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代哲学（或一般学术）具有强烈的“翻译”性质。而今随着现代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学术事业本身的推进，广义的“翻译式学术”时代就要过去了，也可以说，现在是走出“翻译式学术”的时候了，当代哲学需要重新定位和定向。在自然人类文明与技术人类文明的转换中，当代哲学将取得“未来哲学”的形态，完成从“历史性”向“未来性”的方向转换。其未来使命在于：面对被技术工业深度改造和重塑的技术化生活世界，为重建今天和未来的新生活世界经验做出贡献。

【关  键  词】 翻译式学术 轴心时代 自然人类文明 技术人类文明 哲学

【作  者】 孙周兴，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  200433）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的学术不断在推进。①80年代的学术或可称为“教材式学术”，而到了90年代，则发展为广义的“翻译式学术”。在那个时代，写几本教材式读物，或者翻译几本书，就可能成名成家，而现在的年轻学者不会有这种好事了。不可否认，这两个阶段都很重要，对中国当代汉语学术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今由于现代技术的加速发展，也因为汉语学术本身的进展，广义的“翻译式学术”时代快要过去了，当代哲学和人文科学需要重新定位和定向。今天的哲学需要重新思考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过渡，当代哲学必须取得“未来哲学”的形态，完成从“历史性”向“未来性”的方向转换。哲学的使命在于面对被技术工业深度改造和重塑的技术化生活世界，为重建今天和未来的新生活世界经验做出贡献。

翻译式学术的时代即将结束中国社会在过去40年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即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进入技术工业文明的进程。这个进程伴随着自然生活世界的瓦解与技术生活世界的形成，自然生活世界已经瓦解了，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即技术生活世界。在此进程中，中国当代哲学研究（或一般学术研究）完成了从20世纪80年代广义的“教材式学术”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义的“翻译式学术”的转换。笔者主要是从自己的学术背景即所谓“外国哲学”学科来说的，“中国哲学”的同仁，可能不会认同。我给出的理由有二：第一，我讲的是主流；第二，我讲的是语境。特别是从学术语境来看，实际上做“中国哲学”研究的同仁也在做“外国哲学”。今天无论是谁，无论我们自觉不自觉，我们的语境已经是“翻译语境”，或者说“具有翻译性质的语境”。今天国人使用的词语90%以上是译词，是翻译进来的词语，所以即使是研究“中国哲学”，其实也是在研究“外国哲学”。我们的生活世界和语言环境已经彻底被改造了，尤其是在最近40多年间。

这当中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改变，大家要对这些改变有敬畏之心，也要有敏感的反应。“教材式学术”和“翻译式学术”各具有阶段性特征，各有历史性使命，也有连续性。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来说，上述两种学术样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深度烙印了当代汉语文化和汉语生活世界，我们终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笔者是1980年上大学的，当时中国社会刚刚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当时学界存在“美学热”，尼采、弗洛伊德、萨特等是最有名的人物。但当时旧意识形态的势力依然很强大，思想解放运动经常伴随着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的头等大事是“拨乱反正”。无论研究什么，都要强调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模式。所谓的“立场”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很好，但是被简化、被固化、被教条化以后就有些让人讨厌了；所谓“方法”是辩证法，辩证法变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降了身份，就不是哲学了；所谓“模式”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路线斗争。哲学史被了解和描写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不断斗争以及唯物主义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康德是唯心论者，当时的哲学家好像很羞于承认自己是唯物论者，害怕被唯心论者们看不起。如何摆脱路线斗争模式，摆脱旧意识形态和僵化理论模式的控制，成为新时期学术推进的前提性任务。这个时候“教材式学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所谓“教材式学术”，笔者用来特指在改革开放初期以概述性地介绍西方思潮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材和读物，它应合了上面讲的“拨乱反正”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当年刚恢复的高等教育的教学用书之需。当时高考刚刚恢复，大学刚刚回归正常，出版的图书少，教材还没编好，教师也奇缺。当时“教材式学术”的特点是粗糙、简单、批判（骂人）。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商品化大潮开始，知识阶层的政治热情急剧下降，学术转向“翻译式学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学术翻译事业得以空前发展。一批国内培养的研究生以及海外留学归来的学人崭露头角，推进了翻译事业。翻译式学术成为主流，西方的理论话语大规模进入汉语学术。

什么是“翻译式学术”？本文指的是以学术翻译为重点，主要通过学术翻译、以西方理论话语为基础和参照来实施的学术研究。它跟前文讨论的“教材式学术”是有差异的，其特点主要有：旧的意识形态慢慢淡出、学术性加强、专题化研究开始。这是学术的明显进步，也是学术环境的显著改善。“翻译式学术”的另一个表现是学术热点纷呈。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学术的热点不断切换，80年代的美学热降温，切换到了语言哲学、现象学、基督教神学、政治哲学，及至今天越来越热闹的当代法国理论。每个热点都热不了几年，一般不超过十年，所以学人们经常跟不上。

扩大而言，“翻译式学术”贯穿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近、现代中国文化重建的整个历程。一个多世纪以来，汉语文化翻译了西方的哲学、宗教、科学、艺术、文学，甚至器物层面的著作，我们已经完成了基本的翻译工作，对西方的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汉化。汉语显示出强大的吸收能力，虽然经历了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但汉语常用词不增反降。这在世界语言中似乎是绝无仅有的。像“手机”“电灯”“电脑”“电冰箱”之类的译名，都是天才的翻译。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重建的整个历程都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翻译式学术文化”。第一个例子是毛泽东时代的哲学翻译，即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中央编译局”是1942年成立的，该组织在历史上主要完成了三套全集的编译工作，意义重大。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是《列宁全集》，三是《斯大林全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体量很大，50多卷，译文品质也是优良的。第二个例子是尼采哲学翻译。当时德国古典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是可以研究和翻译的，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等，在毛泽东时代还可以研究和阅读，但现代德国哲学与其他现代哲学思潮是被禁止的。尼采被完全禁止了，说他是法西斯主义哲学。尼采的翻译史和接受史是很值得研究的，从“五四”到1949年，是尼采进入汉语文化圈的第一个阶段，尼采在“五四”运动时期已经是学界非常重要的哲学家，1919—1921年期间中国学者写了20多篇讨论尼采的文章，但当时还没有任何尼采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也就是说大部分学者没看过尼采的书就已经写了文章了。这表明了尼采的重要性，重要的是“尼采”这个名字。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尼采作为“反动学者”，在中国被禁止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以及思想解放运动中，尼采依然是一个重要角色。周国平先生对尼采翻译和研究贡献最大。他的汉语文笔好，理解力也好，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和他译的《悲剧的诞生》成为当年年轻学子的基本读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今天，尼采又成了一个热点。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最重要的著作，现在已经有20个左右的不同中译本。

然而，时局大变，如今人工智能（AI）翻译开始了，人工智能翻译也叫机器翻译，或者叫自动翻译，这项技术如今突飞猛进。在线翻译有词典类软件，如金山词霸、有道词典等；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机器翻译系统如百度翻译、谷歌翻译等。未来科学家科兹韦尔曾经预言：至2029年，机器翻译水平将达到人工翻译的水平。然而按目前的技术发展速度来看，人工/手工翻译或许会在5年左右就被机器翻译所取代。翻译非常辛苦，每个字都要准确译出来。机器翻译技术成熟以后，可以节省大量翻译时间，学者能够有更多时间思考问题、进行创作。随着现代技术的加速进展，以及学术本身的推进，“翻译式学术”的时代就要过去了，也可以说，现在是该走出“翻译式学术”的时候了。当代哲学需要重新定位和定向。这是本文想提出来的一个判断，虽然这个判断对笔者来说是特别革命性的，因为笔者做了大量的学术翻译，而且似乎还喜欢干这个事情，但这个时代的趋势个人要懂得顺应。

轴心时代与自然人类文明体系

前面的铺垫或许未必让人信服，接下来本文试图围绕“轴心时代”来理解传统文明或者传统文化，来看看今天处于巨大转变中的人类文明到底是什么状况。我把传统文明等同于自然人类文明。自然人类文明形成了自己的精神表达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因素有三件，即宗教、哲学、艺术，它们是“轴心时代”构造起来的东西。

何谓“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用“轴心时代”的说法来表述公元前500年前后世界几大文明（中国、印度以及西方等）几乎同时出现了文化突破现象。对该提法现在依然有蛮多的讨论，一些心急的中国学者甚至开始讨论“新轴心时代”了。关于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的起源有多种解释，诸如地理环境的、人类学的、文化哲学的，等等。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我们所熟悉的，说地理决定了几大文明的突破。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还是不够。人类学的解释亦然。从文明本身来说，笔者比较愿意采纳的是后面这种文化哲学的解释。按照本雅明·史华兹的说法，古文明突破的基本驱动力是一种超越的“倾向”。这里所谓“超越”（transcendence）是西方哲学和宗教的概念，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是根本性的课题，在哲学是“先验形式”，在宗教是“超验神性”。帕森斯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在公元前1000年以来至公元前200年（前文讲的公元前500年左右），几大古文明先后完成了“哲学突破”，形成了理性的宇宙观/世界观。

在这方面，古希腊文明具有典范性，就其流传和影响来说也最具世界性。它的转折点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就是尼采所谓的“悲剧时代”，或者海德格尔所谓的“前苏格拉底时期”。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把希腊悲剧时代看作人类文明的最佳时代，他有一些不无夸张的说法，说没有一个文明像悲剧时代那么美好，那时候的人长得最好看，文明也最和谐，有最好的悲剧艺术，与之对应也产生了最伟大的哲学，即“悲剧哲学”。尼采本来计划写一本关于“悲剧哲学”的书，但最终没能写完。在尼采看来，正是苏格拉底导致了希腊悲剧的猝死，其他文艺样式都是慢慢死掉的，只有悲剧艺术是猝死的。为什么会“猝死”？因为苏格拉底标志着一种新的理论文化的到来，一种哲学和科学的文化来了，哲学和科学的时代到了，所有人都变成“理论人”。“理论人”总是通过因果说明为主的一套科学说明体系来说明自己对万物、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辩护。“理论人”哪怕要做坏事也得找到理由，把自己的行为说圆了，让自己真的相信了，就可以心安理得去做。这就是我们每个人今天都避免不了的。

尼采开始了苏格拉底主义批判。他说得很清楚，苏格拉底以后所有人都变成理论人，理论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希腊文明的变局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苏格拉底只是一个标志，其实苏格拉底之前已经有了智者，他们可谓是最早的“理论人”，而苏格拉底只是最后一个智者而已。这种理论文化在《悲剧的诞生》中被叫做“苏格拉底主义”，也被称为“科学乐观主义”，后来就成为一种“启蒙精神”。“启蒙精神”有两个基本信念：其一自然是可知的；其二知识是万能的。启蒙精神的这两个信念太重要了，没有这种信念欧洲人就不会去探究自然，就不会开启技术工业。尼采的这种批判工作到后期拓展为柏拉图主义批判。今天中国学界都愿意接受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柏拉图主义批判——我们也称之为本质主义批判。

我们应当据此来重新解释“轴心时代”。所谓的“轴心时代”，在古希腊是文艺时代向哲学/科学/理论时代的切换，换一种说法，是说唱文化向书写文化的切换，也可说是“动词文化”向“名词文化”的切换。这三种表述其实是一体的。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是写下来的，而是靠唱流传下来的。五六十万字的篇幅，要唱下来难度极高。说唱文化什么意思？前代传给后代，一代一代传唱下来，内容不断地流变。说唱文化的特点就是流动性、不稳定性，总之是多变而不定的。而理论时代的科学、哲学是要通过文字记录的，白纸黑字变得很重要。

上面我们给出了三个解释：文艺时代向哲学、科学、理论时代的切换，说唱文化向书写文明的切换，动词文化向名词文化的切换。我想表达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轴心时代”是自然人类精神表达体系的确立。有人会说，更早的文艺时代也是自然人类精神表达的建立，是的，但它还不够丰富，或者应该说它还不够稳定。更关键的是，自然人类精神表达体系及其世界经验的基础是线性时间观。尤其在欧洲传统中，线性的时间观无比重要，欧洲人的空间经验可以说是由线性时间理解带出来的，所以时间在前，总是说“时空”；中国传统可能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时空经验是空间在前的，也许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的时间观是由空间带出来的，我们总是说“宇宙”，从来不说“宙宇”——“宇宙”中“宇”是空间，“宙”是时间。

传统线性时间观有两个基本解释“假设”：其一，时间是一条永不可逆的直线；其二，时间直线上的每个点都是均匀的。现代哲学的时间思考以及20世纪科学和技术的相关进展都把这两个假设推翻了。时间是相对的，不均匀的，是可以拉长和收缩的。直线无限流失的时间只是科学（物理学）的一个理想设定和形式规定。马克思理论在哲学上为什么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应该是，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反思技术工业带来的生活世界经验之变，他断言时间是生产的尺度，这就已经把时间纳入生活世界里进行考察了。只可惜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思考未能深化。

在欧洲传统中，哲学和宗教都是为克服线性时间观而产生的，哲学创造出一个无时间的形式/观念/抽象的领域，而宗教构造出一个无时间的永恒的彼岸世界，两者都是为了阻断线性时间的无限流失。西方哲学真正的核心部分是一个形式化的领域，形式思维是欧洲思维的基本特征，欧洲知识学的理想和典范是形式科学。除了欧洲，世界上的其他古文明都没有创造出形式科学。什么是形式化和形式科学？简单说来，就是科学中的形式规定和形式规律与个别事物没有关系，也与个体经验无关。纯形式思维正是主流哲学的理想目标，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创造一个无时间的形式抽象领域。宗教也一样，而且更直接地要求一个无时间的超验神性的领域。因为自然人类不能容忍线性时间，在线性时间的无限流失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是绝望的等死者，我们只能在时间之河旁边等死。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尼采在发现了“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以后是那么兴奋，因为他发现自己终于摆脱了传统的线性时间观，发明了新的时间理解，即时间不是直线，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圈。如果时间是一个圆圈，我们的生活就更加有意义，不再是傻傻地等死了。

有了上面的铺垫，我们也就可以重新理解尼采所谓的“上帝死了”。“上帝死了”首先当然意味着基督教宗教和道德的崩溃，意味着一个非道德世界和非道德时代的到来，这固然没错，但还不够完整。我想给出的一个表达是：“上帝死了”等同于“自然人类精神表达体系的崩溃”。自然人类精神表达体系核心的要素是什么？是哲学和宗教，当然还有艺术。哲学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一套形式化的规则设计和制度构造，每一个制度后面都有一套哲学的设计，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大学制度，或者其他制度，背后都有一个哲学的理念和哲学的规则制订。宗教为什么重要？因为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的精神、信仰、道德是靠宗教来支撑的，如果没有宗教提供给人们敬畏感，哪里还有道德可言？所以尼采说自己是第一个“非道德论者”，他知道没有了宗教就没有了道德的根基。今天像中国这样倡扬和流行道德主义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了。然而，道德主义永远指向别人，对自己可是舍不得棒打的。“上帝死了”意味着自然人类精神表达体系崩溃了，今天我们早已经看到了这种崩溃，在欧洲基督教已经慢慢淡出，但成因和真实性都令人担心。又如传统艺术非常美好，传统的音乐、绘画、文学，传统的哲学等，却在慢慢退出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它们是自然人类精神表达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已经进入技术统治的新生活世界，我们不再是自然人类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文明大变局：转向图像和说唱文化

于是我们要来讨论文明大变局，即从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过渡。对于这样一个过渡，我们现在必须清醒面对。19世纪中后期，德国出现了三个伟大的先知——马克思、瓦格纳和尼采。今天回头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三位的伟大，因为他们预见到了这个“文明大变局”，而欧洲的技术工业是从1760年左右开始的，到他们那个时代也就一个世纪光景，许多后果尚未显现出来。

首先是马克思的技术工业批判和宗教批判。笔者认为，欧洲文明史上有两个难题，至今没有完全得到解释。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形式科学只产生在古希腊？希腊人创造了形式科学体系，而今天是最形式科学的时代，所有人类都已经进入被形式科学所掌握的电子网络世界，没有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今天的文明还能成立吗？第二个问题是形式科学是如何与实验科学结合起来的？对古希腊人来说，科学（episteme）和技术（techne）是分离的，但在欧洲近代文明中，科学与技术一体化了，形式科学与实验科学结合起来了，这才有了技术工业。在19世纪中期德国还没有完成工业革命，马克思就开始了技术工业批判。他看到了一个由技术工业主导的新文明机制，并对这个新文明机制作了哲学批判，探讨了以大机器生产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他认为这个新文明机制有着根本性的困难，资本主义制度是必然要被摒弃的，人类还必须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即共产主义。也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主权国家和主权货币，消灭异化劳动，使劳动成为必需品。我们看到，今天在技术的帮助下，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的基本要素正在实现中，或者说马上就要实现了，比如说人类寿命延长，福利制度越来越普遍，非主权货币（如虚拟货币）出现，人类普遍交往的可能性，等等。马克思当年的哲学批判和宗教批判着眼于方兴未艾的技术工业文明，他认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他同时看到技术工业条件下资本主义的残忍和血腥，所以他要替无产阶级说话。

其次是瓦格纳的艺术神话。差不多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瓦格纳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甚至可以说是第一个当代艺术家，还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艺术家。瓦格纳认为工业是艺术的天敌，技术工业开始，则艺术就必定没落。因为技术工业把我们的生活搞得如此明白、透明和规则化，弄得一点趣味和意义都没了。为什么现在存在性冷淡现象？——按最近流行的说法是“性萧条”，男性对女性没兴趣了，女性对男性也没兴趣了。原因就在于技术工业。瓦格纳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艺术的任务在于重建神话。

再次是尼采的虚无主义批判和新哲学。前面讲了，尼采所谓“上帝死了”意味着主要由哲学和宗教组建起来的自然人类文明的衰败和崩溃，这也被称为“虚无主义”。除了这种文明转换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尼采还从生命哲学角度进行思考。生命是短暂的、有限的，人终归要死掉，哪怕我们以后能活到150、200岁了。只有希腊悲剧能够直面人生的虚无根底，知道人生根本上是虚无的，但不自欺、不放弃。这就完全不同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了。叔本华也承认生命虚无，但结论是消极的和悲观的。尼采则全然不同，他说我们知道人生的虚无性，但这不是我们放弃生活的理由，而恰恰是我们积极生活的理由。我赞同尼采的想法，在今天这个后哲学—后宗教时代里，我们必须有这种生活的信念，即“积极的虚无主义”。马克思说过，在这个时代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样的状态就是虚无主义。但虚无主义不是说我们可以不活了，而是说我们每个个体都得自己承担生命。在虚无主义的前提下，尼采要开启一种新的生命哲学，而积极生活创造性地生活是其中的核心命题。

尼采死于1900年。为了回应尼采的虚无主义命题，欧洲知识分子努力重建了欧洲新的知识和文明思想，即20世纪初欧洲的一个哲学高峰。但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把欧洲人的梦想打碎了。两次世界大战是技术工业之战，实际上就是自然人类文明与技术人类文明之战。1945年8月6日，美国制造的最致命的武器——原子弹在日本爆炸，最终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这个新时代就是技术统治的时代。现在有地质学家建议把1945年设为一个新地质时代——“人类世”（antropocene）的开始，所依据的是地球表面沉积物的巨大变化，比如放射性元素、农药、塑料、水泥混凝土等在地表沉积物中猛增，这是“人类世”的确凿证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技术文明进入了一个加速时期，人们开始在废墟上重建世界。这个“废墟”是什么呢？根本上就是被技术工业摧毁的自然人类世界。

海德格尔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历史图景，他把整个历史叫做“存在历史”。“存在历史”有两个“转向”（Kehre）。今天我们可以认为，海德格尔所谓的第一个转向即“轴心时代”，就是自然人类精神表达体系的建立，是早期文艺样式向哲学、科学、理论样式的转换；第二个转向即“人类世”，就是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转向。这里对海德格尔的两个“转向”做了一种新的解释，我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他的“存在历史”观的根本意图。要知道海德格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声中开展这种思考的，其成果主要表达在1936—1938年完成、生前未出版的代表作《哲学论稿》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技术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技术创新的节奏越来越快。我曾经讨论了现代技术的四大要素，即核武核能、环境激素、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②核武器是战后两大阵营军备竞赛的主要标的，核能也成为重要的能源种类；人类一个多世纪以来生产的化工产品生成的环境激素，已经和正在改变人类的体质，大幅降低人类的自然能力；而近些年来最引人关注的技术要素则是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这四大要素中的每一个都足以把人类置于死地。自然人类正在从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加速被技术化。学界已经出现了“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概念。这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政治上的加速主义有尼克·兰德（Nick  Land）的右翼加速主义与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尼克 ·斯尼斯克（Nick  Srnicek）的左翼加速主义，两方面都认为技术工业把我们整个人类带了进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已经不适合加速的发展。但“加速主义”当然也可以用来一般地描述技术的加速度进展。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图像文化的兴起，以照相、电影、电视、电脑等媒介技术为基础，图像文化成为技术时代的主流文化样式。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变化太快了，新媒体已经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主流文化载体。20世纪80年代哲学书动辄印到几万册，现在已经降至几千册，有的甚至只能印几百册了。其次是说唱文化的到来，电视、互联网、音频、自媒体等又一次使说唱表演（演讲、歌唱、交互媒体等）成为最普遍的文化活动。不难看到，中国人现在的演讲水平越来越高，二三十年前，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所谓嘉宾们多半不太会说话，而现在人们的语言能大大提升，幽默感也大大增强了。在新媒体时代，唱歌已成日常普通生活的一部分。再就是人类的教育体系面临重构，如今的视频+音频课程，像国内的超星视频课程，得道、喜马拉雅、思想食堂等音频课程，已成为公民教育传播的强势方式，大学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种种迹象表明，海德格尔所谓“转向”正在发生中，它可以被描述为从名词文化到动词文化的转变。海德格尔揭示了第一个开端/第一个转向中从动词文化到名词文化的转变，如巴门尼德的命题“存在与思想是同一的”，黑格尔说这是“纯思”或者说哲学的开端，海德格尔却不以为然，因为在巴门尼德这个命题中，无论“存在”还是“思想”都用了动词，这就说明巴门尼德还没有进入名词文化，还没有形成概念化的哲学。现在又开始了另一个转变，在海德格尔所谓的“另一个开端/另一个转向”中正在发生从名词文化（概念哲学）向动词文化的转换。这个新的“动词文化”是什么？是不是艺术哲学或者被艺术化的哲学？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量。

无论如何，当代哲学进入了动词世界。20世纪哲学基本词语主要有两个特性，第一个特性是动词性（非概念化），比如“实存”“此在”“本有”“直观”“理解”“游戏”“解构”“话语”等基本词语，它们当然可以被看作名词，但其含义是动词性的。第二个特性是离心性（非向心词语），即基本词语不是向心的，而是离心的词语，比如“差异”“多样性”“对抗”“模糊”“非确定”“相对”“多元论”“残片化”“异质性”“怀疑论”“解构”等，所有这些词语都不是指向一个中心或依循同一原则，而是离散的、离心的。这就是20世纪哲学基本词语的特性，已经显示出一种深刻的、巨大的变化。

美国学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断言：“永无休止的变化是一切人造之物的命运。我们正在从一个静态的名词世界前往一个流动的动词世界。” ③凯利为我们描述了12个动词，如“形成”（becoming）、“知化”（cognifying）、“流动”（flowing）、“屏读”（screening）、“使用”（accessing）、“ 共享 ”（sharing）、“过滤”（filtering）、“重混”（remixing）、“互动”（interacting）、“追踪”（tracking）、“提问”（questioning）和“开始”（beginning）等。凯利认为，上列12个动词所标志的力量将越来越加强，成为未来的轨迹，决定着我们文化的走向。

当代哲学或者未来哲学的任务

前面我们讨论了文明大变局，即从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主导的新文明的转换，也把它表达为书写文明向图像和说唱文化的转变。这个大变局对于当代哲学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就进入了本文的主题：当代哲学或者未来哲学的基本任务是什么？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等现代哲人看到了一个后哲学和后宗教时代的到来，他们的哲学可以称为“后哲学的哲学”。传统哲学的退场就是自然人类精神表达方式的衰败，但对于哲学来说又可能是它的重启机会。哲学如何重启？哲学的未来使命是什么？我想说，当代哲学必须取得“未来哲学”的形态，首先完成从“历史性”向“未来性”的方向性转换。因为哲学人文科学长期以来主要都在回忆过去，反思和批判是传统哲学的任务，传统人文学者的拿手好戏是通过虚构一个美好的过去时代来贬低和蔑视现实，无视和忧虑于未来。所以人文科学越来越空心化，越来越被抛弃，今天科技与人文之间的裂痕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在此情境下，哲学人文科学需要重新审视自己。

在哲学史上，费尔巴哈第一个提出“未来哲学”概念；马克思第一个指向未来去讨论现实生活世界问题；尼采晚年不断摸索和设想一种“未来哲学”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开启后哲学的新思想实验。这些思想家精熟于哲学史和文明史，但他们认识到了一个新文明的到来，需要有一种新哲学。他们当然知道哲学人文科学的历史性，但对新文明来说，这种历史性需要重新赋义，需要由未来性来引导和发动。简言之，历史性是哲学人文科学的优长，我们知道历史，但我们更要预感未来。现在的自然科学家内心也焦虑，因为知识更新速度太快，自然科学知识的淘汰期据说仅有2年；而历史学等人文科学是多么稳重，要读2500年世界文明史上的书。

有一点无比重要：哲学人文科学需要重新定向。面对今天技术统治的新生活世界，哲学人文科学要完成从“历史性”向“未来性”的目标转换。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得很清楚，人是一个指向可能性、以将来和未来为定向的动物。这是海德格尔超出尼采的地方，尼采说我们是要关注当前/瞬间（把每一个瞬间都理解为一个创造性时机），由此重建我们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说还不够，我们要以作为实存基本向度的“未来”或“将来”为定向，开启一个新的生活世界。哲学人文科学之所以要完成上述转向，是因为生活世界之变，特别是时间经验之变。在技术工业的改造下，传统人文科学所依据的线性时间观已经被解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失效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今天当然也还需要线性时间观，即一种自然的和可计量的时钟时间；但对于新哲学和新艺术来说，对于技术生活世界的新生活来说，这种时间观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时间经验。

当代哲学或者未来哲学的使命在于重建生活世界经验，筹划未来生命形态。这是本文最关键的一句话。今天哲学还能何为？这个技术世界变化太快，让人受不了。为什么今天精神病患者越来越多了，据国家卫健委2018年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17.5%。这是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在自然人类生活世界到技术生活世界的转换中，许多人的世界经验和经验尺度没有随之改变，依然用老的尺度衡量新的生活世界，所以发疯的人越来越多。如果精神病患者继续增加，达到50%的比率，那么我们就要重新定义什么是正常人什么是精神病人了。在这件事上哲学应该有所作为，学哲学的人首先要掌控好自己的精神状态，以锻炼自己的精神为第一要务，然后才有可能帮助别人。

自然人类精神表达体系崩溃了，自然人类生活世界的经验慢慢失效了，于是就产生了新问题：如何应对动荡不定的世界？需要重建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经验，这是头等重要的任务。我们首先需要一种面向未来的生命哲学。为什么说尼采很重要？因为尼采当年就开始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了。尼采早就在思考自然人类被技术化的限度在哪里。我们每个人都在被技术化，有没有一个限度？尼采提出“末人”和“超人”两个概念。简单说，“末人”是被技术化的最后之人，而“超人”是保持和重获自然性的人。我认为，尼采的思想目标是人类的自然性与技术性之间可能的平衡状态，这是未来哲学可以预期和设想的人性状态。未来艺术和未来哲学必须朝向这个理想目标，为之作出贡献，这样才会有意义。另一方面，在技术工业状态下人类寿命已经被大幅延长，而且还将进一步延长。于是人类未来的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需要重新规划，无论是性关系和婚姻，还是代际关系和家庭，还是职业和人事，等等，都需要重新制订规则和规划。拿婚姻来说，它的意义将被改变，生育恐怕不再是夫妻的事，而是技术的事。体外婴儿培育现在已经开始，以后基因工程将完成人类的技术制造。海德格尔在1940年预言了这一天，他当时说，人类通过技术制造和加工自身的时代马上要到了。当时生物科学还没开始——这就是哲学的力量。未来哲学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发明和创造新的快乐方式，因为自然人类的快乐方式已经弱化了，人类需要新的刺激和新的快乐方式。这方面的任务将是艰巨的。

哲学今天如何介入技术世界，抵抗技术的无节制发展？什么是恰当的面对技术的姿态？我们每个人今天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今天高校里无论纳新、升等还是绩效考核，全都是计量化的，在这个系统里，哲学人文科学最受伤害。但我们必须看到，计量/数量化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普遍趋势，是时代大势，可能以中国为最，个体是无法抵抗的。在这样的普遍技术化、普遍量化的状况下，哲学人文科学如何抵抗？这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联，你抵抗不了，但不抵抗又不行。

生活世界经验重建的核心课题是时间和空间经验。今天的哲学人文科学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超越传统的线性时间观和技术物理的空间观，发现或寻求“圆性时间”和“实性空间”经验，一种非科学、非技术物理的时间和空间经验，那是技术生活世界人类经验的基本要素。

这里还涉及当代哲学/未来哲学的方法论问题。这个问题早就成为一大难题。为什么近代以来哲学人文科学变得越来越被动？根本原因之一是哲学人文科学没有自己的方法和套路，你没有套路怎么跟人家打架？我在这里无法处理这个艰难的问题，暂时只愿意提出三个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碎片化的现实与残篇化的哲学。尼采以后最重要的哲学著作都不是完整的体系化的，在我眼里最重要的三本现代哲学书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它是用文学方式写的片段式著作；海德格尔的《哲学论稿》，一般人只知道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它当然重要，但对后哲学的未来思想经验具有更重要意义的却是另一本书，即1936—1938年的《哲学论稿》，它也是片段式的写作；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同样是札记式的写法。这三本名著均不是严格的体系哲学，而是残片化的哲学。传统那种强论证、强推论的哲学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现实和世界已经碎片化了，体系哲学就无法成立了。哲学已经进入弱论证、弱推论哲学的阶段，或者更准确地说，哲学必须向多元思想和文化的可能保持开放了。

第二，当代哲学/未来哲学如何多样地言说？生活世界彻底变了，物性之变引发精神之变和词性之变，哲思要放弃名词—概念化的传统哲学固化习惯，更开放、更艺术地思与言。在这方面，前述的三本现代哲学名著已经是成功的实践。

第三，哲学人文科学的方法自主性问题。20世纪哲学人文科学争论最持久的问题就是说明与阐释（解释）之争，延续了一个世纪。其核心命题就是哲学人文科学能不能像数学自然科学那样研究？哲学人文科学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方法？如果没有，那它就不会有独立性或自主性。阐释学/解释学正是作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提出来的，旨在抵抗技术，谋求哲学人文科学的自主性。

最后我想指出，当代哲学/未来哲学的根本目标是保卫个体自由。为什么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以后的历史语境里产生了实存哲学？是因为传统哲学提供的普遍主义的制度性越来越固化，而且现代技术工业强化了这种固化，个体越来越压抑，文明成了个体之痛。实存哲学是对本质主义哲学主流传统及其同一性制度的反抗，它是战后越来越强大的当代艺术的思想前提，我认为也是当代哲学、未来哲学的背景。

技术工业产生的效应是生活世界被高度形式化、抽象化，已成为一个同一化和同质化的世界，人类也正在不断被同一化。技术工业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变成一式一样的了，当我们无法把一个杯子跟其他杯子区分开来时，我们的经验就落空了，因为我们的经验是根据个体的差异性来完成的，而今天我们周遭的事物都是无差别的，不过现代技术甚至正在把我们人类变得一样。今天我们全体进入一个同一、同质的世界里，人类自然的身体正在被同一化，这时候需要哲学，更需要艺术，因为艺术的功能就在于把个体搞得不一样，就在于创造出“奇异性”。就此而言，未来哲学也应当是艺术化的哲学，目的是让个体变得不一样，不一样才有趣味、才有意思。所以，当代哲学、未来哲学需要确认自己的根本目标，就是保护个体自由。

我愿意认为，保卫个体自由这一目标，是考量和审查今天各种纷乱复杂的主义和理论之有效性的试金石。今日世界乱象丛生，各种政治立场、各种文化主张、各种稀奇古怪的说辞共存。而无论什么理论或者主张，关键看它是不是对我们个体自由和权利有益，是否能增进个体的福祉。舍此无他，其他多半是虚假的和欺骗的。④

①在本文中，笔者未严格地区分“ 哲 学 ”“ 理 论 ”“ 学术 ”， 对 三 者 作 等同使用，有时亦把其表述为“哲学人 文 科 学 ”。·

②参看拙文《现代技术与人类未来 》， 载 孙 周 兴 主编 ：《 未 来 哲 学 》第一 辑，北 京 ：商务印书馆，2019年。

③凯文·凯利：《 必 然 》， 周 峰 等译 ，北 京 ：电 子 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IX页。

④本文整理自2019年12月23日本人在上海大学哲学系的报告“上海大学人文社科高 端 讲 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