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7日是胡适先生诞辰125周年，作为一个从胡适先生的著作得到教诲的老三届学子总觉得自己应该是胡适先生的学生，有责任在胡适先生的纪念日复读他的文章，写出读书心得，与先生的“粉丝”（虽然有些俗，但符合胡适先生倡导的“不避俗语俗字”）共勉，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和错过了解的中老年人认识和重新认识胡适先生。
胡适先生是上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科学”和“民主”引入中国的推动者。他的工作领域是教育和文化的传播，对“科学”的传播更是不遗余力。引进“科学”，最重要的应该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建立讨论问题、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所以科学的普及应当是先行的，是“民主”的基础。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史并没有遵循新文化运动指出的道路发展，无论民主还是科学似乎都离我们很远，百年过去了，真是值得我们思考。1840年西方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让国人看到了世界，西方的科技、商品和思想文化像潮水一般涌进中国，科技和商品都是实实在在的事物，国人是容易接受的，但思想文化是“无形”的，需要语言文字作为“中介”，需要思考一番。也就是我们如果要深入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思想文化，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文化平台，胡适先生和当时的众多先哲们所以推动新文化运动目的就在于此。但受到革命的影响，这个“平台”只是完成了白话文的普及，而对思想文化上诸多“概念”应该用中文如何准确表达并没有达到共识，以至于西方文化不能正确理解，连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也大量被曲解，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引发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和历次政治运动。就是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也是胡适先生的思想依然熠熠生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的原因。
胡适先生晚年经常引用英国重要的思想家赫胥黎在他的自传中写的一段话：“但是我年纪越大，越分明认得人生最神圣的举动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事某物是真的’。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大的惩罚都是跟着这一桩举动走的”（转引自《胡适文集治学篇》）。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讲我们说什么，想什么，有怎样的观点，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存状态是幸福还是苦难。人从出生就处在话语的环境中，长大成人更是掉在“语言（包括书籍）的海洋里”，如何判断这些“话语”的真、伪呢？我们学习知识，学习文化，目的就是学会辨别的方法，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得真知，做真人。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军事技术使国人大开眼界，对自然现象和规律的准确描述和透彻理解也使中国学子们趋之若鹜，于是将西方思想文化发达的原因浓缩在“科学”这一概念中，这两个字的传播是极容易的，但要深刻认识，真正掌握这两个字的含义并不是容易的，这篇文章分“什么是科学精神”、“科学和宗教”、“科学方法的特征”三方面来谈科学，纪念科学倡导者胡适先生诞辰125周年。（“科学精神”是指科学的广义；“科学方法”是指科学的狭义）。
什么是科学精神
我们思考问题，看书学习，听老师授课，毫无问题是为了求得“知识”，更准确讲是为了求得有实用意义的“真知识”。而“科学”就是“真知识”，从这一点讲，科学的态度和精神也就是我们求学的态度和精神。求真知的精神古而有之，说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精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了解。胡适先生在他的治学之道中就经常引用传统文化中的治学精神，不愧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产生“科学”，就是在近百年里中国在科学的大发展中也只能充当配角，尤其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培养出一个思想文化大师。原因是复杂的，但可以归于科学精神得不到弘扬的结果。
首先我们可以从胡适先生提到的“龟兔赛跑”的故事中找到答案，兔子虽然有天才，却不能像乌龟那样拼命的爬，所以达到目的的是乌龟而不是兔子。喊出了“兔子学不得，乌龟可学也！”的口号。国人太过聪明，文化人在追求学问上放弃一点一滴的实践积累，总想得到“宝葫芦”，挖掘出祖传“秘笈”，而这正是抛弃了科学的精神。胡适先生对于科学方法的总结只有十个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也成了至今广泛流传的格言。然深入理解这句话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同时这句话是不能分割的。“大胆的假设”提倡了创新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会有科学的发展；但重点应当是“小心的求证”，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胡适先生多次引用傅斯年这句话）这种事实上的刻苦努力。“科学”不是去“说”而是要去“做”。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人定真理不可徒说空话，应当考察实际的效果。我们认真阅读胡适先生的著作，回看百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不能不感慨我们很多行为都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文化的发展是受多方面影响的，尤其受制于政治制度，但作为个人首先应该去积极思考，而不是陷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聊循环中，互相推诿恰恰也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无论百年前还是今天，都需要用科学精神去审视“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事某物是真的’”吗？
科学的精神在于“勤”和“认真”，是否定事物突变的，否定革命的。我们学科学、用科学，和我们追求真知是一致，求真知是要消耗一个人的精力，也就是很“累人”的，这里少不了“勤”和“认真”的态度。当“科学”这一概念传入时，人们认为这是西方强盛的“秘笈”，是一把“万能钥匙”，而这种认识本身就是反科学的，迎合了人们贪图安逸的本性，助长了急功近利情绪。胡适先生当年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就是宣传和维护了真正的科学精神，这世上没有什么“万能钥匙”，社会的进步要靠我们每个人去做出点滴的努力，不是实行什么“主义”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对“主义”的追求，只能导致革命。复杂的社会，庞大的国家，都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达都是个人努力的结果；社会出现问题，国家贫穷，也和每个人有责任。任何一个科学家创造出新的科学原理，也都是总结前人努力的结果，而个人所能做到的只有“点滴的努力”。
“虚心”是科学的基本态度。胡适先生在谈到如何做学问时，一再强调要“打破砂锅问（纹）到底”，科学上的任何结论都不是轻易做出的，要谦卑，不要急于下结论。他提倡的这种治学态度是和他提出来的科学方法中的“小心的求证”是一致的。科学发展到今天是十分丰富的，无论我们学习更多的科学知识，还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谦虚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每个人从动物进化哪里学到了“取胜”的重要性，学会了“炫耀”，认为这是生存之道，也就是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它的积极意义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要适应环境，不随环境变化而变，就会被淘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人们用科学的方法探讨出的大自然进化规律，并不是应有的“科学精神”。强调“弱肉强食”，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很容易使人们急功近利，注重物质享受，和科学精神是背道而驰。在科学的发展道路上是没有胜负区分，科学的进步不是否定“对手”，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前行，“所以能看的更远，是因为站在了巨人肩膀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难以弘扬和国人长期处于激烈的生存竞争环境是有联系的，人们把更多的智慧用于生存竞争，而在求学问，得真知这方面“投入”太少。“谦虚”实在是获得真知的基本素质，也是常识。
“怀疑主义”实际上是和科学最接近的哲学，科学的起始点是“怀疑”。牛顿总结出力学原理，是对原有认识的“怀疑”，是对客观世界现象的重新“记录”。 “思考”不是直接对现实的思考，而是对“口里说出”的，“心里觉得” 的，乃至书本上写的，也就是对语言文字记录的“某事某物”的思考，做出对“真”、“伪”的判断，而现实是没有真、假之分的。而对“话语”没有怀疑就不会有思考，也不可能有进步。对地球中心说的怀疑诞生了日心说，对日心说的怀疑诞生更新的宇宙观……。胡适先生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民间谚语“三个不相信出个大圣人”，在如何做人、做事时讲“做学问要在无疑处有疑”，提到“科学精神”就是“拿证据来”。胡适先生所以重视“证据”，就是告诫大家不要轻易相信一些话语，要“先小人后君子”。因为一旦我们相信了假的“话语”，很可能遭到严厉的惩罚，不仅伤害自己，也可能伤害他人，伤害无辜。例如我们相信了有病是因为“鬼缠身”，就可能请神汉疯婆来“捉鬼”，结果有病得不到治疗，也给亲人带来伤害。人们普遍喜欢强调自己说的话，自己的想法就是“对的”，这也是种天性吧。对自己的想法缺少“怀疑”，也是造成思想上的盲从、行为上盲动的原因。“怀疑”是思考的前提，是科学精神的“要件”。
中国传统文化流传久远的一项制度是“科举体制”，“科举”并不是完全的文化现象，而是把“文化”和“权力（做官）”捆绑在一起的现象。但这种制度从文化上讲是违背“科学精神”的，科学是不相信有绝对的“正确”，而是把“怀疑”放在第一位。科举的要害是考试；考试的要害是判断正误的“权力”。当文化和权力在一起时，文化中的“讨论”、“怀疑”、“判断”都必须看“权力”的眼色，生死攸关，有谁还敢随便表示“怀疑”吗？上演“指鹿为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此时还能顾得上什么“科学”，什么“学问”，什么“文化”吗？考试的确是学校实施教学工作的重要手段，但都是限制在某方面（专业）狭窄的范围里，是在比较成熟的科学科目里，因为这时重要的不是发展，而是学会。故而“考试”应该主要运用在科学技术的使用上，法学认识上，中、小学基础学科的教学中。到了大学以上，“考试”应该会被逐渐淡化。同时在文学艺术，人文伦理等方面，“考试”是违背科学精神的，阻碍了这方面文化的发展，甚至可能被领入歧途。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元素这是得到普遍共识的，而缺少科学精神的“元凶”正是“科举制度”。今天“科举制度”早就被明文废止，但它的“幽灵”依然阻止着科学精神在人们心目中的传播，使人们缺少怀疑的能力，盲从、迷信比比皆是。让人们接受更多的科学精神无疑是教育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迷信、重视考试的教育让人们失去“科学精神”，考试的要害是打着“公平合理”的幌子来制造不公平，让人们接受“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下面以“高考”为例来证明我们的判断。
学子参加高考，得到一个“总分”。而这个“总分”就是直接违反科学基本常识的，“加法”必须是相同事物，把不同学科的考分加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只是作为学子综合素质的考量，则只能是个“大概”，如何又能以此确定出“分数线”呢？把一个大概的“东西”当成“标准”，严格执行，这能是科学吗？学子因为这个“反科学”的分数进入高校，又如何能坚守“科学”呢？！如果认为上大学一定要参加考试的原因主要是教育资源有限，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发展，虽然还谈不上物质“极大丰富”，但由于信息科技的极大发展，任何人要得到教育资源是没问题的，社会完全可以满足任何人上学的要求，出现的问题只可能是个人经济生活问题。但实际上是你要上大学，必须参加高考，相当多的学子会被限制在大学门外。这是在“有教无类”吗？这是在尽可能传播知识吗？“假作真时真亦假”，高考在中国受到极端重视，并不是为了求真知，也不是为了科学的传播，也不是为了挑选最佳学习者，而是为了社会管理的需要，展示“权力”，给“人”划分“等级”，给制造的不平等现象寻找理由。社会需要的“人才”从来都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自然去产生，哪里能制定什么“统一标准”呢？！“科学”从上世纪初传入中国，就遭到“异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口号下，“科学”让位于“革命”；在和平建设时期，又做为划分“等级”的工具。百年来“科学”成了权力的“奴婢”，失去了自身的“纯洁”。无论是实际的科学工作者，还是从事和科学紧密相关的教育工作者，不能坚守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受“名利”之累已是常态。中国教育的痼疾是“应试教育”，这一点无论领导、教师、家长都明白，大家也都受其害，但同时又在为巩固这无理的教育理念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纪念胡适先生，弘扬真正科学精神和方法实在是当务之急。
科学和宗教
宗教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它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难以用片言只语来讲清楚。中国没有统一的系统宗教，民间对宗教的信仰是碎片化的，不成熟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很多人认为在这一点中国文化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科学”进入中国之后，普通人对“科学”的认识是从反宗教开始的，凡是反对各种宗教，不同意一些准宗教的迷信活动，就是“科学”的，这种认知是扭曲了“科学”，也是“科学”在中国不能广泛被正确认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胡适先生在基督教氛围很重的美国生活多年，并没有成为受洗的基督徒，但他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认识很清楚。“科学的对象是物质，宗教的对象是精神，这两个世界是不相侵犯的”。又说“灵魂不朽这个说法，我并不否认，也不承认，因为我找不出充分的证据来接受它。”
我们仔细观察人类社会和动物界，最大而根本的不同就是人类有丰富的思维，随之而诞生了“精神世界”，也就是动物只是生活在自然（物质）世界；而人类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否认精神世界，人与动物无异；否定物质世界，你是不可能存在的。科学的本质在于“怀疑”，在于拿出足够的证据，所以科学不否认宗教的理由就是在精神世界里不可能拿到切实的 “证据”。张三、李四、王五可以面对同一个“物质世界”，但精神世界是属于个人的，张三、李四、王五无法完全得知对方的想法，更不要讲共识了。他们可以共同面对同一本《圣经》，但认知是不同的，而基督教的本质不是“书”（物质），而是对《圣经》的“认知”（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的力量比较弱，没有形成系统的有影响力的宗教，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思维少，发展缓慢，是互为因果还是纯属巧合呢？我认为是有联系的。胡适先生推崇的英国科学家赫胥黎就说过，“科学所反对的并不是宗教，而是未开化思想的残余，以及连宗教本身也差点儿被压得粉身碎骨的那种糟糕的哲学”。“科学并没有否定宗教，科学只不过对‘这种或那种的哲学设想，这种或那种的神学教条’提出了异议而已”。也就是说明宗教也需要在有科学精神的氛围中才能正常发展。宗教有比较强的“排他性”，此时自己发展，也允许其他宗教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正是科学精神。
既然宗教是非实际存在的，是精神世界的，我们否定它，只有“科学”，这不更好吗？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反科学”的。“科学”和“宗教”是使人类脱离动物界的“两兄弟”，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两者只能相辅相成，而不能互相否定。其中的逻辑很简单，两者都源于人类的思考，虽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但它不是“物质”依然属于文化，属于思想。历史上科学发展虽然与宗教教义有过冲突，但也得到过宗教的庇护，不少物理学家，如牛顿、帕斯卡尔，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而对宗教的全盘否定都将导致是对思考的禁锢，思考一旦禁锢，何来“科学”。同时宗教的发展也要需要科学的精神，例如要提倡“宽容”，要“静思冥想”。而宗教上的极端现象是一种反科学的做法，到头来还是造成对宗教本身的伤害。“宗教”对个人来讲是他的“精神财富”，假借“科学”来批判“宗教”，提倡物质享乐，很可能是对个人“精神财富”的掠夺，用通俗话来讲就是对人“灵魂”的收买和掠夺。胡适先生一再提到一千多年前庞居士临死时留下的两句名言：“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其意义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信仰”而将“物质”抛弃；也不能只看到“物质”而丢掉“信仰”。也就是说我们口里说的和心里想的，有“实”（物质的、科学的）；也有“虚”（精神的，宗教的）。我们不能因为“虚”就认为不存在，但也不能把“虚”实化；对“实”也一样，不能因为是“实”，就认为一定是现实的，把“实”虚化，说“空话”是常有现象。这才是对宗教的科学态度，也是科学地对待“语言话语”。
胡适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去世了，没有看到今天科学的一次次“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颠覆”几乎全部传统文化的“硬件形式”，人们不再需要会写字、会算账、会绘图画画，“机器”正在全面取代人类。更为严重的是科学的发展，正在使人类具有自我毁灭的可能，科学原本是人的思考，是文化，是理论，但科学技术改变了大自然，给人类带来福祉也带来灾难，物理理论带来核武器的发展，化学和工业的发展带来污染，这些科技发展的后果似乎难以让人承受。而尤为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科学发展正在深入人类社会伦理的基础，向人的繁衍方式，自然物种的繁衍，提出挑战。什么转基因，器官移植，克隆，衰老信息的破解……，这些都在直接威胁着人类建立起的基本社会伦理。计算机阿尔法“狗”战胜了世界顶级围棋选手具有划时代意义，人正因为有了思维才脱离了动物界，如果思维也被“机器”取代，“人”还是人吗？棋手被“机器”打败，还有下棋的趣味吗？很多人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会灭亡，事实上似乎也是这样，各种宗教的虔诚信徒正在减少，信仰程度也在降低。但我们认真观察世界，种种迹象也在表明，宗教依然具有很大的力量。新世纪伊斯兰极端教派的兴起，搞得世界不得安宁，战火硝烟四起，就是一个负面例子。基督教有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也有预言人类社会将会因为人的“罪”而毁灭，人类社会是靠“宗教”和“科学”两个轮子前行的，当一个轮子独大，另一个消失时，可能将会是人类的灭顶之灾。这是我们讨论宗教和科学之间关系时，一种杞人忧天的“联想”。胡适先生如果看到今天科技的发展，肯定会为“宗教”多说几句，重新审视宗教。
科学方法的特征
我们引入“科学”的过程中，只是对科学带来的技术感兴趣，而忽视了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样引入的“科学”对自然科学在中国发展有作用，而对如何认识社会问题，如何认识“政治”问题，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有清醒的头脑，并没有任何帮助。“科学”是西方提倡的以形式逻辑作为辩论问题的基础而形成的理论方法，科学最原始的含义就是指“物理学”。胡适先生对自己学生中最感到骄傲是两个成为物理学家的学子，他的思想也是将科学方法运用到社会问题的典范。我作为一个折服于胡适先生思想的普通物理教师有责任对什么是“科学方法”进行思考，提出对“科学”的看法。科学方法原本是思维的，讨论的，不断修正前行的思想方法，但这“温和”的方法并不是“革命”所需要的，在战争和运动的年代不会有“真科学”的传播。就是力争GDP发展的今天，人们也只能看到“科学技术”，而看不到“科学方法”。人们需要争论问题，需要对一些问题做出判断，要比较，要“综合”，要建立自己理论体系，所有这一切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也就是只有在共同的逻辑基础之上才会有“有意义的辩论”，促进共识。现在“科学”几乎成了“正确”的代名词，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标签”，而这种认知正是“反科学”的。“科学”并不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唯一方法，例如宗教思维就和“科学”无关，文学艺术也谈不上什么“科学”，大量的人情世故和生活、生产经验也和“科学”没什么直接关系。我这里总结科学方法的几个特征，是从物理学角度出发，缺少这些特征谈不上是“科学”。
特征一：科学方法在讨论问题时，所使用的“概念”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 “概念”的“外延”是具体的、清晰的“事物”，并作为研究对象。例如物理学是以“物体”作为研究对象，它可以是地球，也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一粒灰尘，任何物体都有“惯性”，也就是地球、人、灰尘虽然差别极大，但都是“物体”，它们的运动规律都符合惯性定律。科学的对象是“物”，不是“精神”，这一点很重要。在每个人头脑中“存在”的语言概念分两种，一种是有“事物”与之有对应，这种语言概念在不同的人头脑中理解是一样的，有“物”摆在那里作为“证据”；另一种是经过思考、想象产生的语言概念，它反映的是人的“精神”（想法、思想），每个人实际情况和所处环境不同，同样一个语言概念理解很可能理解不一样。科学所研究的“主体”毫无疑问是前一种。
特征二：科学是以具体孤立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笼统的事物，也就是研究对象“边界”是清楚的。物理学是研究“物体”的学问，并没有把“自然”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研究地球，“科学”是将它看成宇宙中的星球，撇开宇宙，站在地球上无法去谈地球运动规律。现在通常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种分类本身就不是科学的，研究自然采用科学方法是毫无疑义的，也就是要则不去研究自然问题，要研究必然会采用科学的方法。而社会这个“概念”是笼统的，是不可能孤立开来的，把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就不可能采用科学方法。五四运动时期，胡适先生提出了“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这话看似是谈政治态度问题，实质上是提倡用科学方法来分析我们的社会。例如对社会贫困现象的研究，如果我们落实到张三为什么贫穷，李四为什么贫穷，他们的贫穷原因是否一样……，这是科学的方法；反过来，我们谈社会的贫穷现象的原因，认为是社会存在剥削，这里以“社会”作为了研究对象，就不是采用的科学方法。再例如研究宗教问题也一样，任何宗教都不可能从社会和“人”中孤立出来，成为具体的，边界清晰的“事物”，也就是谈论宗教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去对待。你不信宗教，不等于你掌握科学方法；你信仰某宗教不等于你抛弃了“科学”，不少物理学家都是虔诚信徒就说明这一点。
特征三：科学是“分科（分类）”和有“层次”的，这是前两个特征的必然结果。世界是极复杂的，又要强调以具体事物作为研究对象，如果不分类、分科是得不出研究成果。在研究自然现象上我们分物理、化学、生物等几大类，每一科又可以再细分……。计算机存储“文件”的树状结构最体现了科学这一特征。有了清晰分类，随之就有了“层次”。例如知道速度是说明物体运动快慢的量，这是对“速度”概念的最初步理解，再知道区分平均速度和即时速度，能分清速度和加速度，这就达到中学物理的水平了。任何一个科学理论都如同一座“塔”，有很大的基础部分，很多人可以理解，而越往“上”走，越抽象也越难以理解，掌握的人只能是很少的专业人士。没有“层次”的理论肯定谈不上是“科学”。
特征四：科学必然使用数学来说明问题。科学和数学的关系可以分两方面，一是从理论上讲，科学的逻辑就是数学的逻辑，科学话语中的判断都是遵循了数学判断的原则。二是科学不喜欢“修辞”，是用数字来区别事物，用数学公式来说明问题。例如“飞流直下三千尺”就不是科学语言，讲这个瀑布落差是多少米，就是科学的说法。这方面物理学是最典型的，没有数学基础，不可能学好物理，物理发展到高级程度，几乎没有语言描述，而只有数学公式。科学家不可能是文学家，反之亦然，。科幻小说的作者只能是科学的爱好者，而不可能是某方面的顶级专家。
特征五：科学的结论是需要验证的，实验是科学最常用的说明手段，但科学实验是力图否定这个理论而去做的，而不是验证这个理论，结果是说明“找不到”不符合理论的例子，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这一点说明任何社会学的理论都很难说是遵循了科学的方法，社会是极其复杂的，以至于任何社会学理论都可以找到例子说明它正确或是不正确。而科学理论是严谨的，这一点是对科学特征的较高层次的理解，涉及到科学的哲学问题，简单通俗理解就是“一票否决”。
胡适先生提出科学的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自己创造出来的种种“话语”，判断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值得“信赖”，是不是值得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全在于它是否是“科学”。而如何“求证”，可以从问题得出结论的过程中看看是否存在这些特征。胡适先生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了，作为他的学生，我对“科学”的“答卷”不可能得到他的“批阅”，但他的学生遍及全世界，也遍及各个年龄段，我们大家来讨论“科学是什么”，来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5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