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间俗众看来，无论是谁，不管他具有多么出类拔萃的才智，想做个绞尽脑汁的哲学家都是相当冒险的事情。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岂止发笑，他老人家还会大发雷霆。许多显着的事实提醒凡夫俗子，哲学家是那种惨遭天谴的人，且不说黑暗时代他们的思想言论很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和平时期他们也同样会陷入精神孤绝的境地。孑然一身，无所依傍，从古至今，这样的哲人不知凡几。古希腊哲学家斯多噶早就宣称（用的是看破红尘的口气）：“我认识的人越多，就越喜欢狗。”哲学家被誉为“理性王国的选帝侯”，但他们的理智并非坚如磐石，倾覆的险象令人惊诧。尼采自称为太阳，他当街抱住受虐的老马，涕泪滂沱，呼之为“我苦难的兄弟”，这早已是深入人心的故事。尽管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早已向世人炫示哲学家超迈的经济头脑，不用则已，一用就灵，他在歉年以低价购入榨制橄榄油的工具，在丰年高价卖出它们，着实赚了个瓢满钵溢，但在世间俗众牢不可破的成见中，哲学家一直是“家徒四壁”、“釜底生尘”这类成语的形象代言人。芸芸众生对哲学家的误读和误解由来久矣，某些传记作家变本加厉，竭尽所能将哲学家描绘成严肃、刻板、多疑、冷漠的老学究，既不解风情，又不懂幽默。这就不免令人感叹唏嘘，像鲍斯威尔（《约翰生传》的作者）那样手握生花妙笔而又忠心耿耿的传记作家确实太过于奇缺了。
事实只有一个，究竟如何？经得起推敲的观点是：个体的差异之大，不可以道里计。
就拿中国现代哲学家金岳霖来说吧，他的某些行为确实合乎哲人的规范，但也有不少表现逾越了世俗的臆想，令人生出无穷的兴味。
一、不失其赤子之心
有的人城府幽深，门禁森严，大门之内还有二门，二门之内还有三门，三门之内还有四门，金岳霖却是非常单纯的学者。他不功利，也不势利，性情之活泼超过孩童。
辛亥革命时，少年金岳霖兴冲冲地剪掉了辫子，他意犹未尽，又仿照崔颢的《黄鹤楼》作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一时间播于众口，传为笑谈。他的幽默感冒出了尖尖的雨前新芽。
1922年夏，由蔡元培、胡适、王宠惠、汤尔和等十余位国内文化名流发起关于“好政府”的讨论，此时金岳霖仍在欧洲深造，应约从外围参与“友情演出”。他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的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打的是“擦边球”，讲的是自家话，至今读来，仍然妙趣横生。文中，金岳霖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做官，“不做政客，不把官当成职业，……独立过自己的生活”。当年，知识精英中既能独立进款又能洁身自好的人还是很多的，官本位尚未占据俯视一切的绝对优势。
金岳霖与陈岱孙经常住在清华学务处。有一回，梅贻琦校长南下出差，委托法学院长陈岱孙代理校务。某天，金岳霖下急，发现手纸阙如，他无心去找，或许想开个玩笑，便给陈岱孙写了一张求救的纸条：“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什么是魏晋名士的派头？这就是了。区区俗事，也可捯饬得风雅绝伦。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学界流行“清华三荪”之说，叶企荪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陈岱孙是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和经济系主任，金龙荪（金岳霖字龙荪）一度出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他们的共同点是：均为清华的实力派人物，而且三人终身未娶。到了西南联大，教授中快乐的单身汉就更多了，杨振声作过一篇《释鳏》的游戏文章，专门打趣他们，在师生间广为传阅。金岳霖无儿无女，管他叫“金爸”的小孩子其数目倒是不少于一串葡萄，他喜欢搜罗大个头的水果，比如雪花梨、苹果、橙、柚、石榴，将它们陈列在书案上，或拿去跟孩子们比赛，这种较量往往不止一个回合。他颇有独孤求败的气度，输了比赢了更开心，他的初衷正是让小朋友获得战利品。至于他放在书房里的“水果状元”，那就只有得意门生才能幸运获得奖赏了。
金岳霖对中国的大种鸡如数家珍，山东的寿光鸡，江北的狼山鸡，湖南的桃源鸡，上海的浦东鸡，还有引进种的波罗门鸡，他都喜欢。金岳霖买过专供玩乐的大黑狼山鸡，还饲养过大斗鸡。房屋的一隅摆着许多蛐蛐罐，只为在寂静的夜晚倾听它们“瞿瞿”有声的奏鸣曲，为平淡无奇的日子增添一点生活情趣。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长脖颈啄食餐桌上的饭菜，他不驱不赶，安之若素，待斗鸡如家人。这与《世说新语》中阮氏兄弟与猪崽共用大瓮饮酒有得一拼。
多年后，冯友兰在《怀念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写道：“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金先生的着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金先生的风度是不能再见了。”
金岳霖长期遵守上午不见客和不干其他事务的规矩，集中精力读书写字，构思时，他静坐冥想，仿佛老僧入定，红尘俗务不复萦怀。有一次，别人都如惊弓之鸟，跑空袭警报去了，他却浑然未觉，在宿舍里岿然不动。待警报解除后，大家奔回废墟寻人，竟发现他提笔而立，呆若木鸡，“生命介乎几几乎无幸而免之间”。至于每天下午，金岳霖的安排就大不相同了，他喜欢会客访友，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坦言：“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间的生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金岳霖居住在北平北总布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长方形的客厅颇为敞亮，北墙八架书，英文着作居多。院子不大，但并不缺少种花的余地，一株硕大的姚黄（名贵牡丹）便是主角。金岳霖弄了个“星期六碰头会”，前来茶叙的常客、稀客和生客身份混杂，三教九流互无妨嫌，或有不速之客闻风而至，慕名而来，燕大的女学生韩素音就曾在金家客厅里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当然，学界的朋友居多，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徐志摩、陈岱孙、钱端升、周培源、邓以蛰、陶孟和、美国的坎南和费正清、英国的瑞洽慈，个个娴于辞令。此外，梨园名角和斗蛐蛐的高手也能在这儿觅得用武之地。咖啡、红茶、水果、冰淇淋一应俱全，留下的客人还可享受金岳霖的“御厨”汪师傅精心烹制的西餐，金宅因此被众人谑称为“湖南饭店”。在这个名流荟萃的沙龙里，他们很少谈论政治，顶多聊一聊南京方面的人事安排，也不怎么谈论哲学，倒是谈论建筑、欣赏字画的时候居多。“火炉一砌，老朋友的画就挂上了”，邓以蛰是金岳霖的朋友中最风雅的一位，他藏画颇丰，往往能够让大家一饱眼福。
当时，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毗邻而居，他想打趣一下两位好友，于是捕捉灵感，创作了一副嵌姓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被称为“梁上君子”，梁思成欣然接受，他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还是纸上谈兵吗？”林徽因的反应却大不一样，她丝毫也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听了这句顶嘴话，立刻拊掌点头。
诚然，奇人必有怪貌。金岳霖的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近视700度，近视犹自可，他还是青光眼，美国的医院也未能治愈他的眼疾。青光眼很要命，常常犯重影，马路上一辆汽车开过来，顿时变成七八辆，不知哪一辆才是真的。他的眼睛特别怕光，长年戴着眼罩和大檐帽，连上课也照样戴着。他的眼镜片，左右不一样，一边是白的，一边是黑的，乍看去，着实令人大吃一惊。
金岳霖讲课，经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只带一支粉笔进课堂，整堂课上完了，黑板上仍不着一字。学生最惬意的事情是在形而上学课程中听金岳霖讲宇宙洪流，他“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沉醉在超形脱象、浑然忘我的玄思中，学生也仿佛“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尽得哲学的超妙乐趣。逻辑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在大教室听讲，下面总是座无虚席。金先生上课喜欢提问，西南联大没有点名册，那么多学生，他不可能都叫得出名字来，于是他另出奇招：“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将令一下，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都感到既兴奋又紧张，还很光荣。
很少有哲学教授像金岳霖那样喜欢看英文小说，从狄更斯到奥斯丁，广泛涉猎，《福尔摩斯探案集》和《江湖奇侠传》也曾博得他的青眼枉顾。在联大的教授中，沈从文是个热心肠，他时不时会邀请好友去给少数爱好文学的青年弟子支支招。有一次，金岳霖也被拉去“示众”。他的讲题是《小说和哲学》。大家很期待金先生讲出一番精深的道理来。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纳闷，问他：“《红楼梦》算不算一个例外？”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突然停顿下来，对大家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只跳蚤，捏在手指间看看，那神情比名捕逮住钦犯还要得意。金岳霖的魏晋名士之风，让学生不得不心服口服。
1943年，金岳霖赴美讲学，他突发奇想，此行可去找年轻时的朋友、富豪李国钦募集十万美金，购买大批维生素回国，以补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的营养不良。当时，十万美元是大数目，金岳霖与李国钦虽有桑梓之情，交谊并不深厚。他承认自己有点异想天开，但他还是找上门去开了金口，李国钦付之一笑，客客气气地请他到乡间别墅去吃了一顿西餐。
钱端升教授的夫人陈公蕙有一句话说得既有趣又到位：“那个老金呀，早年的事情是近代史，现在的事情是古代史。”很难说金岳霖的记性不好，昆明大观楼的长联他可以倒背如流，八十多岁时，仍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可无法解释的是，从三十多岁开始，金岳霖就惊奇地发现偶尔会忘记自己的姓名。有一次，金岳霖给老朋友陶孟和打电话。电话号码他记得清清楚楚，是“东局56”。电话接通后，陶家的佣人问道：“您哪儿？”金岳霖忘记了，答不上来，就说：“你别管我是谁，找陶先生说话就行了。”不料那个佣人特别较真，不报上姓名就不肯通融。金岳霖请求了两三次也不行，只好转过身来问自己的车夫王喜。万不料王喜也说不知道。金岳霖急了，问他：“你没听见人说过？”王喜这才回过神来，报出答案：“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点醒了金岳霖，他又恍然记起了自己的名字。金岳霖曾以诙谐的语气对冰心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贵姓’。我忽然忘了我‘贵姓’了。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有人告诉他一件更玄的事情：潘梓年在重庆一个签名的场合，突然记不起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提醒他姓潘，可光一个姓还不够。潘梓年又大声问：“阿里个潘呀？”意思是说潘什么呀，他还是记不起名字来。金岳霖先生听说此事后，才知天下“忘我”者并非绝无仅有，另有高人驾乎其上，因此大为释然。
金岳霖是那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仁厚长者，视门生如家人，如子侄，还不足以形容他对学生的爱护和包容。有一次，他给周礼全讲解自己的哲学理论，反复阐释，周礼全仍认为这个理论太晦涩，不够清晰。金岳霖生气地说：“你这个人的思想怎么这样顽固！”周礼全不假思索，当即顶撞：“不是我思想顽固，是您思想糊涂！”金岳霖闻言大怒，脸都涨红了。周礼全对当时的情形是这样描述的：“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两只手撑在面前的书桌上，身体前倾，两眼盯着我。这时我感到自己太失礼了。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只得低着头静候老师的训斥。他盯了我一阵之后，一边口中喃喃地说‘我思想糊涂，我思想糊涂’，一边慢慢地坐回椅子上。”这当然不是孤例，沈有鼎曾当众说恩师看不懂果德尔的新书，换了谁都会气恼，金岳霖却只是“哦哦”两声，“那就算了”。长者雅量，常人莫及。
金岳霖对所有的学生都很亲切。有的弟子多年后去拜望他，自叹老大无成，金先生宽慰弟子的方式是清唱一段京戏《满江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为其卸下沉重的思想包袱。
五十年代初，清华大学请马列专家艾思奇作报告，报告会由金岳霖主持。艾思奇的开场白火药味充足，他说：我们讲辩证法，必须反对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我们要与形式逻辑作坚决的斗争。这是当时苏联的观点，艾思奇只是转述，并无发明。临到总结时，金岳霖以诙谐的语气总结道：“我早就听说艾思奇同志坚决反对形式逻辑，要与形式逻辑作坚决斗争。听他演讲之前，我本想跟艾思奇同志斗一斗，争一争。听完艾思奇同志的演讲之后，我完全赞同他的讲话，他讲的话句句符合形式逻辑，我就用不着斗，用不着争了。谢谢艾思奇同志！”听众闻言，莫不欢笑。
身为单身汉，又是一级教授，金岳霖工资高，负担轻，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总是拿出钱来资助学生和朋友。乔冠华到德国留学，金岳霖资助了他几百块大洋，这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因此乔冠华至死都感念恩师的再造之德。抗战期间，米珠薪桂，当时流行一语：“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张奚若家中人口多，生活相当拮据。有一天早晨，张夫人发现椅子上放着一大叠钞票，她很惊讶，这么多钱是谁遗下的？张奚若记起来，头天晚上金岳霖来过家中聊天，他断定“这是老金干的好事”。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也曾在回忆文章中谈到金岳霖的情深义重：“想起那几年，我们之所以能够过着月底举债月初还债的生活，就是老金始终如一地给我们支援分不开的。”金岳霖曾将一件银灰色卡其布的驼绒长袍送给家境贫寒的学生荣晶星取暖，令后者终生难忘。助人为快乐之本，金岳霖并不觉得向人伸出援手是积德行善。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张镛告诉他应该坐办公室办公。结果呢？“我不知道‘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
更搞笑的是，金岳霖一直固执地认为一级研究员是高级干部，可是他因病住进首都医院后，居然申请不到单间病室，这才怀疑自己根本不是什么高级干部。出院后，他向梁从诫提及此事，后者也说他与高级干部根本不挨边，他先前的乌龙想法闹了笑话。
1959年7月，金岳霖专访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建议在北京地区发展阉鸡以提高肉食品供应，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吴晗是清华大学出身，视金岳霖为前辈师长，对这个建议十分重视，竟撰写文章发表在同年9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表示要“见贤思齐”，“向金岳霖同志学习”。关心国计民生的大学者不少，似金岳霖这样登政府之门找副市长耳提面命的，只怕是凤毛麟角了。
哲学家金岳霖身上总不脱诗人性情，他特别喜欢作对联，这一雅好愈老愈执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几位湖南同乡聚餐，主要客人是章士钊和程潜，金岳霖作陪。程潜话少，章士钊侃侃而谈，其中一句是“西邻责言勿理也”，或“勿顾也”，或“非礼也”，金岳霖有点耳背，未能听得真切，但是他听后愣了一下。回去时，他在车子里琢磨章士钊的那句话，脑际突然灵光一闪，“西邻责言勿理也”恰巧可以用“东里子产润色之”对上。他可惜自己捷才不足，想得不够快，失去了稍纵即逝的机会，要不然，当场对出，毛主席一定会开怀大笑。
晚年，金岳霖深居简出，他体弱多病，经常赴协和就医。“文革”伊始，革命派不让他坐汽车，只肯安排平板三轮车，金岳霖不争待遇，也不管这是不是小辈的戏弄和揶揄，倒是有点欣然从命的意思，自携小马扎，身穿御寒的长棉袍，端坐其上，任人一路蹬过去，较平日更加顾盼自雄。王府井行人多如过河之鲫，谁识得这位满肚子学问、热爱生活的哲学家呢？毛泽东曾经对金岳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这样的接触方式也真够离奇的了。但他觉得好玩，并不觉得难受。
1983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金岳霖的《知识论》。其后不久，社科院哲学所的所长和党组书记去看望他。他不假思索，当面向所长要钱，他说：“我要钱。《大学逻辑》我不要钱，《论道》那本书我也不要钱，可是《知识论》这本书我要钱。”两位领导当然明白老人的意思是要稿费。他要钱干什么？他要钱是为了多交党费。
二、“我觉得它很好玩”
早在中学时代，金岳霖曾分析过长期流行的一句谚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金岳霖认为这句话自相矛盾，如果“金钱如粪土”的话，那么“朋友值千金”就会推导出荒谬的结论：朋友无异于粪土，而且是一大堆粪土。他指出该谚语含有明显的逻辑错误。
1914年，金岳霖官费留学美国，先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商业科，兴趣不浓，改为政治学。他在给五哥的信中谈了理由：“簿计者，小技耳，俺长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两年后，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专业仍是政治学。他最终获得的学位也是政治学博士学位。其后，他在欧洲游学五年，兴趣开始朝哲学倾斜。
1926年8月，金岳霖在徐志摩主编的59期《晨报副镌》上发表文章《自由意志与因果关系的关系》，徐志摩的编辑按语极尽诙谐调侃之能事：“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可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同年秋天，赵元任教授离开清华，去中央研究院就职，他推荐金岳霖接替自己讲授逻辑学，这确实有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但金岳霖硬着头皮，凭着惊人的勇气创办了清华哲学系，其目的很明确：“要培养少数哲学家。”有趣的是，这位开山鼻祖近似光杆司令，名下只有两个门徒，一位是沈有鼎，另一位是陶燠民。五年后，金岳霖重获机会到美国进修一年，正式拜在哈佛大学的谢非教授门下，精研逻辑学，他向导师坦诚相告：“我教过逻辑，可是从来没有学过。”世间竟有这么滑稽的事情，谢非教授闻言大笑一阵。
逻辑课先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算有趣。后讲符号逻辑，跟高等数学一样艰深，大家如听天书，摸不着头脑。西南联大的学生陈蕴珍（巴金夫人萧珊）曾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她的意思是：这门学问太枯燥了。金先生的回答出乎意料：“我觉得它很好玩。”
确实很好玩。金岳霖上逻辑课，喜欢用故事启发人。有一次，他要讲解怎么样才叫不合逻辑，举了一出河南地方戏为例：一员大将跑上场来，绕了几个圈子，然后念念有词：“此地已是潼关，到此已是潼关，这是什么地方？待我下马看看，唉呀！上面有三个大字：潼关。”金先生说，他明明念叨了“此地已是潼关”，怎么又不知这是什么地方？潼关明明是两个字，怎么会是“三个大字”？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这就是不合逻辑。另一次，他要说明形式逻辑只管推理的形式正确与否而不管推理所用命题或概念内容的真假，也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衣帽间的黑人侍者非常称职，每次顾客进门时把衣帽交给他，等顾客出门时他将原物奉还，从未出过差错。有一回，一位顾客出于好奇，问他：“你怎么知道这衣帽是我的呢？”侍者答道：“我并不知道它是你的呀！”顾客又问道：“那你为什么把它还给我呢？”侍者答道：“因为那是你交给我的呀！”侍者只管衣帽是谁交他寄存的就还给谁，而不管衣帽本身是否寄存者本人所有，不管它是不是他从别人那儿借来甚至偷来、抢来的。还有一次，金岳霖在课堂上说，并不是任何命题都可以证实，比如义和团的信条是：诚心则刀枪不入。与洋鬼子交战，大师兄首先冲上去，被洋枪洋炮打死了。大家以为大师兄一定心不诚，有过失，才死于非命。我是心诚的，死不了，仍然继续往前冲。紧接着，二师兄、三师兄……也被打死了，余众照旧一窝蜂往枪口、炮口撞去。人都死光了，“诚心则刀枪不入”的命题依旧无法证实。
学生听故事而学逻辑，金岳霖娓娓道来，学生们自然听得津津有味。
《知识论》是金岳霖的呕心沥血之作，说它命运多舛，一点也不为过。金岳霖曾经回忆道：“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那本书。抗战期间，这本书我在昆明就已经写成。那时日帝飞机经常来轰炸，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警报，到了北边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摆在山上了。等到我记起回去，已经不见了踪影。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世间帝王坐失江山的不乏其人，学者坐失手稿的却罕见少有，这件事当年就传为笑谈。别人笑得欢，作者则如哑巴食黄莲，其苦难言。《知识论》完成于1948年底，出版迟至1983年冬，金岳霖的那声“非常非常之高兴”道出了他对宁馨儿终于面世的喜悦之情。但这部书犹如天书，全中国能读懂它的人也不会超过十个。冯友兰就在《怀念金岳霖》一文中坦承：“他把定稿送给我看，我看了两个多月才看完。我觉得很吃力，可是看不懂，只能在文字上提一些意见。”既然冯先生都看不懂，其深奥就可想而知了。不过，冯先生认为，像金岳霖这样“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哲学家”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就更是凤髓龙胆，堪称稀世之珍。
《论道》是金岳霖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一部重要着作，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系统最完备，最富有创造性的本体论专着。书中以道、式、能为基本范畴，采用逻辑学书写形式，每一条都是一个逻辑命题，通过纯逻辑的推演建构出独特的本体论。这本书的问世使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方法论上的革命，在重感悟而轻逻辑的中国文化圈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论道》充分体现了金岳霖中西合璧的着述风格，他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高概念“道”将“式”、“能”统括起来，成为其哲学体系中“最上的概念”、“最高的境界”。书中大量采用无极、太极、理、势、体、用、几、数等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并有意使用许多中国传统哲学命题，但一一赋予新解。此书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评为优秀学术着作二等奖（评为一等奖的是冯友兰的《新理学》），奖金高达五千元，这是一个相当不菲的数目。
金岳霖所研究的“道”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有人说：“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理有固然，势无必至”，这样的表述过于深奥，过于专业化，连哲学系的学生都要挠头束手，普通读者对它更是望而生畏，敬而远之。金岳霖有一个相当成熟的看法：“哲学理论和自然科学不一样，不能用实验来验证。所谓考验，通常要通过讨论、批评，有人从东边来攻一下，又有人从西边来攻一下，攻来攻去，有点攻不倒的东西，那就站住脚了。”《论道》印行后，仿佛石沉大海，一点反响也没有，既没有人赞，也没有人弹，这使金岳霖深感寂寞。他的弟子冯契以“曲高和寡”来安慰他，也无济于事。当时，唯一对此书表明看法的是林宰平教授，他不赞成中国哲学是旧瓶，也不认为用它装上洋酒会更出色，更不认同它是一个形式逻辑体系。后来，评论此书的人渐渐多起来，冯友兰对《论道》和《知识论》的评价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老子和公孙龙子都得遥处下风，可谓极推崇之至。
抗日战争后期，日本飞机常常轰炸昆明，跑警报成了日常功课，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金岳霖的研究生中出了一位学以致用的狠角色。他暗自作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的人肯定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上，最方便随身携带又最值钱的东西要算是金子了。有人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失金子；有人丢失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跑警报的人，所以完全有可能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每次跑警报结束后，他都会留心巡视众人经过和聚集过的地方。果然不出所料，他先后捡到了两个金戒指！逻辑有此妙用，只怕金先生也始料未及吧！
晚年，金岳霖谈到自己1949年前的着述，这样写道：“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工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他认为自己没有数学才能，数理逻辑就很难深钻猛掘。
没有人会否定金岳霖在逻辑学方面的建树和贡献，他的弟子中有成就的居多，其中尤以沈有鼎、王宪钧、王浩、冯契、殷福生（殷海光）、周礼全、胡世华为佼佼者。
三、终身未娶之谜
世间精于理者未必不深于情，庄子妻死，鼓盆而歌，那是哲人的超然，而不是漠然。
1949年，周礼全的感情生活遭遇波折，一度产生强烈的自杀冲动。金岳霖得知此事后，几次找他聊天，一半是循循善诱，一半是现身说法。周礼全将金先生的金玉良言归纳为两个要点：“（1）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能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2）恋爱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升华。恋爱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创造物，并非真正客观的存在。因此，只要恋爱者的精神感情是高尚的、纯洁的，他（她）的恋爱就是幸福的。不应从世俗的‘恋爱——结婚’公式看问题。”
弟子们向恩师求取教益，金岳霖传道授业解惑，样样做得完整，但他从未把独身主义的精髓灌输给他们，反倒是一再鼓励年轻的单身汉：“谁先结婚，我就给谁奖赏！”他认为结婚是人的规律，是自然界的规律。结婚符合人性，是人性的完成。不结婚是违反自然规律，是人性的缺陷。有一次，他问周礼全的婚姻恋爱是否已经解题，周礼全调皮地回答：“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金岳霖立刻反驳道：“你应该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几次，周礼全的话都到了嘴边上，又强行咽了回去，差一点就把问题抛闪出来：“那您为什么不结婚呢？”
据杨步伟《杂记赵家》记载：1924年，赵元任夫妇赴欧洲旅行，遇见金岳霖，后者正在欧洲游学，同行者为美国女朋友Lilian Taylor。Lilian Taylor的中文名是秦丽莲，这个名字颇为俗艳，肯定不是金岳霖操觚的“杰作”。1925年11月，金岳霖回国，秦丽莲也随之来到北京。她倡导试婚，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充满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感情生活。1926年，经赵元任介绍，金岳霖到清华接替前者的教席。他不住在校内，而是与秦丽莲住在城里。有一天，金岳霖致电杨步伟，说是有万分火急的要紧事，非请她进城一趟不可。杨步伟问他是不是天塌了下来，金岳霖不肯透露，只一个劲地催促他们赶快动身，说好待事情办妥帖了，他请吃烤鸭。杨步伟是医生，脑子里的第一闪念是秦丽莲不慎怀孕了，就立刻声明犯法的事情她可不能做。金岳霖回答说，这事大概是不犯法的。杨步伟和赵元任满腹疑虑，到了金岳霖家，秦丽莲来开门，杨步伟死劲盯着她的腹部看，没什么异常。他们很快就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不是人而是鸡出了状况。金岳霖饲养了一只大母鸡，一个蛋三天生不下来，很痛苦。杨步伟差点笑喷了，她把鸡捉来一看，原来是主人经常给它喂食鱼肝油，沉沉的身子重达十八磅，那个蛋卡在那儿，已有一半露在外面，杨步伟稍稍用手一掏就万事大吉了。金岳霖见状，愁眉立展，如释重负。事毕，他遵守约定，请赵元任夫妇去烤鸭店大快朵颐。
很显然，金岳霖与秦丽莲只是同居，试婚无果就劳燕分飞了，秦丽莲返回美国后，彼此间失去了联系。年轻时，金岳霖最佩服英国哲学家罗素，罗素极力主张试婚，生命不息，试婚不止，他的正式夫人即多达三任，相比而言，金岳霖只能算是浅尝辄止，小巫见大巫了。
金岳霖终生未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美丽的女主角一直被人反复提及，她就是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林徽因的美貌和才华有口皆碑。翻译家文洁若认为，林徽因“天生丽质和超人的才智与后天良好高深的教育相得益彰”，这话说到了点子上，林徽因确实是知识女性中的极品。张邦梅在张幼仪的口述自传《小脚与西服》中写到林徽因，张幼仪对这位情敌（实为假想敌）的评价非常值得玩味，她的原话如此：“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这位女士当时才十六岁多，为了追求她，中了魔的徐诗人竟将饱受丧子之痛的发妻弃若敝屣。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证人是金岳霖，徐志摩后来与陆小曼的结婚伴郎也是金岳霖。徐诗人的那些孟浪之举，金逻辑是再清楚不过的。
梁思成与林徽因结缡，家世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双方的父亲梁启超和林长民是多年的知交。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们感情基础自然十分牢固。1923年，梁思成因车祸受了重伤，他们的关系非但没有疏远，反而更加紧密，水泼不入，针插不进，翌年相偕留学美国，同修建筑学课程，然后结成神仙眷侣，不仅情投意合，而且志同道合。徐志摩伤筋动骨，牺牲学位，兑换了自由身，尽管使出浑身解数，但依然未能俘获林徽因的芳心，只好乖乖认输，退而求其次，拆散同门好友王赓与陆小曼的婚姻，娶了那位金枝玉叶的病西施。金岳霖究竟有何绝招使高傲的天鹅公主在为妻为母之后对他格外高看？他默默地爱着林徽因是不难理解的，林徽因爱他，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不得要领了。林徽因的传记在坊间已有多种，它们都未能揭示这个哑谜的谜底。金岳霖身材高大，风度翩翩？金岳霖心雄万夫，才高八斗？金岳霖幽默风趣，亲和善良？爱情是一定需要理由的，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林徽因才智过人，更不会误打误撞。
值得信赖的记载来源于梁思成的续弦林洙女士的笔录，她曾在《碑树国土上，美留人心——我所认识的林徽因》一文中详述根由：1931年，梁思成从宝坻调查回来，林徽因哭丧着脸对他说，她真是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对梁思成毫不隐讳，并没有把他当成傻丈夫，而是坦诚得如同小妹求兄长指点迷津。梁思成痛苦至极，也矛盾至极，苦思一夜，认为金岳霖所具有的哲学家冷静理智的头脑正是自己所欠缺的，于是他告诉妻子：她可以充分行使自由意志，倘若她选择金岳霖，那么祝他们永远幸福。稍后，林徽因把这一切又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金岳霖。难能可贵的是，金岳霖并未窃窃暗喜，让爱情中人最易在内心滋生的自私自利占据上风，他的回答十分理智，令人叹服：“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此以后，他们三人始终是好朋友，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百分百地信任。梁思成与林徽因吵架，也总是由金岳霖居间仲裁，逻辑教授凭借丰沛的理性自可胜任愉快。
1983年，陈宇和陈钟英着手编辑林徽因诗文集，为了更多地了解作者的生平，他们专诚到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访问已届米寿（八十八岁）的金岳霖。老人白发苍苍，身体衰弱，几年来，由于肺炎和冠心病反复发作，已成为协和医院的常客。金先生体力有限，不耐长谈，记性也不佳，陈宇和陈钟英赶紧直陈来意，进入主题。他们询问金先生谁最了解林徽因的作品，后者用浓重沙哑的喉音缓缓地说：“可惜有些人已经过去了！”陈宇递上一本用毛笔大楷抄录的林徽因诗集，希望能从老人那儿得到片言只语的诠释和启迪。金先生果然很感兴趣，立刻打开了话匣子：“林徽因啊，这个人很特别，我常常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好多次她在急，好像做诗她没做出来。有句诗叫什么，哦，好像叫‘黄水塘的白鸭’，大概后来诗没做成……”当他翻到另一页时，忽然高喊出声来：“哎呀，八月的忧愁！”陈宇吃了一惊，怀疑那高八度的惊叹声竟是从金先生衰弱的躯体里发出的。老人精神为之一振，念诵起诗句来：“‘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过了头……’”他念得很认真，念完了，抬起头，颇感欣慰地说：“她终于写成了，她终于写成了！”兴奋最能激发记忆，催生联想，金先生又断断续续地想起林徽因的一些诗句，评点也随兴而来，脱口而出。最精彩的部分是，陈宇取出一张泛黄的32开大的林徽因照片递给金岳霖，效果立竿见影：老人将它捏在手指间，深情凝视，“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的喉头微微动着，仿佛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他一言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地对我们说：‘给我吧！’我真担心老人犯起犟劲，赶忙反复解释说，这是从上海林徽因堂妹处借用的，以后翻拍了，一定送他一张。待他听明白后，生怕我们食言或忘了，作拱手状，郑重地说：‘那好，那好，那我先向你们道个谢！’”
几天后，陈宇和陈钟英再次造访了金岳霖。这一回，他们的话题更加深入，金先生竖起大拇指夸赞道：“林徽因这个人了不起啊，她写了篇叫《窗子以外》还是《窗子以内》的文章，还有《在九十九度中》，那完全是反映劳动人民境况的，她的感觉比我们快多了。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在建筑设计上也很有才干，参加过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不要抹杀了她其它方面的创作啊……”陈宇取出另一张林徽因的照片，递给金岳霖，老人的印象很清晰：“那是在伦敦照的，那时徐志摩也在伦敦。——哦，忘了告诉你们，我认识林徽因还是通过徐志摩的。”很显然，金岳霖对天才诗人徐志摩的孟浪劲头并不恭维，他说：“徐志摩是我的老朋友，但我总觉得他滑油，油油油，滑滑滑，当然不是说他滑头。”他怕客人误会，特意解释道，滑油的意思就是放纵情感，没遮没拦。他接着回忆道：“林徽因被他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京。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和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的父亲都是研究系的。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比较起来，林徽因思想活跃，主意多，但构思画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他们俩的结合，结合得好，这也是不容易的啊！”采访的高潮还在后面，当陈宇希望金教授能为新编的林徽因诗文集撰写序言时，老人沉吟良久，回答出乎意料：“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翌年，金岳霖驾鹤西归，在天堂里，他与林徽因还能执手相认吗？
徐志摩、金岳霖都与林徽因有过感情纠葛，行止却大相径庭。徐志摩完全为诗人的浪漫劲头所驱遣，致使感情烈焰烧熔了理智。而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显示出超脱凡俗的襟怀和品格。柏拉图尝言：“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金岳霖对林徽因的评价浓缩为五个字——“极赞欲何词”，林徽因对金岳霖的评价也绝对不会低于这个刻度。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这是林徽因的两位挚友——哲学教授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给她撰写的一副挽联。“四月天”典出于林徽因的诗题《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她去世的日子也是在四月的第一天（1955年4月1日），此处象征着博大的爱和不老的青春。他们的极赞之意既在言内，又在言外。
金岳霖回忆起那场追悼会，曾痛切地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林徽因去世后多年，有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故交好友到北京饭店吃西餐，众人大惑不解，等到金先生致祝酒词时，谜底才被揭开：“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举座不禁感慨欷歔。这份深情愈老愈醇，真是人间极品啊！
林徽因早逝，梁思成也未能渡越“文革”的劫波，金岳霖晚年与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儿媳方晶、孙女梁帆生活在一起，直至去世。梁从诫和方晶一直叫他“金爸”，梁帆叫他“金爷爷”。三代人的深情至谊书写了完美的篇章。
关于金岳霖的感情生活，还有一个插曲值得一提。据李文宜在《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轶事》一文中透露，上个世纪50年代末，金岳霖一度打算与记者浦熙修缔结姻缘。当时，民盟组织在京中央委员学习，金岳霖是积极分子，同组的浦熙修热情大方，与金先生很投缘，两人过从甚密。浦熙修多次去金家做客，对汪师傅的厨艺赞不绝口。从两情相悦到谈婚论嫁，眼看就要水到渠成。不巧的是，彭德怀庐山挨批，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是浦熙修的妹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婚姻与政治瓜葛相连，稍有不慎，瓜葛就会变成高压线。金岳霖是共产党员，这种变故令他大犯踌躇，进退两难。李文宜出于好意，劝金先生“不要急于结婚，再考虑一下”。不久，金岳霖住进协和，浦熙修身患癌症，结婚的事便功败垂成。这一次，金岳霖真就疾步流星地走到了围城的大门口，无奈又折返回来，也许这就是宿命的安排，他的人生中注定缺少一个洞房花烛夜。
四、枉抛心力作哲人
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他评价恩师，有这样一句赞词：“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这样一位极品学者竟然也逃不脱精神的扭曲。
从何时开始，金岳霖内心的矛盾难以调和（绝对比王国维提出的“可爱”与“可信”的矛盾更为纠结）？不止一次，他对自己的弟子说出痛心之语：“本世纪以来，哲学有进步，主要是表达方式技术化了，这是不能忽视的；但哲学理论与哲学家的人格因此而分裂，哲学家不再是苏格拉底式的人物了。”诚然，在中国，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越来越罕见，甚至有“恐龙”灭绝的危险。
谁也无法否认金岳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1915年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意欲登基称帝，当时金岳霖留学美国，坐在临街走廊上大哭了一阵。侵华日军占领北平之前，有一天，金岳霖遇见清华大学图书馆长、亲日翻译家钱稻孙，他表示东邻无礼，得寸进尺，往后中国非武力抗日不可。钱稻孙不以为然，说什么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金岳霖很气愤，差一点捋袖出拳，可是受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影响，好不容易才按捺下心头的怒气。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之际，金岳霖在会计处碰见黄子卿教授，后者问他：回到北平后，倘若共产党来了，怎么办？金岳霖的回答很斩截：“接受他们的领导，他们不是洋人，不是侵略者。”中国人遭受外侮的时间太长了，只要结束了半殖民地的状况，金岳霖就感觉无任欢忭了。与此同时，冯友兰的看法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种认识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颇具代表性。清华、北大的教授并不缺乏想象力，但更坏的情形他们确实想象不出。
许多学者的脚步都喜欢朝着书生报国的方向迈进，这样一来，就难免与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金岳霖曾坦承，对于政治，他是一个辨证的矛盾：“我是党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党员；我是民盟盟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盟员；我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委员。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他所说的“对政治毫无兴趣”是指他从来就不想涉足官场，毫无官瘾，甚至比傅斯年更瞧不起国民党的某些政客。他所说的“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则是指他对政治动向的关注。说矛盾，二者其实并不矛盾。他特别留意某些政治些细节。有一次，他问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为什么不去迎接他？”艾思奇打听到准确消息之后，告诉他：“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反正信不信由他。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动员大会上，金岳霖亲耳聆听过周恩来总理两个多小时的长篇报告，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犯过错误，我的错误把我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令他深受触动。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通过批判他人和自我批判而改造灵魂，消灭心魔，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子主动身受（实际上也是被动身受）的外在驱动力和内在驱动力。谁若想立定脚跟，八方吹不动，那是不可能的，惊涛拍岸的时代洪潮将众人裹挟而去。
1949年后，金岳霖撰写了多篇自我批评的文章，顺带也批评了他的三个跟不上时代的学生——沈有鼎、殷福生和王浩，认为从他们身上反映出自己以往对学术的错误态度。
1956年，金岳霖成为建国后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知识分子，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要巩固这个‘站起来’的局面，又非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要建设社会主义，非有相当多的人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任务不可。”他找寻政治归宿，不像某些老知识分子那样犹犹豫豫，瞻前顾后，他对蒋介石的专制深恶痛绝，对建国之初毛泽东的开明不仅赞赏，而且钦佩。这位慎思明辩的学者并非预言家，对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他不可能有先见之明。短暂的“蜜月期”他要好好享受。
到了后来，金岳霖终于明白，他是一个研究抽象思维的人，确实不宜于招惹政治。他在回忆文章《对于政治，我是一个“辩证的矛盾”》中写道：“我这个人根本没有改造世界的要求，只有了解世界、理解世界的要求。我基本上没有拥护旧世界的要求，也没有打破旧世界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努力打破了那个旧世界，我非常之拥护，并且愈学习愈拥护。但是在我的头脑里，我仍然只是在了解世界上绕圈子。请注意，在最后这一句话里，‘世界’两个字说的实在就是宇宙。”在同一篇回忆文章中，金岳霖还特意诠释了他不搞政治又不得不搞政治的原因：“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这一点如果我不承认，怎么说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据这一点我就争取入盟、入党了。”在不间断的“魂斗罗”式的政治运动中，“一个活的、具体的人”不可能不计生死利害，能抓到一块挡箭牌总是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1957年前后，金岳霖在许多场合都曾明确表态：“我改造得不好，为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他写过一本《罗素哲学》，以十分严苛的笔调将这位自己多年尊崇的西方哲学家敲打得满头是包，他公开表态与罗素划清界限。凡事过犹不及，他这样挥刀自宫也许可以在政治上涉险过关，却无法在学理上自圆其说。那是“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时代（“横扫封资修”的恶例层出不穷），也是幽默大师彻底丧失幽默感的时代（“文革”期间老舍的自杀是一个典型案例）。不为已甚的古典法则完全失灵，金岳霖苛责自己，批判他人，乃是知行裂变的结果。哲学家的心灵扭曲肯定会比其他人的类似病变显得更为醒目一些。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访英文化代表团，在牛津大学住了几天。王浩当时任教于牛津大学，特意安排恩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的演讲主旨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拯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据王浩回忆，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金先生很尊敬”。说到英语表达，费正清也在《自传》中称赞过金岳霖的英语“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能在音调、含义、表情等各方面分辨出英语中最细微的差别”。
一位老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发生显而易见的突变，总是令人困惑不解的。鉴往知今，可是金岳霖的“往”与“今”难以对接，其间缺乏合理的逻辑指向。当年，胡适在海外感叹金岳霖被洗脑了，认为他参加学习会，写批判文章（包括批判胡适），是一件屈辱的事情。由于处境和语境的迥异，产生这样的隔膜，并不足奇。一个哲学家被强行洗脑绝对不是“屈辱”二字可以轻易概括的，那是遇人不淑的时代之悲。书生玩不转政治，政治却可以轻易玩转书生，从古至今都是如此，罕有例外。
不少人认为：金岳霖解放后的着述是慑于权势而作的，是奉命而作的，是为了保住名位而作的，全是违心之作。这样的悬揣之矢未必一一射中靶心。
金岳霖半生精进，半生蹉跎，周礼全对恩师学力衰退的分析较为中肯：“影响金先生解放后着作质量的直接原因，我认为有两个。一个原因是：他担任了许多学术行政工作，参加了许多政治性的社会活动。再加上他责任心很强，但又不善于处理这类事务。这就使他缺少充足的时间进行深入的哲学研究。另一个原因是：他不懂政治，但政治热情又很高。他高昂的政治热情影响了他冷静的理智思考。”
金岳霖是哲人而不是超人，他后半生的成绩单乏善可陈乃是命中注定。他最喜欢清代诗人黄仲则，可怜的黄仲则只能“枉抛心力作诗人”，一生都在胆汁中浸泡着。金岳霖枉抛心力作哲人又如何？他苦乐参半。入于荣辱、是非、得失、成败之境，始终只有单纯，只有天真，只有大海捞月的梦想，只有竹篮打水的徒劳，论者若持恕道，对金岳霖和类似其遭遇的知识分子又何忍深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