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各文明的差异和同一

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在公元前600年到前300年，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内的亚欧大陆上的四个地区，集中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几大精神导师与信仰的现象，被称为"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涌现出几大精神领袖（如图1），包括以色列地区的摩西（一神论），中国的孔子（天、仁），古希腊的柏拉图（理念）以及印度的释迦摩尼（真如）。他们的理论看起来特点各异，但他们的出现、这些理论背后有没有统一的因素在起作用呢？我们将在下文中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图1 轴心时代的精神领袖

人的自我意识可以向内发展也可以向外延拓。从"我"，到"我的"；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持有的食物和工具，再到自己拥有的财产；人的自我意识边界会因为向自己的占有物延拓而变得模糊。但由于自我肯定需求，每个人的自我意识会变得有扩张性，即自己想得到的总是会高于自己应当得到的，这在人类社会的初期表现的并不明显，因为当时的物质生活不够富裕，生存条件还未得到大的改善，人们还过着群居部落性的生活，私有制未占据主导地位，部落与部落之间的领地冲突和人与人之间的食物或工具分配纠纷时常出现。

但随着农业革命的发生，地理条件优越的地区的农业文明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以轴心地区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发展迅速，导致了人们物质生活逐渐富裕起来，私有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此时人们的自我肯定需求表现的就非常的明显，围绕土地、财产、权利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轴心时代由此发端。

其实在轴心时代以前，各个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祭祀等宗教行为。如前文中对于语言的探讨，在原始语言出现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在满足基本的生产生活之余对自然有了一个初步的命名和解释，这样的命名与解释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语言的匮乏，也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于大多数自然现象的未知与不解。

最开始的以仪式为主的、仅限于崇拜万物的简单的宗教行为反映的正是人们当时对于无限、永恒等神性的追求，反映了神的观念的产生（如图18-2）。这种对于无限、永恒等概念的追求恰恰是出于自我肯定需求。无论物质生活富足与否，人们都对物质生活感到不是很满足，因而想在其他方面寻求出路，于是当很多未知的自然现象周期性的出现并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生产时，如风、雨、雷、电等，人们会迫切的想给这些未知的现象寻求意义或解释。

尽管伟大的、最初显得压倒一切的自然现象，在人们心灵中激起畏惧、害怕、赞美与欢乐，但由于同一现象的每日重现，日月交替的准时无误，上弦月和下弦月的周期变化，季节的前后的衔接，以及众星之有节期的漂移，都使人养成一种宽慰感、宁静感和安全感。当时的人们感受到了这些现象背后的确有某种原因、现象和规律在起支配作用，但由于知识水平或是思考水平的有限，这种对于无限、永恒的追求最终将这些自然事物变成了崇拜、敬畏和祭祀的神，这就是多神教的起源。

到后来，为了统一信仰以团结整个部族一致对外，一神教就成为了历史的主流。而就一神教的教义来说，其反映的仍旧是人们对于神性的追求。亚伯拉罕诸教都信奉上帝，而其教义教化人们要为善等以求死后能上天堂，追求的就是一个永恒的极乐世界，其本身也是具有神性的。佛教追求轮回，基督所谓的灵魂不朽，本质上都是人们对于永恒的一种美好向往。儒家虽然没有所谓的不朽之论，但是其所谓的王道，仁义礼智信等等，追求的仍旧是一种至圣的境界，这是中国道德价值中的神性，圣人不仅具有高尚的品格和拯救家国的能力，还达到了一种心灵极度自由的圆融的境界。

轴心时代相当于个人成长中"少年立志"的阶段。伴随着文明的进步，文化和语言都趋于复杂化，相应的人们的思维也不再像曾经那样仅局限于生产生活和对世界的简单解释，人开始更复杂的思考，也更有时间和精力去观察和解释世界，人类终于发现自己不能只是满足于温饱的行尸走肉，而应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这种发现不仅仅发生于某个个人，而是发生在一个群体或部落当中。

虽然对于神性的追求从宗教起源一直到现在从未止步，但是直到轴心时代，人们才有了真正所谓的"目标"，或者是"远大的志向"。从这些著名的精神导师及他们创造的概念中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于神的态度，已经不再局限于最开始的崇拜和敬畏，他们开始思考神和宇宙存在的意义并将之付诸于行动，有些人甚至有了追求神或是超越神的想法。

同时，他们开始将自己当下的生活和"神"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用神来定义、规范或评价自己当下的行为。这些概念创造也是一种实践，他们探讨了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可以看作是"立德"的一种范例。从这些概念对于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态度来说，中华文明是继承性最强的，而以色列是反叛性最强的。古希腊和印度的反叛与继承程度在两者之间。

亚伯拉罕诸教是一神教的主要代表，即奉亚伯拉罕为先知的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实质上同源于犹太教。而犹太教则诞生并形成于犹太人备受埃及迫害、颠沛流离的时期。亚伯拉罕的"一神论"为犹太教奠定了基础，犹太人摩西虽然被埃及公主收养过着优渥的生活，但他痛恨埃及法老制度的腐朽，对埃及的泛神论思想也十分反叛，处在犹太人饱受埃及人虐待时期的他在一次埃及人欺侮犹太人事件中将埃及人杀死，举起了反叛的大旗，甚至出走埃及。最终，摩西带领犹太人在西奈山上接受上帝的法律并确认犹太人和上帝牢不可破的契约关系标志着犹太教正式形成。

因为埃及与希腊的关系，犹太教强调除自己以外的宗教都是邪恶的。同时，犹太人的被掳掠被用来证实先知斥责的正确，假如其信奉的亚威是万能的，那他们所受的苦难只能说明是源于自己的罪恶，这种父亲教育孩子的心理使得他们认为自己的心灵极度的需要净化，因而在流亡期间，犹太人发展出了比独立期间更为严格并更加排斥异族人的宗教。犹太教作为犹太人认知膜的重要层次，曾经帮助犹太人经历千辛万苦，也使得犹太人有着极顽强的民族自尊心，使他们即使被掳也不怨天尤人，只坚信是因为自己没有保住自己信仰的纯洁。

再往后，基督教继承了"摩西十诫"，奉耶稣为上帝派来的弥赛亚，在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贫苦人民中开始兴起，而穆罕默德则通过伊斯兰教统一了阿拉伯半岛。虽然两大宗教都对犹太教义有一定的继承，但是这三大宗教在很大程度上都对彼此互不认可，犹太人不认可耶稣与穆罕默德为先知，伊斯兰教虽然认为耶稣是先知之一，对犹太教义却不完全认同，并且认为基督教将耶稣奉为神的做法是偶像崇拜，是"渎神"。基督教因为认为犹太人犹大出卖了耶稣而在罗马帝国时期一度迫害犹太人，在基督教和犹太教达成和解以后，宗教矛盾就主要体现在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上，这些信仰上的不合为历史中阿拉伯半岛和小亚细亚半岛上的战乱冲突埋下了伏笔。

图2 信徒们对宗教信条坚信不疑，但不同宗教的信条可能相互冲突

轴心时代中的耶路撒冷曾被数次易主，犹太人也曾因此流落四方，亚历山大里亚建成后，大批犹太人定居在那里，这些犹太人逐渐希腊化，甚至忘却了希伯来语言，以至于不得不把旧约翻译成希腊文，这就是七十士译本的由来。与此同时，犹太人还逐渐的继承和吸收了同时期的古希腊哲学思想，犹太人哲学家斐洛·尤迪厄斯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诸多哲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推崇柏拉图的学说，其哲学促成了早期基督教的希腊化。

说到希腊，其文明的突然兴起让人惊异，而希腊人在文学、艺术、哲学上的成就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历史证据表明，希腊文明源于克里特，而克里特的文明则源于埃及和巴比伦，但不同于埃及的农耕文明，希腊文明是一种商业文明，这是由希腊独特的地理位置、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的。轴心时代中，从毕达哥拉斯起，到苏格拉底，再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希腊向世界贡献了多位杰出的哲学家，以柏拉图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柏拉图在青年时期恰好经历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更见证了自己敬爱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处死，这使得他对民主制产生了厌倦，也催生了他对于国家和理想世界的思考。

《理想国》作为柏拉图最重要的一篇对话，其中的第一部分便描述了他心中的乌托邦--理想国；第二部分便提出了关于理念论的思考，在其中，他得出意见是属于感官所接触的世界的，而知识则属于超感觉的永恒的世界这样一个结论。柏拉图主张心物二元，灵魂不朽，后来亚历山大的神学家奥利金便利用此观点，提出"永恒受生"的概念解说了圣父与圣子的关系，重新演绎了基督教的信仰，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基督教的传统神学系统，对基督教影响至今。柏拉图的二元论、目的论、神秘主义等观点深刻影响了基督教神学的变化，而其唯心主义甚至贯穿于整个欧洲哲学的每一步演化。

在轴心时代，印度处于十六国争霸时期，释迦摩尼本是其中一个没落部族——释迦族的王子，诞生于印度社会宗教改革的最高峰时期。释迦族不断受到强邻的侵略威胁，地位十分脆弱，释迦摩尼经历了四门游观之后，痛感人生疾苦，继而尝试用苦行禅定的方式来寻求悟道，发觉苦行无益，进而证觉成道，终成佛陀。佛教因为其教义顺应了刹帝利的利益诉求，得到了扶植，加之佛教弟子的共同努力，佛教得以迅速地传播。直至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统一了全印度，佛教自然也就成为了印度国教。

佛教之于东方，亦如基督教之于西方，对东方文明的演进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来自佛教最经典的轮回论，所谓人死而灵魂不灭，生命因在一次次轮回中承受因果报应而自由平等。这个思想最先流传在印度的底层民众中，他们承受着森严的等级制度的压迫，在阶级斗争愈加激烈时，轮回因果说就流传越广，像基督教的天堂地狱说一样，麻醉着在社会变革中苦不堪言的贫民百姓。为了进一步解释六道轮回，"十二缘起"被提出，但现今的人们对其含义仍然莫衷一是。"苦、集、灭、道"四谛是佛教教义的高度概括，最后汇集到一点就是人的当世是苦的，而要摆脱今日之苦，唯有修行为善，静待来世，这种消极的灭世观念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人来说，都能起到安慰作用，并为他们找到了一种精神解脱之道。

孔子生于动荡的春秋末期，时值历史变革，周室衰微，诸侯称霸，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被严重破坏。这也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场面，而在此之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脱颖而出，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成为中国近两千年来的思想主流。

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力图重建礼乐秩序，是一个维护者；面对流离失所的百姓，他提出仁政思想，提倡轻徭薄赋，抨击暴政；面对当时深刻复杂的社会现实，他选择积极入世，寻求改变。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就在于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予以理论的根据。

图3 孔子试图对人的终极关怀做现世的安排

无论是他与当时制度以理论的尝试，还是其正名主义，都是为了满足自我肯定需求，以给当时崩坏的礼制等正名，并使其他人信服，来达到恢复社会稳定的目的。也正因如此，儒学才成为了日后统治者统治人民思想的不二之选。

无论是孔子倡导的"有所为"，还是后来荀子提出的"人定胜天"，都强调了人在尊重自然和现实社会的同时应当积极的有所作为，这种积极的倡导正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立志的起源。儒家学派还首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圣人的目标，希望人能够增强对个人品德和才能的修炼和完善已达到圣人的标准，这个圣人是智者与仁者的统一，而这个目标一直引导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孔子及其弟子对制度和礼教的坚持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其伦理纲常之说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渗透到生活的各方各面，至今影响着中国社会前进的脚步。

与犹太教相同，儒学也形成于生灵涂炭之时，其创始人和最初的信徒也都曾跋山涉水，其思想内涵也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认知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与犹太教不同的是，儒学后来为统治阶级管理中国的工具，并在中国政权更替、思想变革之时历经跌宕起伏，而犹太教一直是犹太民族团结的纽带和自尊的根源，被用于抵御外辱，并被一直坚定的信奉着。

儒学演化到后期，吸取了道家和佛教中的观点，对宇宙和自我等有了新的认识，其中王阳明便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儒释道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历史上追求圣人的典型代表。王阳明追求所谓的圣人境界，其实也是一种人类追求神性的表现。西方追求的是永恒、自由、平等，而王阳明追求的是心灵的自由。他追求的是所谓的"无善无恶无心之体"，是一种超越二元论中单纯的善恶的存在，心学的核心要义"致良知"，则探讨了关于宇宙本源和有关人道德意识的问题。这一切最终都通向了一种心灵的自由，即所谓"圆融"的境界。

孔子也曾说过"随心所欲不逾矩"，他们说的都是人的自我意识逐渐向外延拓后，自我意识和外界的边界逐渐模糊，最终仿佛和社会融为一体的一种自如的状态。这样的圆融在东方社会价值观念中，可谓最高层次：在社会中来去自如，不仅没有打破现有的规则，甚至还超越了规则而在其之上。这不同于西方社会中的上帝，但又有些相似，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具有超越性，不同之处在于上帝在西方价值观中充当的是一种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决者的角色，是俯视众生的；而达到圆融境界的圣人依旧是平视众生的，他只是在现有的社会规则中实现了自我意识的延拓和自我的超越，更具有普世价值。

由此，我们可以从轴心时代各家学说的起源一窥东西方哲学的差异。儒学的起点是人，它从人这一概念的关系构成开始，将家庭角色和社会关系作为完善道德的进入点。这当然和儒学诞生与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有关，儒学也因此而与亚伯拉罕诸教截然不同。摩西是反叛的代表，他带领犹太人出走埃及，流落四方的同时其实也在找寻一个确定性，最终他们确立的信仰正是犹太人是上帝偏爱的子民。而古希腊的哲人们孜孜以求的也正是真理。这两者最终相互影响和纠缠最终演化出现在的西方文明。

其实从轴心时代起，西方就确立了其对于确定性的追求，他们或是追求一个唯一的真理，或是极力想要回到和了解那个原来（本源）。也正因如此，宗教有一个完美性、超越性的一个上帝，尽管在各家之言中，信众的上帝并不尽相同，却都是他们心中最完美崇高的至圣。而中国追求道，并不追求唯一的真理，无论是儒家追求的伦理纲常，还是老子所谓的自然之道，都是对当时社会变革方向的一种积极倡导。中国哲学的智慧就在于要尝试找到让我们活得更加繁荣和自由的一个"道"。西方作为truth seekers（真理探索者）和东方的way seekers（"道"探索者）从轴心时代起就产生了相当大差异，也正是这样根本性的差异，导致了后来东西方文明发展轨迹的不同。

亚欧大陆上北纬25至35度之间的这些地区，因为地理因素，最先发生农业革命继而最先产生了农耕文明，同时期源起于附近农耕文明的商业文明也日渐兴盛。轴心时代恰恰处于这些文明已经相对发达的时期，社会变革伴随着的社会阶级的分化与国家或部落之间的冲突，使得生活在底层的百姓开始寻找其信仰，导致了犹太教和佛教的形成；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目睹了社会的变革，开始积极的为社会国家寻找良方，催生了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和古希腊的思想繁荣。

这些精神、思想上的探索其实就源于人们的自我肯定需求，对现实物质生活的深刻不满最终催生了人们在精神上寻求满足，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无论是轴心时代的佛教，还是后来的基督教，在其诞生之初都是流传于生活在底层的贫苦大众，而且其教义都使人学会忍耐或心存慈悲，以祈求死后来世的幸福生活；更解释了犹太教为何形成在犹太人受压迫之时，而儒家学说为何也强调人要积极入世，恪守仁义礼智信。

在少年立志的时代，自我肯定需求中对于神性的追求就在这些价值体系中扎下了深根，构建起了人类最初的认知膜。这些概念将所谓的神和人类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东西方两个旗帜鲜明的发展路线，虽然在后期还经历了一系列漫长的演化并产生了不同的分支，但从此生根发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一神教对现代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伯拉罕诸教的纷争也一直持续到今天；佛教深刻影响了东南亚的历史进程；古希腊的思想繁荣在哲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延续千年，其精华在今天仍生生不息。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中最伟大的思想精华的起源时代，它作为世界东西方文明的两条发展路线的起点，深刻影响了后续的人类历史。

轴心时代作为人类"立德"的典范，标志着人类的"自我意识"正式从日复一日的生产生活中跳跃了出来，寻找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人类以更积极地姿态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几大精神导师作为人类的先行者，也以更加审慎的态度思考着"自我"和"外界"。

这样的思考有的是在客观层面上想要接近真相，认识世界，把握规律，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有的则是给"自我"在混乱的"外界"之中寻找出路，孔子和老子都在寻找自己的"道"；有的则是给"自我"找到了存活于混乱的"外界"之中的意义和慰藉，如佛家的"六道轮回"，基督的原罪。这些都是人类在认识"自我"和"外界"剖分时进行的尝试，并且被历史和当代证明都是有意义的。

那么，历史和当代，还有没有别的尝试呢？当然有，前文也已经提到，人类思维的跃迁使这样的尝试充满了各种可能。有些尝试是建立在轴心时代的基础上对原有的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剖分而使得其更加丰富和强化，有些体系也因为内部的分歧而产生了分化，如基督教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宗教改革后天主教继续分家产生了英国新教徒和美国清教徒，成为各自国家认知膜的基础；儒家虽然一脉相承，也有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佛教也有大乘小乘之分，东南亚各国也略有不同。有些则是另辟蹊径，甚至走向邪路，不为社会主流所认同，包括现在的ISIS所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些尝试要么没能为社会主流所认同，要么最终被历史所淹没。

可以说，轴心时代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不仅给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也给人类社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那些目标或许仍旧遥遥无期，但人类总是在努力不断试图接近。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轴心时代建立的概念在当今社会生生不息地被继承了下去，他们仍旧是诸多流派的核心，是人们行为的出发点，是人的认知膜的重要组成部分。

轴心时代所建立的那个终极的真相以及对于神性的追求仍然驱动着科学家们不断地科研和探索；孔子虽然在中国几经起落，但是孔子之道的核心早已经汇入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之中被时刻践行；善和正义仍旧是教徒们生活的方向标，被铭记在心。恰恰是这些最初建立起来的概念，在产生后不久就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而且在经过千年的打磨之后，被烙印在了人类认知膜的底层。

人类曾经也做出过违背这些概念的尝试，可是一次次尝试的结果都没有得到持续，也被历史证明是彻底的失败，每失败一次，我们对这些概念的认识与珍视也更深刻一分，也明白了这些作为人类社会的目标是不无道理的。这些尝试对历史而言是必要的，因为正是经历了历史的洗礼，这些概念如"善良"和"正义"等在与人类的血泪史对照时显得弥足珍贵，也一次次在人们心中得到强化；但对于未来而言，又是不必要的，因为人类已经吸取了足够的教训，应当更加审慎地对待未来。

经过梳理，我们可以了解到，最初的两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的农业文明逐渐演化产生了西方的宗教、科学和哲学体系；玛雅文明在拉丁美洲独树一帜；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华夏文明产生了诸子百家，其中最为典型的儒道两教和起源于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中的佛教逐渐结合，形成儒释道三教共同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其中明朝时期的王阳明是集大成者（如图4所示）。

其中有意思的一个时期是大约四五百年前，明朝时期的王阳明可以看作是成功将儒释道综合起来的重要人物，而现代科学也在这个时期初现，现代科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融合了一神教的精神。

图4 文明的发展脉络

针对人"从哪里来"的问题，前文已经提供了答案；我们还要继续回答，人"要到哪里去"。人能够做到的是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对未来的预期与理想，也就是"少年立志"，这种"立志"是我们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的，即使实际上能够达成的只是少数人。

这种对未来的理想就与社会达尔文以及奥地利学派有了明显的区别。我们"立志"的内容具有多时间尺度、多目标和多价值体系的特征。由于人类具有自我肯定需求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驱使我们对未来有更高的预期与判断，并相信自己能够实现，我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是为了缓解紧张状态。我们对未来的预期与理想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也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重要特征，并且能够加速人类的进化。我们前文已经讨论过，如果只有"适者生存"的因素对于进化而言是不够的，"物竞天择"就应该有无数的可能且难以收敛。当然，不同的理想之间肯定会存在冲突的地方，但不管是什么理想，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我肯定需求，缓解紧张状态，不同理想之间的冲突与对立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推动了人类的进化。

宗教信仰算得上是时间尺度最长的理想，国家制度的时间尺度就没有那么长。"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真正探索的先驱者的确是少数人，他们通过探索与实践，其作为渐渐被其他人理解、接纳。探索的过程中也不会一直是顺畅的，但好在滑动性的存在使得理想之光并不止一束，而是有好几个可以选择的方向，这正是能保证人类"不带进沟里"的重要因素。

现代科学由最初的几大基础学科相互交叉，逐步前进到今日百花齐放的状态，而其中进步最快的便是计算机科学。目前人工智能的运算能力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地步，最引人瞩目的便是2016年谷歌公司AlphaGo和韩国围棋冠军李世乭的对决，在这场比赛中人们真正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强大。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就会成为人类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一份子，我们提出的疑问便是人究竟该如何对待这个由我们一手缔造的伙伴，人和机器终将走向何方。对于此，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即王阳明的一种圆融的境界可否和机器结合在一起，共同促进人和机器的友好相处呢？

（文章选自蔡恒进、蔡天琪、张文蔚、汪恺四人所著的《机器崛起前传——自我意识与人类智慧的开端》第十八章，已取得作者授权。个别字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