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轴心时代与“文明动力学”
当新的千年来临之际，知识分子最感困惑的莫过于发现自己正在丧失展望未来的能力。鸟瞰下一个千年的前提是对人类历史进程有着整体的了解。而二十世纪恰恰是一个无情粉碎各种整体史观和历史目的论的世纪。自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受到质疑以来，人类社会的变迁被普遍地理解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进程。在这幅图画中，社会形态的脚步只存在于从传统到现代之间。形形色色的农业社会（无论它是五千年前或是二百年前）都被归入传统之列，如果把历史定义为社会形态的进步，漫长的传统社会就变成没有历史的。“传统—现代”史观不仅抽去了过去的历史价值，未来也变成没有历史的。因为一旦所有民族都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虽然科技在进步，经济在发展，但明天的社会形态只是今天的延续。就在这历史消失所带来的普遍失语中，轴心时代和文明动力学的研究或许对知识分子具有某种启发意义。
轴心时代的观念由哲学家雅斯贝斯在1949年提出，他力图从文化角度对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之演进提供长程眼光，以恢复我们的历史意识。人人都知道，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众多的古代文明和宗教，今天它们大多只是作为文化化石，被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但是并非所有古代宗教和文化都随时间流逝而死亡，如基督教、佛教、印度教和中国儒家文化等，虽在两千年前已经出现，但到二十世纪仍是现代人的终极关怀。对这一历史学家熟视无睹的现象，雅斯贝斯提出发问：为什么这些文化没有如同古代宗教那样被社会淘汰，至今仍是活的价值系统呢？雅斯贝斯的答案是：它们同古代宗教不同，出现了意义的觉醒。这就是所谓的轴心文明假说。它由如下三个要点组成：
（1）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存在于古代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发生了一次革命性变化，这就是终极关怀的觉醒。魏尔（Eric Weil）称之为理智的、道德的文化和救赎的宗教之诞生。它被广泛地称为超越突破。由于超越突破有几种类型，围绕着几个轴心，故这一阶段也就称为轴心时代。换言之，正是基于轴心时代的超越突破，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产生了。超越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2）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
（3）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孕育了现代社会。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都必须回顾轴心时代，让文化再次被超越突破的精神火焰所点燃。
虽然轴心时代和超越突破定义含混不清，雅斯贝斯的著作也没有坚实的基础，但因轴心文明假说同韦伯（Max Weber）有关西方现代社会起源的研究存在着内在联系，故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它引起了西方社会学家的注意。七八十年代以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和艾森斯塔特（Shmue N．Eisenstadt）为首的一批社会人文学者对这一专题进行了数次大讨论，形成了被称之为“文明动力学”（Civilizational Dynamics）的历史社会学新分支。表面上看，轴心文明研究的宗旨在于搞清宗教和文化在社会演化特别是现代社会形成中的作用，其目的是将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于新教伦理的观点和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有关基督教入世转向如何促进理性化的研究推向更深的层面，以阐明为何现代社会唯独从西方基督教文明中产生，并理解其他文化形态所形成的现代社会与西方的差异。但是由于它涉及到轴心时代和现代性的内在关系，这使得它同一般现代化史或经济社会史完全不同，成为将历史意识注入“传统—现代”史观的重要尝试。
显然，在这一以千年为单位的史观中，轴心突破前的社会和以后的社会虽然都是农业社会，但其形态却有先进落后之分。“传统社会”不仅被赋予有生命的历史，而且现代社会起源的最重要的前提被归为文化而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唯有在文化上经过超越突破，人类社会才有可能进入现代。在此以前的古代文明，无论市场经济达到何种规模，都难逃灭绝的命运。这样，从文化上展望现代社会未来的形态也就在理论上成为可能。
二、现代社会为什么起源于西方？
今天我们很难用几本著作或某几位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代表文明动力学研究的成果，但超越突破如何导致人类高级文化的形成，以及它如何成为现代社会摇篮的进程却可以大致勾画出来。
首先，文明动力学成功地解释了为何轴心突破前的古代文化会灭亡，而轴心时代产生的文化却能一直延续至今。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轴心时代前的宗教（文化）与轴心时代后的宗教最大差别在于：前者直接参与政治经济组织，是政治统治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合法性基础，即宗教维系着整个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轴心突破后的文化却具有相对于社会组织规范的独立性，它在推理方式上出现了对思想本身的思考（所谓二阶思维），而在宗教信仰上，一个全新的变化就是追求拯救或解脱。换言之，在轴心突破前，社会基本上是依靠宗教直接组织起来的。超越突破使宗教从社会组织中相对解放出来。用韦伯的话讲，由于基督教和希伯来精神最终关心的是得救，故对现世抱冷漠的态度。从此以后，西方基督教虽然仍在社会整合方面具有重大功能，但是它至多是默顿（Robert K．Merton）所说的隐功能，再也不是政治统治和社会经济分配的合法性根据了。这一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
我们知道，权力的腐败、社会制度的变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趋势，当宗教（或者一种文化系统）是政治权力和经济制度合法性根据时，政治腐败和经济变化必定冲击其背后的合法性根据，使旧有的宗教死亡，价值系统过时，并土崩瓦解，其后果是古代宗教甚至文明的灭绝。而只有使宗教从社会组织中相对独立出来，文化才破天荒地成为社会的反思力量。从此，人不仅是某一时代政治和经济的奴隶，而且可以超越于具体政治、经济进行文化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宗教不直接参与社会经济组织使得文化获得连续性，它不会随着政治权力和经济生活变迁而一次又一次的解体，可以成为进一步积累和孕育新社会的基地。
第二，只有经过超越突破，现代社会才可能产生。现代社会之所以最先在西方形成，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古希腊超越突破和希伯来超越突破互相结合所产生的后果。长期以来，文化历史学家在讨论西方现代社会时总要讲到古希腊罗马源头；而汤因比（Amold．Toynbee）则进一步指出：唯有高级宗教才是现代文明的蛹体。近三十年来，这些文学式的议论日益被宗教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所证实。现代社会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文化多元：二是市场经济。这两个特征形成的前提都不是它们本身所能提供的。为了使多元的追求不破坏社会秩序，就必须先确立法律高于多元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精神。而市场经济对法治的依赖则更为强烈。韦伯早就指出，高度发展的、合理的法律制度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出现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今天，人们经常津津乐道于西方现代法律制度是如何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革命而建立。其实，这只看到具体契约制度和不断变动的法律本身，而没有看到法律高于一切的精神是现代法律制度产生的前提。而这一前提却是在中世纪形成的。它是西方救赎宗教对现世政治社会冷漠的一个非意图的结果。
据伯尔曼（HaroldJ．Berman）考察，西方在世俗生活中法律高于一切精神的两个特征——依法而治（rule by law）和法的统治（rule of law），均起源于1050年开始的教皇革命。教皇制度和统一的教法缔造了西方现代政府的雏型，它使得作为现代社会发源地的“西方”和东正教文明区别开来。虽然，教皇革命及其后的一系列有助于现代性形成之革命，要等到西方文化实现了超越突破后的一千年才姗姗来迟，但基督教的入世转向终于使得西方在轴心突破后第二个千年中全面进入现代社会。
当然，今天无论有关救赎宗教入世转向和现代性关系的探讨，还是人们用印度、伊斯兰宗教对救赎所采取的不同方式来解释为何其他类型轴心突破没有孕育出现代社会，这些理论统统都只是假说。即使它们成立，也只是涉及现代社会起源的文化条件，并不是认为可以离开政治、科学、经济来讨论人类社会的进步。这些基于社会长程变迁和文化关系的探讨虽然片面，却有助人们在科技和经济进步以外，以千年为时间单位抽取社会组织宏观变动方向。
显然，根据西方社会演进的逻辑，社会演进的基本趋势可以归为宗教和文化价值一步步退出社会组织，超越突破为退出的第一步。由于宗教和文化系统从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中相对解放出来，文化获得孕育新社会必需的认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继轴心时代后，社会结构第二次大进化是宗教与文化一步退出社会组织构架，其典型代表就是最早在西方成熟的现代社会组织形态。在这种新社会组织方式中，宗教仍可以是道德基础，人仍可以用文化来确定自我认同，但现代社会结构却不是依靠宗教道德和文化认同组织起来的。这时，价值的多元不会破坏社会秩序，个人自主性的高度发扬使社会获得强有力的创新能力。
对这种千年变迁的趋势的肯定与否定，也就构成了二十世纪末两种最著名的未来意识。一种观点是假定宗教和文化退出社会组织的趋势还会继续下去。在下一个千年，宗教信仰和文化价值不仅和社会组织架构无关，甚至退出公共空间，它不再是道德的基础。它们如同个人选择衣服那样纯属私人偏好。随着自由主义成为道德基础和政治伦理，人类将进入没有宗教和文化的现代。所谓“地球村”“全球化”和“历史的终结”，就是这种观点的不同说法。另一种看法是认为这种文化与宗教退出社会的趋势在下一个千年会被终止。因为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终极关怀。未来各民族的社会结构虽然是超越宗教和文化的，但轴心突破所造就的宗教和文化仍是人们的道德自我认同的基础。这样未来世界由不同文化的现代社会组成，全球文明冲突论正是建立在这种对未来图景的想象之上的。
三、中国文化对轴心文明的启示
表面上看，我们不得不在“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中进行选择，因为唯有了解过去和现在才能展望未来，而这两种前途已涵盖了用过去几千年社会变迁长期趋势来展望未来的所有可能。但是，我认为这种宏观图景不仅是片面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仅仅是根据西方社会演进文明动力学得出的结论，而忽略了轴心文明研究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中国文化的超越突破与西方不同。根据中国式的超越突破所建构的文明动力学，显示了与西方社会演变不同的长程趋势。
轴心时代的哲学研究，基本把超越突破分成希腊式的、希伯来式的、印度式的（包括佛教和印度教）和中国式的四种基本类型。如果我们把中国类型排除在外，根据基督教文明史经验建构的文明动力学基本上涵盖了各种超越突破同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因为基督教同时综合了希腊式超越突破与希伯来精神，伊斯兰教的出现虽然比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晚了近七百年，但它无疑可以归为救赎型宗教。印度教和佛教虽不能简单地用救赎来概括，但佛教“舍离此世”的意志和印度教的“轮回”，在某种意义上也导致宗教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相对退出。故韦伯对印度宗教与社会互动的论述虽存在种种问题，仍具有某种洞察力。
但是，如用救赎宗教社会的关系来解释超越突破以后中国社会的变迁，则大错特错。虽然，西方思想家高度重视道家的遁世和老庄的逍遥，认为它是一种寻找救赎的方式，但中国超越突破的主导形态——儒学却与救赎毫无关系。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春秋战国看作是中国的轴心时代，那么在实现超越突破后，中国的文化系统并没有从社会组织中撤离。两千年来儒家学说不仅笼罩了家庭和政治制度，而且也支配着传统中国人的经济伦理。也就是说，如果用儒家文化代表中国文化超越突破的主导形态，经过轴心突破的中国文明中，文化价值系统不仅没有退出社会，反而比古代宗教更强有力地参与社会组织。这种参与竟然到了近代唯有意识形态才能具有的强度：儒家文化不仅是政治制度合法性根据和社会秩序的来源，甚至是设计社会的某种模板！
然而，十分奇怪的是，虽然中国超越突破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同西方完全相反，但我们在第一节所讲的雅斯贝斯归纳出轴心文明假说的三个要点，却完全符合中国。中国轴心时代前的古代文化是夏文化和商文化，它们具有超越突破前文化的特点。所谓“秦后无古”所讲的，正是只有经轴心时代后形成的价值系统才能成为两千年中活的文化，它直到二十世纪仍是中国人终极关怀的组成部分。我们知道，西方社会学者认为救赎意识使宗教从社会组织相对退出，是文化系统可以保持自己的稳定性并延续至今的前提。十分明显，这一前提在中国并不存在。那么中国文化为什么能抗拒两千年时间流逝保存至今？显然，中国轴心时代对文明动力学的挑战，不仅使有关超越突破导致文化延续的机制必须重新解释，它与现代性的关系也不得不重新界定了。
我们认为，问题的本质在于什么是“超越突破”？中国文化的超越突破方式同西方究竟有什么根本不同？我们发现，西方社会学家的超越突破研究隐含着一个基本的逻辑混乱，这就是把超越突破的结果同文化如何从社会组织独立出来的机制混为一谈。所谓超越突破的结果，是指文化系统中产生对思想本身进行思考的反思意识，以及文化系统可以从社会组织中相对独立出来，不会随社会政治经济解体而崩溃。在西方，这一结果是通过救赎宗教对现世的冷漠实现的。由于西方社会学家仅仅根据西方经验提出理论，故在无意中把救赎宗教和超越突破的结果混为一谈，而不知道一种高度入世的道德意识形态也可以实现文化价值系统从社会组织中相对独立出来，不随现实政治经济制度变化而解体。这种机制恰恰是中国文化超越突破特有的。我们在有关研究中将之称为道德意识形态导致“应然的高度扩张”。
所谓“应然”是指人应该去履行义务的道德意识。道德的觉醒使人意识到不能用实际利害和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实然），来怀疑和否定作为道德规范的“应然”。历史学家公认，道德意识的产生是轴心文明的重大成果。但在西方，道德的基础是救赎宗教，它不可能成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中国，超越突破的特点就是道德本身成为终极关怀，并在轴心时代之后道德直接参与社会组织，即政治经济制度被认为是道德规范的延长，它导致“应然”从个人行为领域扩张到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宇宙论。“实然”不能否定“应然”的原则，也被泛用到政治经济领域和整个世界观。这样，无论政治怎样腐败，经济制度在运作中发生什么问题，它们都可以被归为没有实行道德原则所致，而不是理想的政治经济制度本身以及整个儒家道德意识形态有什么问题，它们作为道德规范及其基础是不可能被质疑的。这样一来，中国在超越突破后的文化虽然更为直接强有力地参与社会组织，但同样实现了文化价值系统可以独立于社会组织之外，不随社会解体而消亡。这里我们看到，在西方是唯有救赎宗教的出现才形成文化超越；而在中国“应然”的高度扩张，同样使入世的道德意识形态也达到超越突破的结果。由于中国超越突破的机制完全不同于西方，使得中国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明动力学。
四、另一种文明动力学：超稳定系统
如果我们把西方文明动力学的大趋势概括为宗教一步步退出社会组织，它终于使现代社会从轴心时代后的西方文明中脱胎而出；那中国的文明动力学则显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向，有人将其称为“内卷化”。其实严格地说，应称之为道德意识形态始终不能退出社会组织所造成的“动态停滞”。我们知道，没有一种政治权力不会腐败，没有一种社会制度可以万古长存。但是，由于“实然”不能质疑“应然”，中国传统政治危机和经济制度的解体不会冲击其意识形态根据。相反，每当社会组织解体之时，道德意识形态在社会失序中巍然屹立，成为原有社会组织修复的模板。这一切导致唯有中国文明才具有的独特历史现象：轴心时代后，中国文明演化呈现某种社会结构的动态停滞。
“动态停滞”中的“动态”是指传统社会一次又一次解体，自秦汉到淸代每两三百年，中国社会便发生一次大崩溃，但每一次崩溃后，道德意识形态都成为社会重建的力量，重建与旧王朝结构相同的新王朝。所谓“停滞”，一方面指中国在轴心时代建立的文化能在两千年中延续而不曾中断，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结构不能脱离道德意识形态与政治一体化的模式，未能发展到现代社会中去。我们曾将这种历史结构称为“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 system）。
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假说是我们在二十世纪80年代提出的，目的是为了解释中国文明为何未能进入现代资本主义。有些人认为，这一探讨背后的问题意识一开始就是错的。因为根据韦伯的观点，现代资本主义是西方救赎宗教在特定条件下的结果，如同印度、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没有孕育资本主义一样，中国没有最先进入资本主义并不需要特别解释。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超稳定系统假说提出了另一种文明动力学，即中国传统社会不能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的机制与印度、伊斯兰、东正教文明不同，并不能简单地用这种前提、那种前提的缺乏来解释。其本质在于：中国文化超越突破的方式和社会组织的互相作用，造成其长久地束缚于某一种固定的社会结构，只要没有强大的外来冲击，它就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固有形态。这种文明动力学不仅可以对中国不能进入资本主义获得更深的理解，还能分析它在西方冲击下进入现代社会方式的特殊模式。
根据西方建立的文明动力学，东正教、印度和伊斯兰文明虽不能自发地孕育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但却可以在西方冲击下实现现代化。实现的方式就是外来冲击迫使宗教和文化进一步退出社会组织。而中国超稳定系统揭示的文明动力学却表明：道德意识形态是不可能退出社会组织的。这样，就存在着一种道德意识形态不退出社会组织的社会现代转型。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超稳定系统在西方冲击下走向现代的历程，是通过道德意识形态更替实现的，它由如下三个环节组成：
（1）在外来冲击导致的严重社会危机面前，儒家道德规范所规定的社会制度变成不可欲的，即随着旧的道德意识形态解体，日益出现严重社会整合危机。
（2）一旦原有道德意识形态不可欲，一个由道德价值逆反所支配的抛弃旧道德，建构新意识形态过程即开始，与原有道德价值相反的道德（如近代的革命乌托邦）迅速兴起，成为接受外来文化的意义结构。中国文化实现了道德意识形态更替。
（3）在近代，新道德意识形态成为建构现代社会的模板，也是推动工业化的力量。而认同新道德意识形态的团体则成为社会组织者；政治权力被意识形态政党所垄断。
在《开放中的变迁》一书中，我们试图用上述模式系统地解释十九到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基于西方后现代化理论的中国近现代史，我们称其为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前提下的行为模式。在此，我们不可能详细展开这方面的讨论，但必须着重指出的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模式根源于中国文化超越突破的性质，故它不单纯是一种近现代才有的短期历史现象。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儒家道德在外来冲击下变得不可欲时，由价值逆反主导的新道德文化建构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已经出现过，这就是玄学的兴起和中国文化对佛教的吸收与同化。我们发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的意识形态更替，与魏晋南北朝吸收外来文化具有深层的同构性。也就是说，中国的共产革命不能只用受到苏联影响来解释。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对革命乌托邦的追求，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在深层结构上为中国特色的文明动力学所支配。
这样，我们可以从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看到另一种不同于西方社会化的长时段趋势的现象，这就是：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实际上是不可能最后退出社会组织的。这就是当旧意识形态解体，新意识形态即会兴起，并通过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来解决文化退出社会带来的失序。在西方，意识形态为近代的新事物，它是法国大革命前后出现的。当时由于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开始解体，人们必须重新解释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于是，作为政治权威和新社会建构根据的种种意识形态应运而生。
但是，自二十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学家断言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开始，在史学家眼中，意识形态的兴起，特别是用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是西方近现代特殊的现象。而中国文明动力学，却显示上述过程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第三个千年，人类社会变迁也许存在着与“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完全不同的图景：现代化的潮流使宗教和意识形态解魅，文化退到私人空间，但是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道德和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退出社会组织所造成的巨大危机，又导致新意识形态的兴起……，世界处于旧意识形态解魅和新意形态创造的震荡之中。
五、不能忽视中国文明的历史经验
长期以来，中国作为现代化后进国家，它的现代化史从来处于边缘地位，用中国历史经验来预言世界未来会如何似乎是十分可笑的。但是就超越突破的几种基本类型而言，中国文化是同西方、印度、伊斯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因此考虑社会长时段变迁，不能忽略中国文明的经验。其实，我们前面所述的宗教和文化退出社会带来无序并导致产生新意识形态的机制，在西方也曾发生过，就是十九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和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社会学家博兰尼（Karl Polanyi）在检讨二十世纪初法西斯主义兴起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时，发现不得不将其追溯到十九世纪。博兰尼通过现代社会在英国孕育的过程研究证明，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机制——市场调节和相应的法律制度并不是自足的。现代市场社会在其运行过程中，将发生一系列自身不可克服的危机。社会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出现对市场的反抗。博兰尼认为，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民族主义、关税保护运动以至帝国主义，均可以归为社会对市场的反抗。
如果从近代思想特别是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的关系来解释博兰尼的著作，它正意味着现代社会兴起过程中本身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现代化意味着宗教文化（甚至道德）退出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但是，市场社会在自身发展中不能用市场解决公平问题，道德的沦丧更使个人利益互相冲突，这时不得不需要国家政策的干预和重建合理的人际关系。新意识形态就顺应这种社会需求而产生，并再次参与社会经济组织。而这种参与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现代性的退却，使市扬的扩张和经济増长的效率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新意识形态一旦产生，它就必须对社会问题提出解释：这种仅适用于某一时代的解释不可抗拒地将随政治和经济变迁而过时，这样意识形态的解构和市场化又必定再次发生……
虽然博兰尼早就断言人类并没有从法西斯主义和两次大战惨痛的历史经验中接受教训，但由于他相信社会主义，他的思想在二十世纪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的学说除了为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提供资源外，在今天自由主义眼中已是一种过时的典范。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收窄到观察今天的中国社会，博兰尼当年所说的十九世纪英国废除大锅饭式的《济贫法》（Speenhamland Act），如何造就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以及由此出现的种种问题，目前正在中国重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定要实行政治改革。但正如博兰尼所描绘的，这种改革如果只是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普遍推行，社会对市场的反抗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时，意识形态又会兴起。也就是说，社会在意识形态解构与重建之间反复震荡，在中国未来完全有可能再次发生。今天很多中国学者相信，只有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中国未来才有可能从这种建构与解构的震荡中解放出来。
这似乎正好回到了雅斯贝尔斯在提出轴心时代假说时对未来的展望。他认为，当今人类正开始一个新的轴心时代，面临着文化上新的超越突破。但是，新的超越突破是什么呢？沉醉于个人主义和大众文化的消费社会之中的人能去追求一种新文化吗？已经掌握了基因工程、克隆技术，并且生活在全世界计算机互联网之上的新人类，有能力去创造新的道德吗？除了轴心时代人类创造的四种基本终极价值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我们不知道的新终极关怀？这都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刚刚开始的第三个千年是完全不可预见的。
（本文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