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章太炎
章太炎的疯是出了名的，癫是出了名的，狂也是出了名的，而他的味道又远远不止于疯、癫、狂三项。他的学问淹通博洽，造诣精深，是灵光岿然的国学大师，那些著作，绝非普通疯子所能结撰。但他更喜欢别人称他为革命家，只要前脚迈出书斋，说话行事，他就恣睢放纵，常常会做出些令“高级食肉动物”极端头痛和难以收场的事情。他有包天巨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想鸣就鸣，想吼就吼，想骂就骂，想咒就咒。章太炎图的是个酣畅淋漓的痛快劲，他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在《苏报》上戟指着光绪皇帝（此时已被幽禁在北海瀛台而自身难保）霉得发乌的鼻梁（肯定不是酒糟鼻），忿骂他为“载?小丑”。灌夫骂座，豪气虽高，怎及“章癫”语惊天下结果，他因文贾祸，锒铛入狱。好个邹容，本已匿迹于虹口一座天主教堂，可保安然无恙，但他义薄云天，不忍让亦师亦友的章太炎独作苦囚，便走出匿身的租界，径直去上海警察局自首。他原想，蹲几年西牢又如何只要留得大好头颅在，就不愁等不来再度开战的日子。可惜，一年后，这位刚满二十岁的天才青年，即瘐死于狱中，令章太炎的司马青衫又濡湿大片前襟。
有人想，到了民国，“章神经”的疯病就会不治而愈，也该闭嘴收腔，躲进书斋安安心心做学问了。袁世凯尤其是这样殷切期盼的，老实说，他有点害怕此人，只要“章神经”指着谁的鼻子一骂，谁就会声望大跌，身价大减，身体大病，笔头和嘴巴都相当了得的康有为也难逃此劫，“老猿”可不想沾上这样的晦气。若是别种类型的烂笔头烂嘴巴疯子，十个百个千个，早被格杀勿论了。举世都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这人可万万杀不得。袁世凯读过史书，知道身为君王，扑杀国士，会遭致千秋恶名，他有所顾忌。当年，曹操将当众裸着身子援桴击鼓，骂他个狗血淋头的祢衡作为“高级礼物”，奉送给荆州牧刘表，打的就是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刘表也不是缺心眼的傻瓜，立刻将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麾下的大将黄祖，他明知黄祖是一介莽夫，不怕戕害了国士，遭千秋唾骂，刘表同样是嫁祸于人。奸雄袁世凯左思右想，决定压曹操半肩，高刘表一头，把事情做得非常漂亮，他量体裁衣，特意为“章神经”设置考文苑（或谓弘文馆），用高薪将他羁縻起来，免得此人再生事端。然而“章神经”之为“章神经”，又岂能常日闲得无聊？他喜欢读报，交游，唱反调，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处处听来和看到“老猿”桩桩件件龌龊事，心气如何平顺得了，嘴巴哪能关得住风？便要去找那位独夫民贼好好理论一番。大冷的天气，他只蹬一双破棉靴，穿一领油油的羊皮袄，手中绰一把鹅毛扇，扇坠吊着一枚景泰蓝大勋章，不衫不履，不伦不类。接待员问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他捺着火爆性子在接待室中踱来踱去，眼见国务总理熊希龄谈过了，副部长向瑞琨谈过了，还轮不到他。一怒之下，骂道：“向瑞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得，难道我见不得？”他径直往里闯，警卫阻拦，双方立刻起了冲突，章太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总统画像猛力掷去，“哐啷”一声巨响，“大总统”就已粉身碎骨。“章疯子”闯了祸，被卫兵强行捉入马车，当晚，只得委屈在宪兵教练处过夜。满腔怒气耿耿难消，他又指名道姓骂袁世凯为“包藏祸心”的“窃国大盗”和“独夫民贼”。反反复复骂个不止，看守他的卫兵都已心惊胆战，赶紧找来棉花，塞住受虐的耳朵。
章太炎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便有高层的故旧前往总统府为他缓颊：“袁总统有精兵十万，何必畏惧一介书生，不恢复其自由呢？”袁世凯回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袁世凯可真有幽默感，舆论的压力太大，他不好给章太炎派罪名，就定了个“疯子病发违禁”的滑稽名目，以缓和外界批评，求得大家谅解。但不少旁观者仍拭目以待，看袁世凯会不会杀掉“民国之祢衡”。他偏不杀，想借此表明自己的大仁大德。
袁世凯琢磨来琢磨去，虽然不动杀机，也不能放虎归山，还是先留一手，将章太炎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新居，这所房子原是凶宅，翌年（即1915年），章的长女即在此自缢身亡。
在钱粮胡同的居所，章太炎可读书写作，亲友和弟子也可前来探望，但警方就是不给他出门的自由。“章神经”哪里受得了这套全天候包饺子似的“照顾”？他要泄愤是不会找不到办法的，先是在八尺见方的宣纸上大书“速死”二字，悬挂于厅堂正中；然后满屋子遍贴“袁世凯”字样，以杖痛击，谓之“鞭尸”。他还有一个消遣也出人意料，把得意弟子黄侃叫来，口授《中国文学史》讲义，由黄侃悉心整理，师徒二人常夤夜不辍。遭软禁而不废学术，此公真好精神。他还召集寓中所有仆役，颁示条规：（一）仆役对主人须称呼“大人”，对来宾亦须称呼“大人”或“老爷”，均不许以“先生”相称。（二）逢阴历初一、十五，须一律向主人行大礼，以贺朔望。如敢违例，轻则罚跪，重则罚钱。章门弟子钱玄同感到很好奇，问老师为何要立此家规？章说：“我弄这个名堂，没别的缘故，只因‘大人’与‘老爷’都是前清的称谓，至于‘先生’，是我辈革命党人拼死获得的替代品。如今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的地方，岂配有‘先生’的称谓？这里仍是‘大人’‘老爷’的世界，让他们叩头，不是合情合礼吗？”
这时期，章太炎曾两度绝食，以死相抗，致夫人汤国黎的信，气调十分悲苦。第一封有点自悼的意思：“以吾憔悴，知君亦无生人之趣。幽居数日，隐忧少寐。吾生二十三岁而孤，愤疾东胡，绝意考试；故得精研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离乱，辛苦亦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言尽于斯，临颖悲愤。”第二封信则纯然是奄奄一息者的告白：“汤夫人左右，槁饿半月，仅食四餐，而竟不能就毙，盖情丝未断，绝食亦无死法。”汤夫人收信后，担心疯子老公就此归西，立刻拍了一封电报给总统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说是“外子生性孤傲，久蒙总统海涵”，这回仍请求他们高抬贵手，保全性命。
到了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内心的帝王瘾类似于狂犬病，骤然大发作，筹安会“六君子”抓紧时机，竭力宣传，怂恿各界名流上书劝进。于是全国很快就闹腾得臭哄哄的。这时，有人想邀功，在袁世凯面前自告奋勇，声称他可以说服“章神经”，让他改弦易辙，须知章氏清望极高，影响深远，若能撰文拥护帝制，则局面大可刷新。翌日上午，袁世凯没想到会这么快，章太炎就教人把信送了过来。袁的心情好不舒畅，可是信还没读完，他脸上的喜色就蓦然全消，化为一片寒冰：
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袁世凯这回可真是被激怒到了“非杀此人，不足以消吾心头之恨”的地步，但外界的舆论盯得太紧，再说，演礼仪，试龙袍在亟，节骨眼上，别败了自家的兴致，姑且饶他不死吧。心平气和了，袁的姿态摆得蛮高，只以澹然的口气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
章太炎在雪亮的剃刀下任意旋转头颈，不怕割断喉咙，真是好胆色，寻常的读书人哪有这份专捋死神虎须的神勇？他1906年东渡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说了这样的怪话：“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听了这席话，你就明白了，章太炎自称为“章神经”，纯属自鸣得意，并非自贬或自嘲。
中国历史几千年来，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一直罗网严密，又何曾有几人是佯狂的？箕子佯狂为奴，那是逃躲商纣王的屠刀，为了保命不得不如此；楚人接舆佯狂，遇到潦倒落魄的孔子，以半规劝半嘲讽的语气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身逢乱世，他也只能独善其身；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佯狂，个个不拘礼法，酗酒，打铁，吃药，耍青白眼，追姑妈家的丫头，均为玩世不恭，惟一的“亮点”是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他最终弹奏一曲《广陵散》——不知其他六贤是否到场掩面而哭——就被司马氏砍去了大好头颅；唐代的处士刘叉佯狂，只不过“野夫怒向不平处，磨损心中万古刀”，多半还是吞口唾沫忍了；宋代程、朱理学盛兴、能孕育狂士的特异子宫就越来越少；元代的王冕骑着青牛归隐九里山后，兴起时画画梅花，能保住节操而没饿死就算万幸，哪里还狂得起来？明朝大才子徐渭无缘无故将无辜的老婆当柴劈了（这一点与当代诗人顾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是真狂，病得可不轻，后来又豁然好了，不再磨刀，大家便原谅了他的凶行；到了清末民初，世道凌夷，风云际会，佯狂之士陡然多了起来，与章太炎同时代的“革命和尚”苏曼殊是癫的，“三副热泪”不离身的诗人易顺鼎是癫的，狂饮苦茶而伤身的黄侃（章太炎的高足）也是癫的，但他们都是为情而癫，惟独章太炎为政治而狂。对看不顺眼的政客和军棍子，他总是疾言厉色，恨不得将对方的耳朵拧下来，炒一碟下酒菜。曾有某省总督执贽而来，三句话不对谱，章太炎便以杖击地，怒骂那人是“北洋军阀的鹰犬”，将茶杯狠狠地掷了过去。那位总督平日作威作福惯了，这回却如同小鬼遇菩萨，哪敢抗颜顶嘴？赶紧抱头鼠窜，只恨爹娘生的腿短。
章太炎首如飞蓬，衣衫褴褛，有“邋遢相公”王安石之风。他持论偏激，行为怪诞，又不愧为“民国之祢衡”。他自称“章神经”，颇有自知之明。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他填写一份户口调查表，原是例行公事，章太炎却十分不满，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这与另一位洋傲哥的表现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人是谁？是英国文学家王尔德，此公赴美演讲时，海关检查员问他有什么东西需要报关，他说：“除了天才，别无他物！”真是神气非凡。章太炎精研佛学，青年时期曾想去印度出家，可惜川资困竭，徒有愿心而无法成行；中年，他被人诓到峨嵋山剃度，头顶还灼了两行香疤；晚年，他托杜致远代谋葬地，信中说：“刘公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家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岳飞）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兆而已。”他对明朝的那位智者刘伯温动了惺惺相惜之心，选择如此高明的芳邻，想必他做鬼也不会寂寞了。谁说他疯？他一点也不糊涂，心思可真够绵密的啊！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你肯定以为他又耍轻狂，殊不知，他真还著过《霍乱论》和《猝病新论》，并非街头卖狗皮膏药的那号混混儿。他四十四岁丧偶，众人为他提亲，问他择偶的条件，他依然疯话连篇：“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其后，他还在京沪各报登了征婚广告，此举在民国初年可算惊世骇俗了，对女方提出三条要求：一须文理通顺，能作短篇；二须大家闺秀；三须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老朋友蔡元培看了这则启事，对章太炎说，你老弟别挑选得太辛苦，此事包在我身上，淑女必为名士妻。他果然给章太炎介绍了汤国黎女士，不仅条件全符合，是位才女，还比章太炎年轻了十余岁。
中国的读书人，只要脑袋未被儒家“温、良、恭、俭、让”的药剂洗成空白磁带，身上或多或少总会有一点狂狷的因子。连恪守中庸之道、素性矜持的孔圣人都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第十三》）具体到章太炎身上，他就走了极端，看着谁恶心了，糟眼了，想骂就骂，管你是什么狗屁皇帝，还是什么猫腻总统，也不管自己的死活。但他早算准了，自己的盛名摆在那儿，实力摆在那儿，对方要动刀来切，必然会有相当的踌躇，杀一国士这样的恶名，曹操一千多年前就不背，袁世凯自命为盖世英雄，当然也不会去硬扛着；至于清末骂光绪，对方已是既没人疼又没人爱的倒楣蛋，慈禧老妖婆绝对不会为他强出头，这步棋似险而不险。
章太炎有妙笔，也有败笔。妙笔是他为死友黎元洪写的那篇《黎大总统墓志铭》，售价为好几千块“袁大头”，可能是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文字。败笔则是应皖系军阀孙传芳——此人说过“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的混账话——之邀去投壶，与这等甲级屠伯乐成一堆，章太炎的晚节可是亏损不小。
总而言之，小疵不足以掩大醇，章太炎一生孤鲠，半世佯狂，对反动统治者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胆色仍是一般书生难以望其项背的。他狠批龙鳞、猛跺虎尾而大难不死，刀锋总在梗硬的脖子上凉丝丝地探来探去，那滋味可不好受。但他始终不肯缩回脖子，侧转身子，改变样子，逃之夭夭。放眼百年世道，似章太炎这样能将政治秀出顶尖水平，骨头又超级硬朗的学问家，岂非凤毛麟角放眼后世，千人一面，个性泯灭，更是其迹如扫。或许有人会说梁漱溟堪称章太炎的一脉传人，可充其量，不过勉强够格，梁固然也与领袖在万人大会上为“农业政策”猛顶其牛，但只是一味地蛮干，言行又怎及章太炎那么诙诡机智？何况梁漱溟后来还幡然悔“过”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