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6年5月25日，105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回家”了。——熟悉杨绛近作的读者知道，“回家”是她的专用语，特指那件人们喜欢用“种种词儿软化”的终极大事。韩愈诗曰：“浮生虽多途，趋死惟一轨。”但“一轨”中仍有万殊，属于杨绛的那一枝就是“回家”，回到天国的丈夫和女儿身旁。她风华绝代、钟书复钟情的丈夫曾郑重与家人相约：我们仨“只有死别，没有生离”。
闻知杨绛“回家”，我怅然之余，竟有些释然。读她译于90岁时的《斐多》、写于96岁时的《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我知道，她的身心已浸入古希腊贤哲苏格拉底的境界：预习死亡，与死神勾手化解;做该做的事，静候天神召唤。就她性喜清静，“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孤傲性格而论，人间事功既毕，与丈夫联袂进入文学先贤祠，的确是更好的安排：远离扰攘，任凭公断。
杨绛在文学和翻译领域有其自足、自傲的成就：朱光潜、朱自清和夏衍都激赏过她的著译作品;古希腊文学翻译大师罗念生迻译亚理士多德《诗学》时，从杨绛处得到指点;博雅的金克木极度推崇杨绛的小说《洗澡》，将女主人公姚宓誉为“第一青衣”。但是，丈夫钱锺书的学术光芒过于耀眼，晚年杨绛又通过大量作品，向读者缕述了钱锺书的写作和生活点滴，还连带写出了“我们仨”：那个包括爱女钱瑗、对外高冷对内温馨的幸福小家庭。因此，人们悼念并评价杨绛时，很难不兼及钱锺书。
在杨绛因戏剧创作上的成功而比钱锺书享有更大名声的早年，杨绛即坚信丈夫拥有不世之才，激励丈夫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始终是她位居第一的人生使命。在寓居上海租界期间，当钱锺书表示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生于江南大户人家且自幼不惯做家务活的杨绛，当即心甘情愿地充当“灶下婢”。他们当时的生活极度困顿，杨绛却兴高采烈，将每天欣赏丈夫新写的500字内容、读完后与丈夫相视一笑，视为最高快乐。若非杨绛相助，以钱锺书素乏“敝帚自珍”的习惯，他未必会坚持把《围城》写完。
看起来，杨绛写作时，以不惊扰钱锺书为上，作品完成后才请丈夫过目。钱锺书写作时，倒需要妻子适度参与：“锺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 老妪 ——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围城》里)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锺书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诗歌是两人的同好，他们在共同背诗时发现：“我们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众所周知，两人出版的书，书名例由对方题签。该提议是钱锺书发起的，我手上那本购于1980年的杨绛袖珍文学评论集《春泥集》，版权页上虽未注明题签者，一望即是钱锺书的墨宝。
在丈夫和女儿相继去世后的那十八年里，孑然一身的杨绛，全力以赴地“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该“责任”大多与钱锺书有关，包括编辑整理钱锺书海量的读书笔记，再交付出版社影印出版。单纯计点劳作，杨绛近乎天人。让人惊讶不已的是，103岁时，杨绛为自己的长篇小说《洗澡》写出了续篇。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学壮举，文学创作激情竟持续到百岁之后。所谓“激情”，通常都会逐年衰减，百岁后写点文学和时政小品，已属难得，从事小说创作，超群绝伦。尽管，小说本身未必优秀。
体弱多病的杨绛，偏喜用英雄自况，除了把自己比作堂吉诃德和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蒙难干校期间还假想自己是“在五台山禅院做和尚”的鲁智深。她像天神那样投入工作时，真实的写作及健康情况如下：
至于病，与老年相关的就有多种，经常的是失眠、高血压，右手腱鞘炎不能写字等等。不能写字可以用脑筋，可是血压高了，失眠加剧，头晕晕地，就不能用脑筋，也不敢用脑筋，怕中风，再加外来的干扰，都得对付，还得劳心。
……这篇短短的小文章，竟费了我整整两年半的时光。废稿写了一大叠，才写成了四万多字的《自问自答》。
参照钱锺书早年文章《说“回家”》，杨绛的“回家”，也许还有另一层含义，钱锺书写道：
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道家和禅宗，每逢思辨得到结论，心灵的追求达到目的，就把“回家”作为比喻，例如“归根复本”，“自家田地”，“穷子认家门”等等。
二
钱锺书、杨绛的文学成就和个性风采是那么耀眼和与众不同，依据“见贤思齐”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群体心理，他们注定会得到崇高的礼赞，亦有相对苛酷的责难。重要文化人物(这里仅指钱锺书)的名望，存在一个缓冲期，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够被证实。”在缓冲期内，褒贬弹赞，皆是学术评论的应有之义。众议腾嚣、莫衷一是，较之众口一词、交口称赞，有时更能彰显一位学者的文化体量。
为说明钱、杨伉俪在舆论市场遭遇的水火不容的评价，我尝试拈出钱锺书非常心仪的一对概念：“异量之美”和“同体之善”。
言必有据、力避重复的钱锺书，提到“异量之美”不下七回，且无一标明出处，这不同寻常。“异量之美”似出自曹魏人物刘劭的《人物志》，钱锺书曾在别处提及该书。合理的推测是，他把“异量之美”内化为一种当然的标准了，以至标明出处都嫌多余，好比我们提到“实事求是”，不会多此一举地注明出自某清代考据家。我们易将自己熟悉的概念，假定为尽人皆知，钱锺书亦然。实际上，该概念知者不多，身体力行者更是寥寥。
刘劭《人物志》第七章“接识”云：“人初甚难知，而士无众寡，皆自以为知人。故以己观人，则以为可知也;观人之察人，则以为不识也。夫何哉?是故，能识同体之善，而或失异量之美。”作者随后提供了八项对比，略谓世人臧否人物，惯以自己推崇或凑巧擅长的领域为标准，无心也无力揄扬超出识力范围的成就人品，他们的长处与弱项互为相关，只能抬举“同体之善”，无能知赏“异量之美”。钱锺书对“同体之善”的概括是：“囿于我相，以一己之优工，为百家之衡准。”
识力限于“同体之善”，原是世人的认知常态，专家尤其如此。民间论坛盛行文科生、理科生的相斥互贬，原其初始，不过各以自己恰巧隶属的领域，贬低对方所属且自己所知不多的领域。“同体之善”与党同伐异不同，伐异者未必不了解对方，他加入战团只是出于派系利益;“同体之善”的奉行者则显出智性及经验上的匮乏，他们出此下策多属无能。鉴于每个人程度不等地存在盲点，故“同体之善”通常体现为一种虽然无益但也害处有限的认知局限。某精研业务的刽子手，见到生人就打量他的脖子，琢磨从何处下刀为宜。听来可怖，细想无害：受制于业务属性，他的“同体之善”只能龟缩一隅，将脖子利于斧钺者列为优等。或许，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中的两条神谕，即“认识你自己”和“凡事莫走极端”，不失为避免“同体之善”频繁发作的药石金言。
避免“同体之善”、努力“赏异量之美”，在知人论世和审美鉴赏领域，更有用处。断烂万卷、打通中西的钱锺书正是个中楷模，他告诉我们，在公认的大师巨子里，窘于“同体之善”者也时有所见。比如，他发现“能书而复知书”的苏轼“独尊颜真卿为 集大成 之至圣”，马上质疑道：“岂非蔽于所见、偏袒笔法类己者，而不尽知赏异量之美乎?”苏轼本人书法风格与颜真卿近，距王羲之远，遂引发“同体之善”。再如黑格尔，当他陷入捍卫自家母语的“同体之善”，对一无所知的汉语大放厥词时，汉语、德语均有精深造诣的钱锺书毫不客气，据理痛斥;当黑格尔沉溺审美盲区，在《自然哲学》里写出“繁星丽天有若人肤患癣或群蝇嘬聚，何堪叹美”时，钱锺书无情地“为之骇笑”。
由于《管锥编》正文以驳斥黑格尔“鄙薄吾国语文”的“奥伏赫变”开篇，个别匆匆读过数页的批评者，佯装黑格尔的隔代知己，撰文痛斥钱锺书狂妄。依据他们体量袖珍的“同体之善”，他们无法蠡测钱锺书“异量之美”航母编队般的规模。钱锺书胸无芥蒂，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批评一位值得尊重的人，或从一本历来被人小觑的书中看出不凡之处，对他是一件顶顶自然的工作。钱锺书读到黑格尔告诫学生时说的一句话：“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大加赞赏，感叹“兹言堪笺 文德 ”。所谓“文德”，钱锺书的解释是：“穷理尽事，引绳披根，逢怒不恤，改过勿惮，庶可语于真理之勇、文章之德。”附带一说，在《管锥编》里，钱锺书甚至质疑马克思名言“宗教……不啻为人民的鸦片”的原创性，只对马克思用语的“明快”稍加肯定。对当年时代氛围略有所知者，不难管窥钱锺书的“真理之勇、文章之德”。
钱锺书一节文字，适足说明他很早就留意培养“异量之美”：
任何大作家的作品，决不能每一部都好，总有些优劣不齐。这当然是句老生常谈，但好像一切老生常谈无人把它挂在心上。我们为某一种作品写得好因而爱好它的作者，这是人之常情。不过，爱上了作者以后，我们每每对他起了偏袒，推爱及于他的全部作品，一股脑儿都认为圣经宝典，催眠得自己丧失了辨别力，甚且不许旁人有选择权。
传闻，钱锺书曾信手在纸上向人开列数十本淫秽小说书单。就钱氏“异量之美”的庞大吃水量而论，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他当年访美时，还对那本正人君子避之唯恐不及的《肉蒲团》不吝赞词，称其“自有严肃的一面，可以被看作性质严肃的小说”。“通人”“兼材”的路数总是相通的，温源宁曾撰文狂赞胡适，推崇“胡博士学识渊博，他对万事万物——从春药的配制到佛教的深奥佛理——全都有所了解”。钱锺书有句道尽内心款曲的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我曾以为该句化自陶渊明《移居》中“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一日偶读古典情色小说《品花宝鉴》，蓦然撞上一句话：“既然娱悦不在声色，其唯二三知己朝夕素心乎。”——如此清净淡远的学者隐衷，出处竟深锁春宫。这事儿，“同体之善”局促者或许横竖想不通，有人遂以钱锺书熟悉淫秽小说为由，撸臂揎拳，非难他的人品。以药房小秤来衡量大象，离谱程度也不过如此。
钱锺书始料未及的是，当他致力于完善“异量之美”，在打通“东海西海”“南学北学”的认知道路上勇猛精进、一骑绝尘时，他也转使自己成为一种令人惊悚的“异量”。由于人们极难从各自的“同体之善”里找到钱锺书的够格对应者，高明人士固然可以迅速将钱氏列入“异量”并加以品鉴，另一些心气高于才气、智力低于魄力的批评者就有些不幸，受制于“同体之善”的格局，只能茫昧出招，试图用一路荒腔走板的江湖野拳，击倒眼前这位他们无力辨识的智慧巨人。
其中最常见、最煞有介事的批评套路是，钱锺书不断地被不同批评者列举的不同伟人所贬低，听上去好像篮球天王乔丹今天被认为打网球不如费德勒，明天被鄙夷踢足球不及梅西，我顺眼瞄到的人物就有：尼采、海德格尔、萨特、李慎之、王国维、杨宪益、顾准、陈寅恪、维特根斯坦(排名不分先后，也无法理出先后)，等等，如费心收罗，凑出五十人名单也非难事。当然还包括批评者视为压舱石和核弹头的鲁迅，只要举出鲁迅，他们的文字总会出现笔墨充血、文词颠踬的症状，仿佛作者已然正义附体。对事理的细密严谨性缺乏追求，同时又对人格造型念念不忘(后者其实是一碗政治鸡汤)，出现这种症状是必然的。上述诸人，不用说，正是批评者各自“同体之善”的投影，因阮囊羞涩，只能逮什么说什么，抓到篮里就是菜。
这是一份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自供状，他们的业余批评，也未尝不可视为钱锺书一种苦涩的荣耀：能让一群批评者乱拳抓瞎般列举出那么多互不相涉的人物，钱锺书恐是天下独家，这又正好违彼所愿地说明了钱氏学问的浩瀚莫测。钱锺书早年在《谈教训》里写的一段话，几可视为一种诸葛亮式的锦囊，预先替这拨业余剑客备下了：
所以，假使自己要充好人，总先把世界上人说得都是坏蛋;自己要充道学，先正颜厉色，说旁人如何不道学或假道学。说到此地，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聊斋》里女鬼答复狐狸精的话：“你说我不是人，你就算得人么?”
三
以我对钱、杨二位的阅读揣摸，我疑心这对高冷夫妇，对人性的评价并不积极。具体地说，他们对下层民众不失仁爱(有大量鲜活例子可证)，对学界和文坛同仁，不仅深怀戒心，总体基调还以鄙夷为主——我这么说并非在批评什么。
杨绛在《记钱锺书和〈围城〉》里写过一个趣事：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锺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锺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
你不可能“常爱引用”一句自己不相信的话，强调“我们”，则宣示共识的存在。另外，人们挂在嘴上的“地狱”，十有八九指向人间，若无意喻指人类，无论“天堂”还是“地狱”，意义将失去大半。更好玩的是，我分明记得钱锺书对猫的“感谢”不予信任，在《管锥编》里，作者引用了“居舍草树，全家人物鸡犬一时飞去，……唯猫弃而未去”后，又作了如下发挥：“鼠 恶 不许上天，其理固然，猫之独留，荒唐言中亦蕴博物识性之学。俗谚： 猫认屋，狗认人 ，正道此况。观察畜兽者尝谓猫恋地胜于恋人。”
按此理解，猫爪“轻轻软软地在锺书腕上一搭”，只是小猫见机行事，不见得有太多“谢”意。钱先生感动过度，怕是由于见多了“不知感激的人”。当然，杨绛若以此反问，钱先生也有一个现成的俏皮答复：“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除非迫于无奈，比如作为代表团成员出访，在1949年以后，我们从未听说钱、杨与朋友在外吃喝酬唱。他们偶尔也外出吃饭，但成员限于“我们仨”，不涉外人。他们位于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家有四居室，当年实不算小，但陈设仅以“我们仨”够用为度，客厅里据说只有两张单人沙发。他们对访客能拒则拒，若实在无法拒绝，访客见此格局，大多也会知趣告退。某香港作者提到昔人王逢原一首“大署其门”的诗，认为也可说明钱锺书的态度和“烦恼”，诗曰：“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想到当年钱府的左邻右舍多为国内名头锃亮的达官硕儒，就更能揣知他们的排斥对象。
“我们仨”的小世界愈封闭愈牢固，对外界的拒斥也就愈彻底。包括李慎之在内的很多人都说过，钱锺书从不外出访友，“同学少年当了大官的”，他“只是到了别人弥留之际才去医院探望一下，以尽年轻时的交情”。假如钱、杨生性木讷，怯于交际，此事尚可理解，实情却正好相反，与杨绛有过交往的，无不推崇她亲切和蔼，乐于助人;有幸见识钱锺书者，也无不对他妙趣横生的谈吐风采交口称誉。余英时先生曾在美国家中设宴招待当年赴美代表团一行，与席者“连客人带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他回忆道：“大陆来的贵宾们谈兴很浓，但大家都特别爱听默存先生的 重咳落九天，随风生珠玉 。”李慎之认为钱锺书是“一个十分随和而且极富于幽默感的人”。
友人李大兴先生年轻时与钱锺书比邻，曾跟随他的学者父亲李新造访钱府，他对钱锺书谈吐风采的印象是“光芒万丈”。钱锺书提到英国哲学家休谟的一项自评：“虽离群索居而善于应酬，”他和杨绛正是如此，社交之于钱、杨，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在1949年前寓居上海租界期间，他们倒频频外出访客，晚饭后还经常去傅雷家“夜谈”，自家客厅一度每周向个别挚交(如宋淇)开放。钱锺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给宋淇的信里提到“弟已十几年不夜出”，破例只为去听亡友傅雷的公子傅聪的音乐会，可见定力之坚。某美国汉学家见识到钱锺书灵活运用多种语言的惊世口才，猜测钱锺书有“表演欲”。我不敢说他乱猜，但有表演欲者，又不可能大把放弃表演机会。大概，钱氏的“表演欲”本身也是一种“异量之美”，不可按常理度之。
钱、杨告别世界的方式，也显出某种弃绝和不信任人世的态度。在李慎之看来，钱锺书的葬礼“不知道这能不能叫做仪式”，简单至极，“遗体一直盖着白布，上面洒着玫瑰花瓣，连头都蒙着，我还是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杨绛先生的最后告别，也是这种“不知道能不能叫做仪式”的仪式，即“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钱锺书的骨灰也没有保留，一任殡仪馆处置。这让我们想起《斐多》中的苏格拉底，当别人询问“我们该怎么样儿葬你呢?”苏格拉底说：“随你爱怎么样儿葬就怎么样儿葬。”
世之所谓高调低调，大多藏有一份利益算计，一般也不难模仿。钱、杨夫妇的处世方式，位于高调与低调之间，颇难猜详，而核心是充满“异量”，抗拒模仿。他们即使助人，也选择干脆痛快，助人后再三避谢，似乎主要不是出于礼节，而是怕烦。钱、杨屡次拒绝书籍再版，对外界说的是小书不值得再版，谦虚之态可掬，骨子里却另有高标，他们对写作持有一个共同标准：“宁恨毋悔!”钱锺书强硬拒绝有可能增加自己学术名望的所有活动，低调中同样嵌着一份高蹈——他八成瞧不起那帮“不三不四”的研究者。将多逾两千万的稿费(实际还不止)直接从出版社转至那个并不署自家名号的“好读书奖学金”基金池里，自己的家连简单装修都没有，同样是别人仿效不了的豪举，但我认定他们内心并未萌生豪情，他们只想在书桌边安安静静地多看会儿书罢了。——坦率地说，个别敏感的知识人，据此迁怒钱、杨的处世方式，是极可理解的，尽管不值得尊重。漠然于群己权界，对“关你何事”的他人私域大生闷气，究属好管闲事。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说过：“除了呆瓜之外，没有人不为金钱写作。”钱、杨不是“呆瓜”，他们特具的“异量之美”，需要人们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智，耐心求索。或许还得补充一句，笔者只是从“异量之美”角度，尝试指出钱、杨夫妇独标高格的异质美，并无意强调他们(尤指钱锺书)的治学方式及成就高于他人。庸人总是相似的，大师各各不同，各以其“异量之美”嘉惠后人，我们实不必强分高下。
刊于6月6日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