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从先秦迄于晚清，中国人两千多年都在吃老本。不用说，我们的老祖宗也有磕牙的时候，匈奴入侵啦，五胡乱华啦，蒙古灭了南宋，满人入主中原。但老祖宗很快就用孔仁孟义将那些凶悍之至的“马背上的水手”同化了，于是，他们仍然能够从痛苦和屈辱中获得阿Q似的精神满足。这种情形还多多少少使汉民族的读书人产生美丽的错觉：老祖宗的遗产已足够美好，足够精粹，可以应变裕如了。于是，他们心乃安然，要么一头钻进尘封的故纸堆，整理破破烂烂，要么干脆大打其呼噜。
殊不知，这个已失去活力的老大帝国——被马克思视为“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中的木乃伊”——正置身于火药桶上，天朝上国的威严即将扫地以尽。道光二十年（1840年），并不吉利的英吉利炮弹轰掉了清朝的“门牙”，惊醒的士大夫——诸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顿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鸦片是毒源，不可不禁，但断了日不落帝国的财路，在外交与军事上，必然会遭致更凶猛的老拳和重炮。当时，关键之关键是要尽快找到抗御外侮的办法，受欺负的次数多了，挨打的一方首先想到的便无疑是，洋人船坚炮利，我也要船坚炮利；洋人有铁路轮机，我也要有铁路轮机；洋人有声光化电，我也要有声光化电。但要造出杀伤力惊人的坚船利炮，我还得低声下气向洋人学习。老朽的大清帝国二百多年紧抱着“天朝中心论”不放，骄妄惯了，心头这口气如何能平？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特使马戛特尼公爵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他在朝堂上拒不叩头，如此一来，以“四夷宾服”而志骄意满的天潢贵胄才发现世界之大，也有不肯向“吾皇万岁万万岁”下跪的硬膝头。英国特使来过之后不足五十年，鸦片即源源而至，炮弹也纷纷而落，清王朝穷于招架，彻底认栽。
中国士大夫的“强国梦”该从何处做起？湘人魏源的标准答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且把面子观念搁置一旁，老老实实拜洋人为师，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显然是“科技救国”思想的原始版本，在当时已算得上最为激进的主张，只有林则徐、陶澍、龚自珍、汤鹏、贺长龄等少数几人热烈响应和支持。林则徐痛感中国“器不良也”和“技不熟也”，他认为要改变清王朝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从“器”与“技”这两面迅速入手。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之后，中国政府高层发起的力图自救自强的洋务运动勃然而兴，一大批“中兴名臣”（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都陆续加入进来，他们奉为圭臬和指南的依然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更加侧重于造船制器，视此为强国振邦的首要本钱。曾国藩一向以见解超卓著称，他的言行如何？“剑戟不利，不可以割断，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他办洋务最讲究的便是操兵造械之法。李鸿章则直话直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这说明他们师徒二人对清王朝的政教体制依然充满信心，并没有病入膏肓的忧虑，似乎根本未坏，治一治标即能收获全功。因此，曾国藩、李鸿章为赴美学童所定的章程中规定，他们除了学习西艺，还必须由中方教师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以免这些留学生数典忘祖。这就不免使我眼前显现出滑稽的景象：一位著装半土半洋的病人（清王朝）左脚穿着高跟鞋（西方的科技），右脚穿着平底鞋（中国的政教），他居然想跑得比赛马（列强）还快。
再说魏源这个人，他与龚自珍齐名，被当时的人鉴刘逢禄赞为“无双国士”。他原名远达，字良图，后改名为源。《汉书·扬雄传》称传主“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魏源仰慕扬雄的才名，又寡言精思，他取字为默深，确实有自知之明。表面看去，魏源是个书呆子，少年时，他就醉心于读书，一入书斋，便足不出户，偶尔出门，竟会引致家狗和邻犬的群吠。他“寡言笑，鲜嗜欲，虽严寒酷暑手不释卷，至友晤谈，不过数刻，即伏案吟哦。舟车中，铅黄不释手”。实际上，魏源是个最关注国计民生的读书人，年轻时他曾在自家厅堂柱子上题写楹联一副，“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魏源于学无所不窥，他所师从的胡承珙、姚学塽、刘逢禄、董桂敷都是当时品学兼优的大儒，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博涉旁通，对盐政、漕运、水利，赋税等实务都具有极为精到的见解。魏源一生不怎么行运，当了几乎半辈子幕僚，直到晚年才做了两任知州。封疆大吏贺长龄、陶澍和林则徐政绩卓著，其中都有魏源辅佐的功劳。他们是上下级，也是朋友，共同寻求强国富民之道，魏源的头脑是当时最智慧的头脑，陶澍和林则徐都表示过由衷的钦佩。
真是让人想不通，魏源是一流人才，在科举路上却多年蹭蹬，如果说他二十九岁应顺天府乡试高中第二名（俗称“南元”）还不算太迟，那么他五十二岁才考取进士则绝对可算是桑榆晚景了。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秋闱前，魏源的好友、湖南老乡、大书法家何绍基作了一首七绝《柬魏默深》，诗中便流露出担忧之情：
蕙抱兰怀只自怜，美人遥在碧云边。
东风不救红颜老，恐误青春又一年。
所幸这一次魏源高中了。其后，魏源多次进京会试，频频受挫，他倒是愈挫愈奋，就是不服这口气。道光二十三年（1843），魏源进京赴试甲辰礼闱，在致好友邓显鹤的信中，他自我调侃道：“中年老女，重作新妇，世事逼人至此，奈何？”太史公司马迁曾在《平原君虞卿列传》中大发感叹：“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魏源时运不济，要逆风逆水地传播自己的思想，也就只有编书、著书二事可为。他先是为同乡好友、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纂了一套一百二十卷的《皇朝经世文编》，他从清朝开国之初至道光五年的各家奏议、文集、方志等海量文献中遴选出两千两百多篇“存乎实用”的文章，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大门类，各门类下的子目则更为详细，最多者有六十五个子目，足见其用功之深，关注之广。这套“大砖头”充分体现了魏源一以贯之的“与时俱变”、“经世致用”的主张。他说，“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这皇皇巨编中所选本朝名臣的奏章无不切中时弊，充满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清末大学者俞樾称赞这部大书“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王夫之、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谭嗣同等人所极力倡导的湖湘文化，其高度浓缩的主旨也就是“经世致用”这四个字。《皇朝经世文编》的印行，在晚清政界和学界都是一件大事，政界从中吸取了思想的养分，学界则开始扫除空疏的学风。
有一件事不得不说，魏源一生交游极广，但他并非毫无选择和毫无原则。他考上进士后，当朝炙手可热的大学士穆彰阿打算将他罗致门下，他却“漫不为礼”，把个抱粗腿、攀高枝、登青云的机会轻易放弃了。他极端鄙视穆彰阿的“保位贪荣，妨贤病国”。穆氏在鸦片战争期间力主求和，为投降派暗通声气，排斥和打击主战派的锋头人物林则徐。魏源明知投靠穆党即可入翰苑，得美差，但他耻于列身这位大权贵的门篱。俗子讥笑他为不识抬举，他呢，心安理得。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是熟知而又欣赏的，可是这两位湖南大贤却没有任何交往，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是穆党中人，受过穆彰阿的汲引之恩，魏源却拒绝过穆氏的青睐和抬举，得罪过那位朝中头号权贵。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他们应该不会“声气无通，只字无考”，以至于缘悭一面。当然啦，魏源晚年同情太平天国，并且因“贻误文报”、“玩视军务”于咸丰三年（1853）被清廷褫夺高邮知州的官职，曾国藩则以捍卫名教为己任，他恨透了横扫儒家传统文化的太平军，对魏源在大是大非上的暖昧态度自然会生出反感。许多年后，湘省痞子大王、版本学家叶德辉辱骂魏源“丧心病狂”，也是因为魏源同情“发贼”这一点得不到他的谅解，至于魏源力倡洋务，他倒还能宽饶一着。
道光二十一年（1841），魏源赴镇江，与被清廷遣戍伊犁的林则徐相会，从后者那儿得到《四洲志》和大量珍贵的图表资料，并且遵从林则徐的嘱托，开始编撰一部长达百卷、务出己意的《海国图志》。此书是中国近代首部较为完备的世界地理书籍，其宏大的篇幅还涉及到世界历史、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历法、风俗、宗教等众多门类，堪称一部集大成的百科全书。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序言中阐明了他编纂此书的意图和目的：“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他可不想玩什么炫人眼目的虚招，他编纂此书是要促使国人睁眼看世界，“悉其情节，知其控驭”。《海国图志》确实令数千年拘束于此土此域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中国人饱饱地开了一回眼界，这种类似于醍醐灌顶的直输式的启蒙对于久患自闭症的国人无疑具有振聋发聩荡心涤肺的作用。英、法、美、德、俄、意、西、葡、荷、比、日的国情如何？读了这本书，中国人至少可以增长一点知己知彼的理性认识。其中，魏源对美国民主制度的称赞可谓不吝其词，更见出作者取法乎上的政治眼光。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思想即在此书中首次脱颖而出，一鸣惊人。数十年后，梁启超仍然极口称赞《海国图志》为“不龟手之药”，肯定它“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海国图志》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派和戊戌维新派，成为他们奉若圭臬的教科书。这部皇皇大著一经问世即很快流播扶桑，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改革家佐久间象山、吉田松荫、桥本左内、横井小楠等人从中所获得的借鉴甚至比中国政治家还要多。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也并不为错。在《翻刊海国图志序》中，日本盐谷世弘甚至为怀才不遇的魏源抱屈含恨，为有眼无珠不识国之重宝的清道光皇帝、咸丰皇帝感到悲哀：“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其君不用，反而资之他邦，吾固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
魏源勤于撰述，著作等身，一生共著书二十余种，其中《海国图志》和《圣武记》影响至为深远，它们是那个时代爱国者强烈要求变革的先声，由于外患日亟，清政府过于腐败无能，好一阵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折腾之后，终于以沉沦惨败而收场。魏源的药方够好，无奈清王朝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海国图志》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派和戊戌维新派，是他们奉为圭臬的教科书。这部皇皇大著很快就流播扶桑，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改革家吉田松荫、横井小楠等人从中所得的借鉴甚至比中国政治家还要多。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也并不为错。在《翻刊海国图志序》中，日本盐谷世弘甚至为怀才不遇的魏源抱屈含恨，为有眼无珠不识国之重宝的清道光皇帝、咸丰皇帝感到悲哀：“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其君不用，反而资之他邦，吾固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
魏源勤于撰述，著作等身，一生共编书著书二十余种，其中《海国图志》和《圣武记》影响至为深远，它们是那个时代中华爱国者强烈要求变革的先声，由于外患日亟，清政府过于腐败无能，好一阵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折腾之后，终于以沉沦惨败而收场。魏源的药方够好，无奈清王朝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晚清的大臣，深惧瓜分豆剖之祸的，无不大谈洋务。曾国藩主张“师夷智以造船炮”，首建江南制造厂，发展军事工业。左宗棠也不是榆木脑袋，他点醒那些死抱“天朝中心论”，依然执迷不悟的天朝士绅，“泰西巧而中国不能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张之洞则根据现实和国情，倡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提法较能弥缝新旧两派的人心，因而成为后期洋务派最响亮的口号。他的《劝学篇》中还有激人奋发的“五知”，时至今日，其积极意义仍未完全消失。“五知”是：
一、知耻——耻不如日本……
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埃及……
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
四、知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这“五知”中，最具有警醒意义的是第四条“知要”。西艺即西方的科学技术，固然要学习，但更值得借鉴的是西方的民主政治，这才是根本。若仅学西艺，而忽略西政，知其强而不知其所以强，便是舍本逐末。以民怨沸腾的专制之国与人尽其才的民主之邦战，未有不一败涂地的。
当初，郭嵩焘出任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征召十余名随员，竟无人肯应。哪像后来大臣放洋，部属趋之若鹜，惟恐不能随行。及至曾纪泽（曾国藩长子）回国覆命，国人才有了外交的皮毛知识，才知“洋毛子”并不无故杀人。可想当年风气闭塞到了何种地步。在欧陆的前沿地带，大清的外交官除了沐浴西方文明，也时时思谋中国的出路。郭嵩焘发现一个富有意味的对比，同为东方国度，蕞尔小邦的日本公费派往英国的留学生多达二百余名，中国却寥寥无几。日本留学生除了学习军事，还学习各种技艺，尤其重视法律和教育，不用说，这些人回国后必能养成全新的政治气候。中国留学生仅仅修习海军课目，却将政治、法律和科教的各种创制忽略一旁，这无疑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郭公使提出了许多可行的良好建议，不断上奏清廷，在创办西式学堂方面进言尤为精切，却无奈“清政亡于拖”（张恨水语）。
清王朝的命脉捏在一个徒有心计而无见识的泼妇——慈禧太后——手中，由她掌握最高决策权，将近五十年之久，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悲哀。李鸿章算是顶能干的了，别的且不说，单是北洋海军，只不过数年时间，就筑起了“钢铁长城”，军力跻入世界八强之列，使排在第十六位的日本羡慕不已。师夷之长技，到此程度，若魏源还健在，也会击节叫好。但慈禧太后觉得够了，该轮到她修一座颐和园来颐养天年了。试想，在民主政体的国家，大敌当前，外寇环伺，岂能容许最高决策者瞎胡来，挪用海军经费去修建享乐的仙乡？几年后，北洋海军固步自封，裹足不前，日本海军则大幅度赶超过去，我方的主力舰定远号、镇远号时速不足十五海里，对方的主力舰吉野号的时速则高达二十三海里，长技不长则攻守异势。何待敌方见我方在主炮上晾晒衣裤而启轻视之心？各项技术指标一比较，答案就如同和尚头顶的虱子——明摆着。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三分之二的官兵做了“龙王三太子”，说到底，仍是政治腐败导致了军事失利，这么大的帝国，却没有一个国防部或最高参谋本部，打起近代化战争来，便只能两眼抓瞎。满清的王公贵族在国难方殷之际，依然醉生梦死，苟且偷安，虽然有维新之举，有宪政之议，也无不脐风夭亡。
封建专制政体的内部缺乏强旺的造血功能，颟顸的最高决策者——那位见识短浅的慈禧太后，除了讲排场，好虚荣，骄奢淫逸，别无才干，又如何领导一个下沉的老大帝国去获取生机？清王朝各级政府兴办洋务数十年，却始终缺乏现代化的价值观和建立现代化制度的能力，因此只能束手束脚地搞“四化”（科技现代化），害怕解放思想搞“五化”（政治现代化），结果搞来搞去，搞出个“瘸腿的现代化”和“小儿麻痹症的现代化”，根本不堪一击，即便是这样畸形的既不中看又不中用的现代化吧，也因为制度性的缺限和制度性的腐败而遭到“闷宫杀”，终至于长技不长，学艺不精，师夷数十年的结果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有辱师门”，让洋人看了猛摇头，直冷笑。
魏源力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科技救国，他开列出的虽然只是药效有限的偏方，在当时思想界“缺医少药”的情势下，已经是了不起的止血疗法。至于政治现代化，除非以革命的方式推倒封建专制，建立民主政体，否则在中国传统的“八卦阵”中，只可能鬼打墙。
据美国学者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现代化的努力》所记，北洋水师于中日甲午海战中一战而烬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心怀丧师之痛的李鸿章硬着头皮赴东瀛求和，他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原是外交上正面交锋的对手，居然建立了相当不错的友谊，他们之间有一段客客气气的对话。李鸿章虽是战败方，但他仍按《孙子兵法》出牌：“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他说：
“中日是最近的邻邦，而且使用同一种文字，怎么能够成为敌人呢？我们应建立永久的和平与协作，不使我们亚洲黄种人受到欧洲白种人的侵略和欺侮。”
日本的边缘文化竟能反噬母体文明，已经说明它的活力异常强大。伊藤还能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颇为自得，敲打李鸿章道：“十年前我就劝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动静和起色？”
李鸿章摇摇头，神情黯然。大清已是一桌“菜”，谁都可以下筷子，谁都可以染指分羹，他想改变这种颓势和乱局，谈何容易？李鸿章说：
“我国的事样样都囿于传统，我不能按我的意愿去做。……我的愿力很大，却没有实行的可能，自己深以为耻！”
李鸿章并不是后代历史教科书刻意丑化的那副德性，若非他在外交上处处多谋善断，据理力争，中国被割出去的地和赔出去的银，至少还得猛翻两、三倍。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这席话透露出个中消息，政治体制的落后与僵固是晚清对外战争屡战屡败的根源，也是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主因。
一条腿走路的现代化，究竟能走多远？我们已看到晚清的败亡，这个教训太大了，想必九泉之下魏源也会为自己独执一偏而痛苦得踢破棺材板吧！单纯的“师夷长技”从来都是书生之见，纵然能行，也是治标不治本。在魏源之后，还有许多人声嘶力竭地呼吁过“科技救国”，结果总是受阻于封建体制狭小的瓶颈而事与愿违，这一经验教训极其雄辩地提醒了孙中山、宋教仁及其后人：中国现代化的内容不能只局限于“四化”，还隐含着更关键的“五化”，那就是政治现代化，失去这一核心内容，强国梦便不可能变成圆满的现实。
[本文首发于《同舟共进》2001年1期，已收入王开林的历史文化随笔集《纵横天下湖南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责编：胡晓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