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故论衡》是章太炎最为系统的学术史著作。该书中卷承接“刘向、刘歆—《汉书·艺文志》”目录学学术史谱系，并对其中反四部分类的学术成分，特别是清儒章学诚的思想，多有取法与对话。章太炎有选择地将此谱系应用于与今文学派的论辩、对西学的迎拒和“文”、“史”概念探讨，可以为“径取旧学，间法西学”提供借鉴，对反思人文学科强分畛域的学院制度，亦不无裨益。
关键词：章太炎 章学诚 《七略》 四部分类法 《国故论衡》
一、绪论
（一）《国故论衡》的地位
章炳麟（号太炎，1869—1936）著作甚丰，仅就其学术史研究之代表作而言，可举《訄书》之大部分及《国故论衡》。此外，尚有收录东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时期文章为主的《太炎文录初编》涉及学术史的部分，以及其他涉及学术史演讲稿和讲义记录的《章太炎演讲集》。其中《国故论衡》尤应视为章太炎最系统和纯粹的学术史著述。
《国故论衡》共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三卷。上卷主论音学角度之小学理论，可与《新方言》《文始》并视为乾隆、嘉庆以来小学音学理论集大成之作。其中《理惑论》篇论及古文字，因囿于时代，章太炎力论甲骨文之不可凭（晚年自纠其误）。《正言论》则从小学家与学术史家角度批判白话文运动（文言合一或言文一致运动），力言以语代文猝行之谬，由此亦可窥该书与语言现代性之关系。《国故论衡》以小学为首卷，显见章太炎学术史以小学为基础，强调语言学视角，上承乾嘉学风。其学术史可谓始于语言文字，终于语言视角，立论征而有信，同时不乏理论建树，了无蹈空骛虚之论。
中卷之“文学”概念，并非现代literature译词之“文学”，亦非仅指纯美学意义之“文”（章太炎以“彣”或“彣彰”与“文”刻意区分）。中卷旨在备论文史，而旁及校雠；或可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论述“文”、“史”概念。其所论者乃广义的“文”、“史”概念，实则与今日学术制度中的“文学”、“史学”迥异。首先，中卷表现出晚清今古文派的政治、学术对立意识。其次，该卷所收七篇论文承接乾嘉学术余绪，尤其执着于《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之四部分类问题，因此与清儒章学诚对话频频。在这些论文中，章太炎从文章流变之学术史角度定位其广义的“文学”概念，更借此承接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并回应清中期章学诚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意识。最后，与《小学》部分言文一致批判相呼应，章太炎此处暗含响应西来之“文学”概念的用意。总之，章太炎将其叙述置于刘向、刘歆以来至章学诚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谱系之余响，并以此直面西学骎骎东渐的现实。
下卷之“诸子学”或可名之为“哲学”。除《原学》兼论中西学术比较外，《原儒》《原道》《原名》《明见》《辨性》皆以诸子学为主，其中《明见》《辨性》乃将佛学与诸子等量齐论。之所以可用翻译词“哲学”指代“诸子学”，是因为章太炎1920年在《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演讲中说：“原来我国底诸子学，就是西洋底所谓哲学。”如上所言，章太炎学术史著述，有高度的与西学对话意识，甚至一定程度融合西学。在此意义上说，章太炎的学术史著述，正是现代性的一个表现。
综观《国故论衡》全书，上卷论及上古音韵小学，凸显该书以小学为始基的立场；中卷以学术流变为主线，论及其狭广两义之“文”或“史”概念；下卷融合诸子学、佛学及西学而阐发义理，亦是于新的语境上溯诸子之学术渊源，并在与新学的对话中重构。该书之纷繁、复杂、系统、艰涩，由此亦可窥见。实际上，自付梓以降，《国故论衡》除上卷为治小学音学者论及外，其他两卷至今虽言及频频，却是研究寥寥。推测其故，其一，白话文运动产物之白话文学术兴起，文言文学术传统黯然式微；其二，现代人文学科之文史哲语言学四分（中国文学更是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分，语言学亦是文字、音韵、语法三分），此支离之体制，不仅只能“盲人摸象”，亦不易宏观中国学术史；其三，章太炎行文古奥，且汇数千年传统于一身，熔先秦诸子学及汉传印度佛学于一炉，旁及晚清汉译西学特别是日本近代学术，故不易通读。
章太炎晚年门人庞俊与郭诚永合著《国故论衡疏证》，令对《国故论衡》望而生畏者稍可接近，令锲而不舍者更进一步，其功实大。《国故论衡》系统意义上的研究，此书当为嚆矢。在此之前，《国故论衡》有限的研究者之一，也许可举胡适。胡适《中国哲学史》上卷（1919）等颇受《国故论衡》影响。胡适等“五四”新一代学者倡导于现代语境中“整理国故”，其“国故”说法便来自《国故论衡》，由此亦可窥见该书的影响。胡适最为推重《国故论衡》，他于1922年强调：“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胡适之称誉当否另当别论，然足可证该书于胡适之重大意义。
（二）相关研究史及本文的问题意识
章太炎与章学诚之关联常被言及，但系统探讨者寥寥。仅就笔者目之所及，较为深入者，如张荣华阐明不同思想家之同一“六经皆史”，却因时代、语境迥异而同名异实。张文质疑清末谭献过誉章学诚，以对照章太炎对章学诚的臧否，并阐明二章之区别在于，章学诚强调经为史，为官学，而摒弃私作，章太炎则追求摆脱官学藩篱。江湄试图以章太炎的《春秋》学为中心，考察章太炎“六经皆史”说的本意。章学诚时，清代经今古文之争尚未真正出现，江湄研究涉及道光、咸丰尤其晚清经今古文论争问题。张勇认为，言戊戌变法期间的章太炎为古文经学派不确，因其亦尊孔子为素王，赞成孔子改制说，一若今文经学主张；同时章太炎虽然不认同孔子是六经作者，一如古文经学立场，但认为孔子远非述而不作。章太炎《訄书》初刻本中《独圣》确实言及：“六经皆由孔子笔削，不止删定而已。”张勇指出章太炎思想为经今古文两派糅合。王汎森很早便留意到，章太炎在数十年与今文家的对垒中，其所宣传的古文经内容，亦相对被改变。张王两氏之见，不无道理。章太炎本非囿于门户者，由始至终对西学亦持吸收态度。而且汉学古文一派尤为推崇的郑玄本来便吸收了今古文经学精华，《后汉书》所谓：“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此外，江湄指出，章太炎于《訄书》重刻本时期，仍如今文经学般相信孔子《春秋》有“通三统”之义，并认同孔子《春秋》参酌夏商周三代而制礼的观点；但是，自1910年刊行《国故论衡》之后，章太炎摆脱了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经学框架，不复攀附《公羊》的《左传》学，而阐发《左传》“以史传经”的性质。也就是说，江湄并非仅以古文经学框架阐释1910年以后的章太炎相关著述，而强调其以“六经”为“良史”立场。这一立场，与上述研究者不无相通之处。上述研究的共同特点，皆在于不以经今古文之简单对立把握章太炎。
尽管章学诚与章太炎的关系学界论及有限，章学诚研究则成果累累。余英时跳开汉宋二元对立框架，从与宋学的复杂关系观察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代表学者戴震，并由此解读章学诚。明末清初学风一变，开一代风气者乃黄宗羲与顾炎武（尤其是顾炎武）。此一学风至乾嘉而臻至高峰。以上乃学界共识。在承接学界相关成果基础上，余英时尝试用新的框架描述晚明至清代的学术风气转变，亦即聚焦于宋学、阳明学与标榜反宋学反阳明学的戴震和章学诚学术之间的复杂关联，详细分析这一问题。以与朱子阳明的连续与断裂为视角纵观清学，亦是章学诚著述本身的角度。此正如钱穆所言：章学诚“谓浙西宗顾亭林，尚经学，渊源自朱子；浙东宗黄梨洲，尚史学，渊源自阳明。窃谓清初学风，乃自性理转向经史。顾、黄两家，为其代表，皆经史兼擅，而亭林造诣尤卓。盖由朱子转经史，其道顺；由阳明转经史，其道逆”。承接这一视角，余英时认为有“两个戴震”：一是领导清代考据学风潮的戴震，一是偏爱义理的思想家戴震，后者建立在经典考证之上，有别于宋儒的形而上架构。但是，两者又都在朱子的延长线上。因此，后者未必被考据学界接受。余英时视戴震为程朱理学“道问学”传统在清代的最高峰，章学诚亦为此一学风代表之一。余英时将此新一代学风概括为由尊德性往道问学的转变，并以“儒家智识主义”这一新概念来指称“道问学”。因此，该书以朱子学与清代学术关系为框架，或者说是以朱子学为视角观察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展示了朱子学与清代朱子学群体的复杂关系。
另一方面，亦因余氏该书以朱子学为视角，书中始终聚焦朱子学、阳明学与清代反宋明理学的戴震与章学诚的复杂关系和曲折余绪，也难免忽略了其他重要视角。比如，尽管余英时视章学诚之校雠为戴震考据之对应，书中却缺乏目录学角度的具体叙述，遑论将目录学作为解读章学诚之方法论视角。此外，该书也因聚焦于戴章关系、戴章互读的同时，更多从章学诚对戴震的心理解读章学诚，以至于予人一个印象：章学诚的目录学只是应对戴震考据学挑战之产物而已。这与目录学视野在该书中的单薄甚至缺席不无关系，而且，“儒家智识主义”未必是描述清学这一变化的有效概念。比如，董仲舒综合了法家、道家、阴阳家、墨家之说，东汉博士家之谶纬著作也有将孔子神秘化、帝王化的倾向。因此与董仲舒等相比，也可从刘向、刘歆、郑玄处看到这一“儒家智识主义”转向。但若据此说董仲舒等及晚清康有为对汉代公羊学的再发挥为反智识主义，似乎又不妥当。
承接上述成果，本文旨在从中国目录学（校雠学）史，尤其清代学术史脉络中，定位章太炎的学术史著述，进而探讨章太炎与清代诸子学热的关联及其意义，解读晚清语境中章太炎就“文”、“史”所作的相关论述。在内容上，本文聚焦于与目录学关系密切的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卷“文学七篇”。在方法论上，与已有著述相比，本文应是首篇较为系统探讨二章关系之研究。同时，本文试图通过对二章关系的讨论，揭示章太炎与乾嘉学术的复杂关系。尤其试图通过两者目录学的关联，揭示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卷以及其他相关论述何以频频论及章学诚。显而易见的是，章学诚至少是章太炎学术史写作中高度关注的对象。甚至可以说，不清楚从刘歆至章学诚目录学角度的学术史谱系，未必可以理解《国故论衡》中卷。本文将考察《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如何成为清中期、清末不同语境中共通的学术源流，并揭示“刘向、刘歆—《汉书·艺文志》”这一两汉学术传统及其后世影响如何成为二章共同的思想史学术史资源，以及章学诚如何成为章太炎批判性对话的对象；这一源流如何被章太炎有选择地用于其与晚清今文学派的论辩、对西学的迎拒、于晚清语境中就“文”和“史”概念所进行的争论等。最后，本文也试图彰显明清思想转型中义理重构问题发展至章太炎的大致脉络，以探讨章太炎学术史著述的思想史意义。因此，本文也会扼要探讨清代乾嘉时期章学诚等的义理重构问题及其至晚清章太炎哲学重构之间的发展脉络。《国故论衡》中卷重点不在义理重构，义理问题是该书下卷诸子学及章太炎其他论著的主要内容。义理重构的问题或者章太炎的“哲学”建构，尤其政治哲学建构，是章太炎思想中至为重要的部分。就《国故论衡》而言，小学与文学可以说是第三部分诸子学的必要准备，而第三部分也涉及哲学建构问题。章太炎近现代“哲学”建构出现时间早，对晚清政治影响深，体系独特，架构广阔。笔者以为，章太炎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先行者。
章太炎于西学骎然东来之际，系统叙述两千多年之中国学术史。若用现代学术用语言之，章太炎乃是以语言音韵文字学为始基，从文、史、哲角度著述中国学术史。《国故论衡》固然是仿照王充《论衡》所作，但其中卷显然是以刘歆《七略》为基本结构，辨识文章流别，考镜学术源流。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及《校雠通义》亦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完全可以说，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文史通义》与章太炎的《訄书》《国故论衡》（尤其后者），莫不可列为清代以来最重要的中国学术史著作。另一方面，章太炎的学术产生于晚清特殊的政治与学术语境，关乎章太炎针对今文派经学之古文派立场、帝国主义之民族主义意识、改良派之革命主张。此自然又与章学诚有着重大区别。章太炎的这一态度，突出表现于其《国故论衡·原经》：“发愤于宝书，哀思于国命矣。”此外，章太炎的义理重构与佛学唯识论以及庄子哲学的糅合、重构，又是密切相关的。而其间，西学对他的启示同样不可忽视，这自然是乾嘉儒者章学诚不可能有的。
但是，章太炎与章学诚的关联又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章太炎在《訄书》《国故论衡》等书中频繁从目录学角度论及学术史，也多论及章学诚。其次，晚清诸子学热固然有受西学刺激的一面，但就其“内在理路”而言，更为直接的背景则是章学诚于乾隆、嘉庆年间，从汉代目录学角度对《四库》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抵触和批判。而章太炎正是此一主题在晚清新的政治、学术与文化语境中的承接者和变奏者。晚清诸子学热，亦是此一重评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目录学成果的归结。再次，提及章太炎的佛学并非无关宏旨，因为这也是考察章学诚、章太炎义理重构问题的一个角度。顾炎武视同时代理学为“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的“禅学”，并提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的命题。张志强指出，自顾炎武起，理学不再是一套本体论和修养实践学，而是一种经典解释学。心性之学被化约为“行己有耻”而已。在此脉络中，张志强提及，戴震晚年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乃欲通天下之欲而成就万物一体之仁，以求人欲之大公，其“理”则是“社会相关之理”。但是，章学诚《书〈朱陆〉篇后》表面为戴震辩护，实际却是委婉诋戴，借时人之口，讥诮戴震“心术未醇，颇为近日学者之患”。彭绍升亦批判清朝学问不再是成德之学，义理学已经失去独立性，认为戴震的理欲重构缺乏此认识，因而主张宋儒模式已不足以重构义理，必须借助佛学资源。张志强谈及此一学案，旨在以明末以来的长时段视角，回答晚清佛学复兴（士人佛学）运动何以出现，并观察清末民初近现代佛学唯识学出现的思想史背景和意义，溯源晚明清初学术史、思想史之嬗变。张著提及义理重构过程中佛教唯识学的位置，对理解章太炎思想内部的清代学术（尤其“戴震”和“章学诚”）、章太炎著述中的庄子哲学和佛教唯识学，尤其借助佛学的革命道德重构问题，不无启发。同时，为观察黄宗羲、章学诚等言性命不离文史、言理不离人事的义理重构提供了一个同中有异的章太炎的义理重构，并间接讨论了戴震、章学诚、彭绍升等义理重构与章太炎哲学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
因此，刘向、刘歆至章学诚再至章太炎的学术史著述谱系，吾人不可不论。附带提及，今日论及此一题目，与笔者试图厘清现代意义上的“史学”、“文学”概念，并质疑现代学术制度中文、史、哲、语言学学科窄化、画地为牢的问题意识，亦不无关系。
二、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及其对章太炎的影响
（一）章学诚与刘向、刘歆父子
章学诚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写《文史通义》，同年致信钱大昕：“故比者校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迄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他在《和州志》中编写《艺文书》，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意图，分为八大类、三十五部（类目），分录州人著作，仿刘向、刘歆《七略》的六部分类法，撰写《序例》《辑略》。1779年章学诚在《和州志艺文书序例》基础上，仿郑樵《通志·校雠略》，完成目录学专著《校雠通义》初稿，并于1788年定稿。《校雠通义》是《文史通义》之深化和补充，章学诚为备论文史，而进一步诉诸校雠。章学诚二著皆本《七略》，故不可分而论之。《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刊行于章学诚辞世31年后的道光十二年（1832）十月。
班固曰：“《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又曰：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刘向《别录》为其所校订书籍的解题集，刘歆根据《别录》整理出《七略》。《七略》实际为“六略”，亦即六部分类法，因为开篇的“辑略”相当于总序。章太炎曰：“略者，封畛之正名。《传》曰：天子经略。”“略”即“疆界”之比喻性用法。前半部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后半部分为《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部略中，《六艺略》之六经，依次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六艺略》也包含了孔子的今古文《论语》《孝经》和小学十家45篇。尤要注意的是，《春秋》除了收录古今文《春秋》，《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史籍亦一概归入。由是观之，《六艺略》断非仅指狭义的六部经书，而是一分类。六略中的兵书、术数、方技三略，本为专门之学，非专家校理，不能具论源流，故独立成略。术数一略，分统六条，则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方技略》含医经、经方、房中、神仙。两者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早期科学。章学诚曰：“《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
章学诚评论刘向、刘歆曰：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章学诚认为，校雠学的部次条别只是手段，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为目的，而要达致此目的，必须有深邃的学术见地和敏锐的洞察能力，非博览群书、慧眼洞察其得失者，实难为之。故有能力治目录学者，代不数人。由是观之，校雠是通向广义的“义理”，正如章学诚《文史通义》强调的一样，刻意别于朱子理学之“义理”。同时，也批判了考据学止于烦琐、不求义理的“工匠”倾向，此亦见其对狭义校雠学之不满。狭广两义之校雠学，为姚名达所分：“学诚之意，直不承认有所谓目录学，而欲以校雠学包举之。实则学诚之所谓校雠学，正吾人亟应提倡之真正目录学，而其所鄙薄之目录学，却又相当于狭义之校雠学——校勘学也。”余嘉锡解读“目录学”之“目录”曰：“何谓目录？目谓篇目，录则合篇目及叙言之也。”录（“叙录”），即对一篇书或一部书的内容所作的提要。余嘉锡进一步解说：
由此言之，则目录者学术之史也。综其体制，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三者不备，则其功用不全。
余嘉锡此言，充分说明其目录学之理论特点：吸收自刘向、刘歆以来的目录学精髓，博采众长。虽然余氏不乏对章学诚在细部考证上的批判，认为“章氏不长于考证”，其“六经皆史”之论，“自以为创获，然《隋志》言‘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已开章氏之先声矣”。他甚至认为“章实斋文史通义深思卓识，固有过人之处，所惜读书未博，故立言不能无失”，“征文考献，辄多谬误”。但是，在强调辨章学术上，余氏与章学诚的问题意识显然相类，都在于由篇目而一书之源流—由叙录而一人之源流—由小序而一家之源流，以此三者辨章学术。当然，余嘉锡亦意在提醒，将图书馆编目等同于传统校雠学，实属误解。对此，他明确说：“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簿籍、自名鉴赏、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查者异也。”余氏强调的目录学“体制”四要素，即“篇目”、“叙录”、“小序”、“版本序跋”，尤其前三者最能区别于现代图书馆编目学。“篇目”者，考一书之源流也。关于“叙录”，“叙录之体，源于书叙，刘向所作书录，体制略如列传，与司马迁扬雄自叙大抵相同”，此包括论考作者之行事、时代、学术。“小序”，《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名之为“条例”，郑樵称之为“类例”，赋予其在目录学中至为重要的意义。郑樵曰：“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余嘉锡释曰：“小序之体，所以辨章学术之得失也。”复以《汉志》为例：“至于诸子、术数、方技诸略之序，皆先言其学之所自出，次明其所长，而终言其弊。”更以《四库提要》为例：“既有总叙，又有小序，复有案语。虽其间论辨考证皆不能无误，然不可谓非体大思精之作也。”余氏本人为目录学家，著有《四库提要辨证》24卷，系统考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专纠其乖错违失。井上进指出，从目录学着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独特的学问。章学诚的目录学或校雠学，具有思想、理论和批评意识，担负着学术史梳理的使命，与图书馆编目迥异。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卷首即为《原道》，初稿原题则为《著录先明大道论》。为校雠之学赋予“道”的意义，与现代图书编目学之旨趣截然不同。
（二）由校雠求义理
在章学诚看来，“部次甲乙，纪录经史”的目录学，关键在于“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章学诚高度评价刘向、刘歆“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并将郑樵视为二者的另一位知音，引之为同道。他说：
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特著校雠之略，而未尽其奥，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且摇曳作态以出之，言或人不解，问伊书止求其义理足矣，目录无关文义，何必讲求？
章学诚认为，刘歆之后千载不过有郑樵，目录学之小者，止于“校订字句”，“惟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而目录学之大者，亦即他所追求的校雠学，是辨章学术之“渊源流别”，且后世之学人求义理，不可“无关文义”。王叔岷亦从狭义校雠的重要性角度修正曰：“夫囿于行墨字句之间，往往不知渊源流别，此诚有见。惟渊源流别，究非校雠之事。……盖‘校订字句，’其事虽小，究未可略而不论也。章氏发扬郑氏之旨，校雠之学，重在渊源流别，而轻视校订字句，或可称之为广义校雠学，然终非切实之见也。”在此王叔岷指出了囿于烦琐考证而不知学术渊源之弊端与校雠不可轻视考证的关系。在章学诚看来，校雠学既是学术史研究之重要手段，更是求义理之必要手段。如本文后叙，后者是对直达义理的朱子学的批判，亦是对不求义理的校勘学和考据学的批判。张之洞尝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显见校订字句与渊源流别，应非二事，不可偏执。张之洞此处所说，也是以汉学立场讽刺宋学。无论如何，章学诚以校雠、文史通义理，可窥见其问题意识：朱子学蹈空骛虚求义理，考据学、传统目录学停留于烦琐考证而不问义理。在他看来，源自刘歆的校雠学正是对解决这些问题有所贡献的学问。因此章学诚曰：“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由上可看出章学诚对目录学现状之不满。汪辟疆以《七略》为源，总结古今目录四说。其一为目录家之目录，该目录纲纪群籍、簿属甲乙，以便寻检，此群书之目录，刘歆《七略》是已。其二为史家之目录，该目录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必周知一代之学术，与夫一家一书之宗旨，而后乃可以部次类居，而无凌乱失纪而寡要之弊；后人览其目录，可知其学之属于何家、书之属于何派，即古今学术之隆泰、作者之得失，亦不难考索而得。其三为藏书家之目录，专注广征众本、鉴别旧椠、雠校异同之学。其四为读书家之目录，旨在指示轶书亡籍，为存书而识其旨归，辨其轻重缓急，提要钩玄、治学涉径。汪辟疆所谓藏书家目录与读书家目录之说，应本于张之洞。张之洞为诸生读书之用而编《书目答问》（1875），声明“非若藏书家编次目录”。汪辟疆目录学四说展示了目录学家与史学家对“目录”的不同定义，认为前者以书为对象，后者以学为对象。此一划分略显图式化，而且，按照前述余嘉锡所说目录学“三体制”（“篇目”、“叙录”与“小序”），汪氏所说的第三类、第四类实在不能称为“目录学”。但是，汪氏本意应在解说第一类及第四类。此姑且不论，汪辟疆视郑樵、章学诚为史学家之目录之代表：“清章实斋……远承向、歆之绪，近绍渔仲之旨……彼郑章二氏大声疾呼，以辨别学术源流，认为目录之本旨者，盖以目录之学，虽为纲纪群籍，实则明道之要、学术之宗，专乃以史相纬，其体最尊，其任至重。”按汪氏划分，本文所论的章太炎算是广义的目录学视角学术史家。
章学诚强调校雠学与义理、儒家之道的关联，见于《校雠通义·原道》及《文史通义·原道》。《校雠通义·原道》有言：“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类似说法在其书中一再被强调，如：
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
章学诚亦承认自己不谙考据。如于《家书二》中说：“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同年又于《家书三》中曰：“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沈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但此一表白，恰可窥见章学诚的自我期许：校雠学必须以类似于考据学实事求是之方法论而为之。故章学诚声明其校雠学的原则，乃是梳理古人家学及九流十家，“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从而明白官守其书，师传其学，弟子习其业之学术流传、流变过程，此正是史家之精神。同时，章学诚特别强调由“部次流别”而“申明大道”，则不失义理阐发之追求，而义理阐发通常又被认为是朱子学的强项，只是朱子学末流的义理容易流于空疏而已。由此可窥见其说与朱子的复杂关系，亦可见章学诚之学旨在以卓识而综合众学。乾隆、嘉庆年间非只拘泥于烦琐考证的考据学，与同时代章学诚的校雠学，虽方法论偏重颇有不同，但是一定程度上，两者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上可谓殊途同归。在此意义上说，清代学术的实事求是精神，不独见诸考据学之考证，亦在于校雠学之部次条别。
（三）章学诚与章太炎的四部分类法批判
1.章学诚基于六略分类立场对四部分类法的批判
继《七略》之后，西晋时期，秘书监荀勖承魏秘书郎郑默《中经》，编纂国家藏书目录《中经新簿》，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就此，《隋志》描述说：
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
至此六略变为四部，中间虽稍有变化（如南朝梁阮孝绪之私人目录之《七录》等），但至隋文帝时，官修目录发达，如《开皇四年四部目录》的编纂，再至《隋志》，甲乙丙丁之四部为经史子集四部所替代。始于魏晋的四部，史部不仅别立，且以“史”之名称成一部类。至章学诚的时代，经史子集的四部法因官修藏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得到空前强化。
在上述引文中，“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一句，显见《隋志》作者意识到《七略》之重要特点，一如《汉志》所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校雠”与“申明微旨”、“商榷利病，讨论得失”相关，停留于部次甲乙的狭义目录学以及专注于文本细部的考据学皆不关乎此一主旨。乾隆三十七年旨开四库馆，以四部为官方政策。乾隆帝谓：“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开始编纂，历时9年。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乾隆时期大部分重要古籍，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同时也出于清朝统治者的利益，篡改、禁毁了大量图书。无论如何，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编纂工程，是一次全面的学术史梳理工程。姚名达指出，乾隆时四库馆初开、总目未成之际，犹有江南藏书世家周厚堉及章学诚两家反对《隋志》四部之法；书成之后，更有孙星衍撰《孙氏祠堂书目》，创新法而不尊《四库总目》。章学诚则隐曲于心，蓄而未发。《校雠通义》中的《宗刘第二》详列《七略》不得不变为四部的缘由。因为《宗刘》中这些表述的存在，我们不便断言章学诚反对四部。但是，章学诚与四部有着复杂的紧张关系，当是无疑的。因为“宗”刘之《七略》，与肯定四部之间的不可调和，乃不言而自明。换言之，宗刘而推崇四部，严格说来是自相矛盾。而且，章学诚事实上也被排斥于《四库》修书之外。章学诚对戴震的微词，亦关乎此目录学立场及被排斥者心情。章学诚嘉庆三年（1798）致钱大昕的《上辛楣宫詹书》提及：“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其隐曲之心，有违“时人好恶”之寂寞，多少可由此窥见。
《四库》开始编纂之际，章学诚仍以隐曲的方式与四部分类法对抗，如其1773年所编《和州志·艺文书》，将韩愈归入儒家、柳宗元归入名家、苏轼归入纵横家、王安石归入礼家。在《校雠通义》中他却对此有所修正：
其体既谓之集，自不得强列以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录而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恒者，编于著录之下，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矣。
也就是说，不硬将文集中的书籍归入诸子类（如将苏洵归入兵家、苏轼归入纵横家等），而是发挥目录学的批评作用，将不成“家”（不入《汉志》九流十家）的文集区别开来。四部中的集部书籍，如能经过如此筛选、批评，也就不会芜杂而与学术源流无涉了。
章学诚《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1796）将孙星衍引为同道：“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与执事所为考核疏证之文，途辙虽异，作用颇同，皆不能不驳正古人。”此处“文史”意在“争义例”，“校雠”则在“辨源流”，将自己的目录学方法论与考据学等量齐观。在《四库》书成未久的嘉庆五年，孙星衍仍然坚持分部为十二部，而非《四库》之四部，之后则有龚自珍之十部分类，这些都与《四库》的影响直接相关。余嘉锡指出，章学诚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由此言之，则目录者学术之史也”。这一学术史整理传统，在章学诚处可谓卷土重来，并可视之为对《隋书》以来四部分类的一次“大反动”。
2.章太炎基于六略分类立场对四部分类法的批判
章太炎对四部的批判，频频见于《国故论衡·明解故》：
自隋以降，书府失其守，校雠之事，职诸世儒。其间若颜师古定五经，宋祁、曾巩理书籍，足以审定疑文，令民不惑，斯所谓上选者。然于目录徒能部次甲乙，略记梗概，其去二刘之风远矣。近世集《四库》，虽对治文字犹弗能。定文之材，遏而在野。一以故书正新书，依准宋刊，不敢轶其上；其一时据旧籍以正唐宋木石之书，相提而论，据旧籍者宜为甲。及其末流淫滥，喜依《治要》《书钞》《御览》诸书以定异字，《治要》以下，其书亦在木，非无讹乱，据以为质，此一蔽也。
在此，章太炎批判了与刘歆迥异的“徒能部次甲乙，略记梗概”者。虽然乾隆、嘉庆时期上古音韵小学研究成绩斐然，且有一代小学音学大师戴震被召为《四库》纂修官，但长于定文之才多在野而不在朝。同时，章太炎也批判了《四库》拘泥于宋刊本。
章太炎认为四部“荒唐之处”至少有三。一是将道教与庄子老子并列。比如葛洪痛骂老庄，道教求长生不老，而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无身，吾有何患？”东汉末年相传为苍梧太守的牟子曾援引老子此语，说明佛理与中国原有思想的融通性。道教守身惜生以求长生，对中国传统医学贡献颇多。此实又与老子所言大相径庭。如牟子所言，老子此言几通佛理。章太炎援引庄子曰：“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诚如章太炎指出的，对待“死”或与之相关的“寿”，道教与道家南辕北辙。比如庄生妻死，惠子吊之，庄生却鼓盆而歌，因死为生之部分，死本属自然，道教求长生不老而炼丹则为不自然。至于老庄之别，章太炎言：“庄子自言与老聃之道术不同，‘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此老子所不谈，而庄子闻其风而悦之。盖庄子有近乎佛家轮回之说，而老子无之。”章太炎的《齐物论释》糅庄子哲学与佛教唯识论哲学于一，乃是贯通两者之作。章太炎又言：“神仙家、道家，《隋志》犹不相混。清修《四库》，始混而为一。其实炼丹一派，于古只称神仙家，与道家豪（毫）无关系。”前面提及目录学并非简单的图书馆编目之学，而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学术史研究，编纂者需要广览群书且见地独到，此处亦可窥见其特点。将神仙家与道家归为一类，是因为对二者理解不足，后果是对二者解释的同时偏离。
二是原本附录于《诸子略》九流十家中的小说家之萎缩。“大概平等的教训，（简）要的方志，常行的议注，会萃的札记，奇巧的工艺，都该在小说家著录。现在把这几种除了，小说家里面，只剩了许多闲谈奇事，试想这种小说，配得上九流的资格么？”
三是《隋志》子部诸子书籍过少，归类混乱。这一点与章太炎成为晚清诸子热旗手不无关系，此一问题以及九流十家之小说家问题本文将后述。与章太炎相类，郑樵对四部子部分类亦尤多微词：“旧类有道家，有道书，道家则《老》、《庄》是也。有法家，有刑法，法家则《申》、《韩》是也。以道家为先，法家次之，至于刑法、道书，别出条例。刑法则律令也，道书则法术也，岂可以法术与《老》、《庄》同条，律令与《申》、《韩》共贯乎？不得不分也。《唐志》则并道家、道书、释氏三类为一类，命以‘道家’，可乎？……《汉志》于医术类有经方，有医经，于道术类有房中，有神仙，亦自微有分别。奈何后之人更不本此，同为医方，同为道家者乎？足见后人之苟且也。”这里呈现的是四部中子部趋于芜杂、混乱，甚至不专业的问题。类似对四部子部分类的批判，亦见于余嘉锡：“最误者莫如合名墨纵横于杂家，使《汉志》诸子九流十家顿亡其三，不独不能辨章学术，且举古人家法而淆之矣。”
此外，《七略》有《术数略》与《方技略》。术数与方技独立成略，客观上显示出汉代科学类书籍的重要地位，这一点在四部分类法中明显被弱化，二者不再独立成略。虽不可据此断言四部分类为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之一，但是，科技书籍在四部中的存在感远不如《七略》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完全可以想象目录学的这一变化，会影响科技成果的传承和发展，也致使科技类书籍在官修目录中地位下降，这也许是观察中国科技史的一个角度。
就郑樵、二章对四部分类的批判，余嘉锡的《四库》评价可资参照。余氏对《四库》虽然多有批判，亦在其《四库提要辨证》中系统纠正其错，许多批判与二章，尤其与章太炎不无相通之处，但总的来说对《四库》还是予以理解和肯定的。余氏曰：“道、咸以来，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愚则以为《提要》诚不能无误，然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又曰：“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余氏在恪守目录学传统意义的基础上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此视为刘向、刘歆以来的一大成果。就《七略》、四部之争执，他认为：“夫四部可变而……为九（王俭）。为十（孙星衍）。为十二（郑樵）。今何尝不可为数十，以至于百乎？……因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矣。既非如文渊阁之按橱编号，何必限其部数为七为四哉！”余氏之态度不可谓不开放。就笔者的理解，余氏不主张四部分类，而是主张越细越佳：“欲论次群书，兼备各门，则宜仿郑樵、孙星衍之例，破四部之藩篱，别为门类，分之愈细乃愈佳，亦樵所谓‘类例不患其多’也。”余氏此言，显然顾及唐宋之后学术、出版发展而书目日繁问题，甚至可能还顾及中国学术经历新文化运动之西化问题。若是如此，可谓与时并进了。
三、章太炎与章学诚的共同学术资源
（一）章太炎对今文派的批判
徐复指出，章太炎早年专慕刘歆，刻印自言私淑，其小书《驳箴膏肓评》手稿封面盖有“刘子骏私淑弟子”篆文印章。该书稿后改为《七略别录佚文征》，为章太炎纯粹目录学论文，又在收入《訄书》重订本时，改名为《征七略》。1915年定稿的《检论》则删去此文，原因不明。据汤志钧，《七略别录佚文征》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所撰，意在驳斥清代今文派刘逢禄，后者著《箴膏肓评》（《皇清经解》卷163）推何休今文说，何休则与郑玄的《针膏肓》对立，因此章太炎是驳难刘逢禄而申郑玄学说。
章太炎在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上李鸿章书》中自我介绍：“幼诵六籍，训诂通而已。然于举业，则固绝意不为。年十七，浏览周、秦、汉氏之书，于深山乔木间，冥志覃思，然后学有途径，一以荀子、太史公、刘子政为权度。”章太炎时年31岁，虽然反满，但尚主张“革政”，对改良派有所寄托，对李鸿章亦有所望，由此可知章太炎自少时便景仰刘向。章太炎在《征七略》中赞扬刘向父子：“刘氏比辑百家，方物斯志，其善制割、綦文理之史也。”
《国故论衡·明解故上》开篇即论“校”、“故”、“传”、“解”四个概念。庞俊释之曰：“校”狭义为“比对文字”，广义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故”为故事与故训；“传”为“转释经义”；“解”为“顺说前人之书”。此处也可窥见章太炎与章学诚关心的问题有所相通。在该文中，章太炎曰：“刘向父子总治《七略》，入者出之，出者入之，穷其原始，极其短长，此即与正考父、孔子何异？辨次众本，定异书，理讹乱，至于杀青可写，复与子夏同流。故校雠之业广矣。”《国语·鲁语下》记载宋国大夫正考父校勘之事，其整理文献之功被认为是史载之始。《史记·孔子世家》亦提及正考父是孔子世祖。章太炎将刘向父子与正考父、孔子并列，显见其推崇。
同时，章太炎亦从目录学角度谈论学术史：
经与史自为部，始晋荀勖为《中经簿》，以甲乙丙丁差次，非旧法。《七略》，《太史公书》在《春秋》家。其后东观、仁寿阁诸校书者，若班固、傅毅之伦未有变革，讫汉世依以第录。虽今文诸大师，未有经史异部之录也。今以《春秋经》不为史，自俗儒言之即可。刘逢禄、王闿运、皮锡瑞之徒，方将规摹皇汉，高世比德于十四博士，而局促于荀勖之见。荀勖分四部，本已凌杂，丙部录《史记》，又以《皇览》与之同次，无友纪，不足以法。
《太史公书》（即《史记》）在四部中被归入史部，《国语》等史籍亦然。然而，在《七略》中，《史记》《国语》等史籍一起被归入《六艺略》的《春秋》类。傅毅为东汉辞赋家，“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东观乃东汉宫廷贮藏档案、典籍和从事校书、著述之所。在此，章太炎不仅批判四部，也批判今文经学。两个批判不可二分，亦见于上文章太炎驳斥刘逢禄、王闿运、皮锡瑞等今文学派“局促于荀勖之见”。章太炎尤其强调，连汉代的今文派经师皆经史不二分，清代的今文派何又强分？章太炎此处意在力诋清代今文派。清代今文派视六经非史，经史相对，并视孔子为六经作者，自然排斥《七略》，因《七略》以历史为中心框架，与今文派之微言大义、视《春秋》为后世制法之类观点格格不入。如章太炎指出，刘逢禄及王闿运、皮锡瑞、康有为等今文学家遵循荀勖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则经、史异部。因此，至少在晚清的今古文论争中，章太炎所代表的古文派本《七略》之说，四部在经史异部上却偏于晚清今文派之见。
章太炎并非认为《七略》无可挑剔，比如他说：“独萧何之《九章》、叔孙通之礼器制度，王官所守，布在九区，及秦氏图籍，高祖以知地形阸塞，户口多少强弱者，皆阙不著。”章太炎以《七略》图谱始终未能独立专部为憾。他对图谱的重视，显然受南朝目录学家王俭九部分类的影响，亦拜郑樵《通志·校雠略》对王俭的再阐发所赐。郑樵继承王俭目录学成果，强调图谱独立成略的重要性。就王俭的分类，胡应麟曰：“王俭《七志》……前六志咸本刘氏六略，但易其名而益其图谱及佛、道两家，名虽曰七，实九志也。”章太炎对王俭亦赞赏有加：“后生如王俭，犹规其过（荀勖四部之过——引者注）。”章太炎此言自注中亦曰：“据《隋书·经籍志》，王俭撰《七志》：一曰《经典志》……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则《七志》本同《七略》，但增《图谱》﹑道、佛耳。其以六艺、小学、史记、杂传同名为《经典志》，而出图纬，使入《阴阳》，卓哉！二刘以后，一人而已。”章太炎视王俭为二刘之后目录学成果之最卓著者。郑樵重视图谱，也是受王俭影响。郑樵虽是《汉志》之发扬光大者，却也不满《七略》图谱方面之不足：
《七略》惟兵家一略任宏所校，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为四种书，又有图四十三卷，与书参焉。观其类例，亦可知兵，况见其书乎。其次则尹咸校术数，李柱国校方技，亦有条理。惟刘向父子所校经传、诸子、诗赋，冗杂不明，尽采语言，不存图谱，缘刘氏章句之儒，胸中元无伦类。……兵家一略极明，若他略皆如此，何忧乎斯文之丧也。
虽然不似郑樵发言峻急，章太炎亦对《七略》未能足够重视图谱引以为憾。由此可以想象，四部分类之图谱有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兵书、术数、方技无法独立成略，意味着此等专门之学在四部分类中的目录学质量下降，势必加剧子部的芜杂程度。无论如何，章太炎并非目录学家，而只是目录学角度的学术史家和思想家，其“刘歆—王俭—郑樵—章学诚”这一《汉志》目录学谱系的征引，有强烈的晚清学术、政治论争语境。就章太炎这一盛赞，余嘉锡指出：“近人章太炎以其（王俭——引者注）合史于经，合于古文家之说，从而称之，所谓不虞之誉也……章氏此篇意在驳今文家《春秋经》不为史之说，言各有当，本不为目录而发。”在此意义上，章太炎阐发刘歆与章学诚，不仅为学术史所发，亦为政治现实所发，章太炎以此强化了其与改良派康有为论辩的学术依据，这与章学诚大相径庭。章太炎对《七略》的评价不似郑樵挑剔，或许与其和康有为的论争相关。因为对于章太炎来说，刘向、刘歆是他至为重要的史学角度论争资源。
（二）章太炎对晚清学术的批判
罗振玉曾指出清朝学术三失：一是详训诂而略义理；二是舍训诂而讲微言大义，主要指今文学派；三是清末之疑古信今（西学）。此三者，皆是章太炎予以力诋者。章太炎曰：“六经皆史之方，治之则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是以贵古文。”章太炎强调章学诚“六经皆史”论断，根本上与古文派有相通之处，因为这自然导向六经之“故言”，可窥见章太炎与康有为对立中频引章学诚之故。但章太炎又评价章学诚曰：“章学诚感概，欲法刘歆，弗能卒业。后生利其疏通，以多识目录为贤。”虽是酷评其目录学未能卒业，却也肯定其目录学持见之贡献。
康有为推崇儒教，欲变儒教为国教，视孔子为教主，并将今文经学的解释用于其变法改良运动，与章太炎论辩多年。比如，章太炎云：“今以仲尼受天命为素王，变易旧常，虚设事状，以为后世制法，且言左氏与迁、固皆史传，而《春秋》为经，经与史异。”在《七略》中，《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归于《六艺略》之《春秋》，为六艺（六经）之流裔，今文派却是经史异部，故章太炎有此不满。他在《答铁铮》中如是说：
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春秋》而下，则有《史记》《汉书》以至历代书志、纪传，亦孔氏历史之学也。若局于《公羊》取义之说，徒以三世、三统大言相扇，而视一切历史为刍狗，则违于孔氏远矣！
康有为公羊学“张三世”之说，源自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衰乱”（传闻之世）、“升平”（所闻之世）、“太平”（所见之世）三世。道光年间魏源将《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分别对应何休的“升平”、“太平”。何休、魏源的这种史观，被视为康有为三世说的先驱。康有为尚有“通三统”说法，亦见于何休。三统者，亦称三正，夏朝以寅时为始，服色尚黑，为黑统；商朝以丑时为始，服色尚白，为白统；周朝以子时为始，服色尚赤，为赤统。三统者，三色所示之“统”，即三种制度。钱穆解释，汉代公羊学认为，三统即为夏商周三朝政权之三传统；每一新朝兴起，须保留前朝之后裔，为之封土建国，令其依然遵照前朝之旧传统与旧制度，与此新朝共存，而周代的杞国与宋国，即夏、商之后。康有为认为，每朝必有其新制，只有变革，方能一新。晚清今文学派以经学趋势求变之意，此处最是可见。钱穆指出，周道衰微，周天子失去褒贬资格，孔子《春秋》之褒贬，并非周天子之褒贬，孔子“以《春秋》作新王”，寄托其治世理想，故《春秋》被认为是新王制法。
章太炎视孔子为良史，视《春秋》以外五经为孔子所编辑之史，亦即孔子历史学之载体。此类观点与今文派背道而驰，而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相通。诘难康有为，显然也是章太炎褒扬章学诚的重要语境。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力诋章学诚曰：“章实斋谓：集大成者，周公也，非孔子也。其说可谓背谬极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中言：“周公集羲、轩、尧、舜以来之大成，周公固学于历圣而集之，无历圣之道法则固无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伊尹——引者注）、惠（柳下惠——引者注）之大成，孔子固未尝学于伯夷、尹、惠，且无伯夷、尹、惠之行事，岂将无以成其孔子乎？”康有为明言：“歆欲夺孔子之圣而改其圣法，故以周公易孔子也，汉以前无是说也。汉以前咸知孔子为改制教主，知孔子为神明圣王……‘六经’皆孔子所作也，汉以前之说莫不然也。”六经之一的《春秋》为孔子所作，这一点今古文两派皆无异议，分歧在于孔子是其余五经编者还是作者。即使就古文派意见而言，视孔子为五经之编者、《春秋》之作者，足可以高誉孔子为集大成者。章学诚何以如此卑视孔子？章学诚《文史通义》之一大贡献，乃在于据《七略》而阐明古代学术王官学与百家言之区别。但章学诚执官、私学术之二分过甚，几乎将之视为放之后世皆准之尺度，难免自我矛盾，诚又为其说之一大缺陷。此一问题亦于其“集大成”说中表露无遗。章学诚言：“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简言之，有德有位，方可谓集大成者也。此正是他轻孔子重周公之重要缘由。章学诚言孔子非集大成者，且周孔二者择一、非此即彼，诚为言过。然康有为视孔子为六经作者又是一谬。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1891）直言“始作伪乱圣者自刘歆”，言古文经为伪经，东汉以来经学为刘歆“作伪”，矛头直指章学诚与古文派所推崇的刘歆。显然二章之说相近，而与康有为水火难容。钱穆曰，“莽、歆为人贱厌，谓歆伪诸经以媚莽助篡，人易信取，不复察也。南海康氏《新学伪经考》持其说最备，余详按之皆虚”；并列举康著立论不成立者28条，逐一驳斥，条条言之有据、持之有故。他又说：“余读康氏书，深疾其牴牾，欲为疏通证明，因先编《刘向歆父子年谱》。”该长篇年谱亦见其史家考证功夫。钱穆晚年撰文高评章太炎，此书从侧面回答了其评价的背景之一。该书并非无端介入晚清今古文之争，而是认为：“盖今文古文之分，本出晚清今文学者门户之偏见。”收入上述长篇年谱在内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为钱氏成名之作，该书宗旨“则端在撤藩篱而破壁垒，凡诸门户，通为一家。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治经终不能不通史”。以史治经的学术态度，正是章太炎的态度，也是钱穆批判晚清今文经学的重要理由。
多年后，章太炎在《致柳翼谋书》（1922）中直接针对晚清今文派奉为祖师的董仲舒，言道：
以罢黜百家归咎仲舒，本不为过，唯梁启超以仲舒为儒家，因以是为儒家之过，则鄙意甚有异同。仲舒乃今文公羊之师，于儒林列传则是矣，于九流之儒则非也，其言凌集巫史，实兼习阴阳家说。……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
章太炎借助汉代目录学诘难董仲舒，并坦承是朴学家之见。在他看来，董仲舒不应归于九流之首之儒家，而应归入儒林列传；驱董于六艺流裔、儒家之外，是因为其兼采阴阳。表面上看，这是章太炎立足于古文家立场的嫌恶之见，其实未必。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故后人易因此视董子纯然为儒，实则远为复杂。比如董仲舒与阴阳家的关系，一如《汉书》所谓：“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钱穆之两汉学术研究，似乎有助于说明章太炎何以如此持论。钱氏多纠正前汉尊儒的常见认识，并对经今古文对立颇有见地，其中与章太炎观点不无相通之处：
称《诗》《书》，道尧舜，法先王，此战国初期学派儒、墨皆然。不专于儒也。文帝时有《孟子》博士。至武帝时亦废。若谓尊儒，何以复废《孟子》？其后刘向父子编造《七略》，六艺与儒家分流。儒为诸子之一，不得上侪于六艺。然则汉武立五经博士，若就当时语说之，谓其尊六艺则然，谓其尊儒则未尽然也……则仲舒之尊孔子，亦为其传六艺，不为其开儒术。
钱穆并言“汉儒尊孔子为素王，亦以自附于六艺，而独出于百家”。钱穆视两汉学术以六艺为中心，而非以儒家为中心，此实本于《汉志》，与章学诚、章太炎见解有相通之处，并非出于门第之见。在章学诚看来，孔子原非儒家，之所以成为儒家宗师，乃是儒家尊孔所致：“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则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极，岂有意立儒道之极耶？”“五四”之非儒实可溯源于此，此又是胡适等未留意者。《汉书》为董仲舒盖棺论定时亦言其继承六艺之功，而未言及后世所认为的推动独尊儒术：“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有所统一，为群儒首。”此“群儒”之“儒”不可解为儒家。章太炎明批董仲舒，而暗批康有为，意在鼓吹晚清革命。康有为认为，“惟《公羊》详素王改制之义，故《春秋》之传在《公羊》也”，“及读《繁露》，则孔子改制变周”。推崇《春秋繁露》为得素王改制真传之“微言奥义”。
章太炎亦从目录学角度批判董仲舒（实为批判康有为）：“今文家所贵者，家法也。博士固不知有经史之分，则分经史者，与家法不相应。夫《春秋》之为志也，董仲舒说之，以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章太炎驳斥董仲舒视《春秋》为制法而非史。钱穆指出，东汉经学仍无今古文之分，治经唯一争端，前汉在于《公羊传》《穀梁传》，后汉则为《左传》《公羊》，并不及诸经，今古文之二分乃后世之论。余嘉锡亦曰：“汉儒治经，兼通数家之学者甚众，且有古今文并治者，前、后《汉书》中不乏其例。”尽管此时尚无经今古文之大别，钱穆却指出有“今学”、“古学”之辨。今学者，指治章句之学，博士立官各家师说之学。因光武帝好图谶，词章加图谶，构成此一派“家学”的特点，异之者则为“古义”，亦名“古学”。所谓今文派“家法”，即“今学”之“章句家法”，“则为师者易以教，为弟子者亦易以学”，同时“古学尚兼通”，“今学务趋时，古学贵守真”。由是观之，虽然经今古文之别始于后世，似乎并非不可溯源于此。“趋时”亦未必全是坏事，也是学以致用精神之表现。董仲舒言灾异，甚至言天谴，亦可作如是观，故董仲舒告诫汉武帝：“《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趋时”乃是必要，然而趋时如董子者应如何令守真者觉得征而有信，或者说趋时与守真应如何平衡，则是另外的问题。钱穆所描述东汉“今学”、“古学”之别，多少又可见于晚清。显然晚清经今古文之对立，也非全然空穴来风，姑妄夸张地说，此一对立两汉之时早已埋下伏笔。“今学”此一特点为康有为等主张，并以董仲舒为其祖而述之。康有为遂认为《春秋》为“改制之义”，“《春秋》专为改制而作”，这一点“幸有董子之说，发明此义”，“《春秋》所重在义，不在文与事也”，因而为后世制法。
对董仲舒的批判，亦涉及被斥为“暴秦”之祸首的法家及秦制的评价问题。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云：
汉世五经家既不逆睹，欲以经术干禄，故言为汉制法。卒其官号、郡县、刑辟之制，本之秦氏。为汉制法者，李斯也，非孔子甚明。近世缀学之士，又推孔子制法讫于百世。法度者，与民变革，古今异宜，虽圣人安得豫制之？……《春秋》言治乱虽繁，识治之原，上不如老聃、韩非，下犹不逮仲长统。故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明其臧往，不亟为后王仪法，《左氏》有议，至于《公羊》而辩。持《繁露》之法以谒韩非、仲长统，必为二子笑矣。
在章太炎看来，就政治学“识治之原”方面，《春秋》不及法家。章太炎的立场，也是以诸子学为中心的学术史立场，反对独尊儒家，又为法家鸣不平。汉承秦制也见于萧何《九章律》，《汉书·刑法志》：“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代博士经学家标榜《春秋》为经，《春秋》乃为后世制法。章太炎在此斥之，谓晚清今文学家所追随的经学家所处之汉代，事实上却是继承秦制。秦制即法家之制。准章太炎之说，汉武帝之前，融黄老之术与法家于一体，之后儒法交融。《汉书·礼乐志》曰：“至武帝即位……董仲舒对策言：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大者，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这是中国历史上儒法交融大原则确立之始。瞿同祖认为董仲舒德刑不偏废，《春秋》决狱，以儒为体，法为用，乃是以儒家经义用于法律的第一人，为融儒法两家思想者。章太炎称“为汉制法者，李斯也”，同时强调法度是审时度势、与时并进，不可能预先由圣人制定。章太炎指出道家老子、法家韩非子、东汉尚书郎仲长统在制法方面远高于《春秋》，以论驳推崇董仲舒之《春秋》决狱的晚清今文学家。如庞俊所言，《春秋》“往事即先王之志（史志之志——引者注），明非为后世制法也”。《后汉书·仲长统传》篇幅尤长，多节引仲长统《昌言》之有益政事者，并誉仲长统才章足继董仲舒、贾谊、刘向、扬雄。其中《损益篇》曰：“作有利于时，制有便于物者，可为也。事有乖于数，法有玩于时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无其功者，不可不变。变而不如前者，易而多所败者，亦不可不复也。”仲长统此文原为东汉制法而发。但是，康有为言孔子为后世制法，即可理解为一成不变之法。此与康有为本人变革意识之凿枘，亦可由仲长统此言得以一窥。
《商鞅》一文收录于《訄书》初刻本、重订本与《检论》。该文为商鞅鸣不平：“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呜呼！是惑于淫说也甚矣。法者，制度之大名，周之六官，官别其守，而陈其典，以扰乂天下，是之谓法。故法家者流，则犹西方之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章太炎认为汉朝恰恰败在未依仗法家。如是，章太炎的晚清今文派批判，又与其诸子学复兴，尤其法家重评，联系在一起。
如上所述，章太炎的晚清今文派批判，其方法之一是透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进行。因此，章太炎批判四部分类法，是批判今文学派的必要手段。后者自然排斥《七略》，因《七略》彻底的历史框架本身，与今文派之微言大义多有不合。而且，按章太炎《原经》所说，《七略》之《六艺略》不仅含六经，尚有《论语》《孝经》和小学十家，以及《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历史书籍，此等史籍概入六经之《春秋》。然而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则经、史必为异部。一如井上进所指出，章太炎对董仲舒以及“崇董”的晚清公羊学著作如此攻讦，是因其作为《春秋左氏传》学者的门户立场，更出于其作为清末革命派的政治立场：章太炎认为作为汉代官方儒学中心的公羊学，“是为专制主义服务的”。此与章太炎之革命精神息息相关。
四、“二章”与以诸子学为中心的学术史重构运动
章学诚“学”或“效法”的实践性问题，与他强调周孔二分有关，也关乎其“六经皆史”主张。就后者而言，主张经史之不可二分，必然强调六经为周朝旧典，也必然彰显有德有位的周公，而非有德无位的孔子。就周孔二分问题，前面已经论及。章学诚除了在《文史通义·原道》中较为集中论及此问题外，也在《与陈鉴亭论学》（1789）言“集大成者实周公而非孔子”：
孔子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经以垂教于万世，孔子之不得已也。后儒非处衰周不可为之世，辄谓师法孔子必当著述以垂后，岂有不得已者乎？何其蔑视同时之人而惓惓于后世邪！故学孔子者，当学孔子之所学，不当学孔子之不得已。……故知道器合一，方可言学；道器合一之故，必求端于周、孔之分，此实古今学术之要旨。
一如前述，他认为周公之时学在官守，道器不分，至孔子出而官学二分，孔子有德有学而无其位。撰写《春秋》、编辑五经，通常被认为是孔子对中国学术的伟大贡献。在章学诚看来，就孔子的政治思想而言，无位则无法实践；不能实践，只是不得已，但今人不知道习古只为今而已。章学诚主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器合一观，显而易见对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有所发挥，因此对学术迂腐倾向痛诋有加。但是，此处更强调其官师合一的基本观点。
另一方面，章学诚的道器观与其校雠心法息息相关，并且其观点与清代中期开始出现的“诸子热”遥相呼应。他在《校雠通义》中用“道”代表诸子等理论书籍，用“器”代表具体的“法术名数”书籍。如，“就诸子中掇取申韩议法家言，部于首条，所谓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诸家之言，部于首条，所谓道也；其相沿典章故事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显见其对诸子的重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诸子学复兴不仅早为王念孙、汪中、钱大昕等考据学家所准备，章学诚也多有贡献。
胡适指出，重视诸子学，至晚清民初始现。假如以长时段观之，实是晚明以来学术史暗流涌动的结果。一如井上进所指出，自16世纪后半期以来，儒教独大局面面临诸子学挑战，明嘉靖以后出现重评诸子的倾向。《汉志》亦常常被用于肯定诸子，章学诚即其代表。此外，以荀学为例，荀子自汉代起便受官方冷遇，但迟至清代汪中撰《荀卿子通论》，考据学界出现了一股“荀学热”，代表人物有谢墉、卢文弨、刘台拱、王念孙、江有诰、洪颐煊、郝懿行、俞樾、王先谦等。“荀学热”延至晚清民初章太炎，而且与日本儒学界不约而同。自唐代杨倞注《荀子》之后，汉字圈第二个系统注《荀子》者，便是江户日本硕儒荻生徂徕（《读荀子》）。在方以智等明代考据学成果的影响下，荻生徂徕的《荀子》注虽然不似乾嘉考据学系统而有质量，但也有贡献，暗合后来乾嘉学者之处甚多，带动了江户日本的“荀学热”，与乾嘉学者东西辉映。江户日本“荀学热”因此早于汪中等清朝考据学之“荀学热”数十年出现。乾嘉时代重评诸子的倾向以荀学为先锋，清代考据学以更为系统的考据学成果注荀。迨至清末，诸子学蔚然成风。清中期章学诚、清末章太炎等所代表的重评《汉志》，客观上也与其时出现的“诸子热”相呼应，因为《汉志》为晚清甚至民初“诸子热”提供了重要学术依据。《七略》之《诸子略》，乃诸子独立成略；四部之子部却是合《七略》之《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芜杂成之。此外，荀勖甲、乙、丙、丁四部之乙部即为隋唐后之子部，其顺序为经、子、史、集，与《隋志》之后的经、史、子、集四部顺序相比，子部此时已以芜杂之身屈居史部之后。晚清民国的“诸子热”，尤其有着西学刺激、与西学嫁接等语境。此一胡适所代表之“国故”运动，可视为新学透过古典中国学术接轨西学之重要途径。
章太炎从目录学角度论及学术史的另一个演讲，谈及《七略》之六部分类法与“诸子热”兴盛之间的关系：“《汉书·艺文志》，从刘歆《七略》出来，把一切书分做六部。其中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部，现在统统叫做子书。六部中间，子书倒占了四部，可见当时学问的发达了。”在此，章太炎认为六部分类法反映了诸子学发达的事实，而诸子学的发达正代表了学术本身的发达。四部中的“子”较狭义的诸子学（九流）更为繁杂，包含了兵书、术数、方技等军事、医学、自然科学内容，实则淡化了原本诸子学在《七略》中的存在感。按《七略》或《汉志》的六部法，诸子是自成一家的。如前所述，表面上看《七略》之《诸子略》在《隋志》之后的四部中保持不变，仍为子部，实则有异。因为《诸子略》之“子”为六经之支流，四部之“子”含兵书、术数、方技三略，然《七略》中此三略别立，《孙子兵法》入《兵书略》而不入《诸子略》。至四部法，子部只是经、史的附庸，诸子又只能屈居儒家之后，显然四部是诸子学被矮化的直接表现。从这一意义上说，诸子学的兴起，也是古文派在今文派刺激下，借诸子反对汉代以后的儒学中心传统，卷土重来的必然结果。晚清诸子学复兴之重镇在《国粹学报》并非偶然。《国粹学报》偏向古文派经学，主要作者有章太炎、刘师培等古文派代表人物。因为在古文派的解释中，诸子地位相对上升，与此相关，古文派认为六经出于史官，变“经”为“史”，令六经的地位相对降低。
四部轻视诸子的问题，其实早见于钱大昕的议论。就荀勖、李充促成四部分类法的作用，钱大昕云：“四部之分，实始于此（荀勖——引者注）；而乙部为子，丙部为史，则子犹先于史也。及李充为著作郎……《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并云：“隋唐以后，叙书目者，大率循经史子集之次，而子家寥寥，常并释、道、方技而一之。自道学兴于宋儒，人人各有语录，而儒家之目亦滋多矣。”钱大昕不满四部成立后诸子被轻视的倾向，与乾隆、嘉庆以来考据学家复兴诸子的取向有关。同时，他对诸子被矮化、宋儒语录被高扬、儒家书目过多也多存不满。章太炎与钱大昕观点可谓相去不远。
章学诚“复活”《汉志》之所以与诸子学复兴相关联，除了上述《七略》中《诸子略》在四部中地位、内涵的变化外，尚与其学术史的基本立场相关。《文史通义·书教》《诗教》诸篇的基本主题是：“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章学诚认为诸子的源流在于六经，诸家执六经之“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必须注意的是，这一说法与后世将六经归于儒家经典的说法大相径庭。章学诚的观点，正是本《七略·诸子略》之诸子出于王官说，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钱穆言：“大抵先秦学官有二：一曰史官，一曰博士官。史官自商、周以来已有之……博士官则自战国始有，盖相应于平民社会学术自由之兴起。诸子百家既盛，乃始有博士官之创建。”可见官守与私学并非泾渭分明。如章学诚言，《春秋》出于《尚书》因为“《周官》法废，而《书》亡见《春秋》之体也”，“《书》亡而入于《春秋》”。《春秋》虽为孔子私作，却多依官史而成。同样，钱穆指出《诗》《书》虽出官学，却早流于民间。尤其《诗》之广传，遂有《论语·季氏》之说：“不学《诗》，无以言。”无论如何，章学诚言诸子学为“六典之遗”，正合刘歆言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章学诚进一步将诸子源流对应六经，“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像，《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纵横家——引者注），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部分……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尽管如此，章学诚仍将诸子视为“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为某家之学”，为“官守失传”的结果。如上所述，二章共同推崇的《汉志》，可视为发端于明末、兴盛于乾嘉、臻至清末而蔚为大观的“诸子热”之学术史依据，尤为章太炎掀起“诸子热”时所重。章学诚亦不期然为清末“诸子热”留下一伏笔。“伏笔”之说，并非指章学诚直接参与推动了“诸子热”，而指其理论蕴含“诸子热”之必然契机。此亦是回归《汉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决定的。
胡适推崇《国故论衡》的原因之一也在于诸子学问题。胡适主要关注《国故论衡》下卷，尤其《原名》篇。《中国哲学史大纲》再版自序云：“我做这部书，对于过去的学者我最感谢的是：王怀祖（王念孙——引者注）、王伯申（王引之——引者注）、俞荫甫（俞樾——引者注）、孙仲容（孙诒让——引者注）四个人。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这指的便是章太炎诸子学方面的论述。在该书导言中，胡适说：“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不料后来的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故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经书与子书，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胡适力推诸子，除乾嘉学风影响外，乃因诸子学较易接轨西学，亦关乎“打倒孔家店”的时代氛围。胡适在民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承接晚清诸子学为己任，力图理解《国故论衡》诸子部分。然而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不仅与《汉志》相悖，更与二章南辕北辙。
在清末以“诸子热”为特征之一的学术史重构运动中，《国粹学报》不仅刊登了章太炎论文，亦频频刊发刘师培等人的学术史论文，以呼应刘向、刘歆、王俭、郑樵、章学诚以来反四部分类的学术史谱系。刘师培对二章学说之呼应，见于《国粹学报》第1期《论古学出于史官》（1905），第14、15期《古学出于官守论》（1906）等，莫不表明其古文学派的立场。由是观之，清中期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诸子学两大潮流相互呼应，或章学诚以目录学重振之，或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等乾嘉考据学者以诸子学张大之，中间经过龚自珍、孙诒让、章太炎等继承并光大之。《国粹学报》蔚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运动之中心。当然这一说法是在暂时不论这些论述者间重大区别前提之下的。
章太炎的复古，首先见于古文派之“古”；其次见于其继承音学研究上古音训的清朝考据学方法论，以小学为基，注重故训；再次见于其学术史梳理中复先秦诸子学之古；更见于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上复归《七略》，而不取经史子集之四部分类法。必须指出的是，章太炎的“复古”是批判性的复古，即批判性地梳理中国学术传统，并与西学对话，在新的时代重建中国文化、学术传统。在此意义上，章太炎是“复古”的新文化运动者，而有别于后来某些西化论者。
五、章太炎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评价
（一）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论
宋代以后，在义理、考据、辞章三分的局面中，义理雄踞中心地位，被称为新儒学的儒学高峰，影响中国甚至整个汉字圈至深至远。朱子学性理学引发以顾炎武、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及章学诚等不同角度的批判。段玉裁述戴震思想曰：“先生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章学诚则说，“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在《文史通义》中力阐“合一”的必要。显然戴震和章学诚在“合”上相通。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原善》是循考据而求义理的典范，在理念上批判空求义理，影响深远。章太炎《征信论上》誉之曰：“戴氏作《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遂人情而不制以理。两本孟子、孙卿。”除上述二书，戴震在义理、考核、文章三者中主要以考据为中心，亦致力于义理。就戴震与宋学的关系而言，章太炎认为汉学一系在江永、戴震时代乃汉宋兼采：“江本兼谈宋学，戴氏《孟子字义疏证》力与宋学相攻，而说经实兼采宋学。惟小学、历算、地理，不涉宋学耳。至高邮（指王念孙——引者注）、曲阜（指孔广森——引者注）始醇粹无杂耳。”在演讲中又曰：“（戴震——引者注）做几卷《孟子字义疏证》，自己以为比宋儒高，其实戴家的话，只好用在政事一边，别的道理，也并没得看见。宋儒在《孟子》里头翻来翻去，戴家也在《孟子》里头翻来翻去。”意思是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有批判政权的意图，但在拘泥于《孟子》方面与宋儒相去不远。章太炎言戴学与宋学的关联，乃是指其扬宋学阐发义理之长，去其空疏之短，而以小学、历算、地理之实事求是为基。就后者而言，章太炎亦暗示自己作为王念孙谱系后人亦属“醇粹无杂”，与宋学了无渊源。
另一方面，章学诚亦频频批判朱子学、陆王之学，这一点可见于他道在事中、不器外求道等一系列命题。而其“六经皆史”说也可作如是观。比如《家书五》（1790）便可见其力诋宋儒之处：
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
按章学诚的意思，必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内求道。学问文章乃公器，与效法圣人前贤相连，文章则涉语言传递、意义衍生等“文”的问题。在他看来，宋学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乃至清中期士林“耻言宋学”。“文”的问题不被宋学末流及阳明学徒重视。朱子本人虽为文学大家，但不重视文辞，此见于语录体之盛行。朱熹“文以载道”、“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之类观点，亦广为人知。正如周予同指出：“朱熹之于文学，盖其素嗜，后以专究心性，因而菲薄辞章；然于穷理治经之余，仍撰著《楚辞集注》、《韩文考异》、《欧曾文粹》诸书，则其爱好文艺之情固终未能自掩也。”在不立文字的禅宗影响下，阳明心学专事讲学、不重著述，更不重视语言问题。
总之，章学诚强调“合”的理论。“合”者，可理解为综合、汇通、贯通、理论实践合一等。其理论置“史”（尤其学术流变史、方志等）于核心，并提出文史不可二分，透过“文”此一“史”之语言媒介，章学诚的“史”试图整合义理、考核、文章。章学诚意在采取“校雠心法”，在“文”之语言层面和“史”之“义例”方面，调和义理、考核、文辞三分的现状。
章学诚“六经皆史”正是出现在这样的思想史语境中。除了批判朱子学外，他也有意批评不思义理、汲汲于烦琐考证的考据学。章学诚在《与陈鉴亭论学》（1789）表明了《文史通义》与汉宋两派的区别：
《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著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谓足尽经世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辞，不难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则分考订、义理、文辞为三家，而谓各有其所长。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纷纷，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鄙著《原道》之作，盖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
“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正是“校雠”汉宋两派著作的得失，但章学诚所要纠正的还有为“文辞”者，既有桐城文人之类的文人之文，又有失却“文辞”意识的清儒考据学者与宋儒语录。文、史及义理之重构不可分论，一如章学诚于《与林秀才》中所言，“宋人讥韩子为因文见道，然如宋人语录，又岂可为文乎？因文见道，又复何害！孔、孟言道，亦未尝离于文也”！此可从《文史通义》的题目窥见。“分考订、义理、文辞为三家，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者，正是章学诚批判的对象。此通于戴震“义理即考核，合文章为一事”之说，亦合肇端于明末清初，兴盛于乾隆、嘉庆的反对理学的学风。郭绍虞指出，考据、义理、词章三位一体的观点，为清代文人学者的共同主张，但其意实发自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实际又是主张文与学、文与道、道与学合一而反对空文空道。章学诚所说的“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谓足尽经世大业”，显然是批判不问义理、拘于烦琐考证的考据学，以申明自己的方法论。其中“韩欧文辞”是指标榜义理、文追唐宋古文的桐城文人。因此，章学诚一再强调：“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
章学诚在嘉庆五年的《浙东学术》中说：
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详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章学诚的思想，是借司马迁所引孔子名言而发。类似的说法亦见于《汉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章学诚视司马迁为以史事阐发义理之楷模，一目了然，亦是崇尚刘向、刘歆的体现。
另一方面，章学诚批判宋学“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并不等于否定宋学的“尊德性”，而是“尊德性而道问学”。其“学”，立于校雠学之史学，亦即循史而求义理。仓修良指出，章学诚该文被认为是最早将“浙东学术”作为分析对象的文章。被认为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浙西学术”，应该也是章学诚该文的副产品了。但章学诚所说的“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其实亦见于非“浙东学术”之顾炎武等，尽管顾炎武在方法论上更强调训诂，以“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建立起基于小学训诂的经学研究与朱子学的关联。因此，“浙东学术”名称多少有自我特权化之虞。“浙东学术”之后江藩有“吴派学术”、“皖派学术”之说。漆永祥指出，“如果把（江藩《汉学师承记》——引者注）卷一、卷八所记清初诸人除外，则卷二—卷七适为后来章炳麟划分吴、皖两派的直接依据。章氏之后，梁启超更是直接论‘吴、皖派之说，出自江氏《汉学师承记》’……自章炳麟本江藩之书而划分吴、皖两派并得到梁启超等人的应和之后，学术界遂将乾嘉考据学分为吴、皖两派或吴、皖、扬州三派，几成定论”。江藩之说与章学诚“浙东学术”之间有无关系，不得而知。江藩该书被认为是汉宋二元对立框架的推动者。但是，该书基本上是将考据学作为分析单位，然后设立一个宋学的对立面，再在考据学内部进行划分。章学诚则将“浙江”这一地理单位作为整体单位，再设东西之对照，多少令人费解。章学诚之“浙东学术”云云，不无借陆、王及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等而夫子自道的色彩。余英时指出，此举以浙西顾炎武对浙东黄宗羲，有匹敌乾嘉考据学在清学中的强势存在的色彩，更具体即为衬托戴震与章学诚之对峙。此说不无道理。
无论如何，就学术史研究而言，浙东史学群体固然有其重要的研究意义，由此观察“浙东”、“浙西”提出者章学诚之内心也非常重要。但是，此一类集体性分析单位，往往容易以二元对立框架简化历史。原籍浙东、学无常师、长于会通的章太炎，断不会分浙西浙东学术。无论与吴学、皖学还是浙东学术，他都有很深的关系，无法在二元对立框架下被简单归类。
此外，章太炎在继承孔子“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之旨的基础上，借助唯识论与庄子学说，融合德意志观念论等西学。这是他义理建构的一个特点。就后者，佛学如唯识论集中于“识”，认为阿赖耶识为不灭之真如与生灭之妄想的结合。同时，阿赖耶识也是一切认知、知识所依赖的源头和基盘（《摄大乘论》所说的“所知依”）。尽管朱子将佛学融入其新儒学体系，但似乎很少谈佛教唯识论之“识”（佛教深层心理学）。与此相对照，章太炎倚重唯识论，并在此基础上糅合庄子哲学。章太炎视唯识论为实事求是的解释体系，与其考据学实事求是的态度更是某种互相强化和丰富。加之章太炎学术思想中“文”、“史”位置，此一阐发义理方式，与朱子庞大而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相比，实在迥然有异。朱子无疑是中国思想史乃至东亚思想史上的巨人。而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看，章太炎理论阐发之独特，是颇值得关注的。
（二）章太炎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等观点的臧否
章太炎在1909年1月20日《与钟正楙》中云：“若欲穷治史法，旁及九流，因以抗心皇古，则迁固二家之书当与六艺并立。唐刘知几之《史通》、近代章学诚之《文史通义》亦并可泛览者也。”此信写于《国故论衡》出版前一年，可以想象此一时期章太炎思想上频频与章学诚“对话”。在此，章太炎将《文史通义》与《史记》《汉书》《史通》等量齐观，其对章学诚的评价可见一斑。
章太炎《訄书·清儒》云：“六艺，史也……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六艺，史也”显然是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引用。在同一《訄书》之《订孔》中，虽未直接提及章学诚，但其儒家古文经学立场无疑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呼应：“孔氏，古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章太炎此话，不知是贬孔抑或扬孔，高扬刘歆却是事实。章太炎的孔子“良史”之论，显然是针对康有为代表的今文学派视孔子为六经作者的观点。
针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章太炎曾说：“百年前有个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意见就说六经都是历史，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并在《清儒》中溢美章学诚曰：“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在此，章太炎质疑经史二元对立框架，主张古史即经、经即古史，消解二者对立关系。侯外庐指出：“在‘六经皆史’的命题下，实际潜藏着‘史即是经’的推论，尽管章学诚并没有直接作出这样的表述。近代学者章太炎继承并发挥了这一观点。”
就经史二分的问题，章太炎晚年犹言：
向、歆校书之时，史部书少，故可归入《春秋》。其后史部渐多，非别立一类不可。亦犹《汉志》别立“诗赋”一类，不归入《诗经》类耳。后人侈言复古，如章实斋《校雠通义》，独龂龂于此，亦徒为高论而已。顾源流不得不明，纬与经本应分类，史与经本不应分，此乃治经之枢纽，不可不知者也。
章太炎视章学诚为主张回归《七略》的同道。六经本应是史，四部另立史部，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修史之风盛、史书数量剧增有关。但此举忽视了《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动机。经史二分甚至对立，便由此起。忠实于学术源流，势必涉及如何评价经籍的问题。在同一篇演讲中，章太炎指出：“史部本与六经同类。《艺文志》春秋家列《战国策》、《太史公书》。太史公亦自言继续《春秋》。”这是章太炎对四部中史部独立成部的批判，也是他认同刘歆、章学诚之处。
另一方面，章太炎对章学诚也有批判。比如《国故论衡·原经》说：“凡说古艺文者不观会通，不参始末，专以私意揣量，随情取舍，上者为章学诚，下者为姚际恒，疑误后生多矣。”章太炎对章学诚较为具体的批判如：
实斋虽少谬语，然其用只在方志，内篇《易教》以佛书本于羲、文，诞妄实甚！至谓象通六艺，取证尤肤，无异决科之策，且于文人作传，则斥辨职之言。准是为例，范晔作《后汉书》、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亦非身居左史，奉敕编定者也。史可私作。……实斋之论，徒教人以谄耳。其余陋者，自撰《文德》，以为新奇，不悟《论衡》已有斯语。
此处章太炎批判章学诚解释佛典本于伏羲、周文王，认为章学诚不谙佛理，恣意妄解。同时就“象通六艺”之说，力诋章学诚本宋儒象数之学解《易》，再推诸其他五经抨击章学诚因反对私人作史而反对文人作传的立场。章太炎亦对章学诚攻讦戴震不以为然。然章太炎驳章学诚最力之一点，则在“史不可私作”。就上文言及的东晋史家习凿齿、刘宋范晔，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亦曰：
学诚以为六经皆史，史者固不可私作。然陈寿、习凿齿、臧荣绪、范晔诸家，名不在史官，或已去职，皆为前修作年历纪传。……太史公虽废为扫除隶，《史记》未就，不以去官辍其述作。班固初草创《汉书》，未为兰台令史也。人告固私改作国史，有诏收固，弟超驰诣阙上书，乃召诣校书部，终成前所著书。……虽私作，何所訾也？
史可私作之例，颇有说服力。陈寿作《三国志》，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臧荣绪据王隐、刘宋何法盛等《晋书》另撰晋史，范晔作《后汉书》，此一等史家，莫不私作；甚至司马迁与班固作《史记》《汉书》之时，亦非全然官守。章太炎指出，孔子作《春秋》时亦然：“准其条法，仲尼则国老耳，已去司寇，出奔被征，非有一命之位、儋石之禄，其作《春秋》，亦僭也。”进而批判章学诚曰：
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正今之世，封建已绝矣，周秦之法已朽蠹矣，（章学诚———引者注）犹欲拘牵格令，以吏为师，以宦于大夫为学，一日欲修方志以接衣食，则言家传可作，援其律于《东方》《管辂》诸传，其书乃远在杨雄后。旧目《七略》，今目四部，自为《校雠通义》，又与四库官书龃龉。既薄宋儒，又言诵六艺为遵王制。时制五经在学官者，《易》《诗》《书》皆取宋儒传注，则宋儒亦不可非。诸此条例，所谓作法自弊者也。
章太炎指出了章学诚的矛盾之处。一是章学诚内心反对四部分类法，却因四部成为朝廷方针而违心不敢坚持反对。“与四库官书龃龉”可能是指章学诚与四部分类法的分歧，也可能是指章学诚好攻讦时任《四库》编纂官的戴震。二是章学诚一方面强调学在官守，借此保证专门之学，故认为史不可私作，但是在强调方志之重要时又不得不强调家史之重要，因家史大体不可能官修（就家谱而言，在转往私谱之前固然有如魏晋南北朝之官修“公谱”的时代，然家谱亦非唯一家史），两者相互矛盾。章学诚于《州县请立志科议》尝言：“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但是，假如史不可私作，则“传状志述”、“家乘谱牒”皆不可私作。三是章学诚批判宋儒末流蹈空骛虚、空言义理，却在《易》《诗》《书》上囿于宋儒传注。
附带指出，章学诚与章太炎都肯定法家，但章学诚的出发点非为法家本身，而是因为秦朝是“官守学业合一”的典范，亦即恪守官守修史立场。其“治教不二、官师合一”的立场，应从此角度理解。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曰：“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至云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校雠通义·原道第一》亦云：“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弃《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为李斯语。可以看出，章学诚对法家的态度，无非取其官师合一而已。
在此意义上，虽然二章皆为目录学之“复古者”，两者实迥异。其一，章学诚官师合一、治道合一、史不可私作的立场与章太炎迥异。其二，二章皆是史家立场，然而章太炎出于学术上批判晚清今文派、政治上扬革命而驳改良的立场，对刘歆、章学诚多有利用。但是，章太炎无疑认同章学诚“六经皆史”、经史不可二分的大原则，因为这关乎二者共享的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意识。二者皆对“六经皆史”如此介怀，也许正是因为经学已经成为压抑历史性的“装置”。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解释，就笔者愚见，可概括为如下三点。首先，钱穆谓章学诚“六经皆史”之“史”，非历史之谓，而是史官及其所掌典籍之谓，因为周代的历史掌于史官。钱氏所言，乃本章学诚官师合一的立场和史学考原的解释，言之有征。其次，“六经皆史”之“史”，又是指商周之古代有史而无经之谓。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解经上》：“六经不言经。”叶长青注曰：“孔子以前未有经名。”章学诚又曰：“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则此一“六经皆史”之“史”，与“经”相对，为章学诚考镜源流的说法。最后，“六经皆史”之“史”，涉及章学诚之“空言”定义。章学诚之“空言”除了批判宋儒之“空言德性”外，亦包含其回归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之意。问题是此一场合的“空言”何谓？不仅仅指的是“历史”之反义，即“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之意，更是指有德有位方可有“事”之意。就后者，一如章学诚所言：“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亦曰：“《尚书》无一空言，有言必措诸事也。”这一问题涉及章学诚对周公、孔子关系的看法。章学诚言若以一言“尽孔子之大”，“学周公而已矣”；并曰“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继而又言：“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无可作也。‘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谓‘无征不信’也。……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不得位而大行，于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出于势之无可如何尔。”
在章学诚看来，《春秋》到底是有德无位的孔子所作，而孔子作为学《尚书》和先王之道者，未能完全做到治道合一、官师合一。但是，毫无疑问《春秋》是周公旧典。若谓“周礼在鲁”，《春秋》也并非“空言”。耐人寻味的是，在孔子是否为《春秋》作者问题上，章学诚一直闪烁其词、不欲明言。要而言之，从章学诚官守私作二分、官师合一、治道合一的基本观点，去理解其“六经皆史”命题，亦算是征而有信。后人借题发挥阐发己意，则另当别论。
六、“二章”的集部批判与文学观
（一）章学诚的“后世之文备于战国”说
“文”的问题在二章处皆占有重要位置。就章学诚而言，后世之文皆备于战国，战国之文源出六经，更多出于《诗》。“六经皆史”以《易》为“史”之首，但《文史通义》之“文”更多是以《诗》为“文”之源。置《易经》于六艺之首，《七略》以及《隋志》皆然。因此，在文章源流意义上，似可说《诗》方是一统全书之“文”。章学诚说：“或问：若是乎，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也。敢问文章之用，莫盛于《诗》乎？曰：岂特三代以后为然哉！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也。”可以看出，章学诚强调《诗经》（以下简称《诗》）影响之广，力主《诗》为战国文章之主要源流，既涉及狭义的《诗》的文本影响流变层面，亦涉及更广义的诗性语言与语言信息传递关联的理论层面。
对战国之文何以多出自《诗》的问题，章学诚解释说，原因在于战国是“纵横之世”：
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
行人，《周礼》载其“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图片以除邦国之慝”，《七略》将纵横家起源归于行人之官。《七略》云：“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焦循《正义》：“辞，谓解说也。命，教令也。”揣摩，裴骃《史记集解》：“《鬼谷子》有《揣摩篇》。”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王劭云：“《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隋志》亦曰：“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章学诚应本于刘歆议论。程千帆按曰：“夫其扬厉敷张，恢廓声势，必以比譬之方，偶俪之体出之，乃能动听。今传《国策》，则其佳例。是古人口说之辞，反多偶俪，非必如或说之以文始若此也。”春秋时代的行人之官苦思如何“文其言以达旨”，理论上也是“文”与“达”的关系问题，即如何为文，以文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影响并说服对方的问题。因此，必须处理好“言—文—旨”三者关系，这在春秋时期甚具现实意味。迨至七雄争霸，行人的辞命更是登峰造极。章学诚引《论语·子路》，则在于强调《诗》与“政”、“比兴”与“讽谕”的关系，揭示“达”或“对”，亦即语言信息传递与理解的关系。因此，《诗》的比兴之旨尤为纵横家所推衍，以达致“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的效果。章学诚所言之“委折”与“入情”、“微婉”与“善讽”的关系，可以看成文质不可二分或“修辞”与“立诚”不可二分的另一种表达。
章学诚从文学史、学术史角度重新定义“诗”：“学者惟拘声韵为之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喻，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是以后世文集繁，而纷纭承用之文相与沿其体，而莫由知其统要也。”他认为《诗》有“言情达志，敷陈讽喻，抑扬涵泳”三个特点，并将其推而广之，由《诗》而诗，再由诗而文，后世涉及此三种特点之文，皆可溯源于《诗》。因为理论上说，任何语言表现都涉及比喻性本身的运动，而如何设比赋喻、如何经营声响格式，无不涉及语言接受者之理解、意义衍生等问题，都是广义的诗学问题。若后世拘于声韵判断是否为“文”，也可理解为只以声韵之文为“文”，此乃得《诗》之貌，而失《诗》之神。因此，可以理解为章学诚是在考镜学术源流的更广义层面上看待《诗》影响。
首先，章学诚溯文章之源为《诗》，而广传《诗》教者又推纵横之士，以及纵横之士所由出之行人之官，与其以《七略·诸子略》批判四部之子部亦不无关系。章学诚引用《论语·子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并指出：
九流之学承官曲于六典，虽或原于《书》、《易》、《春秋》，其质多本于礼教，为其体之有所该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于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
在此，章学诚认为诸子学为官师合一的六经之流变，官师、治道合一时文质亦合一，而六经正是文质相得益彰的典范。诸子之学虽然各备其质，然而在“文”的均衡上皆必须借助纵横家。也就是说，纵横家在令六艺之流裔“流传”（传递）上功不可没。战国之世，纵横家异常活跃，极倚文辞之力。因此，章学诚认为“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章学诚视中国学术史为官守的专门之学走向民间、趋于衰败的历史，尤其着眼于这一过程中《诗》在文章流变上的独特作用。在他看来，因为《诗》的特殊性质，三代之前《诗》教已经广布民间，迨至战国之世，此一现象更因专门之学逐渐衰败而趋明显。在此，章学诚强调了诸子学在后世的变化，尤其与《诗》的关系，借此强调《诸子略》之源流，以暗别于四部子部之芜杂。如前所述，《七略》中诸子（九流十家）、兵书、术数、方技就占四略，而在四部中此四略概被归入子部。此一归类法没有充分考虑诸子之文与六艺、官守之学的流裔关系。
其次，章学诚从学术史角度强调后世之文皆源于六经，尤源于《诗》，备于战国，更与其批判四部之集部有关。“是以后世文集繁，而纷纭承用之文相与沿其体，而莫知其统要也”之类说法，即是批判四部分类法之集部杂乱而缺乏梳理学术源流的考虑。《七略·诗赋略》一扩为《隋志》之四部分类法之集部，集部亦附带道经、佛经，其中分总集、别集等。《隋志》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四库》的集部则有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
至于四部分类法之集部的确立与“专家之学”衰败之间的关系，章学诚如是说：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
在章学诚看来，四部分类事实上贬低了《七略》中诸子与史学的位置，此亦为集部兴盛的要因，所谓此消彼长，导致后世以萧统《昭明文选》（以下简称《文选》）“序”所代表的“文学”标准，亦即与“史”绝然不“通义”之“文”。萧统明言选文标准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而不收“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者，意即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并推崇前者。这一看法在清中期为阮元所光大。阮元认为“必沈思翰藻，始名为文”，“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所谓“文”，必是“务协音以成韵”。这一类观点亦为章太炎所力诋，此乃后话。在章学诚看来，“校雠心法”实蕴含评论、选别、取舍之意，是立足于专门之学的重要方法。也就是说，集部过于杂乱，有损于他心目中梳理“专家之学”的学术史流变思想。
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承曹丕、陆机，一方面撰集古今文章，类聚区分以定体制；另一方面兼论得失。同时，如上所述，章学诚视文集之体、辞章之学兴盛，与专门之学衰落，为此消彼长之因果关系，四部分类之集部之兴之广，为学术不振之结果。章学诚视经义、传记、论辨三者分别为经学、史学、诸子学不专家而演变的结果。大而言之，集部的出现，是专家之文走向非专家之文的结果。自然，代表所谓“专家之文”者，其至高者为六经，次之者为六经流裔之诸子之文。这一看法基于官守之学的流变观点，以史学标准为根本归依。
在此，章学诚批判集部将“文学”从历史（更具体说学术史）割裂开来考察、编目的倾向。这一割裂导致的结果是，视“流”之失者为“源”、目唯美者为“文”之主体。“流”之失者，指的是挚虞之《文章流别集》，甚至是萧统之《文选》。章学诚此处梳理文章源流，客观上也有不以清代桐城古文派及骈文派为文之正统之意。在章太炎看来，清代古文派目韩柳为祖，但在文字狱盛行的时代不可能有韩柳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骈文至上派目《文选》为祖，易求其文而失其质。这也是针砭后世之文失其学术性、批判力、现实性而趋于美学主义。虽然章学诚的政治性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无法窥见，因此与章太炎没有可比性，但至少在文与学相辅相成、文与质应相得益彰、文应致用等问题上，两者相类。
（二）章太炎的集部批判及其“文”论
章太炎《国故论衡》也从探讨文章流变的目的出发，批判性探讨四部中“集部”与“文”的关系。《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云：
《文选》之兴，盖依乎挚虞《文章流别》，谓之总集。……《七略》惟有诗赋，及东汉铭诔、论辩始繁，荀勖以四部变古，李充、谢灵运继之，则集部自此著。总集者，本括囊别集为书，故不取六艺、史传、诸子，非曰别集为文，其他非文也。
文与非文的问题，亦涉及文笔二分的问题，章太炎是在考察学术源流的语境中提出的。章太炎在1913年的演讲中，亦曰：
自魏、晋以来，始有集名……至梁太子统，又择其精者，别为一集，于是而有总集之目。总集者，所以去别集之繁冗，而便学者之诵习也。
李充、谢灵运在目录学史上的贡献见于《隋志》：“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章太炎关注的是如下三者之间的关系，“自魏晋以来始有集名”，“自晋以降，初有文笔二分”与自晋以降“集部自此著”。章太炎描述了“总集（《文章流别集》《文选》——引者注）而至四部之集部”的形成过程。除这一目的外，尚涉及何以为“文”问题。
首先，章太炎对集部及有韵方为“文”的批判，与章学诚有一定相通之处。其次，《七略》之《诗赋略》不等于集部，后者更广更杂。最后，亦是重要的一点，章太炎批判只把文辞、韵文视为“文”的韵文、骈文至上观点。如前述，章太炎所言之“文”与“非文”，源自萧统以来文笔二分公案。阮元也认为，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必沈思翰藻，始名之为文”，“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清末民初，刘师培承接阮元，重申有韵方为文之说，章太炎《文学总略》等文章频论“文”之标准，明批阮元，暗批刘师培。章太炎力批唯《文选序》为尊的观点，《国故论衡·论式》云：“余以为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所谓“滑泽”，即指文辞之华丽，在此指并非文质相得益彰之“文”。章太炎高度肯定文与学不分的史籍之文，认为学术之文乃文质相得益彰。因此，在章太炎看来，与《文选》相比，《三国志》《晋书》《宋书》等更是文质彬彬。就学术史角度看，章太炎觉得上述史籍更具备“文”的价值，而这些史籍被视为逊于《文选》之“文”，其原因正是集部被视为“文”的象征。因此，章太炎此说貌似对萧统不公，实为解构长久以来的“文”之排他性“标准”。显然，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与文学史叙述、文学批评史叙述之间有着相当的关联。
顺便补充，《七略》之《诗赋略》与四部之集部尚有两点不同：一是两者目的不同，集部无章学诚所说的“论次专家之学”之考虑。二是《七略》中诗赋独立成“略”，至四部而并入集部，实际上也矮化了“诗赋”，使诗赋不纯，此与文集随时间消长而内容渐丰不无关系。与章学诚不同的是，章太炎批判集部繁杂并非如章学诚出于集部不专家的理由，而是何以为“文”的问题，这一问题有晚清的语境，包含西学东渐的现实。
四部分类对于学术史叙述影响甚巨。首先，四部客观上确立了以经学为首的分类法，这带来了经学中心的学术史、思想史叙述，同时也容易令经学脱离其先王制度典章之本来面目，减弱其历史性，而成为超越性的“经”。晚清经今文派借助汉代公羊学言“经”为后世制法，正是此一超越性之表现。其次，四部分类法的特点之一是史学的独立，表面上是史学获得更为独立位置，实则刘向、刘歆作为涵盖性范畴、涵盖性框架之“史”，在四部中黯然失色，经史两大部类遂成无涉。再次是“集”亦蕴含“文”、“史”分离，“经”、“文”分离的前提。也就是说，经史子集四部之分，予人的印象是集部总括“文”，而其他三部非“文”，因此客观上抹除了经、史、子三部共同的“文”的性质。最后，经史子集四分，强化了萧统以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二分法。不仅是基本以诗赋为中心的集部，整个四部都涉及何为“文”的文学史标准与中国学术史的总体评价。
（三）二章文论之异同
章太炎云：“我们普通讲文，大概指集部而言，那经、史、子，文非不佳，而不以文称。”这一引用必须在章太炎批判四部以及关于何以为“文”讨论的语境中来理解。章太炎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欲证明：四部之书，悉数皆文，而不独集部；非但如此，经、子之文，乃千古高文。
《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主要探讨中国传统“文学”概念，一是为厘清与西方literature之同异；二是为力诋萧统、阮元以“文辞”、“学说”并立的骈文至上观点。章太炎提出广义的“文”及“文学”概念：“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此一定义拆解“文”之畛域，自刘勰《文心雕龙》“文”之定义后可谓至为彻底者。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和演讲《讲文学》中，他提出了一个“文学”概念，以囊括整个学术史、史学叙述与文学史（严格意义上说，其“文学”、“史学”与“学术”不可三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两种文：无句读文与有句读文。前者为图画、表谱、簿录、算草；后者又分为无韵文与有韵文。其中无韵文包含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郭绍虞指出，周秦的“文学”概念兼有文章、博学二义，文即是学，学不离文。准此，章太炎之“文学”乃是复古而求新的概念。如上所述，章太炎《文学总略》旨在批判萧统、阮元、刘师培以骈文、韵文为文，责其徒立“文辞之文”与“学术”之二元对立。章太炎的“文学”概念，亦与其辨章学术渊源、考镜文章流变的问题意识不可分割。其校雠学的讨论本身并非纯为目录学而发，同时既是为批判今文学派，也是为厘清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之同异，亦为批驳考据学内部阮元等人关于“文”的观点。更与此相关，明治日本汉字翻译词的“文学”流入汉字圈，也是章太炎论辩“文学”概念的语境。
《国故论衡》中章太炎所论之“文”有如下特征。一是以学术史视点追踪文章流变，置“文”于中国学术史语境中。二是强调“流变”，亦是“史”之文、“文”之史，循文入史，史必由文。三是论争语境中之“文”。具体有三个语境：其一，六经是否为“史”之争论；其二，有韵之文与无韵之文、文辞之文与学术之文之二元对立的争论；其三，西学之“文学”概念骎骎东来，晚清改良派人士裘廷梁等参照日本经验、首倡文言合一（白话文运动），亡命巴黎的革命者吴稚晖等力主去除汉字、概用“世界语”。面对此局面，章太炎警惕削足适履的西化，强调中国传统文史之独特，旨在建构与变革中国有关联的学术传统。
二章的文学观表现出如下同异。就两者相通之处而言，第一，章太炎置《文学总略》于《汉志》以来的学术史语境中，表明章太炎之“文学”乃周秦之广义的“文学”，因此，这一“文学”的探讨必然与学术流变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姚明辉言刘《略》班《志》时称誉曰：“至东汉时，班固校书东观及仁寿阁，乃本《七略》作此志。夫为学首宜明源流本末，言中国文学源流者，《艺文志》为最古。”“无此志，是中国无学术史矣！”值得注意的是，姚明辉在此将“中国文学”与“中国学术”等量齐观，几视为同义词。“文”与“学”不可分之“文学”，正是广义的、史家的校雠学自然而然的归结。因此，章学诚、章太炎的“文学”之间有着相通之处。章学诚《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曰：
夫迁、固之书，不立《文苑》，非无文也。老庄、申韩、管晏、孟荀、相如、扬雄、枚乘、邹阳所为列传，皆于著述之业未尝不三致意焉。不标《文苑》，所以论次专家之学也。
也就是说，专门之学也是“文”，反对文笔二分。非但如此，在章学诚看来，上述先秦诸子、司马迁、班固之文，乃是千古高文。章学诚所言，可理解为其对文史二立思维的批判，与章太炎对有韵方为文的美学主义标准的批判有相通之处。章学诚对文史二立思维的批判，又常常被他表述为对文与学二立思维的批判，二者说的是类似的问题。这里同样可以看出二章之间的相通之处。
此“文学”，亦可见于章学诚《〈文学〉叙例》（1782）：
文之与学，非二事也……而保氏申之以六艺，由是学立而文以生焉。专门守器，物曲人官，苟有所业，必有所长，得心应手，不能已于辞说，而况先王之道之大，天地民物之备，礼乐典章之著，性情心术之微，名物象数之博，君子学焉而无文以著之，则师无以教，而弟子亦无以传习，以衍其学于无穷，是文者因学而不得已焉者也。
在此，章学诚强调了“学”、制度典章不可或缺的语言属性，以及“文”在交互、传递（communication）上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他也反对“撷华弃实，使之即文为学”。章学诚并不是反对文辞之美，而是认为“志举业者，得其润色，已足异于众矣”，警惕丧失伦理、政治关怀，耽于美学主义之文。这又与义理重构的问题相关。
第二，在文章源流上，二章皆推本《汉志》，因而观点相类。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云：“古者诵《诗》三百，足以专对。”然七国之际，纵横家之说趋于恢张；“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时有解散”。故云：“纵横者，赋之本。”赋家稍颓则有诗盛，文辞之类亦是“赋之末流”，故诗本纵横。章太炎《国故论衡·论式》亦云：“凡立论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纵横。”“大抵近论者，取于名；近诗者，取于纵横。”如前所述，类似说法频见于章学诚。如章学诚云：“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也；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又曰，“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赋者，古诗之流”。显见二章之间，观点相去不远。
第三，章学诚强调纵横家源流，客观上有相对化骈文至上派以《文选》为祖的意义。这一点上，二章是一致的。章学诚曰：“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章学诚对《文选》的相对化，虽与章太炎之见内容、语境迥异，观点却相类。此一观点，客观上批判了阮元韵文骈文至上的观点。
章学诚对“诗”不作狭义理解，而是定义为“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三要素，与其中任何一个要素有关的“文”，都可视为具有“诗”的特点，从而从文章源流角度有迹可循。这一观点同样可以视为对文笔二分、骈散对立观点的批判。类似观点在章太炎的文学观中不难觅见。比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从文章源流角度批判文笔二分的观点：“战国纵横之士，抵掌摇唇，亦多积句。是则耦丽之体，适可称职。乃如史官方策，有《春秋》《史记》《汉书》之属，适当称为文耳。由是言之，文辞之分，反复自陷，可谓大惑不解者矣。”
但是，另一方面，章学诚、章太炎在文学问题上也存在不同之处。首先，在对魏晋之文的评价上，二人迥然有异。章学诚曰：“魏晋之间，专门之学渐亡，文章之士以著作为荣华……文章无本，斯求助于词采。纂组经传，摘抉子史。”显然他是出于专门之学的角度，对魏晋之文整体作出较为负面的评价。章太炎推崇秦汉之文，但更为推崇三国魏晋之文：“初为文辞，刻意追蹑秦汉……知东京之文不可薄，然崔寔、仲长统尤善。既复综核名理，乃悟三国两晋间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国故论衡·论式》云：“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彷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又曰，“近世或欲上法六代，然上不窥六代学术之本，惟欲厉其末流”，“或言今世慕古人文辞者，多论其世，唐宋不如六代，六代不如秦汉”。在魏晋秦汉之文评价上，二章差别不难窥见。
其次，与章太炎不同的是，章学诚在“文”的论争中，不知不觉确立了“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的二元对立。《答问》篇云：
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譬如庙堂行礼，必用锦绅玉佩，彼行礼者不问绅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锦工玉工未尝习礼，惟藉制锦攻玉以称功，而冒他工所成为己制，则人皆以为窃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见解而议著述之文辞，如以锦工玉工议庙堂之礼典也。
哲学上说，任何二元对立，必然包含如下前提：以切割方式区分（简化）二元，令二元截然对立，最终中心化其中一元。章学诚的二元对立框架亦无例外，其中心便是“著述之文”，贬低“文人之文”。类似说法如“文非学不立，学非文不行”，理论上看，“文”未必“非学不立”，“学”却是“非文不行”。这一“文”当然不必如阮元通过萧统所推崇的“沈思翰藻”方为“文”、有韵方为文之“文”，相反，应是如章太炎所说的“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章太炎说：“或言学说、文辞所以异者，学说在开人之思想，文辞在动人之感情。虽亦互有出入，而大致不能逾此。此亦一偏之见也。”应该说，章太炎在“文”论上远比章学诚严密、高明，因为他避免了二元对立、“一偏之见”的理论预设。
最后，正如反复强调的，在章太炎主张革命之“文”上，章学诚之“文”又非可同论。章太炎“文”之主张，乃是其与国内层面之专制、国际层面之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凛然对峙的产物。本文待后论及的“小说”，也是二章之“文”的另一区别。
七、章太炎的小说家论与章学诚的方志论
（一）章太炎之“小说”与章学诚之“方志”
就十家九流之一的小说流变问题，章太炎《原经》云：
言六经皆史者，贤于《春秋》制作之论，巧历所不能计也。虽然，史之所记，大者为《春秋》，细者为小说，故《青史子》五十七篇，本古史官记事。……是礼之别记也，而录在小说家，《周考》《周纪》《周说》亦次焉。《周说》者，武帝时方士虞初以侍郎为黄车使者，采闾里得之。今之方志，其族也。《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新物。”唐世次《隋·经籍志》者，以是为小说根本。区以为事，《南州异物》《南方草木》，则辨其产；《荆楚岁时》《洛阳伽蓝》，则道其俗；《陈留耆旧》《汝南先贤》则表其人。合以为志，《周纪》之属以方名，故诸杂传、地理之记，宜在小说。仪注者，又《青史氏》之流，今世所录史部，宜出傅小说者众矣。《周纪》诸书，据偏国行事，不与《国语》同录于“春秋家”者，其事丛碎，非朝廷之务也。
章太炎演讲中谈论过“小说”问题，可用作这段引文之解说：“考《汉书·艺文志》已列小说于各家之一，但那只是县志之类，如所谓《周考》《周记》者。最早是见于《庄子》，有‘饰小说以干县令’一语。这所谓小说，却又指那时的小政客不能游说六国侯王，只能在地方官前说几句本地方的话。这都和后世小说不同。”这里的“小说”，一是指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的“小说”，是以琐屑浅薄的言论（“小说”）以追求“县令”；二是指《周考》《周记》等的“县志”之类。
章太炎对小说的定位，首先，倘若《春秋》乃“史”之“大者”，“小说”则可谓“史”之“细者”。何谓“细”？章太炎未有明言，暂可理解为地方性、具体性之类。但小说最初也作为古史，被视为礼之别记，有教化四方之民之用。其次，《周纪》乃是“今之方志之族”，“非朝廷之务”，显然不无批判章学诚“史不可私作”之意。再次，章太炎此处论及小说，也旨在回应章学诚的方志观。章学诚反对将方志归入地理类：“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他批评戴震将方志归入地理，而认为方志是古国史之重要构成：“郡县异于封建，方志不复视古国史，而入于地理家言，则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书无官守制度，而听人之自为，故其例亦参差而不可为典要，势使然也。”叶瑛指出，自《隋志》以下，方志之书，均著录于史部地理类。方志未被视为古国史，所以才列入地理家。重申方志的地位被认为是章学诚校雠学的贡献。正如刘咸炘所言：“前人皆以方志入于地理，不知其兼存文献，乃古国史、土训之遗，非地理书也。其义例自章实斋始明。”章学诚认为方志应该是国史的凭据，“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盖方志亡而国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为国史所凭，则虚设而不得其用，所谓‘觚不觚’也，方志乎哉”！章学诚认为没有方志支撑的国史容易变成“虚设”，不为国史所用，则不成方志。
章太炎并不同意章学诚关于方志的观点，认为《周考》《周纪》《周说》应归于小说家，亦相当于方志。虽然《周纪》也是采风的结果，但是“其事丛碎，非朝廷之务也”。假若按章学诚的说法，这些都是方志，而方志为古国史之重要部分，应该与《国语》等国别史同列于春秋家。这显然与认为方志应该列于小说家的章太炎差别较大。章太炎的观点，是以《七略》九流十家中的小说家囊括方志。或许可以理解为，章太炎的“小说家”更为广义，甚至完全可以包括“方志”，他关注的是小说在四部分类之后被矮化的问题。
章太炎对章学诚过于高扬方志不以为然，因为这涉及春秋国别史之《国语》在目录学中的地位问题。《国故论衡·原经》云：
故国别以为史，异于猥蕞小侯。……其他方志、小说之伦，不得以《国语》比。宋世范成大志吴郡，犹知流别。挽世章学诚、洪亮吉之徒，欲以迁、固之书相拟，既为表、志、列传，又且作纪，以录王者诏书，盖不知类。
章太炎认为“猥蕞小侯”之方志与小说两者地位，与《国语》地位不可相提并论，因此在校雠目录上不可如《史记》《国语》般列于《七略》之《春秋》流别。这亦是章太炎不同意章学诚方志看法的重要背景。
总之，章学诚高扬方志，认为方志应该列在《六艺略》的《春秋》类，而章太炎则不认同，认为方志应该包括在“小说”中，因为两者的内容和性质相似。念及《七略》之《诸子略》为六经流裔，其地位之高已是一目了然。
（二）章太炎的“小说”定义与评价
小说家为九流十家之一，但《汉志》对小说描述甚为简单：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按《汉志》主张，诸子九流十家皆各出自一官，但小说家所自出之“稗官”何指，有不同理解。三国如淳注《汉志》谓：“《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汉志》所载先秦小说有《周考》《青史子》《宋子》，除刘勰《文心雕龙》之时犹存一卷，其他皆不存。余嘉锡指出，诸子十家，九流自儒家以下，所出之官，皆有所考，独小说家出于稗官，其名不见于先秦古书。因此，“稗官”何指，先秦“小说”何谓，遂成难题。与如淳上述解释不同，章太炎曰：“稗官为小官近民者。”一反如淳注“稗”为“细碎之言”。章太炎的训诂，应本颜师古。余嘉锡亦言：“师古以稗官为小官，深合训诂。”
小说家虽然屈居九流十家之第十家，但与其他九家一样，“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正如余嘉锡所指出，小说家“欲因小喻大，以明人事之纪，与后世之搜神志怪，徒资谈助者殊科，此所以得与九流同列诸子也”。同时，余嘉锡指出，后世小说地位被矮化，与如淳的误读不无关系：“自如淳误解稗官为细碎之言，而《汉志》著录之书又尽亡，后人目不睹古小说之体例，于是凡一切细碎之书，虽杂史笔记，皆目之曰稗官野史，或曰稗官小说，曰稗官家。不知小说自成流别，不可与他家相杂厕。”总之，《汉志》小说家列于诸子九流十家之一并非偶然。在考镜学术源流中强调小说家应有的定位上，余嘉锡同于章太炎而异于章学诚。
章太炎强调九流中“小说”与唐以后传奇乃至清代小说的概念区别，对唐代以后的“小说”，章氏评价不高。其原因在于章太炎论“小说”，以《汉志》之“小说家”为标准，两种“小说”在章太炎看来乃是同名异实：
又小说者，列在九流十家，不可妄作。上者宋钘著书，上说下教，其意犹与黄、老相似，晚世已失其守。其次曲道人物、风俗、学术、方技，史官所不能志，诸子所不能录者，比于拾遗，故可尚也。其下或及神怪，时有目睹，不乃得之风听，而不刻意构画其事。其辞坦迤，淡乎若无味，恬然若无事者，《搜神记》《幽明录》之伦，亦以可贵。唐人始造意为巫蛊媟嬻之言，晚世宗之，亦自以小说名，固非其实。
章太炎因为强调九流十家之一的小说地位，出于目录学角度的学术史立场，自然认为后世小说“妄作”。此说当否，应在章太炎目录学角度的学术史脉络中看待。章太炎尤其强调小说在风俗、教化方面的意义。就章太炎目为小说家典范的宋钘而言，《汉志》有《宋子》18篇，班固注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循班固注查《荀子·非十二子》，明宋钘与墨家代表墨翟同列。可见，小说家成为九流十家之一家，绝非偶然，也与后世小说予人的印象，大相径庭。
必须指出的是，章学诚本不重视小说家，《文史通义》论及小说仅寥寥三四处，评价亦不高。如章学诚曰：“小说出于稗官，委巷传闻琐屑，虽古人亦所不废。然俚野多不足凭，大约事杂鬼神，报兼恩怨……盖自稗官见于《汉志》，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矣。”对小说的理解显然不本于如淳的解读。叶瑛注曰：“三变”者，小说根据史事，杂采稗野，以敷演成文者曰演义；自小说而传奇而演义词曲，三变而失其原指。章太炎则频论小说，并旁及修正章学诚之方志定位。但是，章太炎并非贬低方志，而是反对章学诚归方志于《国语》之类。同时，章太炎“小说”，是否刻意区别于对应“the novel”之翻译概念的“小说”，尚未有证据，却是可以顺理推测的。《国故论衡》初刊于1910年。章太炎数次旅居日本，最长的一次，始自1906年7月，至1911年11月止。彼邦自坪内逍遥1885—1886年发表批评文集《小说神髓》，否定传统小说，主张源自西方的写实主义小说后，小说勃兴，至章太炎旅日之时已蔚为大观。翻译概念之“文学”以小说为中心，亦已久矣。这一影响延至中国。《国故论衡》即写于汲汲于西化的明治日本，太炎不能不有所感。章太炎认为小说为史，方志也与小说有关，主张广义的原有“小说”概念，毕竟方志尽录古今之事。章太炎对方志的认可，也许与章学诚的影响相关，却是以小说纳方志。此亦与章太炎的孔子评价有相通之处。章太炎对孔子赞誉之一便是学在民间，反对官方控制学术。既然修史者不必名在史官，小说又属史，则民史成为可能。章太炎固然认同刘歆、章学诚所主张的六经、诸子在源流上出于官守（诸子出于王官说），却反对章学诚所持见之史不可私作，力诋历史记载官守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章太炎对先秦小说的推崇固然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亦与其推崇“民”的政治思想不无关系。就后世“小说”与“史”的关系，乾嘉考据学家王鸣盛评宋代欧阳修史学曰：“何义门谓欧公《五代史》亦多取小说。何说确甚……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然则采小说未必皆非，依实录未必皆是。”章太炎因目录学中“小说”为九流十家之一，为六经流裔，固对后世小说刻意贬低，纯粹是以示两者“小说”不同而已。毫无疑问，按照章太炎的标准，史莫由文，文莫非史，则后世“小说”亦不可小觑。
八、章太炎目录学思想的影响与意义
（一）对清末民初学术史的影响
章太炎高评《七略》的学术史著述影响延及清末民初学术。王重民指出：“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学说，过去有不少的经学家、史学家都做过一些解释，但没有人从他的目录学思想方面着想过。”王氏此言甚是，但是显然忽略了章太炎。念及目录学及刘向、刘歆在章太炎著述中的重要位置，亦念及章太炎对“五四”一代的巨大影响，王氏的忽略多少令人费解。王氏与胡适相交甚笃，晚近更有《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为证。胡适对《国故论衡》赞誉有加，与之相交甚笃、专治目录学的王重民却不提及，委实耐人寻味。
与王重民有别，与章太炎关系密切的《国粹学报》于光绪三十一年《发刊辞》曰：“自汉氏后二千余年，儒林文苑相望而起，纵其间递兴递衰，莫不有一时好尚，以成其所学之盛。然学术流别，茫乎未闻。惟近儒章氏、龚氏崛起浙西，由《汉志》之微言，上窥官守师儒之成法。较之郑、焦，盖有进矣。”强调承接刘歆、郑樵、焦竑、章学诚、龚自珍以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谱系。应该注意的是，《国粹学报》同人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运动群体，也是近代中国重要的学术史中心之一。这一中心与运动的形成，多拜章太炎、刘师培等所赐。其影响自清末延及“五四”时代，诚不可忽视。就章学诚著作于民国的影响而言，王汎森认为，傅斯年早年疑古，后来由疑古转向重建，在此过程中章学诚的影响甚为重要；不仅如此，刘咸炘《推十书》、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余嘉锡《古书通例》，莫不与章学诚的影响有关。
井上进梳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在道光中期至咸丰初年的影响谱系为：焦循—龚自珍—蒋湘南—张宗泰—沈复粲—谭献—朱一新。他注意到《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刊行后，“六经皆史”说信奉者多为今文学派学者（如龚自珍、谭献等），因而强调章学诚学说对今文派的意味，亦即《文史通义》展示了以不同方式求义理的可能，以及试图超越汉代以来学术传统的尝试。就此，钱穆甚至说，“定庵为文，固时袭实斋之绪余者”。井上进整理的“六经皆史”接受系谱，一定程度上令人对清代道光后今文派的一般印象有所调整。比如龚自珍通常被认为是今文派，但是，其“六经皆史”看法显然与经古文派“六经皆史”不无相通之处。以“派”为分析单位固然便利，却常常无法说明细部。章太炎亦曰：“龚自珍不可纯称‘今文’，以其附经于史，与章学诚相类，亦由其外祖段氏‘二十一经’之说，尊史为经，相与推移。”但是，正如张荣华所指出的，谈论这一谱系不可不注意如下事实：不同时间中不同处境的学者对“六经皆史”说的议论见解存在歧异，包括“经”、“史”的内涵和外延变动不居，不可轻易等同视之。
此处想阐明的是，民国这一谱系与清末学术史的连续和断裂。民国伊始，张尔田《史微》颇受《文史通义》影响。张尔田书中曰：“试以六艺征之，《周易》为伏牺至文王之史，《尚书》为尧舜至秦穆之史，《诗》为汤武至陈灵之史，《春秋》为东周至鲁哀之史，《礼》《乐》为统贯二帝三王之史。”梁启超甚至誉章学诚《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六经皆史”说所带来的经学祛魅化，与梁启超的“思想解放”容易接合，也与科学、知识谱系的问题、西学的对话问题等中国现代性问题有着某种亲和关系。对梁氏而言，最具有直接意义的，是其“新史学”与经学权威崩溃之间的关联。曾任《国粹学报》编辑的胡朴安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周易古史观》中说：“六经皆史，章实斋尚是一句空言，必如是实实在在证佐出来。”显见“六经皆史”讨论的持续。
进入20世纪，中国目录学传统所承载的文言文学术渐不敌学术西化，尤其步武西方的白话文学术的确立，令中国学术巨变。此时，章太炎与章学诚的《汉志》或《七略》复古主张，亦越发不可能。经学至现代一变为史学。周予同认为，接受今文经学启示而建构现代史学的，有梁启超、夏曾佑、崔适；而接受古文经学启示、建构现代史学的是胡适，但胡适先宗古文派，后转而取资汉学今文派。一变经学为史学，固然符合发端于章学诚、阐发于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观点，但是这一史学既非章学诚之“史学”，亦未必是章太炎心目中的“史学”。因为严格讲，史学至现代更趋于史料学。尤其地下考古史料之踵现，一如王国维所强调的“二重证据法”，既符合传统史学征而有信的原则，又切合章太炎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学风。但是，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蔡元培“史学本是史料学”等说法，实离二章之“史”越来越远。王汎森对这一说法予以理解之同情，他指出，理解新史料必须理解旧史料是什么；明儒在心学影响下认为“心”方为知识最终的源泉与根据，清儒则认为经书上的知识方为知识的根据，除此之外的文献及实物，包括子书、佛藏、道藏等，莫不是经书之附庸。也就是说，胡适、傅斯年、蔡元培等史学乃史料学的论断，是拆解清代经学的归结。若是如此，不得不说是矫枉过正了。无论如何，二章却为经学的史学转变甚至史料学转变，不期然做了理论准备。井上进指出章太炎、刘师培等以《国粹学报》为中心形成的章学诚“六经皆史”说阐释的影响，并称章太炎为经学变史学的准备者、经学的终结者。因为共同的学术资源刘歆，章太炎对章学诚的关注变得必然。
史学至近现代变为以史料学为主流，与胡适不无关系。胡适论及章学诚“六经皆史”时说：“《周易》一书更不容易看作‘史’，故先生的《易教》篇很露出勉强拉拢的痕迹。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若此，则“六经皆史料”了。按章学诚的解释，《易》不仅是周公旧典之一，也是言通论变的理论著作，又岂止是史料？但胡适这一解读富于象征意义。虽然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但近代以来已被纳入西方影响之下的史料学之中。同时，胡适得章太炎之诸子学等“国故”研究的启示，试图确立其“中国哲学”叙述。但是，文、史、哲、语言学四分、互为藩篱的现代人文学术制度就此确立，而“史”与“哲”本应共有的“文”的语言性质，亦不复见。章学诚、章太炎的讨论对今日学术当有不期然而切中之效。
另一方面，章学诚在现代广受关注，与章太炎、胡适等的推广有一定关系。胡适的章学诚年谱，则与内藤湖南有关。内藤湖南是日本学界章学诚研究的有力推动者。胡适的“章学诚”，实际上不无胡适的“章太炎”影子。章太炎是乾嘉朴学的最后传人，而内藤、胡适都与乾嘉学风有关。但是，胡适与章太炎的章学诚解释显然南辕北辙，他有着与章太炎迥异的思想史、学术史使命。比如，前面提及的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所解释的“六经皆史料”说，可谓“史学即史料学”的典型观点。张京华论及胡适与何炳松借章学诚等阐发“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认为胡、何假国故之名行新学之实，此处不赘。总而言之，史学一变为史料学，应是章太炎不虞之变。
至于胡适的章太炎理解究竟如何，则又是另一问题。正如朱维铮指出，尽管胡适私淑汉学，对清学史尤其晚清学术史未必了解很深。朱维铮的理由是胡适封吴虞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却不知章太炎发表《订孔》，且引起“群言相率诋孔子”的轰动效应。稍作补充，胡适过于强调吴虞在“打孔家店”中的作用，表明他未必充分意识到乾嘉以后的清代学术史是一个慢慢解构孔子中心地位的过程。不仅章太炎，其论战对手康有为在解体孔子至尊地位方面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一如梁启超所言：“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此外，如果胡适对清学史了然在心、对章学诚的理解更准确的话，就不会反对章学诚的“诸子出于王官”说了。毕竟，“诸子出于王官”说乃《汉志》观点，为章太炎等拳拳服膺。由此似乎亦可窥见胡适的章太炎理解。
（二）“广义之史”与“广义之文”
钱穆尝言：“今论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与章太炎相类的是，钱穆为学精神也正在史学，无蹈空骛虚之观念论色彩，故有此惺惺相惜之言。而追求历史的可能，以史为法，可谓是钱穆与章学诚、章太炎相通之处。钱穆对学术最大的贡献，笔者以为正是学术史，此又通于章太炎。钱穆颇受章学诚影响，亦见于其1977年为《记〈钞本章氏遗书〉》所作“附记”。
章太炎1902年8月8日《致吴君遂书》言及章学诚与戴震的关系：
麟家实斋，与东原最相恶，然实斋实未作史，徒为郡邑志乘，固无待高引古义。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即小学一端，其用亦不专在六书七音……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
这里耐人寻味的，是章太炎对小学的定位，以及与此相关的“史”的定义。章太炎在信中接着说：
下走之于实斋，亦犹康成之于仲师，同宗大儒，明理典籍，宗仰子骏，如晦见明，私心倾向久矣。独于是论，非所循逐，亦自谓推见至隐之道，较诸吾宗差长一日也。
此处表明章太炎对章学诚的关注。但是，章太炎无法认同章学诚对戴震的频繁驳难。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曰：“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而不解史学。”就戴震与狭义之“史”的关系，亦不可谓章学诚说法毫无是处。章太炎驳论章学诚攻讦戴震不谙“史”，遂有“文字语言”与“地中僵石”实为“无形之二种大史”的宏论。“文字语言”为其中一种“大史”，实是以小学为始基的考据学立场的史家宏论，按照章太炎的标准，戴震当为最大史家之一。而小学训诂，恰是章学诚的弱点。“推见至隐之道，较诸吾宗差长一日”显示出章太炎的自负：虽同宗刘歆，但在小学源流、哲学义理上，自己却超过章学诚。
然而，章学诚未尝没有类似章太炎广义之“史”的认识。章学诚致孙星衍《报孙渊如书》（1788）云：
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此种议论，知骇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
此自然是在重申“六经皆史”论断。《四库》的四部法不仅是四库馆开馆的方针，也是钦定分类，上承荀勖以来的分类主流。章学诚学术上无屈从“四种门户”之意，更彻底提出：“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其广义的“史”亦炳炳可见。四部中专立一“史部”，则其余三者非史。同理，以“集部”收文集，亦予人其余三部非文的印象。二章遵从《七略》不专门列“史”，正是天下之书，莫不是史，又莫不是文。也因为天下文章皆“文”，集部的设立，也就变成多余的“杂部”了，因为集部予人相当于今日“文学”概念所含内容的印象。因此，章学诚“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说法，与章太炎所谓“著于竹帛者皆为文”不谋而合。两者并而视之，则“文”即“史”、“史”亦“文”，两者所说似异而实同。
不难看出，章学诚的“史”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就其狭义者说，首先，“史”并非私作，乃是周公旧典，或官师合一的三代之史。其次，相对于“文”的“史”，即战国及以后私作与官守兼备之“史”。“史”又含史料之义。就此，章学诚扩大史料来源，除承接郑樵强调州郡方志与金石图谱的重要性外，亦强调诗文歌谣作为史料来源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考察章学诚“文”与“史”相叠合上，亦值得注意。就广义的“史”而言，此一“史”，乃是作为方法的“史”，也正是章学诚所说的“史学”。
章学诚《亳州志掌故例议下》又云：“今之方志猥琐庸陋，求于史家义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夫治国史者，因推国史以及掌故，盖史法未亡，而掌故之义不明，故病史也……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盖有义焉。”需注意章学诚对史学的定义，“志者，志也”，第一个“志”为史志之意，第二个“志”与为史者的主体性有关。周予同指出，章学诚的史学，根本正在于“义”，此一“义”是《春秋》“笔削”之意，而章学诚“史学”的“义”或称“史意”，也就是章学诚的“道”。倪德卫曾指出，章学诚在将历史视为道之显现这一点上，乍一看不免令人联想起黑格尔及其绝对精神，但更像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中的维科（Giambattista Vico）。维科于西方传统有如下论断：人创造历史，上帝创造自然，所以人了解历史甚于了解自然。维科此言在西方思想史中影响深远，常为思想史家所乐道。假如我们姑妄视朱子为中国的黑格尔（即形而上学的高峰），那么将章学诚与维科相提并论，也可算是来自域外中国史研究者的不虞之誉了。
九、章太炎学术史著述的学术和思想意义
周作人曾作如是言：
按道理说，桐城派是应归属于文学中之古文方面的，而他们自己却不以为如此……他们不自认是文学家，而是集义理，考据，词章三方面之大成的。本来自唐宋八大家主张“文以载道”而后，古文和义理便渐渐离不开，而汉学在清代特占势力，所以他们也自以懂得汉学相标榜。实际上方姚对于考据之学却是所知有限得很。
周作人所言表明，清代学人多赞同义理、考据、文章三者不可分割，否则就不会有桐城派这一附会了。梁启超言及桐城派方东树诋戴震甚力时曰：“其时与惠、戴树敌者曰桐城派。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抨击不遗余力……汉学固可议，顾桐城一派非能议汉学之人。”其意与周作人相去不远。梁启超认为：“‘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也。”本文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关系以及清代学术与宋学的关系，总结章太炎学术史研究的思想史及学术史意义，这一点也是为了避免汉宋二元对立或汉学内部今古文经学二元对立的叙述框架。
清儒对宋学的批判，与其说是在否定义理，莫若说是在否定宋儒的方法论。《文史通义》书名既可理解为“文”与“史”之“通义”，又可理解为以“文史”来“通义”，亦即建构义理。宋代张载“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深入后世士人内心。宋学反映了有着道统意识的宋代知识阶级的意气风发和自信。但是，在政治上较之宋代远为专制的清代，朱子学哲学、思想体系过于空疏，无法如宋代士人般介入现实，只能作为了无建树的官方哲学而存在。此外，朱子学以及陆王心学（尤其后者）明显忽视了“文”之语言问题。正如顾炎武所慨叹：“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语录之书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语录几于充栋矣。”须知，宋学先驱之一的胡瑗尚认为圣道有三方面：体、用、文。“体”、“用”概念源自佛学，显示宋学与佛学的复杂关系，而“文”表明韩愈以来在文道关系上问题意识的延续。但宋代以后“文”的意识越来越弱，尤其在不立文字的禅学影响下，迎来语录体大行其道的时代。在此意义上，方苞、姚鼐等代表的桐城派延续朱子学影响，以明道为己任，多少也算是解决了“文”的问题。另一方面，考据学、目录学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对宋学的挑战越演越烈。同时，汲汲于烦琐考据而无义理建树的考据学又成为新问题。
宋学建构义理的使命，为明代心学所承担，而心学又是儒学受佛学（禅学）进一步刺激的产物。晚清章太炎的义理构建以小学为始基，融佛教唯识学、史学、诸子学为一体，并将其发展为自成一体的独特思想体系，以此建立革命道德学说。另一方面，正如皮锡瑞所言：“宋儒之经说虽不合于古义，而宋儒之学行实不愧于古人。且其析理之精，多有独得之处。”偏于清学中汉学古文学派的章太炎，还是以崭新的方式延续了朱子学成德之学的使命。宋代所谓“新儒家”的崭新之处，亦在于综合佛教、道家哲学入儒学。虽然时代不同、框架迥异，此又是考据学传人章太炎与宋儒不虞之共通处。章太炎之复杂亦由此可窥。
梁启超有言：“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中国两千多年学术传统，正是“倒卷而缫演之”的传统，亦即一由复杂解释谱系所构成的层累解释传统。《七略》的目录学学术史传统在清中期被章学诚等重新光大，又在清末被章太炎继承，即属一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分析显示，不仅“儒学”需要通过“倒卷”来重新定义，儒道释三分也颇可商榷，至于强分畛域的现代学术制度，更难以全面把握中国学术史谱系。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至今业已弱化。若言今日学术为无源之水，当有失公允，因为犹可径取旧学，间法西学。但是，今日学人两头不到岸，尤其缺乏自有根基去取法西学，亦是不争的事实。中村正直1875年尝曰：“余近聚徒教授，而深悟于洋学者之不可不修汉学也。无汉学而从事洋学者，勤苦五六年，尚不能敌修汉学者之一二年。洋学进步之迟疾，视汉学得力之浅深。盖汉学之有益于人如此。”传统学养根基乃是消化、吸收西学的必要条件，而这正是今日学人相对于清末民初学人较为缺乏的。重审章太炎以目录学为视角的学术史著述，也许正可于此提供历史借鉴。
林少阳，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