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一生写日记数百万字，朝野英彦罕有从其笔端挂漏的。他出身名门，状元及第，又是两朝帝师，地位非凡，且为人谦冲开明，进入其视野和客厅并得到他激赏提携的多为同时代的卓荦倜傥之士。然而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仍迟迟未能进入翁同龢的视野。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言之凿凿地说，光绪十四年（1888）他就拜会了翁师傅，并向后者讲述了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变法改制的故事，翁师傅如闻天音，茅塞顿开，大为悦服。往好里说，这是他误记所致，往坏里说，就是他存心造假。
康有为略显木讷，口才远非一流，梁启超极口夸赞康有为的演讲“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未免言过其实。康有为仿学孟子吹牛，“夫天不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此类大话讲足几箩筐，倒是完全可能的。翁同龢是在朝的清流派掌门、主战派领袖，长期出入宫禁，坏消息听得太多，眼见国势江河日下，难免忧心如焚。按理说，康有为口口声声强调变法图强，他的主张应该很容易打动翁师傅，事实则不尽然。
在日记中，翁同龢对康有为的评价常用“狂甚”二字，这个“狂”字用的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值得读者思忖。在翁师傅看来，康有为汲汲于功名，只是想攀爬到更高的平台上去猎获荣华富贵。历史学家高阳作《翁同龢传》，仔细比对过《翁同龢日记》和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充分考虑了翁同龢为避祸删削日记的可能性，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康有为志大言夸，惯于攘夺和作伪，公然欺世，毫不惭汗，康有为屡屡言及翁同龢如何如何赏识他，只不过是虚构故事，谬托知己。高阳说：“……且以康有为之言行而论，与翁同龢忠厚和平、谨守世俗礼法、不喜与人忤的本性，如水与火之不能相容，故可断言：翁同龢绝不会欣赏康有为。”翁同龢最青睐最信任的人是汪鸣銮和张謇，状元张謇尤其出色，被他赞为“霸才”和“奇材”。汪、张二人都与康有为很少交集，这也可以反证康有为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翁同龢不欣赏康有为，并不意味着光绪皇帝就对康有为的欺世大言具有超强的免疫力。自古以来，衣褐怀宝之士上书给深居九重的君王，实堪称顶尖级的行为艺术，图虚名则绰绰有余，求实效则迢迢不及，康有为原本玩的就是心跳，四年之间七次上书，弄个名满天下或谤满国中都不足为奇。其万言书内颇多狂悖之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不忍见煤山前事”，光绪皇帝对这些大逆不道的胡话颇为优容。康有为乃草野书生，竟能不顾生死，畅所欲言，其言论主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确属立国的大本大原。在光绪皇帝的眼中，这位狂生钢火十足，或许真是那把能够掘开冰川的利镐。
我欲望鲁兮，龟山蔽之。
手无斧柯，奈龟山何！
那时节，康有为正在走霉运，科举之路窄得可怕，也黑得可怕，他蹭蹬多年：考秀才，三战皆北，总算取得了监生的资格；考举人，六试不售，心都考（烤）成了灰。清代科场流传一句谚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可见运气之重要，学问之次要。康有为屡试不中，内心受到莫大的刺激，早已对现实郁积了一腔孤愤，这种人无疑最想改变现状。奇就奇在，名落孙山也会坏事变好事，他从八股制艺中匀出心思，钻研传统学问，面壁之功殊非浅显。当时，理学大儒朱次琦，人称九江先生，笃守程朱，力求实践，是羊城首屈一指的大学者，康有为出入其门垣，求益问字，但算不上正宗的弟子。后来，他上书权贵，动辄自称“侍九江之经席”，巧妙地打出“擦边球”。简朝亮是朱次琦的入室弟子，瞧着康氏矜夸十分别扭，就公开讥诮后者“游僧托钵”。
不管怎么讲，康有为的瞟学功夫确属一流，从理学到佛学，从经学到西学，不过数年间，就已融会贯通。康氏屡次上书，言词激切，虽然未获朝廷认可，但已名动九州。他回到羊城后，梁启超就气喘咻咻地跑来拜师。这可真是一桩新鲜事。康有为是长期落魄的监生，而梁启超是少年得志的举人，举人拜监生为师，在清代罕有先例。进士陈沆向举人魏源求教曾传为佳话，但求教与拜师有本质上的区别。梁启超的《三十自述》所言不虚，十八岁的梁举人听罢三十三岁的康监生的一席真言，不禁“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以至于“竟夕不能寐”。要志骄意满的梁举人尽弃多年所学，心悦诚服地唯康监生的马首是瞻，绝非易事。
康有为的身价高了，名气大了，要与他结交的人顿时多起来，其中有一位可了不得，这人是谁？是“国父”孙文。那时孙先生以西医资格，在广州双门底大街之圣教书楼悬壶，主张缓进改良，革命思想尚未萌芽，更别说开枝散叶，开花结果，他曾托好友向康氏输诚致意，以求晤言一室之间，切磋琢磨，商量探讨。但康有为用势利眼看人，孙文只不过是广东境内一位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医生，康有为好为人师，他的答复相当傲慢：“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这话过于托大，弄得孙文愤愤不平，他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天王山人物，如何肯卑身执贽去做康门弟子？这两位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大明星就此缘悭一面，至死未交一语。
在诸多弟子的簇拥下，康有为选址广州长兴里，弄了个后来盛传海内外的“万木草堂”，挂出油漆一新的招牌，正式开馆授徒，做起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美梦。弟子们恭维康有为是孔子那样的素王（无冕之王），他也毫不客气，毫不谦虚，大大咧咧地接受吹捧，而且意犹未尽，自号“长素”，压孔子一肩，简直不可一世。其实，他本心里最想做的又岂是“素王”，而是“圣之时者”，最隐秘的心思甚至是“不当皇上，就当和尚”。他的野心从很小的事情上都能暴露无遗，比如他给五位得意门生一一取了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个个非同凡响：
陈千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
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车，子贡只能让道也。
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也。
曹泰号“越伋”——子思只能瞠乎其后也。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康有为目空一切，是个典型的自大狂。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个性有这样的解说：“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康有为若只想做个学问家，狂也好，狷也罢，都可由得他高兴如何就如何。但他想在政治擂台上挥拳踢腿，这种百牛莫挽的自信力加上万物皆备于我的教条主义就过犹不及，特别有害了，偏执狂心胸狭小，还能拿出多少空间去容人容物？康有为一生事业终成水月镜花，依照“性格即命运”的论断，不难找到悲剧的根源。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赴京会试（此前一年他终于考中了举人）。放榜前，他联合十八省赴京应试的举人在松筠庵集议，由梁启超起草了一份长达万言的请愿书，他充分利用士气，牵头闹腾了一出“公车上书”的大戏，“请拒和约，迁都，变法”。此文遍传都下，倾动朝野。令人意外的是，慈禧太后一向心狠手辣，这回却以柔克刚，使用绥靖政策，一千三百多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举人，在她看来，可算是一股潜在的民间力量，不开罪为佳。男人有招，妇人也有计，礼部抢先放出黄榜，以此转移京城各路士子的注意力，让他们哭的哭，笑的笑，疯的疯，癫的癫，情绪一旦紊乱，国事也就无心再去清谈。这次，康有为春风得意，梁启超名落孙山，但康有为仍然感到有些失望，他的状元梦和翰林梦双双轮空。“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康有为还哪有心思再搞什么“学潮”？进宫去谢主隆恩也么哥。慈禧太后没抡大棒，只用几根“胡萝卜”就瓦解了千头攒攒的学潮，要说，后代的统治者应该跟她学着点，少用刀枪而多用计谋。
在专制王朝的竞技场，从上往下搞政治非常简单，只须加大愚民的广度和洗脑的深度，即可尽收全效，顶碍事的则用武力去荡平；从下往上搞政治则千难万苦，光是理论建设这个环节就够人煞费思量了。应该承认，康有为以“素王”自居，多少还是有点底气的，至少在今文经学这顷实验田里，他是当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这种水平的改良专家。今文经学，一言以蔽之，就是搞“罢黜百家”和“一言堂”，搞“学术为政治服务”。西汉时期，以董仲舒为首的今文经学派得到汉武帝的支持，势力很大，旗帜甚张，但好景不长；东汉时期，政治挂帅的今文经学派被以马融和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踢翻了场子。迄于清朝初期，政治环境较以往更加恶化，读书人若妄议国是，风险骤增，只得一个猛子扎进故纸堆，皓首穷经，因此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训诂考据之学盛极一时。在康有为看来，古文经学派的学问都是“数千年无用之学”，学问脱离现实需要，不能直接干预政治，还有什么鸟用？天下士子眼看大清帝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难道不应该从孔孟之学的清澈源头吸取些可补时艰、能纾国难的启示吗？于是，他暗暗地从四川学者廖平的两部书稿《辟刘篇》《知圣篇》中吸取思想精华（此事后来酿成学案，不少人认为康有为使出空空妙手，大行剽窃之实），出版了与时代精神密切呼应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康有为认定孔子绝对不是专治“无用之学”的冬烘先生，而是宅心仁厚的政治家，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才是目标，可惜他老先生长期鹤鸣于野，不能一展雄才伟抱。康有为这样说，当然很容易打动那些忧患意识强烈的朝野人士，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但他把话说得太满太绝对，将实力雄厚的古文经学派直往垃圾堆里扫，这就触犯了众怒和众忌，连一向开明的翁同龢都“惊诧不已”，称康有为“真说经家一野狼也”。学问做过了头，野狐禅参成了“野狼禅”，保守派还能够待见他？湖湘名士叶德辉是儒学的原教旨主义者，他早就看穿了这套把戏，索性揭开康有为的底牌：“康有为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德自命，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欲搅乱朝政，而又作《改制考》。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孔教中人认定康有为是叛徒，是假洋鬼子，不值得信任。康有为用教主纪年替代大清年号，使朝野为之侧目，啧有烦言。张之洞原本很看好康有为，这下也不得不赶紧划清界限，下令查封强学会。
在康有为的著作中，最招致物议的还不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而是他的《大同书》。康有为标榜“大同”，无缺陷无遗憾的理想社会须消灭原有的国家、阶级、私有财产、婚姻和家庭，将现有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基础连根拔起。在他看来，人类的自私全发端于小家庭，只有实行公养、公教、公恤，才能杜绝孝道的种种弊端。婚姻则使女性遭受奴役、牢牢束缚而不易解脱，理应彻底取缔，代之以短期合同，夫妻合则聚，不合则离。康有为与西方传教士多有往来，从他们那儿了解到柏拉图《理想国》、康帕内拉《太阳城》和莫尔《乌托邦》的一鳞半爪，《大同书》即由这些舶来的思想散片拼凑杂糅而成。客观地说，这些思想的七彩泡沫确实给当时沉闷单调的知识界增添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对改造中国命运这项艰巨工程毫无指导意义。其中某些谬见成为笑柄，比如他认为黑人是最劣等民族，务必漂白之，可用黑人与白人杂婚的方式，少则七百年，多则一千年，使地球上再无深色人种，这种见解实在是卑之无甚高明，很容易被人唾弃。
康有为立异标新，固然能够耸动当时知识界的视听，但这种空疏不着边际的理论既非思想金丹，又非政治利器，对读书人并没有醒脑提神的积极影响。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对康有为的评判切中肯綮：“（康）氏以元统天之说大有泛神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颇摹仿基督教；其以预言家自居，又居然抱穆罕默得之野心者也。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也。”这段话可谓一针见血。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康有为目空一切，夸夸其谈，注定只能做做三脚猫的学问，绝对做不了成色十足的政治家。做学者，性格尽可以狂狷怪僻，心胸褊狭也无大碍；做政治家则不然，必须示人以天地广大，示人以江海包容，意气用事、感情用事徒然自损。康有为是个典型的偏执狂，要他容人容物，就等于纳须弥于芥子，用骆驼穿针孔。他心胸狭隘，最终使自己，也使维新派迅速陷入孤立之境，变成徒有其表的“空头帝党”——可怜的鸡蛋、鸭蛋、鹅蛋、鸵鸟蛋，他们齐齐挑战主管绞肉机的慈禧太后，除了粉身碎骨，还能如何？
政治家开张，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手中必须抓稳三张大牌——理论、武力和联合战线，方可言智，言勇，言胜。康有为手中有理论，却没有枪杆子，缺少了一张关键牌，怎么办？那就一定要抓好联合战线，发展生力军。当时，除了死硬的顽固派，以那位说过“宁赠友邦，不畀家奴”的混球大臣刚毅为代表，康有为理应竭诚团结的力量至少有以下三支：
一支是政界的开明派，也是实力派，例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大臣和督、抚高官，团结了他们，变法维新的阻力将随之锐减，上下同心，其利断金。可是康有为刚愎自用，自以为抱紧了光绪皇帝的大腿，就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了，不必将李、张、刘等大臣放在眼里。他在北京办强学会，一时间，投奔者络绎于途，唯恐不得其门而入。李鸿章主动赞助二千两白银，作为入会之资，还同意出借安徽会馆的数间房屋给强学会办公，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啊！李鸿章在政坛打拼数十年，门生故吏满天下，虽暂时失势（甲午海战后被短期停职反省），但影响力并未衰减，依然无人能出其右，他肯主动带头，又何愁强学会人气不旺？往后办事必将处处爽利。可是康有为颟顸至极，也蛮横至极，竟然不同意李鸿章入会，使后者碰上一鼻子灰，大为扫兴。康有为搞宗派小圈子，搞唯我独尊，好景如何能长？当时，对强学会感兴趣的还有力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他答应给强学会注资，从北京迁址到上海，开办费用由他独力承担。这样一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然而，只因张之洞以前辈学人的身份善意规劝康有为少谈“孔子改制说”，低调多办实事，一言逆耳，康有为就拂袖而去，将事情搅黄，这下进路、退路全断了。
一位以改良中国社会为天职的政治家，竟缺乏起码的度量，康有为还能在最需要人脉、人缘、人气的官场玩得日曜月明，水流山转吗？此问的答案已不待蓍龟而可知。
还有一支力量——“太子党”，是康有为理应团结的。“太子党”的存在有形有迹，他们得天独厚，对政治濡染最深，教育最好，而且了解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比海绵吸水还要完全。如果他们不沉溺于吃喝嫖赌、贪赃舞弊，而能够为国事民生沥胆披肝，那么这些人最有办法从内部消解旧政权的压力，减轻武力斗争的阵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些大家公子——谭继洵之子谭嗣同、张之洞之子张权、曾国藩之孙曾广钧、左宗棠之子左孝同、翁同龢之侄孙翁斌孙、陈宝箴之子陈三立、沈葆桢之子沈瑜庆、林则徐的族裔林旭——多达数十人，若能拧成一股绳，其合力将不可低估。他们是方兴未艾的政治新血，观念超前，跃跃欲试，最渴望有所作为。但康圣人却并不看好他们。
谭嗣同由江苏道候补知府超擢为四品军机章京，参知政事，可谓奇数。与他同授此职的还有杨锐、刘光第和林旭。林旭在四人中最年轻，时年二十六岁，雄姿英发，朝气蓬勃。康有为虽是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却只任工部主事，兼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比四位军机章京的品秩、地位只低不高。由此也不难看出光绪皇帝对康有为并无急用、重用的意思。
在《自编年谱》中，康有为屡屡涉及算命测字，扶乩选穴，自炫天生慧眼和法眼，这回又怎肯放过送上门来的扮演张半仙和李铁嘴的机会？
时吾观复生（谭嗣同）和暾谷（林旭）之相，谓卓如（梁启超）曰：“二子形法皆轻，不类开国功臣也。”今兹维新，关中国四千年大局，背荷非常，而二子起布衣而骤相，恐祸将至矣。昔何晏、邓飏执政，而管公明谓其鬼幽鬼躁，必及于难。吾今惧矣。
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竟搬出麻衣相法来给自己的同志算命，他到底是高明，还是鄙陋？中国十九世纪末的改良派竟以此人的旗帜为帅纛，以此人的笔杆为指挥棒，先就错得离谱了。康有为啊康有为，在他心目中，举国上下只有一人具备补天之才、擎天之力。自信过头，尚可理解，但他弄鬼装神，又如何能干出经天纬地的大业？
至于第三支力量——民间知识分子，康有为更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孙文要与他缔结平辈之交，一而再，再而三，结果被他拒之于千里之外，换了别人，肯定同样难以获得康圣人的青睐。殊不知，这支队伍变量最大，后来排满反清，主张国民革命的，多半由这批民间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在江湖上时隐时现，其中不乏豪杰。
身为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既偏执又褊狭，盟友寡少，而树敌良多，不免穷于防范和招架。当保国会被后党刚毅和荣禄咬定为“只保中国，不保大清”，墙倒众人推时，那些开明疆吏，本来能够说上好话，帮上大忙的，全都默不吱声。
应该讲，历史给了康有为最好的机遇，可是这位自命为“圣之时者”的改良派领袖并未找到真北，把握契机，而是任由机会像泥鳅一样从手中溜脱。百日维新失利，戊戌六君子喋血，固然是冥顽不化的慈禧后党丧心病狂的打压所致，但又何尝不是康有为的策略失误和性格浮躁的自然延伸。领袖的性格即政党的性格，领袖的命运即政党的命运，从来都是如合符节，分毫不爽。
康有为对西学所知有限，对西方的政治思想更属管窥蠡测，强不知以为知，草率上马，主持中国十九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可谓先天不足。这位“圣之时者”应运而生，本可以团结多方面的政治力量，引导积贫积弱的中国一步步从沼泽中跋涉出来，然而，他师心自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玩什么“小臣架空术”“借刀杀人术”，坐失千载一逢的良机，终于闹得众人丧气寒心，古老华族依旧积弱不振，长期在腥风血雨中苦苦挣扎。
康有为从小读书甚勤，行坐不离书卷，言必称圣人如何如何，村人都叫他“圣人为”或“戆为”。但他并不戆，只是狂，只是孤高。他曾手书一联：“大翼垂天四万里，长松拔地三千年。”一介狂生，大言不惭，他身上很少显露出民胞物与的政治家素质。十九岁结婚，花烛之夕，亲友们想闹洞房，康有为却笃守周礼，闭门不纳，使得众人大为扫兴。祖父去世后，他借题发挥，“于棺前结苫庐，白衣不去身，终年不食肉。……人咸迂笑之”。这些不近人情的细节，都是康有为在《自编家谱》中不打自招的。青年时期，康有为屡次落第，遂入南海西樵山白云洞，屏居独学四年，为了排解内心的苦闷，平日参禅打坐，念佛诵经，不免有点走火入魔，直弄得“歌哭无常”，落下轻度的精神疾患。当时，他胡乱读了些传教士译介过来的工艺、兵法、医学和基督教义之类的书籍，就自以为学究天人，乃是内圣外王的奇才，一世无二的大儒。疯子仍不妨为学问家，章太炎即为显例，但疯子有碍于做政治领袖，试想，众目睽睽之下，维新派的党魁康有为言谈举止古怪莫名，其信任度和支持率还能不逐日递减？康有为做过一件事，令人齿冷三天，依照明、清两代的惯例，考生进学——中举或点进士，都要拜主考官为房师，以报答他们的擢拔之举和再造之恩。康有为却偏要在这个没题材可捞的地方捞题材，没文章可做的地方做文章，竟然拒绝拜自己的主考官为师，弄得狂名满天下，令人侧目而视。你说，一介狂生，轻失师友欢心而不知悛悔，还如何玩得转最需要凝聚力和感召力为之润滑的政治齿轮？康有为是学问升级版的洪秀全，若论行动力和煽动力，康教主比洪教主差得太远，若论精神不健全，心理不健康，两人则在伯仲之间。
知兄莫若弟。康广仁致友人书，谈及康有为的败因，相当靠谱：“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从政者大睨高谈，任性使气，目无余子，适足以自隳前功，验之古今，罕有例外。戊戌年六月十六日（1898年7月24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在朝房中，康氏与军机大臣荣禄不期而遇，话题自然离不开变法维新。荣禄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两百多年的祖宗之法，怎能在短期内全部革新？”康氏闻言，不作任何解释，出口即为恶声：“只要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全变过来了！”他吓谁呢？徒然示人以狂悖，反被荣禄一眼看轻了骨头。荣禄退朝后对人说：“康南海变法，徒梦幻耳，设能自保首领，尚属大幸。”康有为用“麻衣相法”给谭嗣同、林旭算命，批评他们“鬼幽鬼躁”，而真正鬼幽鬼躁的倒是他自己。
“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日本，曾在加拿大等国募捐，企图重整旗鼓，收复“失地”，遂有谭嗣同的刎颈之交唐才常领导庚子年（1900年）武汉自立军起义。起初，海外华侨虽同情“戊戌六君子”惨遭大辟，捐款却并不踊跃。于是康有为诓称光绪皇帝特授衣带诏，他奉谕出走海外，可便宜赐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南洋华侨要他出示衣带诏原件，他说，“此神翰也，出阅之时，必向北方摆香案，着朝衣朝冠，行三拜九叩之礼。汝等氓蚩，岂能污染宸笔”。由于信息不对称，那些热衷爵位的富侨成为了上当者，“报捐公爵者一万元，捐侯爵者九千元，捐伯爵者八千元，捐子爵者七千元，捐男爵者六千元，捐轻车都尉者五千元，列名保皇党者，皆光绪佐命之臣矣”。最令人莫名惊诧的是，一些洋鬼子纳金求爵，竟不甘华侨之后。最滑稽的剧目莫过于英国疯子康乾伯（Comchanber）与美国跛子活木李（HomerLee）对簿公堂。前者被梁启超册封为中国民军大元帅、男爵，后者被康有为册封为中国维新皇军大将军、子爵，两人都捐献了数万元给保皇党，但谁受谁节制才对呢？职分并不明晰。他们互争雄长，结果真相大白，一时间沦为笑柄。
康有为在海外募得巨额款项，真正输入国内援助武汉自立军的银洋不足其所得的十分之一，由于再三展期，自立军起义最终谋泄而败，唐才常、林圭等二十多位与义者壮烈牺牲。此事的真相，后来被知情人揭穿，康氏残余的声望就像遇冷的汞柱，一落到底。大学者严复同属保皇派，他批评康有为，痛疾见于言词：“于道途见其一偏，而出言甚易。……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己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夫曰‘保皇’，试问其所保今安在耶？必谓其有意误君，固为太过；而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其非，则虽百仪、秦，不能为南海作辩护也。”当代史学家高阳更是铁面无情，狠狠地掊击敲打道：“近世高级知识分子，欺世盗名，奸险无耻，莫过于康有为！”从以上二人的酷评不难见出，有识之士对康有为的人品和晚年行事极端鄙夷。当年，“革命和尚”苏曼殊激于义愤，携短枪赴香港刺杀康有为，若非康氏平日防范甚严，请来印度阿三昼夜护院，恐怕难逃一劫。
袁世凯称帝后，骑虎难下，康有为写过《劝袁世凯退位书》和《再与袁世凯促退位远游书》。在这两封公开信中，康有为称袁世凯为“慰庭总统老弟”和“慰庭前总统”。第一封公开信尚有半真半假的“善意”，他提醒袁氏，“况公起布衣而更将相，身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总统，今又称制改元，衮冕御玺，而临轩百僚，奏臣陪位已数阅月，亦足自娱矣。又过求之，恐有大患矣。公自审其才，上比曾、左、李诸公，应远逊之；而地位乃为羿、浞、王莽，势变之险如此，尚不急流勇退，择地而蹈，徘徊依恋，不早引去，是自求祸也”。可惜言者谆谆，听者邈邈，袁世凯根本没把过气角色康有为当回事。第二封公开信很不客气，简直就是诅咒袁世凯早死早生天，“嗟夫！公以顾命之大臣而篡位，以共和之总统而僭帝，以中华之民主而专卖中华之国土，荼毒无限之生灵，国人科公之罪，谓虽三家磔蚩尤，千刀剸王莽，尚谓不足蔽辜。但吾以为文明之法，罪人不孥，枯骨不毁耳。公早行一日，国民早安一日，时日曷丧，及汝偕亡”。康有为教训别人很舒服，被别人教训就没那么愉快了。
1917年，辫帅张勋举兵复辟，扶溥仪重登金銮殿，康有为不甘寂寞，参演丑剧，被授予弼德院副院长的闲职，他沾沾自喜，欣然受印，竟觍颜将这个伪职写进了他母亲的墓志铭。万木草堂的领班弟子梁启超一向对恩师康有为十分敬重，但在大是大非上他并不含糊，毅然拿出了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非凡勇气，挺身而出，通电怒斥跳梁小丑借尸还魂的鬼把戏，“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词锋所指，康有为避无可避。段祺瑞马厂誓师，奋力扫除妖氛，梁启超即在其麾下出谋划策。康有为丢了职位，丢了脸面，切齿恨恨地说：“此次讨逆军发难于梁贼启超也！”辫子军难成大事，复辟丑剧昙花一现十三天，即被讨逆军打得七零八落，作鸟兽散，溥仪逃到英国公使馆寻求政治庇护，张勋躲进荷兰公使馆抽大烟解愁，康有为则龟缩在美国大使馆长吁短叹，对梁启超必有以报之，写下一首七言绝句：
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
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
康有为运用动物界和神话中几个典型的反噬的例子来斥骂梁启超忘恩负义，背叛师门，这适足以说明他缺乏服善之智和改过之勇。
最令人发指的是，康有为还伪造了谭嗣同的狱中血书。这一秘辛本不为外人所知，却被知情人王照在《水东集》中检举揭发。伪造的血书如下：
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彼首鼠两端者不足与语；千钧一发，惟先生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呜呼！其无使死者徒死而生者徒生也！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
为了抬高自己，康有为无所不用其极。他果真有那么重要，关乎国运的兴衰吗？答案是否定的。不幸的是，谭嗣同的颈血白流了，康有为逃亡海外，接受华侨供奉，他马不停蹄，周游欧美各国，对国内局势很少操心，只在溥仪、张勋之流上演历史丑剧的时候，他才粉墨登场，热热身，当当票友，凑凑份子。他对得起死去的“戊戌六君子”吗？他对得起拥戴他的同志吗？他对得起谁？
1927年初，康有为去天津为溥仪祝寿，他自作聪明，建议废帝溥仪改清室国号为“中华”，令溥仪心生不悦，以至于康有为不久归山，其门人徐良请求清室赐谥，竟未获许可。康有为死心塌地做奴才，结局不过尔尔，真是可悲可叹。
康有为中夜徘徊，受到良心谴责时，也曾作联语表达内心的感伤：
复生不复生矣，
有为安有为哉！
复生是谭嗣同的字，若九泉之下有知，必然十分痛心，他会悔恨自己当初看走了眼，竟把满怀信任孤注一掷，全押在这位陋儒和犬儒身上。
“性格即命运”，但我觉得，“性格”还稍嫌抽象了一些，换为更古雅的“器识”，才逼近真实。曾参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裴行俭说“士之致远者，必先器识而后文艺”，顾炎武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则无足观矣”，他们都把“器识”放在首要位置，并认为它能够起到决定作用，这显然是智者一生的心得。康有为的器识如何？其器量之狭小，识见之短近，上文多有指陈。历史选择这位小器浅识的狂生来充任十九世纪末改良中国现实的领袖，简直有点瞎扔骰子乱出牌的意思。我总觉得，历史并非是一位盲目盲心的上帝，恰恰相反，他比谁都心明眼亮。只不过他太喜欢捣乱，很少有一点正经，恰如《伊索寓言》所示，他总是故意选派“水蛇国王”来治理“青蛙王国”。更远的且不说，光是近、现代，袁世凯、北洋军阀、蒋介石等人，哪个不是名副其实的“水蛇国王”？真够天下老百姓丢魂丧魄的了。相比而言，康有为的根底显然要比众魔头好得多，却由于个人器识褊狭，师心自用，小算盘打得太多，最终老大徒伤悲。
1923年，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请康有为到西安讲学，闹出圣人盗经的大笑话。康有为喜欢收藏宋版古籍，恰巧西安卧龙寺内尚存数函宋版藏经，康有为向寺僧定慧强“借”不还，引发诉讼，招来舆论的一致谴责。渭南文人武念堂以此趁手的题材作缩脚联一副，酷评康氏所为，极尽讽刺嘲骂之能事：
国之将亡必有
老而不死是为
横批是“王道无小”。上联缩去“妖孽”二字，下联缩去“贼”字，横批缩去“康”字。全联明嵌暗镶“康有为”姓名，骂他是妖孽，是贼，无一字无来处。
康有为在政治上竹篮打水一场空，晚年镌印，总结半生业绩，强作欢响：
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
南海圣人自鸣得意，调子綦高，却短缺必要的反省精神，至死而不悟。到了民国初期，他动用华侨的大笔捐款，在杭州西子湖畔丁家山建造别墅一天园。1917年暮春，他相中芳龄十九的船娘阿翠（张光），娶为六夫人。贪财，好色，爱慕虚荣，追求享乐，这位“风流圣人”从未亏待过自己。然而凡事过犹不及。据《万象》六卷九期毛丹先生的《康有为晚年》一文所记：六十九岁时，康有为受域外医学“奇迹”的蛊惑，竟异想天开，请德国名医冯·斯泰勒为自己动手术，移植“青春腺”（年轻公猿的睾丸），想要抗拒衰老，手术之后不久即一命呜呼。这真是可悲可诧的昭示，康有为给大清帝国所动的那次“手术”岂不是同样不靠谱吗？二者都对“受体排异性”悍然不顾，结果则完全一致。
康有为欲多谋寡，志大言夸，其性格和器识确实具有天然缺陷。当年居然有那么多社会精英病急乱投医，指望这位闭门自封的“素王”能够将中国救出苦海，登于彼岸，天真得匪夷所思。这说明，历史除非不开类似的玩笑，如果一定要开，就会充满恶意。
来源: 《随笔》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