理论在长期里无法支持经济“脱钩”的结论。
第二，突发中断型“脱钩”，意指因某种(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如战争、疫情等天灾人祸，迫使两经济体经济联系中断或者弱化。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因突发事件导致经济体间经济联系中断的情况不少，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曾导致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中断，即便在战争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也仍然如此；再如，部分地区恐怖主义与宗教激进势力的结合，地缘政治经济风险的上升损害商业和市场情绪，从而削弱国际投资和贸易。从近年情况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都不同程度地减弱经济体间的经济联系。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世界经济呈现出以美国为主的消费、以中国为主的生产和以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为主的能源供应的基本特征，当时各经济体之间经济联系和交往活动非常活跃。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消费和生产的大规模缩减迅速影响到各经济体正常经济活动，经济体间经济联系在规模上缩减，部分产业经济活动也表现出停摆现象。同样，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很多产业出现供应链中断和需求疲软现象，企业面临利润降低和资金链断裂风险，特别是对跨国投资发展的不利影响骤然提升。必须注意的是，这种突发因素引起的“脱钩”往往是出于跨国企业避险的理性选择，虽然因此会损害经济体经济发展，但在突发因素消解后仍然会在趋利动机的驱使下恢复正常，所以这种经济“脱钩”本质是暂时性、避险性“脱钩”。
第三，发展抗争型“脱钩”，特指因摆脱不合理经济秩序或者某种经济观念的束缚，选择暂时减弱或者中断与其他经济体的经济联系。在经济学说史中，国家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脱钩”的观点是发展抗争论的代表，最典型的当数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他看来，坚持“比较优势假说”和自由贸易主张的英法经济学，看似是在寻找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的普适观点，但其实是为英法持续获取不平等的经济利益提供了一套科学外衣。普适的经济学规律无法适用于各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前提下，德国用农牧产品换取英国物美价廉的工业品并不符合德国利益，长此以往必然将德国牢牢锁定在政治和经济的附属国位置。用时下的专业术语讲，价值链分工体系具有强烈的锁定效应，一旦某经济体被锁定在低端位置，就很可能出现经济发展乃至政治独立的安全风险。在此背景下，李斯特提出了国家干预思路，即提高某些工业制造品的进口关税或禁止其进口，以保护幼稚的民族工业。显然，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具有短期内“反自由贸易”的特征。按照该政策思路，必将弱化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联系。需要注意的是，李斯特是在详细考察经济发展史和对经济实践做出科学判断基础上提出的“脱钩”观点，并非全面反对自由贸易，而是要给后发经济体“发展机会”即过渡时期，当各经济体达到相同发展阶段后再开展自由贸易。基于此，发展抗争型经济“脱钩”是落后经济体争取发展空间的一种发展手段，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脱钩”。
第四，政治打压型“脱钩”。实践中，还有一种由个别强势经济体单方面发起的“脱钩”，这种“脱钩”属于“经济报复”的范畴，以“共损”为代价，并不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说。比如，把经济体间经济领域的竞争上升到经济体间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对抗，或者上升到诉诸民众情感的民族对抗，把经济发展理解为“非升即降”的零和博弈，甚至认为压制其他经济体的发展能力才是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关键而无论这种秩序是否合理。说到底，这种理念下的“脱钩”是强势经济体对其他经济体发展权的践踏，是打着维持秩序之名的破坏性牟利，更是故步自封的非理性逻辑。更为重要的是，当经济体间经济联系被情绪化、民粹化乃至政治化之后，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将遭受巨大冲击，这对任何经济体都是有百害无一利的。与此同时，政治化的经济联系并不会带来经济体福利的改善，甚至还会损害企业和民众的长期利益。即便通过这种“脱钩”策略维持了既有的国际经济规则，最终也将因为交易规模的缩减、分工水平的下降而损害世界经济发展效率。正如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一方面“南北差距”不断拉大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埋下风险隐患，另一方面各经济体出于“阵营站队”的考虑，将大量生产要素和稀缺资源用在经济发展之外的军事竞赛和“拉人头”的低效扶持等活动上。因此，这种意义上的“脱钩”是非帕累托改进型的策略，其在经济学理论层面无法得到有效支持。
二、美国对华“脱钩”政策的表现与实质
美国对华“脱钩”政策的确立和实施，肇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2016年，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就提出弱化中美贸易联系，并提议对中美经贸关系“摘钩”(uncoupling)以解决所谓美国就业流失问题。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对华“脱钩”成为其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策略。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以所谓不平等经贸关系及国家经济安全为由，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中美贸易摩擦逐渐演变为两国多领域的分歧与矛盾，美国政府层面的“脱钩”举措开始逐步推进。2018年5月，在学界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中，开始出现中美“脱钩”的概念。①特朗普及其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中美在产业等领域的“脱钩”问题。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对于这一策略尽管未有官方的明确宣示，但其实际对华政策仍延续了“脱钩”的主要基调。
(一)美国对华“脱钩”的政策表现
美国对华“脱钩”首先体现在经贸领域，具体涉及：(1)贸易摩擦。自2018年起，美国以中国在经贸领域所谓不公平竞争行为为由，发起以强征关税为形式的贸易摩擦。经过多轮征税与反制的博弈，中美两国于2020年1月达成《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将部分商品关税下调至7.5％，但仍有大量商品关税维持高位。(2)产业链供应链“脱钩”。美国政府通过审查、限制等手段，谋求降低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与供应链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并注重强化关键产业跨国企业对美国供应链的支持。例如，2021年4月，美国白宫召开半导体产业链CEO视频峰会，召集谷歌、台积电、三星、格芯、英特尔、通用汽车等19家全球主要半导体与科技企业参会，呼吁与会半导体龙头企业支持强化美国半导体产业及保护美国供应链。2022年，拜登政府推动100天供应链审查，对半导体制造与先进封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进行审查，以此梳理并加强对中国供应链参与度的限制。(3)抑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融资。2017年后，特朗普政府扩大对中国在美投资的控制力度，以管控安全风险为由，强化对中资企业在美投资与并购的审查程序与难度，多家中国企业在美并购活动被强行终止。202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中国企业在美国交易所融资做出限制，要求上述企业允许美国监管机构审查企业内部审计文件；同时，美国证券交易所宣布暂停允许中国企业在美国交易所上市，要求相关企业披露所谓的所有权结构风险。2020年底，中国联通(香港)、中国移动以及中国电信等三家企业，因所谓禁止美国人投资“有军方背景中国企业”的行政令，而被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作退市处理。
与此同时，美国大力推动在技术领域的对华“脱钩”，具体包括：(1)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2018年以来，美国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中国进口半导体相关材料的政策，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以及《出口管制条例》，对大量属于“新兴技术”的设备、原材料、零部件、最终产品的出口进行约束；进一步加强对高科技基础性技术产品出口的审批力度，对军民两用新兴和基础技术的出口进行限制。美国还根据《瓦森纳协议》，要求欧盟、日本等盟友协调共同实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2)将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重点打击对美国技术优势形成竞争的中国经济主体。至2021年底，美国政府部门将611个中国企业、机构及个人列入了“实体清单”。“涉军”问题也成为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重要利器，华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数十家企业因被认定为中国军工企业而被禁止参与公开证券交易。(3)压制中美科技交流。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打击中国及华裔科学家，极大限制了中美间的科技交流。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启动“中国行动计划”，将目标指向在美国技术实验室、高校以及国防行业的中国学者及华裔科研人员，以排除所谓来自国外的“安全与技术威胁”。至2021年，该行动已经涉及77个案件，148人受到指控，其中近90％为华裔。
此外，美国还在国际政治、网络、社会等多个层面积极推动对华“脱钩”。2018年后，美国通过大范围退出国际组织的“退群”行为，减少与中国在国际议题上的交往与合作。中美之间建立的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与人文对话等多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全面终止，甚至出现关闭领事馆、驱逐记者等极端外交事件，显示出中美在外交互动方面的关系水平急剧下降。在数据领域，2019年11月美国国会提出《2019国家安全与个人数据保护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nd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of 2019)，要求禁止向所谓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区域传输、储存数据，并将中国、俄罗斯等国明确列入重点关注国家。②2020年3月美国发布《2020安全5G法案》(Secure 5G and Beyond Act of 2020)，要求美国盟友及伙伴国家(地区)确保所谓无线通信基础设施及服务的安全，以保障美国企业的竞争力。2020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布“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计划，从运营商、应用商店、应用程序、云服务、互联网线缆、数据通道等六个领域，全面实施针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打击与压制。在社会层面，通过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关闭孔子学院等手段，对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进行多方限制，诸多文化交流项目也遭到打压。
(二)美国对华“脱钩”的政策实质
从政策实施来看，美国对华“脱钩”已经明显超出以往学界主要关注的经济范畴，涉及与中美经贸互动相关的科技、人文等诸多领域，具有“外溢性”特点。同时，对华“脱钩”涉及的主要主体也不仅包括中国与美国，还包括美国盟友体系中的部分经济体，因此具有“多元主体互动”的特点。从影响范围上看，由于美国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以及产业链领域的重要地位，二者之间的“脱钩”不仅对于两国经济社会文化多领域产生影响，也使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不稳定性剧增。
结合本文之前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华“脱钩”明显具有政治打压型特征，是经济“脱钩”政治化的典型表现。在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语境下，“脱钩”更多指向在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降低两国相互依赖程度与联动性，降低战略合作层级与水平。③其核心目标在于“规锁”(confinement)中国的发展与行为模式，主要通过降低与中国经济、社会、科技交往层次，降低中国获取发展所需关键要素的能力，在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中锁定或减缓中国地位提升趋势，进而形成对中国国际经济与政治影响力的遏制。④
由于中美力量对比的加速调整，美国对中国地位的判定发生重大变化，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而美国对华“脱钩”的实质，即是将中国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将国家安全概念泛化扩展至所谓经济安全、技术安全，进而扩大国家安全审查和限制范围，力图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规则等经济与制度领域全面限制与消除中国的影响，进而解决美国经济结构失衡与国际影响力下降问题。2020年5月，特朗普接受福克斯商业电视台采访，当被问到会如何对付中国的问题时，他说：“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我们可以切断一切关系。”⑤在战略竞争语境下，“脱钩”政策的实施已放弃商业规则，而以模式之争作为主要考量。尽管共同利益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但共同利益的存在和扩大，并不最终决定双方关系的稳定与良性发展。在中国国家力量与影响力提升，以及美方对华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的状况下，中美共同利益的持续发展，反而成为美方战略对抗心态日益提升的理由与借口。从这个角度看，美方的“脱钩”举措，就是不顾双方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以所谓“价值观”“规则”等意识形态和零和思维为战略考量，刻意消弭双方共同利益，以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行动。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无论是海外扩张的英式全球化时期，还是通过建构制度体系缔造的美式全球化时期，综合国力最强的发达国家一直是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者，同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为了让这种规则得到认可和推行，规则制定者适当让渡短期利益就势在必行。然而，当下的困境在于以美元以及美国技术和标准主导的全球化规则越是走向深入，产生的冲突和矛盾也会更加剧烈，包括美国本土技术人员、金融从业人员和蓝领工人的利益冲突，也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独立发展权的冲突，还包括全球经济扩张与全球生态承载能力的冲突，更包括经济一体化深度加强、重建社会公平需求日益提高和美国全球治理能力减退的剧烈冲突，等等。在没有经济协调办法的情况下，政客们能选择的最廉价方法就是寻找“替罪羊”并找“经济茬”，通过集体打压方式继续延续旧的全球化规则的生命力。从近年实际情况来看，以美国为首的旧的全球化规则维护者，从来没有把经济“脱钩”对企业和民众的不利影响作为首要考虑因素，政治利益的得失才是关键。可以说，美国对华经济“脱钩”找的是“经济茬”，算的是“政治账”。这种政治化的经济“脱钩”违背了全球化周期律，违背了效率至上的市场经济基本法则，是强势国家在主导全球化发展上的政治权力滥用。
三、中美经济“脱钩”的实际效果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一)美国对华“脱钩”策略的实际影响
1.对中国经济与产业链地位的影响
一方面，美国的“脱钩”政策，对中国部分企业及产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华为等通信与半导体高科技企业的经营环境受到消极影响，企业及产业的既定发展路径受到一定阻碍。但美国的“脱钩”政策，也使中国经济主体与产业参与者明确了技术的“卡脖子”领域与方向，并强化了相关企业及研发力量自主创新的决心，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摆脱对美国的技术依赖。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中的总体地位依然较为稳固，并未受到美国“脱钩”政策的决定性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美国进一步“脱钩”的难度。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在对中国出口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的同时，美方多次对中国的机械设备、机电产品、防疫物资等出口商品开出关税排除名单。2017-2020年，在稀土“去中国化”的情况下，美国仍有78％的稀土进口来自中国。这都体现出中国企业、产品在产业链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2.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影响
美国的“脱钩”政策，使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有所下降，特别反映在高科技产业领域。中美之间的经济互补性相对有所削弱，而竞争性则更为加强。美国持续推进的制造业回归，以及在5G等高科技领域的标准规则竞争，将带来中美经济互补性的再平衡。
然而由于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是长期互动的结果，贸然“脱钩”并不能改变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以及中国经济具备比较优势的总体态势。在当前既有互动结构下，中美“脱钩”的成本高企，也使美方逐渐意识到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现实。美国商会的报告预计，若25％的301关税税率扩展到中美间所有双向贸易，这一冲击将导致2025年美国产值损失超过1，900亿美元，到2030年损失将超过2，500亿美元。⑥2022年2月，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向美国国会表示，美国运营商为“拆除和替换”华为和中兴通讯等所谓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中国企业生产的网络设备需要约56亿美元，远超预期19亿美元的所谓“补偿项目”预算。
3.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影响
作为当前全球经济体量规模最大、政治影响力强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围绕“脱钩”与“反脱钩”的激烈博弈，不可避免地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际事务的协调治理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战，使国际贸易体系受到重大影响，以多边合作原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受到冲击。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断供，也使欧美、日韩以及台湾地区供应商遭受巨大损失，严重干扰了国际市场，特别是半导体市场的发展。美国在国际事务上与中国减少合作的“脱钩”举措，使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共同问题的治理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如在新冠疫情中，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和抹黑，使得全球抗疫合作难以有效推进，相当程度上加速了疫情的全球蔓延。
4.从“全面脱钩”向“小院高墙”策略转变的影响
在“全面脱钩”对美国自身产生不利影响，且难以长期持续推进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内部对“全面脱钩”政策也产生了不同看法。拜登政府对华“脱钩”政策有了新的变化。美国政府将“脱钩”的领域进一步聚焦，形成了以“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为特点的新一轮“选择性脱钩”策略。美国政府将对华封锁的重点聚焦于与所谓国家安全相关的重点技术和研究领域，并形成以技术合作壁垒、严格限制审查高科技企业合作等为手段的严格封锁体系，以确保其“小院”内核心技术的安全，而对非关键技术的其他高科技领域，则不作特别限制。这一策略有助于减少“全面脱钩”带来的多领域影响，而精准限制中国经济技术发展的关键环节。
(二)美国“脱钩”政策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
1.助长台湾对大陆的经贸“脱钩”政策倾向
美国实施的“脱钩”政策，在发展导向上对台湾当局的两岸经济政策产生了诱导效应。在美方影响下，台湾当局也提出所谓摆脱对大陆依赖、贸易投资“多元化”的言论与相关政策。其中所谓的与大陆“脱钩”策略，在领域与操作上也与美国做法类似，如注重强化对大陆投资的审查，在网络领域强化对大陆APP的审查等。同时，美国“重组供应链”的政策导向，对台湾当局的“新南向政策”也产生激励作用。
2.影响台湾高科技产业经营布局
美国持续推进的技术“脱钩”对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的经营与布局产生严重冲击，且主要集中于台湾地区的半导体行业。美国对华为等高科技企业的禁令不仅影响美国半导体生产商的经营，而且高度影响台湾地区生产商的经营活动。美国推动基于盟友网络的“供应链联盟”及其“弹性供应链”原则，均对岛内半导体企业的布局产生影响。同时，美国在所谓半导体“供应链透明度”原则下，强制要求台积电等企业上缴库存、订单等数据，也极大影响了岛内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美国技术“脱钩”的强制力影响下，台湾地区相关企业可能被迫“多点布局”，从而出现在中国大陆与美国及其盟友“两面下注”的新局面。
3.两岸经贸结构决定两岸难以“全面脱钩”
美国“脱钩”政策的实施，对两岸经贸关系形成了多方面的外部负面影响，但从整体上看，两岸的经贸互动模式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这也决定了两岸间“全面脱钩”状况的发生概率极小。从供需结构上看，中美经贸关系与两岸经贸关系有着本质不同：就前者而言，美国更多扮演的是市场提供者角色，因此对提供最终产品的中国能够形成部分“脱钩”效应；就后者而言，大陆作为台湾中间品及最终产品市场的地位较为稳固，是台湾企业产品附加值的主要来源地，并使台湾长期对大陆处于顺差地位。同时，大量台湾企业与大陆企业共同构成产业链内部的中间品制造环节，双方的经贸互动基于产业链运行规则，难以在外部影响下简单隔断。因此，两岸经贸“全面脱钩”对台湾经济打击巨大，外部因素更多的是造成两岸局部经贸联系的选择性弱化。
4.后疫情阶段的区域化抑制两岸经贸“脱钩”
新冠疫情的发生加剧了“慢速全球化”的态势，随之带来的区域化发展趋势对两岸经贸关系将产生新的影响，并对两岸“脱钩”产生抑制作用。在区域合作趋势强化的背景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生效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入新阶段，尽管台湾地区未加入RCEP合作，但区域一体化力量对两岸经济的整合作用将更为强化。同时，亚太区域中多类型次区域多边合作机制在后疫情阶段有望进一步发展，如中日韩自贸区的加速推进，中日韩与东盟的“10+3”合作机制的深化，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强化，都将在更多层次、更广领域上推动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与自由化。而上述跨区域及次区域合作机制中，中国均发挥重要的产业引导、市场提供与协调对接作用。台湾地区的经济主体若不想被孤立于区域经济体系之外，就须更为重视以大陆为核心的区域市场，这就促使台企不会轻易减弱与大陆的经济联结，从而对冲台湾当局“脱钩”政策的影响。
四、总结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脱钩”和经济“脱钩”的源流进行了理论探究，依据动因区分出了经济同质型、突发中断型、发展抗争型和政治打压型四种形态的经济“脱钩”；进而，针对近年来由美国政府掀起的对华(经济)“脱钩”，在梳理其政策表现的基础上，着重对政策实质进行了理性分析，认为这种经济“脱钩”具有显著的政治化色彩，它并非缘起于中美贸易顺差和经济利益纷争，而是美国面对日渐式微的美式全球化所采取的一种政治行动。不容忽视的是，美国“脱钩”政策对两岸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并变相激励了台湾当局近一段时期的“去大陆化”倾向；但两岸在产业链以及区域经济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紧密联系，也对美国“脱钩”政策的影响起到了制衡作用。
总体来看，美国对华“脱钩”政策的出现及实施，既是美国对中国定位及关系判定整体转向的结果，也是“逆全球化”思潮在中美关系中的反映。美国将中国判定为战略竞争者后，实施以降低相互依赖、排除对方影响为核心的对华政策，使中美长期以来建立起的基于经济全球化分工体系以及共同利益的紧密联系遭到破坏。物极必反，美国的全面对华“脱钩”政策事实上既不能颠覆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的出于客观需求、基于全球价值链供应链规律的经贸合作模式，也无法使美国国内市场主体从根本上受益，“脱钩”的负外部效应正在不断制约该政策的实行。这也是拜登政府从“全面脱钩”转向“选择性脱钩”的根本原因。以政治手段驱动的经济“脱钩”，是全球经贸规则主导经济体对非主导经济体发展权的践踏，更是对不平等国际经贸规则和不合理经济秩序的刻意维护，这种“脱钩”是没有前途的，注定以失败告终。
注释：
①To Decouple or Not to Decouple? Kevin Rudd Speech for the Robert F.Ellsworth Memorial Lecture,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decouple-or-not-decouple,2022-02-10.
②S.2889-National Security and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of 2019,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2889#:～:text=Introduced％20in％20Senate％20(11％2F18％2F2019)&text=This％20bill％20prohibits％20the％20transfer,that％20threaten％20U.S.％20national％20security,2022-01-16.
③王悠、陈定定：《中美经济与战略“脱钩”的趋势及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7期。
④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
⑤"Trump on China:'We could cut off the whole relationship'",https://www.foxbusiness.com/politics/trump-on-china-we-could-cut-off-the-whole-relationship,2022-02-10.
⑥U.S.Chamber of Commerce,"Understanding U.S.-China Decoupling:Macro Trends and Industry Impacts",2021,p.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