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钱锺书一家离开欧洲，返回全面抗战的中国。然而他并未停止对于英国思想文化动态的关注。“二战”结束后，他受英国驻华使馆委托，参编“英国文化丛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自一九四八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推出十二小册概览，涉及英国文学、艺术、教育、科技、政治、经济等方面，译者包括了任鸿隽、章元善、蒋复璁、全增嘏、张骏祥、傅雷、林超、邵洵美等“国内知名之士”。请年轻的张芝联翻译《英国大学》，多少算是“量身打造”：他是光华大学创办人兼校长张寿镛之子，除了有留学经验，同时也是丛书总编朱经农在光华大学任校长时期的英文秘书。张译序提到，得此选题是钱锺书的美意，书末说明：“书中的拉丁诗句，得钱默存先生的指教，方能译出，特向钱先生致谢。”全增嘏译的《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小说》的致谢词里也先提到了钱锺书的帮助。此外，傅雷（译《英国绘画》）、邵洵美（译《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诗》，出版情况未明）都是钱锺书的好友;而根据杨绛《怀念陈衡哲》一文，任鸿隽译《现代科学发明谈》也是钱锺书约稿。
杨绛翻译的《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下文简称《散文作品》）问世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不足五十页。这本小书曾得到傅雷无保留的称赞，较乎这位怒庵先生后来对很多翻译家不近情面的批评，其赞誉显得有些夸张。《容安馆札记》里读英人掌故，亚历山大·蒲伯翻译《伊利亚特》，遭到当时一位贵族的品头论足，几月后蒲伯将原稿只字不改地再献给爵士，说已遵照其意见进行了修改，遂大受赞誉，被称为“无法更好了”（Nothingcanbebetter）。这和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记佛罗伦萨执政官挑剔米开朗琪罗雕塑青年大卫巨像之事如出一辙，执政官认为大卫的鼻子太大了，实际上这是为照顾远小近大的视角比例而做的修订，米开朗琪罗把另外一块大理石凿下的石屑铺在大卫脚下，看上去就像改动了一样，再问执政官意见，便赞不绝口了。米开朗琪罗“对自己使这位大人满意的巧妙做法暗自得意，因为他总是对不懂装懂的人充满同情”。还有博乔的《笑林》（Facetiae）里记维琴察长官批评秘书所拟的公函草稿，后者重抄一遍再呈阅时则得到了肯定。随后，曾被友人讥为“誉妻癖”的钱锺书回忆说：
六年前绛为英国文化委员会译小册，以稿示傅怒庵，怒庵谓过于拘谨。绛告予，予以此诀授之，绛如言。怒庵果堕计中，尚沾沾自负为“观书月眼”也。
坚决不受傅雷的指教进行修改，自信是有的，但涉及“包括传记、批评、历史、政治、宗教、哲学、考据等”领域很多新书，杨绛却曾自认都未读过。假如想要恰如其分地像内行一样分辨那些只言片语的评述，拿捏好分寸将之与五花八门的书题准确译出，反而是非常难处理的。可以确定，正是读书勤奋的钱锺书在背后保证了翻译的精准和生动。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提到过，涉及相关题名，译者“为避免错误，常向锺书和他的英国朋友，也是丛书委员的麦克里维请教。例如牛津学者所著《魔鬼通信》（TheScrewtapeLetters）的书名，就是听麦克里维讲述书评原作的内容后译出的”。陆灏《假如海沃德与钱默存有场对谈》一文说：
《魔鬼通信》作者C.S.Lewis，就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四册中有此书笔记（411—415页），……杨先生的译著出版后，钱先生补充了一则详尽的注，……“因该书后来未再版，锺书的这则注解迄今只留在杨绛仅存的本子上。”
二0一四年的《杨绛全集》“译文卷”重刊了《散文作品》，钱锺书这条详注已经补入。细检《外文笔记》影印的《四馀室札记》“一”，《魔鬼通信》的笔记应作于杨绛译书之前，译书后的补注内容都是笔记页边增补的，想是后来重读才特意加上的。因此，需要听外人讲述内容才确定书题，不见得是准确可信的记忆。事实上，这册《散文作品》里介绍的大量英国作家和作品，钱锺书都有过读书笔记，未必全都是早先就读过，但大多还是及时的追踪阅读。对于杨绛的翻译来说，这种阅读经验和眼光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指导。
首先，黑瓦德（JohnHayward）这本小书（ProseLiteraturesince1939）原是郎曼书屋为英国国会发行的“一九三九年以来”系列的一种，从“英国文化丛书”的选目看，钱锺书挑中了这个系列里的好几本。书前所译的说明文字，介绍了作者约翰·黑瓦德的生平著述，其中说他编过那些作家的集子。这里面钱锺书最为熟悉的应该是黑瓦德编订的约翰·邓恩诗集和《牛津版十九世纪英国诗选》，这都是他经常引用的本子。又提及黑瓦德曾长期为《標准》（Criterion）和《泰晤士报》文艺副刊（TLS）撰稿，这也都是钱锺书曾经常翻阅的英文杂志。比如新近发现的一九三三年底日记里，就有两处“阅Criterion四册”的记录。
开始的章节总结了那些报道和评论战事的散文作品，不少出自名作家之手。比如擅写小说又是资深飞行员的大卫·加内特（DavidGarnett，1892-1981），钱锺书留学时便抄读过他的小说《动物园里的男人》以及讲述二十年代飞行生涯的《草蜢驾到》（《容安馆札记》引过此书），晚年还读过他的一部回忆录《熟悉的面庞》。还有记述了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英军面貌的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Masefield，1878-1967），钱锺书留学时读他的冒险小说《“斗气”哈克》，里面虚构了中美洲一个名叫“圣芭芭拉”的地方，笔记里就抄录了几个字;几年后的笔记里出现了“圣芭芭拉”冒险的续集ODTAA，题目意思是“OneDamnThingAfterAnother”（糟心事儿不断）这句话的缩写。还有作者破例提到的匈牙利籍的英国作家阿瑟·科斯勒（ArthurKoestler，1905-1983）的小说作品，我们至少在钱锺书笔记里找得到他的七部作品，其中就有书里介绍的《白昼的黑暗》（DarknessatNoon，1940，中译本题作《中午的黑暗》;《外文笔记》第六册第76页）。这部小说后来入选兰登公司“二十世纪百大英文小说”，描写苏联“大清洗”时代的个人遭遇。就连一贯以“毒舌”著称的黑瓦德都称科斯勒“富有热情，而见解明豁，描摹真切”，钱锺书则说这是一部“无趣的小说，但对于苏维埃意识形态和方针有震动人心的揭示”。假如以读书笔记篇幅而论，钱锺书似乎对科斯勒写“二战”中匈牙利难民生活的小说《来来往往》（ArrivalandDeparture，1943）更有兴趣，这反而未被黑瓦德所重视，正像书中把科斯勒称作“奥地利籍”一样。杨绛译文里有一句话：
他的散文《一个神话的诞生》（BirthofaMyth）碰巧开始了希勒利的“神化”。
结合上文，因为刚刚提到了战斗机驾驶员理查·希勒利（RichardHillary）生前单兵空战经历的遗著，形容其书受到英国同胞们的追捧，形成了一个“希勒利神话”的雏形，这句话意思是说一切开始于科斯勒最初的致敬文章。《杨绛全集》本整理时未能区分初版本里书名号、引号通用的情况，把这里的“神化”一词加了书名号，变得有些费解。钱锺书不见得重视，但显然是了解科斯勒这篇文章的，他读过散文集《瑜伽信徒与政治委员》，那里面就收录了《一个神话的诞生》的扩充版。
“传记和自传”一章里钱锺书熟悉的作家多达十五六位，几乎是全部覆盖了黑瓦德所论述的范围。比如出身于牛津的英国文学研究家乔治·戈登（GeorgeStuartGordon，1881-1942），我们在读书笔记中找到此书所举他身后收集印行的书信集，“从成熟而平静的头脑中产生，对这个变动不息的痉挛着的社会，还依恋地保留着一个永久而稳固的幻象”。像艺术史家、批评家赫伯特·李德（HerbertRead，1893-1968），作家俄斯柏特·西特威尔爵士（SirOsbertSitwell，1892-1969），钱锺书不仅读过提到的传记作品，自家笔记里还涉及他们写的其他很多书。比如李德从前写的《诗态》（PhasesofEnglishPoetry，1928）一书，《谈艺录》里就提到过，说他争论法国人提出的“纯诗”发端于英国，钱锺书讥为“穷尽气力，无补毫末”。这里的《童年》实是原书题（AnnalsofInnocenceandExperience，1946）截取下来的第一部分，被当作迷恋童年时光的自传代表，我怀疑黑瓦德可能弄错了，因为第一部分的“InnocentEye”其实早在一九三三年就出版过了，他只是一笔带过而已。钱锺书抄读这段自传里回忆童年时阅读哈葛德冒险小说而获得的丰富想象时，一定是把他引为同好的，不过《容安馆札记》里却不满意此书中对于克罗齐批评风格渊源的随口议论，讥讽为“近乎昏聩”。“散文与批评”一章里又提到李德写的《杂色衣》（CoatofManyColours，1945），赞为“有广博的范围，堪为师范的了解，论及现代对于文学、艺术、政治、建筑、社会等的反响”，钱锺书有读书笔记，但看起来也没那么感兴趣。至于曾被乔治·奥威尔誉为当代最佳传记作品的西特威尔爵士自传四部曲，黑瓦德只以第一部《左手，右手！》为最有趣，钱锺书笔记里分两次读完这四部，他在眉批里给予的评价似乎更高：认为这部自传的手法和风格令人想起了普鲁斯特小说《追寻失去的时间》—这是《散文作品》里對于“recherchedutempsperdu”给出的译法，而不是后来流行的“追忆逝水年华”。“忆旧”文学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起到了“逃避现实”的作用：全面战争逼迫着所有人为了公共利益而放弃了自我人格，于是他们更迫切需要在传记文学里找寻到一点精神安慰。—这不单纯是顾影自怜的眷恋往日，而是非常时期的世道人心。
传记这章里还提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钱锺书读书笔记里没有涉及她的任何小说作品，却非常重视她的散文作品以及日记书信集，其中也有黑瓦德这里被当作战时“考据精详的传记，最值得揄扬的”首部代表作，《罗杰·弗莱传》（RogerFry，1940）。传主即曾为伍尔夫作像的著名英国画家，也是布鲁姆斯伯里圈子里的成员，初版《谈艺录》论及西方批评家持“诗乐相妨”意见者就列举过弗莱的著作。此后，黑瓦德胪陈的其他同类优秀著作，还有叶芝专家约瑟·洪（JosephHone）的《叶芝传》、黑斯克斯·披尔生（HeskethPearson）的《萧伯纳传》，以及格兰特·瑞洽士（GrantRichards）对诗人、古典学家豪斯曼（A.E.Housman）的回忆录，钱锺书均有读书笔记。他后来常引用的是约瑟·洪为一位艺术家亨利·唐克斯（HenryTonks）写的传记，似未再提过《叶芝传》。根据范旭仑的发现，《谈艺录》里“暗引”了披尔生《萧伯纳传》提到的一桩趣事：
西方旧谑，有士语女曰：吾冠世之才子也，而自憾貌寝。卿绝世之美人也，而似太憨生。倘卿肯耦我，则他日生儿，具卿之美与我之才，为天下之尤物可必也。女却之曰：此儿将无貌陋如君而智短如我，既丑且陋，则天下之弃物尔。君休矣！
——由读书笔记可以证明，唯男女角色的地位要颠倒过来;而《管锥编》里还有一次对此书的明引。不过从札记来看，钱锺书对于披尔生写的柯南·道尔传可能会评价更高。依照钱锺书对于学者兼诗人豪斯曼的喜好，自然不会错过瑞洽士此书，《钱锺书手稿集》让我们看到他还读了豪斯曼弟弟为乃兄所作的传记（MyBrother，A.E.Housman，1938）：笔记原件正面是手抄的瑞洽士，背面是打字机录的劳伦斯·豪斯曼，时间先后难以判断，但显然是刻意放在一起对照的。后来《容安馆札记》第三百五则专论劳伦斯·豪斯曼这部传记，就只偶尔参考了一下瑞洽士，其中的高下之判也就清楚了。此外，黑瓦德还提到了赫伯特·哥尔门（HerbertGorman）《乔伊斯传》（一九四一年），却嫌此书“不曾连贯”，钱锺书则有此作者写的另外一部《大仲马传》（一九二九年）打字机抄读的笔记，根据日记残篇，可知作于一九三七年元旦后那几天。
“散文与批评”这章介绍的主要是文学批评论文，最后以列举未成集的艾略特零星文章篇名收尾，视之为现代文艺界“非常的权威”。从钱锺书读过的艾略特笔记来看，此时期文章读得也不少，但只有《古典文学与文人》（“TheClassicsandtheManofLetters”，1942）、《何谓古典？》（“WhatisaClassic？”，1944）被黑瓦德提到，称为艾略特“全心贯注于欧洲文化的传统”。钱锺书读的都是后来结集所收文本，由此可见他对艾略特“经典主义者”立场的认同。其他批评家写的书，钱锺书也大概都不陌生，我们从读书笔记里找到被黑瓦德点了名的还有：大卫·塞西尔爵士（LordDavidCecil，1902-1986）的《小说家哈代》、罗根·披也索尔·斯密斯（LoganPearsallSmith，1865-1946）的《弥尔顿与现代弥尔顿批评家》、哲夫利·铁罗村（GeoffreyTillotson，1905-1969）的《批评与研究论文集》、赫柏特·格利尔生爵士（SirHerbertGrierson，1866-1960）的《论文与演讲集》、普利契特（V.S.Pritchett，1900-1997）的《我爱好的书》、查理·摩根（CharlesMorgan，1894-1958）的论文集《镜中反照》，等等。有位报人作家西利尔·空诺利（CyrilConnolly，1903-1974），曾化名为维吉尔笔下溺亡的船工“巴里奴如斯”（Palinurus），写出了被黑瓦德赞为“战期英国散文作品中最重要的一书”的《不安静的坟墓》（TheUnquietGrave，1944）。钱锺书笔记里主要对他摘录的一些法国作家言词较有兴趣。黑瓦德还提到了他的一本论文集（TheCondemnedPlayground，1945），题目不好理解，杨绛译为《禁阻的操场》。我们在钱锺书关于此书的笔记里看到开头抄录了作者引言中对于题目含义的解释：“禁阻的操场”指的就是艺术，是让人捍卫想象力免受时代影响的最高雅的尝试;对著名的《地平线》月刊编辑来说，这也意味着空诺利所游荡和工作的伦敦切尔西区的那片“宁静而富于文化的活动空间”，近年出版的“007”小说里，这句话还成了同样出身于切尔西的詹姆斯·邦德的台词。抛开那些学院派批评家不谈，短篇小说家兼书评家普利契特也是因文笔出众而长期受读者喜爱的。一九三六年，钱锺书在巴黎旧书摊买了那本著名的《小人物日记》，后来发现艾略特以及普利契特这本《我爱好的书》都对之青睐有加，忍不住专门写成札记。
此后的章节里还有位大人物，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1903-1950）。钱锺书有奥威尔全部小说的读书笔记，也读过一部分他的非虚构散文作品，包括黑瓦德这里提到的《批评论文集》（CriticalEssays，1946），不过钱锺书读此书笔记不过两页，想必不太认可黑瓦德所说“在这两次大战中间的一代里他是理智力最成熟的批评家”。涉及“历史与政治”的一章结尾谈到讽刺文学的力量，黑瓦德再次破例引入非其论列的小说作品，即奥威尔名著《动物农场》，认为“这讽刺电光般照彻了战争六年中笼罩一切的阴暗”。《散文作品》还引述了小说里那句名言：“一切畜生，天生平等;但是有些畜生天生比别的畜生更平等”，钱锺书在《容安馆札记》里也有一条短札专论这句话。
《散文作品》第一章里，赞颂了英国人民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积极从事创作、出版和阅读的生活風气：
战时英国全体人民的希望与恐惧，积极的工作，消极的忍受，都是文艺材料。
这对曾经思考过如何在文学中表现“无处不在的战争”的钱锺书来说，应该是深有感触的。这本《散文作品》随处浮光掠影，却有专门一段讨论了《美丽新世界》作者阿道司·赫胥黎写的一部史传《灰衣主教》（GreyEminence，1941）。钱锺书自然也详读过此书，不同于黑瓦德的高度概括（“一个人不能同时忠诚地服侍上帝与财神”），他更注意里面的各种细节。比如书中提到有位讷维尔公爵睡觉时总睁眼的怪毛病，后来就被拈来与《三国演义》里的张飞列为同类，真是有趣极了。《散文作品》里还提到伊夫林·沃的《旧地重游》（BridesheadRevisited，1945），杨绛直译作《重访布莱兹黑德》。多年以后，汉学家胡志德曾问钱锺书《围城》是不是受了赫胥黎和沃的影响，因为存在着类似腔调。钱锺书竟回答说他从未读过。—这显然不是实情，我们从其《外文笔记》里能找到他读这两位作家很多著作的笔记，而且是很早开始、终其一生的。那么，怎样理解钱锺书那样否定的答复呢？我认为，杨绛答记者问的这段话就是最好的解释：
你听说钱锺书读了AldousHuxley、EvelynWaugh，受了影响。你信里提到的那些他都读过，而且不止那些，还有许多。我们读书都是从头到尾读，读了很多，钱锺书不可能受其中一二个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