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离世，享年105岁。杨先生遗嘱交代：她走后，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5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发出讣告，其中就钱家财物特别提及：“家中所藏存珍贵文物字画，已于生前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籍、手稿以及其他财产等，亦均作了安排交待，捐赠国家有关单位，并指定了遗嘱执行人。”
让人吃惊的是，这份讣告生前居然经过杨先生亲自审阅。从身外遗物到个人遗体，一个人生前居然做了如此彻底的交代，今人中有几个能做到？周国平先生说，“总之，散尽全部称得上财产的东西，还原一个赤条条无牵挂的洁净生命。”近读《杨绛：永远的女先生》一书，从杨先生亲朋故友的文章中，已大致能看出她是如何处理那些身外之物的了。
拥有钱家遗物最多、最集中、最有文物价值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杨先生生前，早已有意识地将经过自己精心整理的珍贵文物分批捐出。2002年，国家博物馆筹办“求学海外 建功中华——百年留学历史文物展”，向杨先生征集有关实物和照片，杨先生当时就将一些她和钱锺书先生在英法留学时的照片，和钱锺书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穿过的学士袍提供给了国博。这些东西，后来成了杨先生捐赠给国博的首批文物。2014年8月，杨先生让吴学昭主动联系国博，表示愿意将一批家藏实物资料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此，国博几次走进钱家，分批接受了杨先生的捐赠。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介绍，杨先生捐赠的珍贵文物共250余件套，其中包括名人字画、册页、遗墨、手迹、碑帖、印章、书籍、手稿以及钱锺书夫妇使用过的文具和生活用品等，“类别之丰富，时代跨度之大，在我馆近现代名人相关收藏方面实属罕见。”“这批文物不仅填补了馆藏空白，而且是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依据，同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史料价值高的如张之洞手书《大俄国太子来游汉口飨燕晴川阁索诗索书即席奉赠》《张文襄公遗墨》《张文襄公七言行书》等；文化价值高的如当年杨荫杭送给女婿钱锺书的见面礼，有刘鹗题跋的《大观贴》（一套十卷，缺五、六卷，后又增加了钱基博题跋）；艺术价值高的如《急就章》拓片，为清末邹安拓送连文澂，后为张难先收藏，辗转到钱家，一直悬挂于客厅。
捐赠给国家博物馆的物品中，还有一批钱锺书夫妇用过的书籍、文具、印章、生活用品等，如铅笔、毛笔、印章、印拓、眼镜和衣服等。衣服中有钱先生的蓝色中式外衣、棕色中式棉衣，杨先生的深色格子衬衫，以及她为钱先生编织的毛衣、缝补的衣物、针线盒等。传说中有钱锺书批注的《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词典》也给了国家博物馆。该词典共2662页，自20世纪60年代购得，钱先生得空就读，新版出来，就将与旧版不同处填写于词典空白处，相互对照，而对词典原解所发观感，也随手写上。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钱锺书生病住院后，才不再翻阅。杨先生曾在受访中提及该词典：“无书可读时，字典也啃，我家一部硕大的韦伯斯特氏（Webster’s）大辞典，被他逐字精读细啃不止一遍，空白处都填满他密密麻麻写下的字：版本对照考证、批评比较等等。”
杨先生将自己《堂吉诃德》中译文手稿，也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人员每次去钱家迎取文物，离开时，杨先生必送到门口，他们每劝老人留步，老人都不肯。吴学昭说：“先生是在送她的‘宝贝’去国家博物馆！”
钱锺书和杨绛的母校清华大学，是拥有钱家现金最多与默存先生手稿最多的单位。2001年，杨先生将她和钱锺书先生全部作品著作权中因作品使用而获得的财产收益，捐赠北京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好读书”奖学金，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15年来，“好读书”奖学金基金已累计达到2434万元，获奖学生614人次。此后，杨先生又陆续将她和钱先生珍贵的手稿、书籍、照片和一些具有纪念性的器物，也捐赠给了清华大学。钱先生的中外文笔记手稿数量惊人（外文笔记有178册，《中文笔记》收中文笔记手稿83册），商务印书馆为出齐《钱锺书手稿集》，前后花了15年，共有72卷册之巨。目前，这些手稿收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
对生前收到的各种礼物，杨先生尽可能地做到物归原主。所收受的贵重生日礼物，她要求遗嘱执行人（吴学昭和周晓红）在其身后归还送礼之人。其他许多物件，她一一贴上亲笔所书“还某某”的小纸条。如，她托人将李文俊、张佩芬夫妇送的百岁诞辰祝寿纪念品，一只白色的玉佛手，归还给了他们。在整理遗物时，杨先生将一本手抄资料托人交给了陈寅恪之女陈美延（这应是上世纪70年代末，蒋天枢寄给钱锺书手录有残缺的陈寅恪诗稿）。
杨先生生前，对所有写给她的信件，凡涉及自己或他人隐私的、很亲密的信，大都进行了销毁；对未及处理的亲友来信，她委托遗嘱执行人，要在征得本人意见后，或退还本人或销毁或封存。令人震惊和遗憾的是，在烧毁别人来信的同时，她还亲手毁了写了多年的日记。吴学昭说，因为其中涉及自己和他人隐私，杨先生不想被小人利用拨弄是非。杨先生一生都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数量显然不小，其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都非常值得期待，而现在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惊叹与惋惜。
在钱家的遗物中，房产如何处理没有明说。中国国家博物馆一名工作人员在文中偶有提及：“将自己的房产、财产和藏书文物全部捐给国家和有关单位。”此房产当指三里河南沙沟6号楼2单元6室的房子。这是1977年在胡乔木直接关心下，他们分配到的一套房子。去世后，理应交还国家。这套房子，钱杨共同住了二十余年，社科院曾有意愿将房子永久保存。
2012年3月26日，时任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来看望杨先生，“建议永久保存此房，供后学参观；钱先生、杨先生一应物件由杨先生处理，留下诸物当陈列于此。”对陈的建议，杨先生当即表示不同意。实际上，杨先生还有一套房子。在其自撰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清楚地记着：2000年12月14日，“买房交款”。2001年9月10日，“领到房产证”。而就在领房产证的前三天，9月7日，她在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初始稿费72万元），签订协议。在设立奖学金之后，杨先生要再在京城买套房子估计很难。这套房子，她显然不是为己而购，除了送赠亲人，减轻年轻人的负担，没有其他更好的理由了。
在丈夫钱锺书和女儿钱瑗逝后近20年中，杨先生就像时刻在准备着“我们仨”的团聚。离开前，她要和大家一一告别。对身边关系亲密的亲戚朋友，她先后都送去了小礼物以作纪念。这些礼物中，有文房四宝、书籍墨宝、小古玩器物、《杨绛全集》等。吴学昭得到一本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8年版的THE GOLDEN TREASURY OF SONGS AND LYRICS（“英诗荟萃”），以及一叠杨先生抄录于风狂雨骤的丙午丁未年的唐诗宋词。杨先生将一幅字和十一张毛边纸的习字，以及平时用的大圆砚连同一本横格竖写、抄了多首钱诗的笔记本送给了马文蔚。她将一只古董瓷碗，送给了钱媛学生的女儿张雯。其他得赠物者，当不在少数吧。
晚年，杨先生看淡一切虚名，唯恐避之而不及，对那些该得的或不该得的，她统统拒之门外。吴学昭文章中列举了三个例子。中国社科院授予她荣誉学部委员，她未去领受证书，也不让在讣告提及。201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函告杨先生已入选第二届中华文艺奖获奖候选人，请其修订组委会草拟的个人简介，并提供照片，她答复：“自揣没有资格。谢谢！”2014年，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来函，恭贺杨先生当选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荣誉院士。得此消息，杨先生两次去函，坚决不要这个荣誉。她在第二封信中说：“我如今103岁，已走到人生边缘的边缘，读书自娱，心静如水，只求每天有一点点进步，过好每一天。荣誉、地位、特殊权利等等，对我来说，已是身外之物。”
杨先生说，自钱锺书去世后，自己成了“钱办主任”，是留下来独自“打扫现场”的。她要完成钱锺书和钱瑗生前未竟的工作。而对自己，她说，回望一生，“一辈子的过错也攒了一大堆”，没有洗净之前，带着一身尘浊世界的污垢，是不能“回家”的。“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对她来说，那些荣誉、地位、特殊权利、物质家财，自然都成了身外之物。散尽尘世的物，看淡人间的欲，她可以上路了。
2016年5月初，去世当月，杨先生在医院清醒地对人说：“我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没有什么遗憾了，再活下去就是苦了……”她反复叮嘱：即使发生意外，请勿进行抢救。她愿最后走得快速平静，不折腾，也不浪费医疗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