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和杨绛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我早就想写一篇文章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再加上忙忙碌碌的，所以耽误了太久，实在惭愧。现在，钱先生已经去世多年了，此次去北京，特意写下这篇短文交给钱先生的夫人杨绛女士。
翻译“围城”
解释钱先生给我的帮助，应该从我学汉语开始：我在中学学习了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后在大学专攻英美文学，中文只是副科。写博士论文时，我的论文题目是《庞德与中国》。由此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专心研究汉学。
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情况跟现在大不一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汉学系学习，是先从儒家、道家的经典开始，同时也学习新中国的革命文学。那个时候，我脑海里的中国文化是神秘的、陌生的，与西方截然不同。一九七八年，我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汉学会议，在那儿听到钱锺书先生的报告。他用英语演讲，却完全不需要看讲稿，脱口而就，很精彩。和钱先生的相遇，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给我打开了通向中国文化之门。认识钱先生使我突然发现，我以前想象中的中国不是整体的，只是一个小局部。于是我决定和我的中国朋友史仁仲翻译《围城》。这个工作，为我大大开阔了眼界。
翻译《围城》后，我就开始跟钱先生来往，先是通过书信。钱先生的信都是用毛笔写的，非常好看，而且经常引用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等。与钱先生和杨绛女士第一次见面是在八十年代。我那时候住在北大，看望他们还需要由人陪同。那天上午去他们家之前，我相当紧张。曾听说钱先生讨厌麻烦的提问者，极少接见来访者。在他家的门上有个猫眼，为的是让杨绛挡驾不速之客。钱先生有句话说：“外国人来北京，他们先要看的是两样东西，熊猫和我。”我在杨绛写的书里还读到过，钱先生在电话里劝过一位热爱《围城》的女士说，如果有人觉得一个鸡蛋好吃，不一定要看下蛋的母鸡。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经过第一次接触，我发现他们其实是很真诚地与朋友发展持久的友谊。
那次见面时，首先是由杨绛女士招待，她问我问题多不多？以后我才知道，就是因为我的问题不啰嗦，全是为了解决翻译《围城》的具体困难，也没有什么有关私人生活的问题，所以他们夫妇俩对我比较有好感。我的中文名字也是钱先生起的。还有一次在他们家跟钱锺书、杨绛和他们的女儿钱瑗教授一起吃饭，也是很难忘的。钱先生有惊人的记忆力。我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常常就是随手找出一本书，很快翻到某页，让我自己看。
一九八八年德文版《围城》在德国出版发行，受到很热烈的欢迎。一时间，德国大媒体，像《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报》等，都纷纷发表书评，给予了很高评价，并认为钱锺书先生完全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围城》有一个特点：它是第一部中西文学合璧的小说。连书名都是中西“合资”。《围城》不但影射中日战争，同时也暗指法国哲学家蒙田（Montaigne）有关家庭生活的一句名言。《围城》里的年轻人也很巧妙地利用外国知识。方鸿渐买到了假的博士文凭，良心有点儿不安，不但靠孔子、孟子推脱，还扯上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可是——记着，方鸿渐进过哲学系的——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叫他们失望么？（《围城》，11页）
搞恋爱，外国语言更有用，可以克服害羞，大胆向情人求爱。给唐晓芙（杨绛在小说里的化身）写情书，方鸿渐也恨不得能用英文：
只有英文信容许他坦白的写：“我的亲爱的唐小姐”，“你的极虔诚的方鸿渐。”这些西文书函的平常称呼在中文里就刺眼肉麻。（《围城》，85页）
连方鸿渐的咒骂也因借了“外援”特别有力：“客人一转背，方鸿渐咬牙来个中西合璧的咒骂：To Hell（滚你妈的蛋）！”（《围城》，281页）
这都很有趣，但是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说钱先生发现不少中西方文化的共同点。《围城》序里就开宗明义地说：
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人是“具有无毛两足的动物”之说源于希腊柏拉图。人最基本的毛病是人的兽性，人性的自私，用《围城》的一个比喻来讲，是人的猴子尾巴。这个尾巴不但挂在中国人的身上，也挂在西方人的身上。
百科文化全书《管锥编》
翻译完《围城》，然后研究《管锥编》，这部书给了我更大的启发。在我面前出现了千千万万个中国文化的新图景，比我以前的想法更真切、生动、丰富多彩。《管锥编》一九七九年第一版，便赢得了国际声誉。这一著作写于极其困难的七十年代，那时，刚经历了“文革”的中国图书馆还是一片混乱。钱先生用那些逃过“文革”劫难，积累了几十年的读书笔记，完成了该书的写作。写这部著作时，他没得到任何政府帮助，同时他还病着，他意识到他的工作是在“与死亡赛跑”。《管锥编》是一部百科文化全书，也涉及文化革命社会形式，体现了与当时政治相冲突的视角。因此它不是用现代汉语，而是用比较难懂的古代汉语写成的。
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对《管锥编》入门非常不易，让我心惊胆战。我第一次打开《管锥编》的时候，觉得典故像炮弹似的打在我身上，让我莫名其妙。书中旁征博引，上引自西周，下至近代，背景脉络读书者自须知会。书中僻书尤多，查阅类书，也少济于事。理想读者不但要熟悉三千年的经史诗文、佛典、小说、戏曲、笔记、笑林、方言、谚语，还需要熟悉欧洲的多种语言和文学。没有中国朋友的帮助和研究《管锥编》的精彩中文专著做参考，《管锥编》于我大概到现在还是天书。
像《围城》一样，《管锥编》也把中国和西方“撮”合起来，把“围城”艺术发展为学术性的方法。有一些话题钱先生在《围城》中已轻松处理过。因此可以把《围城》当作《管锥编》的一个很有趣的序幕来读，并从中找到一条通向《管锥编》的捷径。
比如，“性爱与吃饭”的联想。当《围城》里丰满的鲍小姐只穿着天蓝色短裤和玫瑰色胸罩出现在甲板上时，船上的中国留学生们给了她一个法国外号“charcuterie”（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围城》，5页）。她的性感魔力被描绘成“肥腻辛辣” （《围城》，13页）。当鲍小姐与方鸿渐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甜蜜的情爱之夜后，两个人一起去吃饭；这顿劣质的饭已经预示了两人狂热情爱的终结：
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曾长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两人吃得倒尽胃口，谈话也不投机。（《围城》，17 页）
《管锥编》处理同一比喻。其所引述的最早例证是《诗经》中的第十首《汝坟》，内有句云：“未见君子，如调饥。”同样，《楚辞·天问》中，诗人把传说中的禹王同九尾狐的恋爱描写成幸福的“朝饱”。后世诗人如曹植或沈约等人用得文雅多了：现在爱情不等于吃饱，相反，诗人在令人陶醉的爱情中倒会忘掉饥饿的。李后主在哀悼大周后的词中（《昭惠周后诔》）还巧妙地把爱情与死亡连在一起，如：“实日能容，壮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饥是慰。”在明清通俗小说中，高雅的浪漫主义重新让位于旺盛的生命力：用活泼生动的成语像“秀色可餐”或“恨不能一口水吞了她”描写自然痛快的爱情。
接着，钱先生提到西方作家如阿里斯托芬、巴尔扎克、莎士比亚、菲尔丁、劳伦斯、克莱斯特等作家，用五光十色的名句引文证实和补充中国人的看法并与之相比照。《管锥编》用不止一页的篇幅，描述了《围城》 “性爱与吃饭”这个联想的历史发展及其变异，并举出西方文学中很多栩栩如生的相应实例。
《管锥编》是为中国人写的，我却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对我最有启发的有两点：第一是丰富多彩的引文。《管锥编》纵横古今，引证了大量令我耳目一新的中西方各个时期的文字。有时候只有几个脚注，看起来很枯燥，查起来却是有形有色的文章。读者像侦探小说的侦探一样，从小小的线索推论整体故事。《管锥编》论述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十部作品，涉及中国古代经典的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如《周易》《左传》《老子》《楚辞》《太平广记》等。《管锥编》不是传统文艺上的包括时代、作品和作家在内的文学史，而是从小枝节出发，书名就指出了这个特点。像一个生物学家，钱先生把经典解剖到约一千二百个段落，每“则”围绕着一个题目，涉及修辞学、文学理论、生活艺术、道德观念等各个方面。
第二点是钱先生的独特方法。目前很多学者强调区别，认为不应该把中国和西方一概而论，因为这样不够顾及民族的特殊性。中国文学应用中国观点和背景来看。这当然很有道理。不过钱先生并没有把西方观点强加于中国，来硬弓强马地干。他只是指出一些共同之处，让中西方碰头，让两个文化完全保留他们的独特性。这一点从《管锥编》用的术语也看得出来：钱先生从来不把中西方的看法说成是同样的，至多说是 “机杼相同”或“波澜莫二”。此外，《管锥编》常常强调差异，比如“异同”，“貌同心异”或“貌异心同”。也常常让中西方不同的看法互相补充，说“又辟一境”或“又增一边”，也常说“相映成趣”或“互相发明”。甚至说中西方不同概念可以有近似两情相悦的接触，像“暗合”或“相视而笑”。这样，中国和西方文化区别不仅没有被取消，相反，成为一种权利平等的讨论。好像旅行的时候，两个陌生人在路上碰面，只有找到一个共同点，比如一个生活经验、一个爱好，才可以开始聊天。虽然南腔北调，但也能谈笑风生，海阔天空。
中西方讨论在《管锥编》常常很有趣。比如，“笑”的题目。西方经典表示，耶稣出于对人的同情，看上去总是很忧伤，从没笑过。而佛祖释迦牟尼却相反，据佛教经典记载，他总是笑个不停，“用嘴，眼睛，整个的身躯和全部毛孔”。孔子呢，既不同于耶稣，也不同于释迦牟尼，他只是在适当的时候才笑。就是说，中国讲“中庸之道”，这是中国文化的优势。可是我们西方人在“天上有没有厕所”的宗教问题上却走在了前面。中国古代典籍认为天上可能有的，德国权威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提出异议。按钱先生的看法，这是对的：“上帝无矢无溺。”讲到爱情，中国人又占了优势。意大利著名的诗人比特拉尔卡（Petrarca）等在抱怨，他们因为爱的苦闷不能睡觉，中国人却只是为此难过：因为失眠，他们错过了在梦中与情人相遇的机会，表示中国人感情比较深沉。
这些，十分明显的是开玩笑。在中西对照中，重点不在民族比较上，而在“碰头”、“接触”上。《管锥编》的方法像电影放映机一样，从中国视角转移到西方，又回到中国。我觉得，《管锥编》的方法是先破后立，常常是三步循环：第一步是解剖，第二步是碰头，第三部是回顾。对我来说，正因中西文化地域相隔遥远，由此又展开了一个视野。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带来的魔力，也是《管锥编》的魔力。
《管锥编》不少题目是汉学家少有注目的，如通感、镜鉴、倩女离魂法。我自己教书，演讲，做研究，也常常剥削《管锥编》。有时只是个几行的小段，用起来差不多可以写一本书。对很多题目，《管锥编》有现成的材料和有启发性的判断，而且读起来也不是僵硬枯燥的研究格调，而是活泼而令人惊奇的文笔。
钱锺书先生最大的功劳可能是这一点：他把长期禁锢了的中国文化重又展示给世界，并使之生动起来。钱锺书正像一位神气的媒人一样，通过千百个角度的洞察，沟通了中西文化，展示了精神与人性的交流。在他之前，无论中国或西方，都未有人敢去一试。他的著作在未来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
杨绛，钱锺书遗著与《我们仨》
钱先生因重病住院以后，杨绛代他给我写信，从此我们往来越来越密切。她信里描写的日常生活，活泼逼真，很有感染力，读起来是一种享受。尤其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她多次背给我听的那首古老而有趣的健身 “八段锦”，更忘不了她“摇头摆尾去心火”地教我锻炼身体的样子。令我最钦佩的是杨绛在钱锺书最后四年生病的艰难日子里所表现出的坚强和从容。钱先生去世以后，杨绛虽精疲力尽，却差不多没有休息，就出版了钱先生的遗著。记得她在信里提过这个巨大工作。
后来我很幸运地在她家看到了那些珍贵的手稿和笔记本，为外文笔记做了初步目录。钱先生是一九三六年在牛津图书馆开始写外文笔记的。以后半个多世纪，他记下大量原文摘录，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笔记涉及的领域丰富多彩，如文学、语言学、哲学、文学批评和理论、心理学、人类学等。连侦探小说、笑话、大词典和百科全书也包括在内。
钱先生非常珍惜这些笔记本，连“文革”下乡也把它们带到干校。杨绛出版它们的追求是让它们活下去，继续使用：“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活者无愧’。”钱先生本来要拿外文笔记的材料，用英文写一本西方文学的大作，当作《管锥编》续本。这个梦现在不能实现，不过外文笔记还是一部很特殊的西方文化的采集，可以不断激发未来中西方学者的灵感。
杨绛（杨季康的笔名）不像多数名人妻子那样，只顾为丈夫服务，当贤妻良母。相反，她是很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文学翻译家和文学研究专家。例如，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公演的话剧《称心如意》曾使杨绛的名气比钱先生还要大。她在“文革”中翻译的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也受到国内外，包括西班牙国王的赞赏。“文革”以后，杨绛更出风头。她 “从一个‘陪斗者’经历”的角度描写文化大革命，既大胆又含蓄，是非常宝贵的作品。散文《干校六记》（一九八一），长篇小说《洗澡》（一九八八），散文《从丙辰到“流亡”》（二〇〇〇）等都轰动全国，也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日文、俄文、德文等。
她二〇〇三年写的回忆录《我们仨》大概是最精彩动人的作品。我在德国波恩埃尔兰根大学开了专题课，还把它翻译成了德文。《我们仨》有很特别的结构。书是用自叙体写的，还把时间倒过来。同时也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虚实”对比方法组织的。第一部分，作者用幻想、生动的写法描写钱先生和他们女儿钱瑗之死。第二部分，用具体活泼的写法回顾他们共同的生活。
书的开头深奥莫测。先是一个惹人大笑、充满活力的家庭场面。忽然，一个阴森的“电话”打破了这个愉快的气氛，无情地逼迫钱先生离开家去遥远的“大会堂”开会。从此他就住在一只神秘的“船”上。作者天天走“古驿道”去找他。她住在常常要换的“客栈”，夜里变成一个 “梦”，飞到住院的女儿身边。
读者逐渐理解到这些场面是死亡的暗号。对西方读者，描写的景象既熟悉又陌生。一方面，河，船，道路等在西方也是走向阴间的古老象征。不过在《我们仨》里它们有中国传统的味道。古代中国，朋友要离开，要陪他一段路，在“古驿站”上才告别。在河里慢慢消失的小船也是很多中国古诗古画的题材。作者陪她要死的丈夫走一段漫长的路，舍不得离开，最后还是看他的“小船”在河里消失。
船，河，道路等不全是幻想，它们有实际的基础，是虚实交融的。钱先生生重病以后，住在高干病房，那里可能——跟《我们仨》一样——访问者要遵循严格的规矩。钱先生的“船”可能也是发音相似的“床”的一个化身吧?
对我来讲，最有想象力，也最动人的是作者的“梦”。“梦”让人想到庄子、道家的概念，西方也有“人生如梦”的成语。不过《我们仨》的梦很有个性，跟西方不一样。古代中国有个美丽的神话传说，睡觉中，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身体，飞到远方拜访亲爱的朋友。那一刹那，亲人会做一样的梦，用这个妙法，情人离开得再远，还是可以夜里有来往，真的可以见面聊天。
不过，杨绛使传统想象变得很悲哀，让它表达内心的绝望。梦魂还会飞到她女儿身边，可是她缺少古代的魔术，不能让女儿听到她的声音，也不能安慰她。这样她本来灵活而有希望的梦魂变得一天比一天沉重，直到最后，女儿去世，就变成了可怕的梦魇。
“客栈”这个比喻也是成了寓意丰富、令人深省的形象。中西方都有 “人生如寄”这类成语，在《我们仨》里，女儿最后离开生活的客栈，她在作者梦里出现，说她要“回到她自己的家”。这个场面很奇特难忘，既悲哀又愉快。也让人联想到杨绛刚翻译的柏拉图的《斐多》 （Phaedo）。在这个有名的对话里，苏格拉底从容面对被处死，他跟学生热烈辩论，表示他也不怕死，因为死后有灵魂。庄子跟骷髅的辩论，结论也是死亡比生活快乐多了。
《我们仨》的最后场面远不是这样潇洒乐观、逍遥自在。不过，离开客栈回到自己的家的悲哀与愉快，这种矛盾复杂的气氛也有一种通往新的视野、天外有天的冒险色彩。
二〇〇六年五月，波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