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母杨绛不幸去世，作为她的一名近亲我深感痛惜。但是，她早年的愿望“我只求比他（锺书）多活一年”，如今已超期17年余，可以认为上天对她宽容有加，容她有富裕的时间“留在人间打扫现场，尽应尽的责任”。令人欣慰。
回忆过去，我和岳母从初识到现在已经四十四年。那是1972年，她和岳父从社科院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我们两家相距不远，但并不相识。这番从相识到联姻的过程，冥冥之中暗示着不解的缘分。
我家住在北京东城区一个胡同里，父亲是我国第一代建筑结构设计大师，1951年从上海受聘来京。1971年“文革”期间父亲重病，家里还有母亲、我、儿子、女儿和小侄子（4岁）。为了照看侄子，家里请了一位保姆——淑英，那年年末的一天，街道居委会来了人，狠狠地称：“你家居然还雇保姆！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限你们两天辞退保姆！”次日，淑英就出去另找工作，回来说已经找到了，也是照看一个4岁男孩，地点就在相邻胡同的社科院家属楼，雇主P某即将去社科院五七干校。她说如每天把小侄子送去，她完全可以同时照看两个孩子，也能解决我家的难题。平时每天接送侄子的任务由家里人轮流完成。奇怪的是在P某单元房里还遇到另一户人，从淑英的口中得知，这个单元房原来的主人姓钱，“文革”开始后，硬性地派来了P某一家三口占据了一半单元。我们遇到的人叫钱瑗，是北师大的老师。4岁的侄子正是淘气、可爱的年纪，居然不久就与钱瑗攀上了朋友，常见的一幕是小侄子看到钱瑗在家，就拿上一本小人书，自行推门进入她的房间，将书放在她的桌子上，然后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候，直到钱瑗耐不住这种注视给他讲上一个故事后，小侄子才兴高采烈地离开。
1972年3月钱、杨二老回到北京的家，我母亲也逐渐与杨绛交上了朋友，因为都是从上海来京的高知家庭，自有诸多共同语言，也不可避免地会说到彼此儿女的单身状态。
那时我对再婚的态度是暂不考虑，因为：一、我父亲“文革”期间的“历史问题”悬而未决；二、我膝下有一双青春期儿女，我对继母与子女的关系、新的婆媳关系有顾虑。由于更在乎家庭的和谐，我婉言拒绝了母亲的交友建议。
钱瑗的处境也有相似之处：一、二老的头顶上还戴着“牛鬼蛇神”的帽子；二、她的第一任丈夫“文革”中被迫害而身亡的阴影尚未退去。所以她对自己母亲的交友建议，第一反应是“不积极”。
我母亲是个为了儿女的幸福不肯轻易“善罢甘休”的人，她“慧眼识珠”：看到钱瑗的善良和“大家闺秀风范”，既文静，又知书达理，可谓儿媳妇的最佳人选。在我母亲对杨绛的不断劝说下，那个夏天，杨绛向我发出了正式邀请，请我去她家吃晚饭，以便“正式”会面钱瑗，并让锺书对我有个初次的了解。从那次见面开始，我每周五下班后会约钱瑗出来“轧轧马路”“说说话”，双方感觉挺合得来。
在一年多的交往中，俩人发现了许多共同点。我们的处世哲学极为相似，都主张为人低调不张扬，谦虚谨慎，远纷争而淡名利；在个人爱好方面二人都喜爱看书、做学问、听西方古典音乐。尤其令我钦佩的是她的聪颖、善良和大度。其间还成了三个孩子的“老师”，从教知识到教做人耐心教导，循循善诱；她以她的人格魅力赢得孩子们的喜爱和尊敬，从而打消了我起初最大的顾虑。同时我也十分高兴地看到她对我的欣赏和她乐意接受我这个温情的家庭。我们在1974年5月结婚了。
此时，我发现自己找到了理想的人生伴侣。能娶到她这样的妻子是我毕生的福分。我深深感谢岳父钱锺书和岳母杨绛对我的垂青和器重。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城，不少市民在室外搭起“抗震棚”。钱、杨二老当时正住在学部大院内7号楼西尽头的一间临时职工宿舍里。这间房间历来不住人，因为南北墙上各有一道挺长的裂缝，从而一直就用作储藏室。直至“文革”期间二老从四居室单元被“革命男女”步步驱赶不得已到此处避难。面对地震的来临，学部的年轻人对于二老的住所不放心，先是准备让他俩随众人搬入大食堂住，后又建议一起迁住日坛公园内的抗震棚。
钱瑗和我获悉此信息后深感不安。如住进大食堂的话，其大跨度混凝土屋顶并非按地震条件设计，安全性不高。而如住进公园里的露天抗震棚，安全问题固然解决了，但是二老都已六十五六岁了，经过十年的“文革”，健康情况都恶化了，经不起室外的风寒、温度变化及蚊虫骚扰。因此钱瑗和我商议后建议二老搬到我家四合院平房来住。二老很痛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次日就由所里的汽车送到我家。
接着，钱瑗和我为二老作了细致的安排，一方面请他们住在室内，避免风寒与蚊虫的骚扰，另一方面为确保他们的安全，钱瑗机智地充分利用家里现有的钢管双层床的特点与优势，让老人睡下铺，而上铺的钢丝床垫上先铺上一层棕毛垫子，再压上一块木头床板，这就形成了一个绝佳的避震所。床的位置则放在远离砖墙的窗边。我们分析：无论是砖墙或者屋顶坍塌，二老的避震所都会十分保险。就这样二老在我家度过了大地震后的凶险日子。
同一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随着拨乱反正，我国知识分子告别了“臭老九”的称号，恢复了社会地位与尊严。
1978年和1990年钱瑗两度被北师大派往英国进修，回国后除了担任外语系的教授、研究生导师外，还被国家教委聘为高校外语专业教材的编审委员，还负责审查外校研究生论文。她几乎每晚都要工作到深夜，为了抓紧时间备课，她多次逃避了年度体检。我十分后悔在她咳嗽长时间未愈时没有怀疑其严重性，直到1995年春被确诊为肺癌。她的病情急转直下，至1997年3月去世时还不到60岁。我为失去了心爱的人感到非常痛心，深为自责没有保护好她的身体。她虽遗愿不留骨灰，但因心爱老师的学生不舍，悄悄地将她的骨灰撒在了北师大图书馆附近的一棵松树下，化为她钟爱事业的养分。
钱、杨二老在“文革”期间身体饱受摧残，岳父身体一直不太好。1994年7月，84岁高龄的钱老因高烧住院，被确诊为膀胱癌。经多方治疗未能好转，岳母每日为他亲自煮制适合鼻饲的食品泥，但也未能挽回这位文学天才的生命。1997年，可谓父女连心，岳父在病床上感觉到了此生将不能再见到女儿时，心情坏到了极点，从此再不说一句话，直至1998年末郁郁而终，堪称人间悲剧。
岳母在两年之中接连送走两位亲人，欲哭无泪。但意志坚强的她强忍悲痛，开始了“打扫现场”的行动。她给自己制订了极为严格紧迫的工作计划，让自己无暇于哀伤，她将全部精力投入艰辛的翻译和著述中，硕果累累，其中最令我佩服的是：完成怀念钱瑗和岳父的著作《我们仨》，完成整理出版岳父的大量中外笔记与心得这个巨大工程，以及完成“讨论哲学，探索人生价值（生）与灵魂的去向（死）”的奇书《走到人生边上》。她“打扫现场”的任务完成了。
2015年和2016年岳母多次因病住院，再三吩咐我们“三个不”：“不抢救、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5月25日凌晨她安详地走了，走完了她灿烂的一生，终于可以与丈夫和爱女在天堂团聚，永不分离，给“我们仨”画上完美的句号。
2016年6月
（作者杨伟成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本文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杨绛：永远的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