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老人马寅初能够从狂涛骇浪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脱险，有人诧为奇迹，有人羡为幸运，有人视为偶然。不管怎么样，像他这种骨质硬朗、精神明亮的学问家，终归不可多得。季羡林先生曾说:“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我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就是马寅初。他们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脊梁的承载量最巨，所受的外力冲撞也最凶，马寅初能够屹然挺立，坚卓的信念和超凡的修为双双起到了决定作用。
古人留下的咏马诗数以千计，我最喜欢其中两首，一首是杜甫的《丹青引赠曹霸将军》，另一首是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第四首。“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这是曹霸笔翰下雄壮的马，嘶风绝辔，疑为仙界骅骝。“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这是李贺视野中刚劲的马，凝神驻足，疑为人间雕塑。马寅初是蹑影超光的乌骓、赤兔，我们要了解他，就得逾越凡马的圈栏矩阵才行。
一、从帮忙到“添乱”
1882年6月24日，马寅初出生于浙江绍兴。有人想当然地推测他是回族人，纯属误会。有人费力劳神考证他是虞世南的后裔，也未必确切。在嵊县浦口镇，马寅初的父亲马棣生是一位小作坊主，酿酒的手艺有口皆碑，他名下的酒店“马树记”生意兴隆。家中嫡亲五兄弟，马寅初排行老幺，他天资聪颖，最得父亲看重，但马家老爷子认定一点:子承父业才是正路，学会管账经营就算出息。因此他只让马寅初上私塾识文断字，不让他去大城市的洋学堂里继续深造，偏偏这位犟哥儿要顶撞家长意志，声称“打死也不做生意”。马家父子的冲突达到白热化，马寅初的抗争极其勇烈，他纵身跳入黄泽江，险些做了龙王三太子。少年时期，这种决绝之举足见他性格倔犟，一旦认准目标，就九牛拉不回头。
马棣生的老友张江声回乡省亲访友，听说这件四邻皆惊的奇事，不禁对读书种子马寅初油然而生怜惜之心，他出面劝说马店主让儿子出远门上洋学堂，为此他乐意解囊相助。马寅初盼得救星下凡，遂拜张江声为义父。
极想读书的人，通常也极会读书。1903年，马寅初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科，学校因陋就简，居然没有任何标本和资料可供研究，学生以实习为主，下矿井，钻坑道，苦不堪言。当时土法开矿，既没有安全措施，也没有卫生条件，马寅初弄得一身脏臭，心知此路不通，出了矿井，他就决意改修经济学。1907年，马寅初受益于北洋大学总办丁惟鲁与教务提调丁家立（美国公理会教士）闹矛盾，尚未毕业即留学美国，先在耶鲁大学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哲学双料博士学位。1914年，在新大陆，他初显身手，就技惊四座，毕业论文《纽约市的财政》得到美国学术界的高度认可，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
1915年，马寅初学成归国。各路军阀出高薪请他理财，差不多说尽了好话，踏破了门槛，他却不为所动，对官场习俗，不愿迁就，对外宣称“一不做官，二不发财”。他抱定“强国富民”的理想，踏入的却是教育界。1917年，应蔡元培诚邀，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主任，两年后，他荣升为北京大学首任教务长。
早在1928年，马寅初就被国民政府聘任为立法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他诚心诚意要帮国民政府的忙，并且将帮忙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问题是，他理解的帮忙（兴利除弊）被文过饰非的当局认定为添乱和添堵，这让他既愤懑又失望。
1932年，蒋介石故作“礼贤下士”的姿态，意欲转学多师，请马寅初教会他经济学的常识。有道是，伴君如伴虎，“帝王师”并不好做。马寅初将传道授业解惑视为正经的分内事，这固然没错，但经济之失即为政治之失，二者不可能撇清瓜葛，就看他从何讲起。谁也没料到，马寅初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在“委座”面前批评“攘外必先安内”的现行政策，这显然是蒋介石不爱听的话题，也没有任何可以探讨的余地。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当口，欲发国难财的食肉者无不蠢蠢欲动。1934年冬，国内物价飙涨，通胀失控，孔祥熙主理的国民政府财政部却倒行逆施，大幅调低外汇比价，放水救涝，贻笑大方。在立法院会议上，马寅初当面严诘孔胖子:“你这哪叫为国理财?这叫借寇兵而赍盗粮，祸害国人!”舆论随之跟进，国民党当局有些吃不消了，竟恼羞成怒，责怪马寅初乱捅马蜂窝，“不符合党国利益”。既然“党”在“国”前，“党国利益”自然就是少数人的利益优先于多数人的利益，这等于不打自招。1935年2月3日，马寅初在《武汉日报》上发出辩驳文章，剖明心迹:“鄙人每以党员之地位，对于危害党国、藉便私图之流，不得不以正言相责。虽得罪于人，在所不计。”同年8月，马寅初勇揭黑幕，将洋人所办的“万国储金会”的骗局公之于众，告诫国人不要轻信其利诱而贸然上当，并且呼吁当局依法取缔此会。为了表明自己决不与银行界的蛀虫同流合污，他毅然辞去浙江兴业银行的高薪兼职。
1936年，马寅初担任浙江省财政厅长、省府委员。某日，一位不速之客登门造访，正巧马厅长不在家。这人先在杂工老潘身上下足了工夫，送上三百块银洋给他吸烟，另有两千块银洋则是送给马厅长喝茶。谁会平白无故扮演送财童子?来人是马寅初的德清老乡，想打通马厅长的关节，弄个县长当当。他可找错了人。马寅初回家后，听闻此事，仿佛蒙受了奇耻大辱，他怒骂道:“此人真是无耻之尤!蚊子叮菩萨——也不看清对象是谁。他今天能拿出两千多块光洋走门路，日后当上县长，就会盘剥民脂民膏。这种贪官污吏的烂胚胎，一身污浊气，我会瞎了眼保举他!”
通常情况下，正直的经济学家与当局发生激烈冲突，也不至于擦“枪”走火。但马寅初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例外。郭沫若曾称赞他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这回倒不算巧谀。马寅初抨击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横征暴敛，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他剖析官僚资本积累的过程就是权贵们对中华民族敲骨吸髓的过程，建议蒋介石对那些豪门巨族征收“战时过分得利税”。蒋委员长也是局中人，如何肯对自家亲朋戚友下毒手?马寅初狠揭疮疤，不留余地，能言人之不能言和不敢言，他的演讲和文章均以事实为依据，令朝野为之震惊，也使当轴者极为头痛。蒋介石深知人才难得，但他除了许以高官（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厚禄，别无羁縻驾驭之术，马寅初平生就不爱吃这种“敬酒”，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在特务横行的地区，马寅初的生命恒处于危险之中。他曾收到两封匿名信，寄信人先礼后兵，一封装派克金笔，另一封装手枪子弹。这意思再清楚不过了:要么你笔下留情，要么我子弹兑现。马寅初的态度会不会转弯?你只要听听他的原话录音就知道了:“二万里江山已尽落胡人之手，何敢再惜此区区五尺之躯!”
1939年，东方的老马（马寅初）开始与西方的老马（马克思）发生交集，马寅初认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中国的“救命心丹”，“新民主主义”社会才是国人的愿景。马寅初遽然向左转了，转弯半径很大，国民党宣传机构决定封杀他，重庆的报刊不许刊登他的文章，各单位不许请他演讲。这样做有用吗?应该说适得其反，马寅初的文章自有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敢登，而且一登一整版，毫不含糊。
应该说，蒋介石对马寅初研究战时经济问题的水平非常认可，他跟马寅初达成和解的愿望之所以未能顺利实现，乃是因为他的求和方式就像一篇马马虎虎的官样文章。1939年，蒋介石曾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陪同马寅初（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到总统官邸来见他，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说服马寅初顾全大局，勿与国民政府处处为难。叶元龙深知马寅初的脾气性格，不想去当面碰这个硬钉子，于是他叫侄儿去马家转达蒋介石的口谕，先行试探。马寅初果然怒形于色，一口回绝，他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马寅初并未把师道尊严太当回事，也并非傲岸不肯通融，而是他认为蒋介石缺乏改过图新的诚意，彼此还是免见免谈为好。
抗战后期，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纷纷左倾左转，固然与国际大气候大环境有正关联，也与蒋介石的消极对待有直接关系。他能够容忍张奚若等左派学者指名道姓辱骂他，却始终未能建立适当的疏导渠道和沟通机制，化解左派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愈益浓厚的敌意，军统特务和邀功将领（霍揆章之流）只会给他帮倒忙，镇压学生运动和暗杀左派人士之类的恶性事件叠加起来，适足以使国民党减分到不及格。
1940年11月24日，马寅初冒着极大的风险，在重庆经济研究社发表演讲，题目是《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纸币》，将官方口径的“民族英雄”蒋介石嘲弄为“家族英雄”，只知“包庇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除非他能大义灭亲，否则“民族英雄”的虚名很难保住。这个指控既严厉又直接，蒋介石简直气得吐血。马寅初因言获罪，对此他已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演讲结束前，他慷慨陈词:“今天我的儿女也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对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死于前方，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该说的话就应大胆说出来。”
这次演讲后不到半个月，国民党宪兵即悍然逮捕马寅初，他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和江西上饶集中营饱尝了铁窗滋味，直到1942年8月，马寅初才结束了这段炼狱般的折磨，在重庆歌乐山开始另一段“享受”软禁待遇的准牢狱生活，当局不许他任公职，不许他演讲，不许他发表文章。这一次，仍旧是周恩来伸出援手，帮他渡过难关，从道义和经济两方面支持马寅初。人在患难中，感情容易占据上风，马寅初也不例外，他毅然与国民党割袍断义，在一次座谈会上公开表态:“只要为了国家利益，我是一定要跟共产党走的!”四年的牢狱之灾彻底坚定了他的决心。嗣后，凡是学生游行他都不请自来，这位年过花甲的大学者总是勇敢地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1946年7月，旬日之内，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遭到暗杀，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学界，马寅初仍执意去中央大学发表演讲，指名道姓痛斥蒋介石专制独裁，国民党鹰爪草菅人命，朋友们着实为他捏一把冷汗。1948年5月20日，马寅初带着铺盖行李去浙江大学演讲，预先就做好了被捕入狱的准备，相当于武将舁棺上阵。此举震烁朝野，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他的演讲题目是《旧中国经济的十大死路》，亦令人啧啧称奇。
二、幽默也有止境
硬骨头往往更具幽默感，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现代学人中，蔡元培、鲁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黄侃、蒋梦麟、傅斯年、潘光旦、刘文典、闻一多、张奚若都很幽默，马寅初也不例外。
民国时期，正直的学人极端鄙视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此公脑满肠肥，不学无术，令人厌憎。傅斯年是著名的炮筒子，在各种公私场合他都揪住孔祥熙的腐败无能不放，马寅初对孔祥熙示以不敬则采用绵里藏针的手法，孔氏同样难以招架。
1929年9月11日，孔祥熙五十岁（虚岁）生日，马寅初收到请柬，拎了三斤挂面两斤猪肉前去赴席。寿宴上，有人投其所好（孔祥熙喜欢听笑话），要大家多讲点提神的段子。马寅初见大家礼让，他就率先“破题”:“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来助兴。从前有兄弟三人，老大叫年纪，老二叫学问，老三叫笑话。有一天，他们三人上山砍柴，天晚收工，各人的收获是:老大年纪砍了一把，老二学问一点儿也没有，老三笑话倒是砍了一担。”大家听了这个小故事，会心而不笑，都知道马寅初这是指着和尚骂秃驴，讽刺孔祥熙“年纪一把，学问全无，笑话一担”。孔祥熙当众吃瘪，却无可奈何。
1936年，马寅初任浙江省府委员、财政厅长，住在杭州。他常与儿子结伴去澡堂洗澡，搓澡工与他处熟之后，亲热地称他为马爷。马爷并不像那些阔气的官老爷，他和儿子夏天穿的背心上破了几个大洞，美其名为“快哉衫”，意思是这样的破背心穿在身上更凉爽;他和儿子冬天穿的长袍上补了几个大补丁，美其名为“暖兮袍”，意思是这样的旧长袍穿在身上更暖和。别人奢侈他俭朴，别人爱摆官架子他乐显平民风，到底谁更自在，谁更有名士风度?还用同场比拼吗?
1947年5月某天，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学生请马寅初去学校演讲。出门后，那名学生神色紧张地告诉马教授，身后有一个形迹可疑的人骑着摩托车尾随他们。马寅初神色泰然自若，对身边的学生说:“让他们盯牢点。爱国无罪，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蒋介石的牢我已经坐过了，再抓进去，我就再坐他几年就是了!你们不是也在唱‘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吗?我在杭州的家，对面两个铺子就是特务派设的据点。我一出门，他们就要跟着忙碌一阵子。这样也好，倒锻炼了我这个老头子，让我每天也跟小孩子一样，玩儿一套兜圈子和捉迷藏的游戏，就这样多玩玩也好，我肯定能返老还童。”
有人说，马寅初身上有文化人少有的“江湖气”，证据就是他喜欢自称“兄弟”。在毛泽东面前他是如此开腔，在北大学生面前他也是如此开腔。1951年春，马寅初对毛泽东说:“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毛泽东闻言莞尔，亲切地问道:“马老，您要怎样的支持呢?”马寅初的要求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演讲，就请不要拒绝。”毛泽东正在兴头上，立刻照单全收，“这个好办，我批准了”，他还风趣地补充道，“马老，我给你这把尚方宝剑”。然而马寅初兄弟的面子再大，后来他也没能请动毛泽东去北大参加任何活动。实际上，1949年后，毛泽东就再未踏入过北大校园一步，也许是他早年在北大图书馆的经历并不愉快的缘故吧。
1951年6月1日，马寅初前往北大履新，就职典礼在民主广场举行，是个大场面，马寅初致辞时，故态复萌，他说:“兄弟既受政府任命，我就依照政府意旨做事，希望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努力完成我们的任务。”这“兄弟”二字火热滚烫，出乎至诚，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马寅初主理北大，乍看去，是众望所归，但也并非没有异议。当时，化学系教授傅鹰就认为马寅初的学问不够服众，而且涉足政治太深。马寅初并不烦恼，他毫不谦虚地摆起老资格来:“‘五四'时期我就是北大的教务长，现在还不能当校长?”此言一出，万喙息响。马寅初肩上的担子并不轻松，他的头号急务就是配合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领导这项工作，可见其重要性。马寅初本人脑筋急转弯是毫无问题的，但北大那些学贯中西的名教授就未必个个想得通。法学教授周炳琳就很难过关，马寅初亲自登门示范，挖空心思帮助他。有一次，他灵机一动，站在室内的台阶上，做出跃跃欲跳的动作，对周炳琳说:“只要下决心改造，就如同这一跳，转眼间就能改造过来。”思想改造运动为期一年，不少海内外知名学者都在这场运动中自砸金字招牌，自拆莫须有的烂污。1951年10月底以后的《人民日报》，成了诸多名家“凤凰涅槃”的火场，那些检讨文章不仅标题大同小异，内容也如出一手，自我谴责、自我贬损、自我折辱的言词寓目皆是，蔚为大观。马寅初的积极表现得到了极峰的肯定，在这段蜜月期，他真有无往而不利的感觉。马寅初心目中的新北大该是什么样子?他没有具体描绘过，偶尔谈及也是语焉不详，他坦承自己没有“建校方针”，一切唯领导的马首是瞻，这样轮廓模糊的新北大自然与蔡元培主校时期目标明确的老北大相去万里。有人评论，马寅初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却不是一个有良能的校长，此论应属持平。但考虑到当年的政治形势，换上谁去当北大校长，也不可能打上自家鲜明的烙印，毕竟形势强于人，改造思想的洗脑机一旦开动，就鲜有例外漏脱，这才堪称人间奇迹。
早在耶鲁大学就读时，马寅初就已学会游泳（耶鲁的必修课），还养成了洗冷水澡的习惯，此后半个多世纪他一直坚持不懈，锻炼出强健的体质。1958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一些御用文人集中火力的点名批判，有位朋友对这种逢迎权贵、罔顾学理的做法怒了，为他抱不平:“你提出的逆耳忠言，竟有人泼冷水。”马寅初倒是乐了，他的话很逗:“我是最不怕冷水的，近五十年来，我洗惯了冷水澡，天天洗，一日洗两次，春夏不分。因此冷水对我来说非但无害，反而有益。”说到马寅初洗冷水澡，还有一件趣事，他曾将自己的经验之谈写成文章，交给北大学报发表，孰料主编、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不肯签发，理由是:这种经验之谈不算学问，很难与北大学报的水准相匹配。马寅初碰了个硬钉子，也不用权压服，而要以理说服，他认为，自己的经验之谈源自实践，其显效又反复为实践所检验，这难道还不算学问吗?翦伯赞在校务会议上常打瞌睡，他以此为例，指为“不锻炼身体之过”。老辈学人如赤子，如此较真，更增可爱。
马寅初的幽默并非无往而不利，他也曾有过“失口”的时候。某日，马寅初跟毛泽东讨论人口问题，毛泽东只认一个理:“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个红利怎么可以轻易刨掉?毛泽东问马寅初中国人口为何增长得这么快，后者化繁为简，将中国人口激增归咎于农村晚上没有电，这话虽幽默，却令毛泽东很不满，他揶揄道:“你马寅初生了七个子女，是不是你家晚上也没有电啊?”马寅初当即闹了个大红脸，无词以辩。极力主张节制生育的人自己却安享齐人之福（马寅初家中有一妻一妾），儿女成行（共有七个子女），这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三、单身匹马出列应战
马寅初与毛泽东、周恩来渊源甚深，以往他拼着一条老命抨击过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过共产党，这是他雄厚的政治本钱。除此之外，马寅初还凭仗不俗的学术成就名重中外。建国之初，其声誉之隆和地位之高一度与死后的鲁迅齐肩，这并不奇怪。由于感恩戴德和建设新中国的热望和激情鼓荡所致，马寅初真心想要帮忙（而不是帮倒忙）。
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短短几年时间，全国人口即由4.7亿骤升至6亿有余，对于这个数字的显著变化，别人没有什么复杂的感觉，马寅初却产生了很大的忧虑。嗣后一年间，他接连三次前往浙江农村考察调研，深感人口的快速增长弊大于利，如果不在全国范围内及时采取节制生育的刚性措施，人口红利就会掉头走向它的反面。
1955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浙江小组代表会上，马寅初首次公开强调了控制人口的紧迫性。两年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重申前议，提交更为系统和完备的“新人口论”。马寅初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公之于众，他忧心忡忡地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人口基数快速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将难以估量。全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25%的人口，已经地尽其利，就算科学耕种，可以挖掘的潜力也终归有限。何况中国的耕地并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人口却超标许多。由此衍生的其它社会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日益严峻。
在中国，最早提出节制生育概念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竞生，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就以研究性学著称于世，人称“性博士”，由于他的言行超逾常轨，他提出的“美的人生观”（其中就包括“节育”的主张）被“多子多福”思想沦骨浃髓的传统社会视为洪水猛兽。当然，马寅初的主张有扎实的学理支持，更能站稳脚跟，他的名望和地位也决定了他的《新人口论》更具影响力和穿透力。他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实行的是计划经济，那么计划生育也符合这个大逻辑大方向。马寅初是成色十足的经济学家，但在现实的政治斗争方面他毕竟只是门外汉。
晚婚和节制生育能够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辅之以相对完备的义务教育，还能提高人口素质，如此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如果中国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国策，那么每对夫妇生育两胎将不成问题，人口也不会达到今天十三亿多这样的天文数字，老龄化社会将推迟到来。凡此种种，脱离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都好考量和评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是领导人喜欢的民谚，问题是:拾柴的人多，就意味着烤火的人多，吃饭的人也多，那堆“篝火”还够不够取暖，能不能管饱?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逮住这个问题去深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错误的时间面世，反右运动的海啸正拍天而来，他不可能不受到冲击。陈伯达点名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将它视同“配合右派分子向党疯狂进攻”的利器，这个罪名可不轻。
马寅初不仅姓马，而且生于马年、马月、马日、马时，乡间谚语特别强调“五马齐全，一生非凡”。《新人口论》出版后，马寅初被人诬指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于是土马加洋马，五马变六马。当时，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认为由于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人类必须积极节育）已被官方批得臭不可闻，沾上这个“马”就等于沾上了莫大的晦气，足够他饱饱地喝一壶。马寅初的个性固然强悍，但这个“美名”他万万不敢拜领。他用的解招是绝招，叫“万马归宗”，归哪个宗?当然是直接挂靠马克思主义名下，既保险，又安全。他一口咬定:“我这匹‘马'啊，是马克思的‘马'!”那些革命小将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最终诬陷未遂，他们太鄙陋了，都不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何处藏匿着与人口相关联的高论。马寅初就这么虚晃一枪，侥幸渡过了难关。
反右是不讲道理的，多达数百篇的批判文章散发出辛辣的政治气息，哪有一鳞半爪学理的影子?马寅初素来服膺“真理”，批判的火力网折服不了他。“干吗要一百人批评我?只要一个人能够证明我的理论是错的，就够了!”然而，舆论汹汹，凭仗的是抱团者凌人的盛气，岂有它哉?
马寅初是认真的，也是天真的，他要求晋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中的一人，当面交换意见。他的要求被断然拒绝了。上面也并非毫无反应，毛泽东就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马寅初何其有幸，古稀之龄竟接到领袖亲下的战书，他的意志并未软弱，“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面对千夫指戳、万人唾骂，马寅初在《重述我的请求》中公开表态:“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领导人看了《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了这样一段批示:“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
最出人意料的是，马寅初在铁桶般的包围圈中居然还以一贯的幽默感回应那些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论敌:“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
在战国时期，不少人夸赞孟轲雄辩无敌，孟轲却大吐苦水: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马寅初好辩好争，同样是迫不得已，因为坚持真理的人总是有进无退，有死无让。
1960年，马寅初上书慷慨直陈己见:学习毛泽东著作要防止个人崇拜。这岂不是批龙麟捋虎须吗?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可不是常人的肩膀能扛得起的。大学里弥漫着批判的硝烟，“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叫得震天价响。当马寅初失去申辩的权利后，北大校长一职在他的心目中已无足轻重，明智的选择就是向教育部辞职。嗣后，马寅初在家闲待不住，就回到故乡浙江嵊县，调查人口现状。有一天，他忧形于色，对女儿说:“我已是八十开外的人了，……我叹息我的观点、我的主张明明是真理，却不能为世人所接受。那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兴旺的大事呀!个人受批判，罢官免职算得什么?要紧的是不能无视我国人口盲目地增长，否则那就是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一大难题了。”
“文革”伊始，玉石俱焚。马寅初积数年之力撰写的《农书》，初稿长达近百万字，放置家中，无异于定时炸弹。革命小将比猎犬的嗅觉还灵，他们到处抄家，翻箱倒柜，搜猎“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合称）孑遗。马寅初的家人为安全起见，将《农书》扔进炉膛，付之一炬。
“错批一人，中国误增了数亿人。”胡耀邦的这句评语倒是值得商榷。所谓“误增了数亿人”，主因固然是错批了马寅初，但还有其他辅因。人口的增长其实涉及诸多要素，比如文化观念、经济水平、社会保障等等。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想法根深蒂固，儒家文化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经济落后和战乱频仍更加固化了这些想法，两千多年都没有任何改变。反观欧美国家，它们并未强制推行过计划生育的政策，人口增长却一直缓慢平稳，从上世纪晚期开始，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人口负增长，政府鼓励生育往往收效甚微。最具说服力的首推美利坚合众国，它的国土总面积与中国相埒（比中国略小），人口总数至今也只有三亿一千万人，考虑到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从未实行过计划生育，这个人口总数实在是太过靓丽了，有点不可思议。
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是中国政府理性的选择，而这个选择不可能在那个反理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作出。就算当年领导人“饶恕”马寅初，计划生育的政策也不可能颁行。耐人寻味的是，同一时段，另一位北大老校长蒋梦麟在台湾宣传节制生育，同样处处碰壁，遭到恶语诟骂和人身威胁，这就充分说明:在一个反理性的时代，观念之战的胜方总是属于狂热的“卫道者”。
“假如马寅初的建议当年被采纳”与“假如文化大革命压根就没有发生过”一样，都是毫无意义的伪假设。我们只能以复杂的心情钦佩马寅初对中国人口压力位的精准预测。计划生育政策推迟实行二十多年，其直接后果是人口翻了一番，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胎，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人口红利递减，啃老族人数激增，养老难题无解，失子之痛难消等）则日益彰显。
马寅初活够了整整一个世纪，有人说，他长寿的秘诀在于心态平衡，用一副联语可以概括，“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其实，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容易。马寅初饱经政治磨难，吃尽各种各样的苦头，晚年病足，直肠癌更是紧锁命关，病魔窥伺于卧榻之侧，死神逡巡于昼夜之间，如此忧患缠身，谁还能够淡定?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尽心之后能够释然于怀，在于苦中作乐的本领相当高超，在于热爱生命的激情至死犹未枯竭（瘫痪前日行千步，坚持洗冷水澡，瘫痪后仍天天做上肢运动）。那副联语未免太轻松太潇洒太空泛，也太名士气了。马寅初的学术良知和对国计民生的独特贡献早已得到举世公认，应该说，他持之有故，行之不悔，一生捍卫真理（其间容有偏向），不失刚强正直的士人品格，没有这样坚忍不拔的精神根柢，他早就屈从于汹汹人言，将《新人口论》修改得面目全非了。
来源: 《随笔》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