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个教室对我来说，还是很亲切的，我曾多次在这儿听过讲座，但今天上台来讲，感受还是很不一样，我发觉，坐在下面听，比在上面讲，要舒服得多。今天我说两个话题，一个是关于无聊的小说，主要材料是我自己和图森的小说，我说的无聊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骂人的话，而是指一种丧失了意义的生活状态，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后现代生活状态。无聊，是我的生活状态，也是你的生活状态，也是所有人的生活状态，这是存在最基本的一个困境。我要说的另一个话题是猫的游戏精神，这是面对世界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小说的一种精神。
在说无聊的小说之前，我想先说我自己，因为我的生活状态和图森的小说是可以互证的，它们共同指向一种美学状态，就是无聊。而且无聊这个话题，容易引起误解，我也只能拿自己开涮。
我现在是“京漂”族中的一员，我已经做了四年的“京漂”，在此之前，也就是2000年之前，我呆在温州乐清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县级市，有一个著名的风景区---雁荡山，但是，乐清在当下最引人关注的并不是雁荡山，而是它是所谓“温州经济模式”的发源地，那个地方相当富庶，千万富翁遍地都是，在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被砸死的可能就是一个千万富翁。当然，我是那个地方的—个穷光蛋，因为我没有去做生意，而总是在思考世界如何如何。我在那儿做过两份工作，先是乐清市委办的秘书，我参与起草过几份对乐清还蛮重要的文件，我差不多是个好秘书，如果循规蹈矩的话，我现在有可能是乐清某个局的副局长，运气好的话，也有可能是局长。但是，我只当了一年的秘书，就自己跑掉了，我无法忍受那种官场的生活，那一年，我参加了无数的会议，都是一些一本正经的废话，官场的生活，看上去极其严肃，其实极其无聊，那是一种一本正经的无聊，而且你不能说出这是无聊的，必须忍着笑维护它严肃的面孔。我从市委办跑到了电视台，如果是组织上正常的调动，应该是当点什么的，但我是自己逃跑的，所以什么也不是，我只是当一个记者。这是我的第一次逃跑，这是一条往下走的道路，当地一些人看我从市委办到电视台，竟没有混上一个副台长之类的职务，都认为我肯定是受了某种处分，他们从此也就不理我了。我也无所谓，反正我跟他们也不是一类人。其实，在电视台当一个小记者，也没什么意思，不过，电视台有不少美女，跟美女呆在—起，总比坐在会议室里一本正经开会好玩。
我愿意选择一条向下走的道路，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骨子里是个文学青年，我准备或者说梦想当一个作家，对作家以外的东西，我都不在乎。我的这种选择，跟温州那个地方的价值取向是完全相背离的，温州是个只认钱的城市，在温州准备当一个作家是相当荒谬的。就算我已经是个作家了，又怎么样？在温州，如果我说我是个作家，或者别人介绍我是个作家，人家往往是茫然的，他们不知道作家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知道作家是个什么东西的，往往又是不屑的，他们也许有文化上的自卑感，也可能是把作家看得过于神圣，他们不相信温州这种地方也会有作家。一本叫《温州青年》的杂志，索性把本地作家出的书说成“出恭”。总之，在温州想当一个作家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只有傻瓜，才想当一个作家，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傻瓜。
我是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写小说的，我至今还相当满意的一个中篇《玄白》写于一九九二年，当时，我满怀信心地四处投稿，但所有的刊物都约好了似的，都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写作是需要发表的，没地方发表的写作很难坚持下去，我作为一个文学青年，也就渐渐的远离文学了，这是很糟糕的一种状态，有好些年，我什么也没写，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我根本就不该在九十年代开始写作，九十年代是一个拒绝写作的年代。八九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文坛是喑哑的，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大部分文学刊物虽然还继续在办，但刊物的编辑大都心灰意懒，一般不看自然来稿，选稿基本上在原来已有的小圈子内进行，几年前，一家刊物主编跟我说，从八九年到一九九九年，他们刊物从来不看自然来稿，像我这种文学青年的来稿，完全被取消了被看权。文学在九十年代之所以急剧地边缘化，除了社会重心的转移，跟文学从业人员的集体怠工也是有关的。直到—九九八年，以一群“美女作家”的集体亮相，文学新人才又重新被关注，但是，这群文学新人首先是以美女的身份被关注的，我不是美女，连女的也不是，所以还在文坛之外。现在，我也成了一个文学编辑，大概是文学青年当得太久了，很知道发表对于文学青年的重要性，所以我发的大都是新人的小说，我很少约名家的稿子。
让我到现在也搞不懂的是，我之所以从乐清到北京，居然跟世纪之交的两个重要日子有关。1999年8月18日，也就是诺查丹玛斯预言世界末日的那天，我特别记得这一天，我虽然不太相信这天就是世界末日，但我希望它是，能够亲眼目睹世界末日，死了也是值得的。诺查丹玛斯说，8月18日，愤怒天使从天而降，有天使从天而降，不管她愤怒不愤怒，都是值得一看的。但我觉得，关于世界末日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唐朝的李淳风在《推背图》里的描述，他看到的世界末日是这样的，禽兽皆著衣，人皆裸体奔驰于天下。但是，8月18日什么也没有发生，我记得那天阳光特别灿烂，那天，一个叫徐刚的作家来到乐清，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徐刚对我竟是如此重要。我和几个朋友陪他去雁荡山玩，一路胡言乱语，觉得和一个作家在一起度过8月18日，也是很好玩的。夜里我们出去吃夜宵，徐刚见路边小店的铅锅里煮着肉骨头，顿时眼睛一亮，挑了一块大得吓人的猪腿骨坐下，忘乎所以地啃将起来。他长着一个硕大的脑袋，一圈银发绕着一个闪闪发亮的秃顶，只见他的银发一抖一抖的，一个大骨头就啃完了，似乎还不过瘾，又向店家要了吸管，插入骨头内部猛吸骨髓，嗤嗤有声。他那个样子非常好笑，我忍不住就开了一句很不恭的玩笑，说，徐老师啊，你啃的骨头比狗啃的可干净多了。徐刚哈哈笑着，说是的，是的。我又说，等你死了，我写篇纪念文章，题目就叫《徐刚啃骨头》。徐刚又哈哈笑着。说好的，好的。
大概是我的玩笑表现了一个文学青年应有的放肆。徐刚开始关注我了，临走，他叫我拿篇小说给他看看。我就把很早以前发在乐清文联内部刊物《箫台》上的《玄白》，复印了一份，让他带走。
我说过《玄白》写于1992年，那篇东西写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如何痴迷于围棋，那是一种很认真的游戏。我写得也很认真，主题是指向传统的道家的人生观，与传统文化有直接的继承关系，甚至结尾就来源于《世说新语》，我几乎照搬了嵇康下围棋的故事，嵇康下棋的时候，他母亲死了，但是他不理采报丧的人，坚持把棋下完，然后号啕大哭，吐出一口血来。我自以为《玄白》写得有点境界，那是我倒霉时期的一个乌托邦，当时我的生活境况很不好，寄住在乐清中学学生宿舍的楼梯间里，楼梯间原是堆放废弃的杂物的，我住在里面，就像一件被人遗弃的杂物。让我高兴的是，杂物间的窗外长着一丛惹眼的水竹，我就坐在窗下望着那丛水竹写作，心里竟意外的宁静。水竹对我的写作似乎有某种潜在的影响，至今我还觉着《玄白》里包含了竹子的某些气质，好像竹子是《玄白》的另一个作者。但在一九九九年，我对《玄白》早已不抱希望了。
不料徐刚回京以后，在电话中说，《玄白》他看上了，已经推荐给《小说选刊》。不久，《小说选刊》原副主编傅活先生打电话问我《玄白》是在哪儿发的。我说《箫台》。傅先生说，《箫台》是哪儿的刊物？我说，乐清文联的内部刊物。傅先生在电话里嗬嗬笑着，说内刊我们不能选，这样吧，小说我们看上了，我给你先推荐到公开刊物发表，然后再选。后来是傅先生自己把稿子送到了《青年文学》主编李师东手上，这样，我这篇写于1992年的小说，事隔八年之后，终于在2000年出世了。
若不是徐刚和傅活两位前辈，我想，我肯定跟文学没有关系了。《玄白》的发表，使我重新又回到了写作状态。2000年，对我还是很重要的，这一年，就是所谓的新千年，千年曙光最早在温岭石塘的海边出现，那地方就在乐清隔壁，很多人都极其兴奋地赶去看千年曙光。我也去了，我是被朋友硬拉拉去的，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我觉得所谓千年曙光纯粹是一种虚构。而且我对新世纪也不抱什么希望，当时到处都是奔向新世纪的标语，这很可笑，我说，奔向新世纪？奔吧，新世纪那边有一泡狗屎等你去捡。但是，去就去吧。那海边，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密密麻麻站满了人，就像一个硕大的蚂蚁窝，这说明对新世纪充满希望的人还是很多的。我们站在海边的一处斜坡上，等了几个小时，终于看见太阳从海平线那边很平淡地出来了，开始一点也不像太阳，而是像涂了口红的女人的嘴唇，有点性感，慢慢地那嘴唇越张越圆，红红的就成为一轮日出了，于是就沐浴在新千年的曙光里了，等太阳升得老高，再也没有新的感觉了，我们下山，我记得我困得要命，我想起《日出》里的妓女陈白露的一句台词，太阳出来了，但是太阳是他们的，我要睡觉了。
我说这些，大概是想表明我当时处于很颓废的状态，但很奇怪，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千年曙光时不时地总在我的脑子里出现，好像我的脑子是千年曙光的一个屏幕。在我的记忆里，千年曙光是女性的，性感的，千年曙光似乎为我提供了某种活力，我突然不想在乐清那个地方，那样无所事事地混下去了，我再次选择了逃跑，于是我来到北京，成了“京漂”。
我来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北大，我是来北大中文系进修的，我自个掏的学费，不久我就发现，原来北大的课堂是完全开放的，谁都可以旁听，像著名的沈从文，当年也是北大的旁听生，而且这个传统依然完好地保存着，我想在北大听课，完全没必要交学费，至今我还后悔，这笔钱花得真冤。中文系的课我差不多都听过，历史系、哲学系的也听过一些，我喜欢听课，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相当不错，坐在课堂里一点也不用动脑子，爱听不听的。我听课可能跟大家有点不一样，我没有目的，我不过是个学术消费者，其实我不知道我干吗要听课，有一次，车槿山教授就问过我，听课对你有用吗？我摇头说，没有用。车教授说，那你干吗要听？我说，我喜欢。车教授大概觉得我蛮另类，我们就不仅仅是师生关系了，同时也成了朋友。这个意思，我在一个叫《读书去吧》的短篇小说里表达过，那个叫郑君的人物，也是个莫名其妙的温州人，他想去读作家班，过那种听课、睡懒觉、想女人的大学生活，但最终他被大学拒绝了。
在北大，我对一群人特别感兴趣，就是那群旁听生，他们被称作北大边缘人，因为我也是北大边缘人。这群人身处校园和社会的结合部，既有流浪汉的气质，又有学生的单纯，他们看上去很有个性，但他们又是没有身份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很有点后现代的意味。我曾经想写一个关于北大边缘人的长篇，我查过北大历史上那些著名边缘人的资料，比如沈从文、丁玲、杨沫等等，我还采访了不少北大边缘人，有些人确实让我印象深刻，一位住在西门外的老兄，他的志向是做哈贝马斯那样的哲学领袖，他原来是某个工学院的学生，但他读到大二就自动放弃了，跑到北大来旁听，已经旁听了7年。大概是很有学问了，他觉得他原来上学的工学院总共五千师生加起来，也没有他一个人重要。那天，我去拜访他，是初次见面，我说，什么时候拜读拜读你的论文，他一点也不客气，说，你看不懂的。我说，我也懂点哲学的，没准能看懂一点。临走，我又客气了一句，非常遗憾，没读过你的大作，还不了解你的思想。他送我出来，送了很远，我感动的拼命握手，说，别送了，别送了。他停那儿，并没有回去的意思，突然，他很严肃地告诉我，说，你刚才有句话，我听了很生气。我赶紧问，哪句话？他说，你刚才说，你没看过我的大作，不了解我的思想。难道你看过，你就懂？你就了解我的思想了？你太自负了，你是在侮辱我。我看着他，他非常严肃，一点也不是开玩笑，我这才知道他不是来送我的，而是来抗议的，我就不知道怎么表示了。我现在还很清晰地记着他那种很严肃的抗议的表情，可惜我到现在也没有写这个长篇，我只写了一个叫《同居》的中篇，也是以北大边缘人为原型的，写那种男女同住一屋的想象空间很大的生活，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去年九月，鲁迅文学院举办了一个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每个省一至两个名额，我说过，我喜欢读书这种生活，我作为浙江省的代表，成了这个班的学员，我就告别了北大边缘人的生活，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们一起混了。临近学期结束，《当代》杂志社来到鲁院，准备在这个班里物色一个编辑，他们知道我是在北京混的，像我这种“京漂”，通常很廉价，而且水准想必也不会太低。他们就找了我，《当代》的主编常振家先生问我以前有没有当过文学编辑。我说没有。常主编就有些犹豫了，我大言不惭说，我虽然没当过文学编辑，但没什么，我肯定是个好编辑。常主编的脸上就有些惊讶，后来，我们又谈了一次，他问我要不要调动？我说，不要，就聘用吧。他说，为什么？我说，调动太麻烦，我调不动。我熟悉现有的这个体制，我知道调动一般是要把人累死的，我想何必呢。这样，我现在就成了《当代》的编辑。我说，我肯定是好编辑，当然是吹牛皮的，其实，我不过是个很平庸的编辑，但我希望大家给我赐稿，如果我组到了好稿子，那我确实就是好编辑了。
我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具体地说，就是过完了今天再说。我的未来将会怎样，我一点也不知道。“京漂”肯定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这种生活看起来似乎很自由，面前好像有无数个方向，其实什么方向也没有，这是一种完全悬浮的状态，跟什么都没关系，我呆在北大、呆在鲁院、呆在《当代》，其实这些地方跟我都没关系，我只不过是一个局外人。像北大边缘人，本身就是一种尴尬的命名。我活在一种没有身份的、无名的状态之中，惟一拥有的就是不确定性。这实在是一种很尴尬的状态，这种状态，如果用学术的词语描述，大概可以说使我从现代进入了后现代状态。像现代派文学，不断地在追问，我是谁？其实现代派是知道他是谁的，那是一个主体在追问，在进行形而上的追问。现在，我也在追问，我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是谁？这是很具体的，因为我是“京漂”，“京漂”说明我在北京漂，我和北京之间无法建立认同感，我和我置身其中的现实，失去了最基本的身份认同，那我还怎么知道我是谁？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京漂”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当然不好，但我并没有打算回去，我还是在北京漂，实际上，我回去生活要容易得多，我可以在乐清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整天东游西荡，无所事事。但是衣食无忧又怎么样？无非也就是回到原来我已经放弃的那种生活，谁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都说没干什么，什么也没干。我坐着等死，就像成语所说的坐以待毙。其实，在外面漂久了，想回去也是回不去的。我也经常回去住一段时间，但我发现，我在家里像个游魂，我对乐清这个地方感到很陌生，按加谬的说法，对你原来熟悉的东西感到陌生，荒诞感就产生了。荒诞就存在于人和现实突然发生的断裂之处，那么我就成了一个荒诞的人了，所以我还是不顾一切地逃走。
像我这样跟文化有点关系的“京漂”，据说，在北京就有十万以上，我不知道他们的境况怎样？我估计，也不怎么样。因为在北京，到目前为止，这个文化体制还是垄断性的，根本就没有“京漂”的位置，“京漂”的生存空间是极其狭窄的，“京漂”必须为生存而奋斗。像我这样写小说的，大家知道，小说稿费之低已经到了很可笑的地步，而且超过800元还得纳11%的税，也不管你这个小说是写了一年还是两年，统统都按一个月算。单靠写小说是要饿死人的，所以我还必须被某个文化单位雇用，做个打工仔，才能活下去。这种状况确实是让人担忧的，前不久，我和李敬泽等几个人一起吃饭，李敬泽很关切地问，你有什么打算？我说，没打算，混嘛。李敬泽说，那你以后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混嘛，等老了，混不动了，随便往哪个街角一坐，然后脑袋一歪，哐当一声，死了，游戏就结束了。李敬泽大概觉得这个结局过于悲惨，又作了一些修改，他说，是坐在街角晒太阳，然后往身上挠挠，抓几个虱子嗑嗑，就像嗑瓜子。
李敬泽说的是阿Q的生活，当然是玩笑了，我并不希望我的未来就是这样。但是，像我这种流氓无产者的结局，最有可能就是这样。
不过，这种生活也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好处就是使我从存在的困境又退回到了生存的困境。但是，今天我不想谈太多的生存困境，我想谈的还是存在的困境，也就是无聊。
开头我说过，无聊是存在最基本的困境。是任何一个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遇的，无聊的状态是这样的，当你和无聊遭遇，时间就停止了，意义也丧失了，你处于空无之中，这种状态类似于死亡。二十年代的湖畔派诗人汪静之，写过一句关于无聊的诗，他是这样写的，无聊得连女人的屁股也不想摸。汪静之这样叙述无聊的时候，他作为男人就已经死了。汪静之因为这句话，被鲁迅讥为“摸屁股诗人”。这个讽刺也不过就是个讽刺，其实鲁迅本人，比谁都更经常地陷入无聊状态，有人就《鲁迅全集》统计过他的用词，鲁迅在他的一生中，使用次数最多的一个词，竟然也是无聊。可见无聊是生活的常态，谁都躲不了的。我忘了是叔本华还是尼采说的，天堂和地狱代表人生的两极，地狱代表痈苦，天堂代表无聊。
但无聊又是被以前的文学所忽视的，我说的以前是指后现代以前的文学。后现代以前的文学，总的来说，都是追寻意义的文学，比如浪漫主义是关于激情的叙事，现实主义是关于批判的叙事，现代派是关于痛苦的叙事，痛苦、激情、批判，在这些作家眼里，肯定是有意义的，而无聊恰恰是丧失了意义的生活状态，被以前的文学所忽视，也就很正常了。当然，无聊在以前的文本里也有出现，不过，都是零碎的、片断式的，它不占据文本的中心。
无聊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成为文本的一个结构性因素，就我所知，是从图森的小说开始的。我不清楚大家对图森是否已经很了解，图森前年来过中国，到过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但是，并没有造成很大影响，我估计有人还是不太了解，我想还是简单地介绍几句，图森是比利时人，但他是在法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被认为是新小说派之后最重要的法国作家之一。图森的作品非常少，至今也就两本书，一本叫《浴室-先生-照相机》，是三个中篇小说集，有中文译本，另—本据说叫《犹豫-电视-自画像》，好像还没有中文译本。图森继承了法国文学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加谬的局外人传统，他的《浴室》里的人物，好像就是加谬的局外人跑进浴室里躲了起来，另一个传统就是新小说，他的语言很有质感，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几乎可以触摸。评论界把图森的小说命名为极少主义小说，或者叫简单主义小说，我觉得不是太准确，我认为图森是个无聊派作家。需要说明一点，在此之前，并不存在无聊派，这是我个人的命名，大家不要太认真。图森本人也没表示过他是无聊派作家，他只是说在《浴室-先生-照相机》那本书里，他什么也没有写，几乎一无所有。
《浴室》是图森最好的小说，其它两个跟《浴室》基本一致，但没有《浴室》好。《浴室》是第一人称叙述，一开始我就躺在浴室里，无所事事，胡思乱想，过着一种平静的抽象生活，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整天躺在浴室里，没有什么理由。我经常几个小时地观察浴室里的一条裂缝，毫无结果地想发现这条裂缝的进展。有时，我又试图获得其它的经验，我在一面小镜子里盯住自己的脸，同时盯住手表上移动的指针，但我的脸上毫无表情，从来就是毫无表情。
这个没有名字的只以“我”命名的人物，突然出走了，没有通知任何人，也没有带任何东西，他从巴黎到了威尼斯。他在巴黎有个女朋友，女朋友对他很好，第二天，他告诉女朋友，他在威尼斯。他们天天通电话，女朋友弄不懂他为什么不回巴黎，当她问这个问题，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大声地重复她的话，为什么我不回巴黎？他的女朋友说，能否给我一个说得出来的理由？他说，不，没有。
这就是图森小说的人物，他的人物不管行动还是不行动，似乎都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因为无聊。他的人物被无聊感所困扰，只有坐在浴室里舒舒服服的等死。这也是我的生活，我就是一直坐着等死，我也突然出走，从乐清来到北京，我也没有一个能够说得出来的理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北京做一个“京漂”。其实这种生活我并不喜欢。我觉得我的生活和图森的小说具有某种同构关系，这不是巧合，也不是模仿，这说明图森在处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主题。这个世界，既没有那么痛苦，也没有那么荒谬，但确实无聊。
图森算不上一个大作家，但确实是新小说之后的一个重要作家。小说写到新小说那儿，文本内部的实验几乎已经被穷尽，先锋作家们快要迷路了，我觉得是图森找到了一个出口，小说不再在文本内部试验，又重新回到了关注人类存在的困境上。无聊和痛苦一样值得关注，如果说现代派是地狱时代的叙事，那么后现代就是天堂时代的叙事。新小说之后，文学好像不再有什么派，以后如果还有什么派，我估计也就是无聊派了。
关于我的无聊的生活和图森的无聊的小说，就到此为止了。说到这儿，我才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定的题目：关于无聊的小说和猫的游戏精神，其实是两个话题，原来我以为它们之间有逻辑关系，可以联在一起的。但是，当我想说猫的游戏精神，才觉着它们之间并没有太大关系。不过，猫的游戏精神确实是我面对现实的态度，也是我评价小说的一个标准，我还是想说一说。
最初，我是在阅读鲁迅的小说时，感受到这一点的，我觉得鲁迅是一只猫，鲁迅和世界的关系就是猫和老鼠的关系。猫吃老鼠，从来不是马上吃掉的，而是戏耍之，把玩之，猫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一种冷嘲热讽的游戏精神。猫的这种戏耍把玩的态度，完全摆脱了胃的控制，使充满暴力的进食过程，上升为戏剧性的一次审美活动。猫因此成为动物界独一无二的智者，在民间传说中，猫是老虎的师傅，老虎是百兽之王，猫无疑就是帝王师了。而鲁迅作为一个小说家，也正是这样，他对待他笔下的人物，也是一种戏耍把玩的态度，一种冷嘲热讽的游戏精神。他的《孔乙己》、《阿Ｑ正传》、《故事新编》莫不如此。
猫的叙事是冷酷的、残忍的，同时也是愉悦的、审美的，猫的脸上总是混合着既像笑又像哭，既不像笑又不像哭的那种表情，大约就是果戈理所谓的“含泪的微笑”。猫的这种游戏精神，面对现实很可能是遭人厌的，而一旦在虚构的小说世界里展现出来，却是伟大的。它赋予了小说从容、幽默、智慧、深刻、冷漠、凶恶等品质，小说因此在轻与重、快与慢、灵与肉、生与死、丑陋与优美、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挥洒自如。
在文学史上，这样的作家并不少见。比如斯威夫特，他在《格列佛游记》里极其轻蔑地嘲弄人类，基本上不把人当人，比如钱钟书，他在《围城》里朝所有的人物都吐智慧的唾沫，以显示他过人的才华，如果详细罗列，大概可以写一本猫的游戏精神史。我以为，猫的游戏精神就是小说家的精神，这些具有猫性的作家，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他们使我明白，这个世界虽然丑鄙不堪，但只要有恰当的态度，还是很好玩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猫的游戏精神，不仅仅是面对世界的一个态度，同时更是面对自我的态度。因为作为小说家的猫，他叙述的可能不是别的，而正是自己，就像鲁迅在《野草》里写的，有一游魂，化为长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这句子太斯文，我解释一下，就是不咬别人，就咬自己的意思。真正的小说家，我想是在自啮其身的时候，也是那么一种戏耍把玩的态度，那么一种冷嘲热讽的游戏精神。
我讲完了，谢谢各位。
（本文为吴玄2003年11月9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