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奚若，无党派民主人士，曾任新政协筹委会常委、国务院教育部部长，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主要提议者，力主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以警示国人。
他能讲人话，肯讲真话，敢讲硬话。在蒋介石面前如此，在毛泽东面前也如此。
“他的嘴就像北平紫禁城的城门”
有人曾以揶揄、挖苦、“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在中国，做知识分子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他们无须在公共事业上多投入，多建树，只要能讲几句人话，肯讲几句真话，敢讲几句硬话，就功德圆满了。”然而在中国讲话并非易事，要看人话、真话、硬话究竟讲给谁听，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斗胆脱口。在中国，“祸从口出”是自古以来高悬的四字炯戒。
用当今的民间标准衡量，政治学家张奚若堪称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能讲人话，肯讲真话，敢讲硬话。而且一以贯之，年轻时如此，年老时仍如此；在蒋介石面前如此，在毛泽东面前也如此，始终没有变得世故圆滑。他人谄媚他不谄媚，他人乡愿他不乡愿，其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得以水土保持，经久而不流失，着实不简单。是他运气特别好，还是人脉特别旺？恐怕一言难尽。
经济学家陈岱孙评价老同事张奚若是一个“合志士与学者于一身的人物”。“学者”，毫无疑义。“志士”，从何说起？张奚若崇尚民主政治，捍卫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矢志不渝，陈岱孙称他为志士，可谓知人。
逻辑学家金岳霖晚年撰写回忆录，描人叙事，均是寥寥数笔，悭于篇幅，但他赞赏自己“最老的朋友”时却用足一千五百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读者留意：“张奚若这个人，王蒂瀓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张奚若刚严方正，却又博大融和。民国时期俊彦多多，他置身其中，仍以鹤立之姿引人注目。
唯渊默者能作雷鸣。政治学家张奚若并不喜欢张空言以炫才智，他惜言如金，惜墨如金，强调“为政不在多言”，一旦开口动笔，就必有提神的妙句、醒脑的华章传播遐方。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的高徒易社强这样描写张奚若：“张堪称礼貌得体沉稳谨慎的楷模，总是隐忍克制，总是字斟句酌。有个观察者写道，他的嘴就像北平紫禁城的城门，‘似乎永远是紧闭的’。”这样的描写堪称传神。
中国从来就不缺少以身殉道的烈士，中国真正缺少的是在猛人强梁面前始终能够说上真话、进上直言的“不死鸟”。百年以来，这样的学者并不多，胡适、傅斯年、梁漱溟算得上，张奚若也差不离。
牵着张奚若的“终身牛”
张奚若出生于己丑年（1889），生肖属牛。他为人机警，谁想用绳索穿他的“牛鼻子”可不容易。留学之前，张奚若结识了陕西籍的革命志士于右任、杨西堂（他未来的岳父）、井勿幕等，加入了同盟会。张奚若曾亲聆孙中山的演说，这一回他倒是乐得承认：“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了他走下去了。”凡是牛鼻子，总得有人给它穿上长绹才行。张奚若终身崇尚民主政治，被这根牛绹穿了鼻子，他是心甘情愿的。
张奚若认为，能用知识去办大事的人才叫知识分子。辛亥革命期间，他的足迹遍及陕、豫、沪、宁等地，为实现民主共和遍历艰辛，饱尝风露。多年后，他追忆往昔，仍不免兴叹：“由武昌到上海，沿途所见很难令人满意。当时我感到革命党人固然富于热情和牺牲精神，但是对革命后如何治理国家，建设国家，在计划及实行方面就一筹莫展了。”正因为痛感“破坏容易建设难”，希望中国“更现代化一点”，他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到欧美的高等学府去“学些实在的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24岁那年，他泛洋赴美，进哥伦比亚大学，原打算专修土木工程，后来因为对数学不感兴趣，再加上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先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所以权衡再三，选择了政治学专业。从1913年到1925年，张奚若在美国和欧州求学，度过了12个春秋，结识了金岳霖、徐志摩、傅斯年等多位同好，对欧洲各国民主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做了充分的研究与观察。天天下笨工夫，日日做真学问，勤勉朝夕，终于积跬步而成千里。
张奚若被誉为“中国的拉斯基”、“西洋政治思想史专家”、“主权论权威”。清华大学举校南迁之前，他开设的课程有《西洋政治思想史》、《柏拉图政治哲学》、《卢梭政治哲学》等，经其教导点拨，学生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来龙去脉往往会生出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张奚若授课，重在分析西方政治家、思想家的精神背景，兼及时代特征，目的则是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种下龙种。
20世纪30年代中期，寇氛入境，救亡压倒启蒙。张奚若却选在这个十分重要的节点，在《独立评论》上接连发表两篇关于国民人格的文章——《国民人格之培养》和《再论国民人格》，强调个人解放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个人主义的优点能够培养出忠诚勇敢的人格，立国本、救国难有赖于许许多多健全的个人挺身而出，而非乌合之众一哄而上。勇敢的批判精神和不畏强暴的人格品质才是治疗“第二天性”（惰性和懦弱性）的良药。张奚若劝导学生要努力成为社会改革者，如果此愿难遂，能成为启蒙的政治学者、正派的教师也不错，顶糟糕的就是到国民党衙门里去当官老爷，作威作福。
很少有学生敢修张奚若的课
1932年，张奚若参加清华大学毕业典礼，代表教授会致词：“现在的青年学生最喜欢的是新奇的学说，最不喜欢的是陈腐的理论。本人没有什么新奇的学说，只有很少的陈腐的理论……现在诸位要踏上社会的旅途了，我就本着临别赠言的意思，向诸位说几句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吧……第一点是奋斗。社会是浑浊的、黑暗的、复杂的，诸位在学校里得书本上的知识，是不足以应付自如的，将来势必会遇到许多压迫和阻碍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屈服迁就，虽然在小节上也不妨姑且从权，可是我们的宗旨，正义所在的地方，都万万不能迁就，不能屈服。我们必须要奋斗抵抗。否则那就有负我们在校时的修养了！第二点是续学。学问无止境。我们在校时，尽管成绩很好，但是一到了社会上运用起来，立时就会感觉到自己学问的不足。而且学术是与时俱进的，我们若不继续求学，即使从前所学的，没有抛荒，也要落伍的。第三点是耐劳……”金岳霖打趣张奚若是“三点之教者”，应该不算冤枉他。
平日出行，张奚若喜欢头戴礼帽，手拄文明杖，一副黑色的宽边眼镜稳架鼻梁，保持从容自然的绅士风度，严整之中颇见平易。张奚若认为，做学问要慢工出细活，鼓励钻研，容忍失败，一切急功近利的做法都是水中捞月。“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即便这批人中间可能只有少数能真正有所贡献”。学生对他的课有一个共识：“好上不好下”。在西南联大，张奚若的课素以严格著称。拾人牙慧、想走捷径者很难过关，而那些独立思考的学生，哪怕与张奚若的观点并不吻合，甚至正相反对，只要言之有物，自圆其说，就能如愿以偿地拿到学分。1936年秋，清华全校只有八位“敢吃河豚”的学生选修张奚若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课，结果四人不及格（一人得零分），但他给张翰书打了九十九分，外加一分鼓励，让他破纪录地得了满分。此事轰动北平学界。
徐志摩送给他的“性格素描”
1925年秋，北京《晨报》主笔陈博生有感于国内思想界的萎靡不振和一般民众的精神疲沓，决意改版《晨报》副刊，请徐志摩出任主编。陈主笔宴请高朋，咨询良策，张奚若的意见最为尖锐：“这并不是个改良的问题，这只是个停办的问题。”徐志摩网罗的撰稿人全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张奚若格外倚重，在整个棋局中，将他的角色定位为“有名的炮手”。仿佛恶作剧似的，张奚若写了一篇《副刊殃》交差。单看题目就知道，张奚若对当时的报纸副刊抱有强烈的反感和敌意，他在文中恶狠狠地表示：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徐志摩在《副刊殃》的文章后面加了一个长长的附注，其中的一段文字堪称“张奚若性格素描”：
奚若这位先生，如其一个人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像老头儿的下巴；这附生的青绿越显出他的老硬，同时也是他的姿态。他是个老陕，他的身体是硬的，虽则他会跳舞；他的品性是硬的，有一种天然不可侵不可染的威严；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他的说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候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他的文章，更不用说了，不但硬，有时简直是僵的了！所以至少在写文章里，他的硬性不完全是一种德性。但他，我一样侧重地说……他是可亲可爱的，同时也是可敬可畏的……我最初在纽约会着他时，我只把他看成一个死僵的乏味的北方佬——同时他看我当然也是百二十分的看不起——一个油滑的“南边人”。
在调侃的文字背面，处处可见徐志摩对张奚若人品、个性的欣赏，甚至激赏。所谓“硬”，乃是率直和刚强的“合金制品”。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文人通常不敢得罪军人，更别说得罪军人领袖了。张奚若却偏不信这个邪。
1936年11月29日，张奚若深感国事不容再马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两项要求：其一，“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其二，“令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此文直接触怒了第二十九军军长、当时的华北当局铁腕人物宋哲元。《独立评论》因此受到惩戒，被勒令“立即停刊”。
抨击当局“独裁专断”，蒋提醒他“别太刻薄”
1941年3月1日，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发言，抨击当局“独裁专断”，“腐败无能”。蒋介石颇感难堪，按铃提醒，语气平和地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公道地说，蒋的表现很有雅量，他并未当众发飙，大骂“娘希匹”，张的表现则显得过火，有失绅士风度。等到下次参政会开会，国民政府不念旧嫌，仍给张奚若寄发通知和路费，张奚若当即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当时教育部刚性规定各大学系主任一律加入国民党，张奚若是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系主任，他公开反对，拒绝填表，也并未因此落职。
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张奚若受邀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发表演讲，听众多达六七千人。一开口，他就毫不留情地抨击当局：“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个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张奚若给国民党政权下的评语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因此他认为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就必须“彻底废止党治”，在此前提下做到四点：一是蒋介石下台，二是组织联合政府，三是惩办反动分子，四是召集宪法会议。这位政治学家振臂疾呼：“假若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论言词之犀利、观点之鲜明、感情之丰沛和影响之深远，张奚若的这次演讲与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相比毫不逊色。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为邀功请赏而妄自主张，偏转枪口，将暗杀的目标锁定为闻一多，而不是张奚若，原因只有一个：张奚若是同盟会老会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闻一多则是单纯的大学教授。张奚若说“无政可议”，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实为“免死金牌”。
“反右”与“文革”受到周恩来的强力保护
难能可贵的是，张奚若对是非的判断从未懈怠过，他那道比紫禁城的城门更严实的嘴也并不视乎利害而启闭。在西南联大时，他说过“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1956年上半年，在一次学习会上，他依然强调“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
1957年5月，全国整风运动如火如荼，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张奚若放了一炮，他提出了十六字批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解释道：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有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扫除。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高速发展的。这一回，张奚若突破了以往的“三点之教”，升格为四条。
张奚若居然没有被打成极右派，继续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负责人，照常参加外事活动。不知情的人以为他“漏网”是奇迹，是运气特别好，实则他得益于周恩来的强力保护。“文革”时期，张奚若再度被周恩来列入12位应予特别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因此少受了许多冲击。
在硬派角色的群体中，张奚若的命运确实最少坎坷和风险，可惜其独家心法没能成文成书。
对待苏俄：与胡适、陈独秀区别之所在
1925年，徐志摩主理《晨报》副刊后，将“保持思想的尊严与它的独立性”视为不能让步的原则。徐志摩声明“我恨的是糊涂的头脑，它是个偾事的专家；我敬爱的是锐利的理智，它是把破妖的神剑”——竟不惧沾惹阿附北洋军阀政府的重大嫌疑，在《晨报》副刊上发起苏俄问题大讨论。
张奚若慨然认为，“在今日人人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不敢有所表示的时代”，《晨报》敢于挺身而出，公开发表反对苏俄的言论，此举“令人非常可佩”。他在《晨报》上发表了《苏俄何以是我们的敌人》一文，观点犀利：“我在这篇文章中不但要说苏俄是我们的敌人，并且还要说他是比帝国主义者更厉害的敌人。”
1925年底，国民党正在兴冲冲地联俄容共，《晨报》竟捅出这么大一娄子，报社遭受游行示威者纵火焚烧和挥棒捣毁就属于“咎由自取”了。这次行动的领头人是北京大学教授、国民党干部朱家骅。参加者除学生外，还有工人、车夫、苦力等，示威者最多时达数万人之众。为此，胡适与陈独秀各执己见，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认为这次恶性事件是对言论自由的粗暴践踏，新势力的这种“不容忍”自有其可怕之处：“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谁若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他就不配争自由，不配谈自由，不配享有自由。陈独秀则认为这次群众的纵火之举是革命行动，烧得好，烧得应该。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因此闹到几乎翻脸绝交的地步。张奚若在《副刊殃》中说过“一把火烧了副刊”的话，这句谶言至此得以应验。
1926年7月，胡适前往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从东到西贯穿苏联境内，在莫斯科停留了几天，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结伴，参观了监狱，查阅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资料。只这么浮光掠影地看看，他就用一分不可靠的证据作出了十分肯定的结论，认为苏联正在做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胡适的这番话也是对好友徐志摩的回应，他认为后者太悲观了，把苏联的前途看得太灰了。殊不知，苏联愿意让外界看到的东西和不愿让外界看到的底细竟有天渊之别。胡适太单纯太天真，相比法国作家纪德的敏锐透彻，他真应该“愧死”。多年后，胡适不得不为此忏悔认错。这也说明，张奚若的政治学不是白学白教了，他的眼光确实“毒辣”，居然看得那么准，预见力那么强。要知道，他既没有去过苏联实地考察，也不可能像我们现在阅读到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法国作家纪德的《访苏归来》这类文学作品，更不可能了解到斯大林的种种暴行。他依靠的只是冷静的理性分析和逻辑推断，见解就能鞭辟入里。由于亲历其境，纪德的笔下有锥心刺骨之语，“在今天的苏联，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比任何国家都更加缺乏自由”。
现实的教化作用远远强过书本上的理论，即使是张奚若这样的学者也很难置身局外。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国民政府的经济破产、国民党的舆论钳制，都令张奚若和那些受过欧美自由主义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极感不快和不适，他们集体向左倾，即源于本能的反感和内心的峻拒。抗战时期，经吴晗等左派人士的引导，张奚若阅读《新华日报》，研究毛泽东的政治著作，不禁心向神往，他将强势崛起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视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当时，延安报纸称赞张奚若“站到人民一边来了”，这使他倍感欣幸，视为莫大的荣誉。
“站到人民一边来”
有人说，张奚若无所忌惮，痛斥蒋介石独裁，大骂国民党腐败，与李公朴、闻一多、马寅初一样，一半的胆气固然是自己的，另一半的胆气则是共产党给他们注入的。这话有无道理？各人自有评判。
1946年1月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代表共计38人，其中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9人。学者傅斯年、张奚若是无党派代表，属于社会贤达。有趣的是，无党派代表由各党派提名，民盟和中共两方面一致举荐张奚若，国民党却大摆乌龙，宣称张奚若是国民党老党员。张奚若并不买账，解释道：“不错，我曾是一个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也很奔走了一番。但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民国二年我去美国前即已向陕西省党部声明脱离关系……1928年我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时，又有人要我入党，我就拒绝了。”意犹未尽，他写信给重庆《大公报》，郑重其事地发表声明：“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他用上了“侮辱”一词，确实耐人寻味，经过此番折腾，国民党又一次大出洋相。
张奚若对学生运动的作用评价很高，这与胡适、傅斯年等右派自由主义学者的看法有明显的分歧，但他站在多数人一边，也就不必煞费思量了。无须运用自己的脑袋去认真思考，这是多数派的“好处”，但对一位政治学家而言，这宗唾手可得的利益更像是一张巨额的空白支票。
宽容异见是民主政权的基本特征，检验的方式就是看人们会不会因言获罪。张奚若的思想发生最彻底的转变，乃是好友闻一多遭到枪杀，这对他刺激太深，也对全国学界刺激太深。此后，学生运动频频失控，令蒋介石焦头烂额。张奚若的文章《一多先生死难一周年纪念》凸显出“多数派”的爱憎，感情完全占据了上风：“在你的朋友中……谁能像你将‘人民’看作国家的真正主人翁，社会的主体，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它，而不是把它当作仅仅是供大人们先生们生存需要的一种工具，或学者政客们鹦鹉式的口头禅！……谁能像你，绝对地鄙视那明哲保身哲学而将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发挥到顶点，为民族争光，为懦夫添耻……”
相比1941年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的最大不同，就是中共的地位上升，话语权扩大。张奚若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1947年他谈及时局，一语中鹄：“和平的关键是联合政府。”在当时的知识界中，他最早响应毛泽东的联合政府论。
1949年1月，为了使北平城幸免于兵燹战火，赢得和平解放的机会，张奚若领衔，与张岱年、费孝通、钱伟长、李广田等37位教授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敦促国共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勿使生灵涂炭，古都沦为废墟。当时，战局仍有一触即发之势。某一天，张奚若带领两位身穿灰色棉军装、头戴皮帽子的军人前往北总布胡同3号院。开门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先是一惊，然后就全明白了。两位军人受攻城部队的委托来请教专家，北京城里哪些古建筑需要保护。他们拿出一张地图来，请梁思成、林徽因明确标记，以免炮火所至，玉石俱焚。张奚若是梁、林的好友，是“太太的客厅”里的常客，中共军方请他当引荐人，无疑是明智的选择。这些言论举措都为他赢得了政治高分。
开国大典之前，张奚若被推举为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常委会委员，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主要提议者。针对这个国号，他的解释具有一流学者的严谨：“‘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我看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吧，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此论一出，众议平息，可谓一锤定音。他还以法兰西国歌《马赛曲》为先例，赞成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国歌，保留原歌词，以警示国民居安思危。
五年教育部长任内建树无多
1952年11月，张奚若出任教育部部长。此前数月，教育部已按照苏联模式将211所大专院校调整为183所，许多大学的院系被分拆、合并，综合性大学锐减。连清华大学都变成了工科大学，政治学系、社会学系被剥离、肢解，潘光旦、费孝通等一流教授离开清华园，被迫转变研究方向。高校丧失教学自主权，私立教育则被“踢下”历史舞台，自此而始。张奚若对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有很深的感情，眼睁睁地看着它没了，心中应是五味杂陈。也就从那时开始，中国教育患上了严重的“自闭症”和“侏儒症”，至今仍未痊愈。
个人的良知良能作用终归有限，张奚若担任了五年多的教育部部长，很难说他有什么能令后世铭记称道的建树。与同时代学者相比，他的著述不算宏富，但这无妨他成为公认的大学者。建国后，由于事务缠身，他的文章更是屈指可数，谠言直论竟只有区区一篇《批评工作中的“四大偏差”》——怎么会少到这等“极度歉收”的程度？也许是他敏锐的观察力帮助了他，因而在言行方面收敛了许多。对此结论笔者把握不大，有心人不妨循此路径研究下去，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吧。
作者系文史学者
来源: 《同舟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