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老先生仙逝了，享年105岁。一个寿过期颐的老人去世，绝对是“喜丧”了，功德圆满之人，才能享此福寿全归的殊荣。老人离世后，网上刷屏最多的感叹也是“一家仨人终于团聚了”。
记得杨绛先生百岁诞辰之时，有媒体对我进行过一次采访，网上还能搜到只字片语。这些评价仍能代表我今天的观点，引用如下：
“杨绛先生的作品我至今仍常置案头。在我心目中，她是1949年以后大陆最优秀的白话文作家之一。年轻时读她的作品，或许只能觉出她语言的洗练和从容，但随年岁增长，你会发现她对白话文有独到的领悟与发现，暗藏玄机。她的语言在沉静中显出灵动，在精妙中透出睿智，有一种洗尽铅华后的优雅与超然，却又充盈着活力。我会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她：睿智、从容、独立、高贵。”
“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都是当代文学极为重要的作品，我印象深刻。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真实而悲凉的处境，更重要的是呈现出杨绛独立的精神与文学追求。她的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智慧和良心。”
“我认为杨绛先生最大的贡献，是她的语言，这也是一个作家最根本的贡献。或许因她对英语和法语的通晓，包括她的翻译和创作经验，使她对白话文的感受和思考比所有作家走得都更深，也更别具一格。杨绛先生不仅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文学风格，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领略了白话文的淡泊与含蓄之美。这淡泊与含蓄，其实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使汉字在杨绛先生的笔下，像一个个鲜活的生灵，有着精妙而均衡的表现力。这种独特的语言与审美经验，在当代几成绝响。”
杨绛先生那时已把离世看作“回家”了，并觉得自己要“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确实，钱钟书和钱瑷走后，辞世对于老人就像是“回家”与亲人团圆。老人一直想逃走，如她所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老人确实一直尽着她的责任。
先生虽活过了百岁，看她的生平，仍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她真正的创作是从古稀之年开始的，是从很多作家停止写作的时候，才重新拿起了笔。在一个荒唐的年代，她不愿拿起笔，这是她的风骨，也是历史留给她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可以想象，如果没有1949到1979这30年的创作空白期，她的创作又会是怎样一种状态?不过，历史没有假设。
杨绛先生作为一个苦难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从未停止记录与思考，这从她的很多作品都能读到。但她与其他被伤害者开口言说的方式又不同，她留下的不仅是含着血泪与激愤的史料，更是能成为经典的文学。她在写作之初，就有一种清醒的作家意识，与自己描述的苦难拉开一定距离，重新审视自己经历的一切，所以她的笔调是隐忍的，而非控诉的;是含蓄的，而非怨恨的;是人性的，而非政治的，如她自己所言：“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如。”
但她对一个时代体悟的深度与细腻，却无人能比，所以在伤痕文学的喧闹过后，她的作品却越来越现出份量。她的叙述不动声色，但却处处暗含批判的内核，只要稍有文字经验的人，便能从她描述的细节体会的到那个时代的反人性之处。杨绛先生始终关注的只是人，是人性，是人的情感和被时代左右的命运。她是带着一份宽恕之心，在写那个时代的人，这是一种更为严肃的还原真相。她已放弃了怨恨和复仇的心理，只把对人性真相的揭示，当作对自己创伤的安慰和对正义的追寻。
从杨绛先生早年的喜剧写作，及对《堂吉诃德》的翻译可看出，她对反讽素有研究。这也是她文本的一大特色。在她的作品中，一切人都可能是她反讽的对象，甚至作者自己。反讽写作本身，便需要一种超然于自己和周遭的立场，这也是杨绛在写作中的立场。她不只是从政治或历史视角来考察时代，而是上升到了一种人类与人性的视角，也就是说除了那个荒唐的时代外，我们人性深处也始终存在着一种难以避免的荒谬。这其实是一种“避轻就重”，因其中包含了对人类无奈处境的抗拒，她的悲哀带着人与生俱来的悲哀。如她在《洗澡》前言所言：“假如尾巴只生在知识上或思想上, 经过漂洗, 该是能够清除的。假如生在人身尾部, 那就连着背脊和皮肉呢。洗澡即使用酽酽的碱水, 能把尾巴洗掉吗? 当众洗澡当然得当众脱衣, 尾巴却未必有目共睹。洗掉与否，究竟谁有谁无，都不得知。”
真正让我感到悲哀的，是在杨绛先生离世后网上涌出的另一种声音，仍如历次政治运动一般要杨绛先生“割尾巴”。很多话语竟来自己我认识的朋友：有称她为“鸡汤大师”的，有称她只是“心安理得地写写自己的岁月静好”，有说她“时时刻刻的自保意识和隐秘的利己”的，有说她“精得鬼样”的，而这些言论大多来自在我看来更为“冷刻、精明”之人。有些人可能根本没读过杨绛的书，读了可能也没读没明白。
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在古稀之年才能自由拿起笔的老人，能记录下自己苦难的不易。为何很多幸存者不愿开口说话，实际上，让任何人述说自己充满创痛的过去都很艰难，因为苦难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会让人们有意识地选择逃避。然而，杨绛先生却勇敢地拿起了笔，记录下带着自己体温和血泪的历史，让我们重新感受到那些在苦难重压之下人性的尊严，正是这些痛苦、恐惧、茫然和希望，让我们明白自由、正义、人性的重要。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有良知、有风骨、有文学素养的、低调的老人去世了，却会被戴上这些稀奇古怪的帽子。在文革50周年后的今天，让人恍若又回到了文革。我不相信这些在进行道德审判的人，能在七十岁后，仍有勇气与力量拿起笔述说自己的苦难。
最荒唐的，是那个“丁关根告状”的传说，早已是一段清楚的文坛公案，却又被翻出来重说。杨绛、钱钟书确实在1997年5月31日向国家版权局致信投诉过《钱钟书评论卷一》、《记钱钟书先生》两书的侵权问题，这已成为很多版权课常谈到的案例。那个时间段，正是钱瑷刚去世、钱钟书重病在院的时间，凭常识也能推断，一个近90岁、要照顾病人的老人会不会去关心什么侵权的事。这些法律作为，大多是杨绛、钱钟书的著作权代理人所为。如今竟被扣到了百岁老人身上。只要读过杨绛书的人，就能判断向官员告状这类事，决不会发生在这两位老人身上。
不说什么死者为大了，但在一个老人离世后，再也无法替自己辩白之时，毫无证据传播此类谣言，确实让人感到一个时代缺乏人性的悲哀。好在杨绛对此早有声明，并不因外界所言改变自己：“不论多么愧汗感激, 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得到，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人有了一份私心，难道就该被抹杀所有作为?这和文革时“狠斗私字一闪念”有何不同?从这件事看，文革思维仍活在很多人的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