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伶俐乖巧，出手无声
杨绛从历史深处的无锡走来。这是一个书香门第，她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在西湖边做过小官，恰如白居易吟咏：“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父亲杨荫杭（1878～1945），“荫”是辈分，如杨绛的二姑母、三姑母，分别叫荫枌和荫榆，“杭”八成寓指杭州，有其字“补塘”为证。杨荫杭生于清光绪四年，值清王朝行将土崩瓦解之际，“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这是曹雪芹的喟叹，是借薄命的贾探春自喻的。但是对于叛逆者而言，末世又象征着变化，象征着机遇。杨荫杭是得风气之先的人物，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而后又留学日本、美国。南洋、北洋、东洋、西洋，时人最羡慕的洋墨水都叫他喝了。学而优则仕，杨荫杭在日本和美国学的是法律，归国后，历任民国政府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他生性耿直，颃世颉俗，所以在官场就混不圆，终于在京师高等检察长任上丢了官。据杨绛回忆，那件事与扣押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有关：
……许世英受贿被捕，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权。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一九一九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回忆我的父亲》）
谁能说，父亲的个性，没有在杨绛的身上留下烙印呢？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1878～1937），与父亲杨荫杭同龄，娘家为无锡富商，曾就读于上海务本女中，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同学。杨绛印象最深的，不是母亲的知识，而是她和丈夫的关系。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这当然是杨绛成人后，读了法国古典作家拉布吕耶尔的书才产生的联想。拉氏形容朋友间的默契，说：“一起幻想，同他们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同他们聊，想到他们，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只要是同他们呆在一起，这就足够了。”有夫有妻如此，无疑是人生的极佳状态，用古话讲，就叫“琴瑟和谐，鸾凤和鸣”。进入二十一世纪，吴学昭曾问杨绛：“您父母这种敞开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关系，对你们姊妹有多大影响？”杨绛回答：“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杨荫杭膝下有八个子女，杨绛排行老四，她上边有三个姐姐，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这就是她最早的地位。八个孩子，排头的有排头的优势，属于领导阶层，殿尾的有殿尾的好处，属于“最小偏怜”，动不动就撒娇耍赖，唯有排中间的，像杨绛，不上不下，两头的好处都不沾边。杨绛天资聪慧，善解人意，她上不和姐姐争权，下不和弟妹争宠，与父母相处，伶俐乖巧，温顺体贴。比方说，父亲饭后吃橘子，她主动帮助剥皮，父亲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主动帮助脱壳去衣，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管保收拾得干干净净。
父亲午饭后要休息，一帮小孩懂事，自动散去。父亲有一次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杨绛乖觉，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父亲一觉醒来，看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心头一个咯噔，瞬间的温暖，岂是俚俗的一件“小棉袄”所能比拟！从此午休，都要杨绛陪。冬天到了，父亲屋里生着通红通红的炉火，火苗要不时加煤，不然就会熄掉。杨绛即使干这种粗活，笨活，也是屏息敛气，出手无声。杨绛早慧，她小小年纪，就懂得把自己的脚放进父亲的鞋子里，进而从父亲的角度来考虑一切问题，这可是大大的能耐。童年是成年、老年的雏形，我们在日后将会不断看到，这正是杨绛之为杨绛的“独门武功”。
杨绛生在北京，未满百日，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四岁，随父母重返北京。这是中国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杨绛重返北京，起初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她因此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她们的高底不是像上海人那样嵌在鞋后跟，而是位于鞋底正中，俗称“高底鞋”，或依其形状称“花盆底”鞋、“马蹄底”鞋。木底一般高5－10厘米，有的高达二十多厘米，但不会超过一尺，所以又称为“寸子”。满族女子穿上这种鞋，不仅身高陡增好多，而且走起路来，前倾后仰，婀娜多姿。父亲有一次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杨绛认真思索了一会，答：“要！”
杨绛六岁，进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读书。她中午不回家，在学校包饭。一天，小学生们正在用午餐，适逢一批客人进来参观，主陪的不是别个，正是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她当时担任女高师的“学监”。贵客驾临，饭厅一片肃然，小学生们埋头吃饭，鸦雀无声。杨绛背对着门，没有看清形势，她吃得吧嗒吧嗒，面前掉了不少饭粒。三姑母见状，疾步走到她的跟前，附耳说了一句悄悄话，杨绛省悟，赶紧把饭粒捡起放进嘴里。旁边的小朋友看了，也照她的样子办。
父母就是儿童的领导，兄弟姐妹就是儿童的朋友和同事，儿童感受社会，不是用理论，而是用心。杨绛在童年时期就已充分感悟父母（领导）的气质，这是长大了读多少本书也抵不上的。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杨绛迅速适应了自己不上不下的地位，她用一颗纤细的心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应对从容，进退裕如，有若天启。
杨绛：天生一颗读书种子
杨绛八岁随父母南下，在无锡、上海读小学。十二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初中阶段，国文老师教授老子《道德经》选段，她背得滚瓜烂熟。有一天，父亲拿出《左传》，教她其中一篇，她不过瘾，私下通读了全书。杨绛小学的后半期是在上海启明女校度过的，那是所教会学校，所以她英文功底较好。振华英文课本上有Lvanhoe的选段，她不满足，暑假找来原著，前半部生字较多，边查字典边啃，到得后半部，生字渐少，越读越顺，她尝到了读原著的乐趣。杨绛有时借病不去上课，在寝室偷读狄更斯的英文作品。假期加读中文典籍。父亲有一次问她：“阿季（笔者注：杨绛小名），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说：“一星期都白活了。”
高一时，国文课本上有李后主的词，杨绛一读之下，若有宿缘，爱不释手。课余，她找来大量李后主的词，以及其他诗人的作品来读。父亲评价杨绛，说她“喜欢词章之学”。其实，父亲自己也钟爱诗歌，尤其耽读杜甫的诗。杨绛记得，父亲过一阵就会对她说：“老杜的诗，我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父亲读而不作，是纯观赏派。父亲每天晚上临睡前，总爱高声朗诵诗词，那时，杨绛就常常站在他的身边，看着他的书旁听。
高中国文老师在班上开讲诗词，也让学生试做，这正中杨绛的下怀，她调动腹笥，精心结构，完成的作业，常常高人一等，颇得老师赏识，有好几篇，被推荐在《振华校刊》发表。下面这首“五古”，就是其中之一：
斋居书怀
松风响飕飕，岑寂苦影独。
破闷读古书，胸襟何卓荦。
有时苦拘束，徘徊清涧曲。
俯视溪中鱼，相彼鸟饮啄。
豪谈仰高人，清兴动濠濮。
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
安得敖游此，翛然自脱俗。
染丝泣杨朱，潸焉泪盈掬。
今日有所怀，书此愁万斛。
老师给的批语是“仙童好静”。
杨绛上课，不光带了耳朵，还带了脑瓜和嘴。有次国文课上，一位姓马的先生讲胡适的《哲学史大纲》，说到古人公孙龙的一个命题，“白马，非马也。”杨绛立马顶牛：“不通，就是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杨绛这里显出了黠慧冲动的个性。马先生不以为忤，笑着反唇相讥：“杨季康（笔者注：杨绛的本名），非人也；杨季康，非人也。”这一师一生，在课堂上玩起了文字游戏。此情此景，令笔者想起当年陈衡哲与胡适的通信：“你不先生我，我不先生你；你若先生我，我必先生你。”有同学见状，乘机起哄，说：“喔！马先生原来不是人噢！”结果挨了马先生的臭骂（嘻嘻，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而始作俑的杨绛，却怡然观变，平安无事。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用五年修完六年的中学课程，提前一年从振华毕业。杨绛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外文系，孰料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是年清华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杨绛不得已，转而报考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苏州东吴大学。金陵女大她考了第一名。东吴大学初试第一，复试第二，状元为孙令衔夺得；但是校方说，论真本事，状元仍应该是杨绛，因为孙令衔是东吴附中毕业的，复试的考题，他在中学曾经做过。
杨绛选择了东吴。这是根据家人和中学老师的意见，他们认为男女同校有利于广交朋友，健康发展。第一年不分文科理科，各门功课一起学。到了第二年，要分专业了，杨绛遇到了难题：她喜好文学，但是东吴的文科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杨绛选择法预科，她想的是父亲已经退出官场，从事律师行业，自己学了法律，将来可以当父亲的助手，再说，在法政部门做事，有机会接触社会上的方方面面，熟悉人间百态，有利于将来写小说。出乎杨绛的意外，父亲虽然干着律师，却不爱这个职业，坚决反对女儿步其后尘。杨绛在法预科读了一年，无奈，又改读政治。这是唯一的选择。
杨绛对法律兴趣不大，对政治更是索然寡味。尽管如此，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以自己超群的实力，奠定了才女的地位。杨绛是那种过目不忘、一点就通的学生，她不用头悬梁，锥刺股，从不开夜车。杨绛进校之初，童心未泯，课堂上还和同学玩吹球，她双手合成船式，小球可绕手指转十几转。大一大二，个别功课偶尔失手，降为二等。到了大学三年级，她的各门功课，包括“四肢发达”的体育，都夺得一等。像她这样的“纯一”，全校只有三个，四年级一名，她班上两名，另外一名，是学理科的徐献瑜。
杨绛中英文俱佳，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出自她的手。杨绛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于昆曲。大学期间，她还自修法文，径直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蛮地道的法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