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在中国，大约可以算是先锋文学的时代。那时，我刚刚开始喜欢文学，对先锋文学自然是充满敬意了，书架上摆满了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加谬、福克纳、博尔赫斯……二十世纪而又没有标上先锋称号的作家，对不起，他们基本上不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
我也算是一个相当纯正的先锋文学爱好者了。爱好先锋文学，确实也是很不错的，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给我带来了很好的自我感觉，那感觉就是总以为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常有睥睨天下的派头。因为阅读先锋文学实在是不那么容易的，不好看通常是先锋文学的标准，它一般可以在五分钟之内把大部分读者吓跑。最经典的先锋文学，往往是最不好看的，它代表的据说是人类精神的高度，或者是心灵探寻的深度，很是高不可攀又深不可测。这样的经典被生产出来，其实不是供人阅读的，而是让人崇拜的。譬如《尤利西斯》，这样的小说无疑是文学史上的奇迹，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没关系，你只要购买一套供奉在书架上，然后定期拂拭一下蒙在上面的灰尘，你也就算得上是精神贵族了。
但是，我确实读过一点《尤利西斯》，还参加过《尤利西斯》的研讨课。它的故事不算复杂，只是乔伊斯采用了一种空前的手段，叫作“时空切割”，企图在线性的语言里做到在同一时间再现不同空间的不同人物。此种手段针对语言艺术，显然是疯狂的，不可能的。不过，后来的电视倒轻而易举做到了，电视屏幕可以随便切割成九块、十六块或二十四块，同时再现九个、十六个或更多的频道。这是一项简单的技术，这项技术用在小说上，却是把小说彻底粉碎了，《尤利西斯》也就成了天书。我记得在研讨课上，似乎没人敢对《尤利西斯》发言，大家的表情不同程度地都有点白痴。事实上，所谓研讨课，在发言的只是教授一人。后来，我和教授成了朋友，我们又研讨起《尤利西斯》来，我不想再装了，我老实说，《尤利西斯》我根本没看完。教授高兴说，是啊，是啊，老实说，我也没看完。教授的回答很是出乎我的意料，我说不会吧。教授说，就是这样，我估计，全世界真看完《尤利西斯》的读者不会超过一百个。我说，可是，你没看完，却阐释得那么好。教授笑笑说，这就对了，《尤利西斯》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些文学教授写的，拿它当教材再好不过了，反正学生不会去看，我可以随便说，既使有学生看了，也不知所云，我还是可以随便说，而且显得高深莫测，很有水平。
我想，教授这样说，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不过，他跟我一样，根本没有看完《尤利西斯》也有可能是真的。这样的经典，使我和教授都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我们在欺人而且自欺，我们成了品德败坏的文学骗子。
如果确实是我们的品德出了问题，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是，我看也未必，《尤利西斯》和读者的关系，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关系，全世界的人都在为《尤利西斯》叫好，可我相信，全世界确乎没有几个人读过，也就是说人们的评价并非来自直接的阅读经验，而是来自某种权威的阐释。读者面对《尤利西斯》，自己的阅读经验完全被排除了，读者只是被告知，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如果你读不下去，那不是小说的问题，而是你的智商有问题。那么像我这样有点虚荣的读者，当然更愿意为它叫好了，然后跟它共享那种站在文学巅峰之上的好感觉。先锋文学利用了人性的弱点，轻易地就取消了阅读，甚至取消了读者，读者在其中充当的只是傻瓜的角色。这很有点像某种政治，独裁者高高在上大喊，你们看，我多么伟大。匍匐其下的民众就跟着大喊，伟大，伟大，多么伟大。独裁者再喊，我是皇帝，万岁。民众又跟着再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于是，一个由疯子和傻瓜合谋的神话时代就来临了。乔伊斯说，我在《尤利西斯》里设置了那么多的迷津，我就是要让谁也不懂，它将迫使几个世纪的教授学者们争论不休……这就是确保不朽的惟一途径。事实确实如此。
取消了阅读之后，先锋文学也像独裁者那样，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乎，文学史上最莫名其妙的一个文学标准被确立出来，那就是不好看的标准。我不知道这个标准是经过什么程序被确立的，似乎它也有某种逻辑关系，既然先锋文学是拒绝阅读的，那不好看当然就是标准了，否则读者还是要阅读的。不管它是经过什么程序确立的，反正不好看肯定就是文学标准。先锋文学就在这个标准下进行无尽止的折腾，一大批跟小说毫无关系的文字被确立为最好的小说，后来他们甚至不屑于与“小说”这个词为伍了，索性自称为“凹凸文本”或其它的什么叫法。在这种语境下，若是有人告诉你，你的小说好看，千万不要以为他是赞扬你，他往往是带着嘲弄的表情，紧接着他还要告诉你，你的小说好看是好看，但是……说到后面，好看一般总是小说的通病。唉，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小说写得不好看呢。
其实，好看不好看成为一个问题，好像也只是二十世纪的事情，在此之前，并不成为问题，至少不是争论的焦点。照理，好小说就应该是好看的，当然了，好小说不仅仅是好看，但好看起码应该是好小说的一个起点。这总比把不好看作为小说的标准要正常一些。20世纪实在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纪，因为读者的缺席，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反而层出不穷了，这个世纪的文学理论远远大于文学创作，史家因此称这个世纪为文学理论的世纪，确是事实。一种文学，一般是先有一种理论，一个宣言，然后才跟着创作。各种理论不停地在争斗，不断宣布对方过时了。创新就像一条疯狗，在追赶着他们。先锋作家们的最大成就似乎不是创作本身，而是证明某种文学理论的正确性。这个世纪的关键词就是“革命”，20世纪的文学用“先锋”命名确实很准确。先锋的第一要义自然是战斗，20世纪初，先锋们就高喊着打倒巴尔扎克，打倒托尔斯泰，先锋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这些经典作家，他们要和经典决裂。托尔斯泰们讲故事，塑造人物，关注现实，先锋文学当然就拒绝故事，拒绝人物，拒绝现实。先锋就在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运行。好在先锋文学还是比较幸运的，经典作家们留下了相当大的一块文学空间，那就是文本实验，先锋作家们可以在“怎么写”这块领地里一展身手。21世纪的作家大概是没有这种幸运了，不知道21世纪的作家将怎样先锋。
但是我不懂，我们和传统的关系为什么一定是战斗的关系，为什么不可以是继承的关系。讲故事，塑造人物，关注现实，对小说究竟有什么不好，小说丧失了故事，丧失了人物，只剩下一个文本实验，这样的小说才算是好小说吗？从叙事史上看，会讲故事，是一种了不起的智慧。人类很早就会抒情，所以诗歌比小说成熟得早，中国文学史是以《诗经》作为开端的。人类并非生来就会讲故事，讲故事必须依赖虚构能力，而且要掌握故事的几个基本元素：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在汉语里，算得上是一个完整故事的据说是《尚书》中的一篇——《金 滕》，而且整部《尚书》也就那么一篇，那仅仅是故事的萌芽，讲故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人类会讲极其复杂的故事，也只是很晚近的事。会讲故事肯定不是智商有问题。相反，不会讲故事或者把一个故事讲得一塌糊涂，倒很有可能是弱智。先锋文学拒绝故事，同时也就拒绝了想像力，文学不可避免地要衰退了。文本实验并非不可穷尽，到了新小说那儿，好像也就是尽头了，新小说之后，先锋作家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
现在的情形是除了先锋文学拒绝故事，故事却在其它领域越来越重要。连不少电视广告都采用了故事的形式，做着小说家的叙事行为。据说，讲故事的人将是21世纪最有价值的人，所有专业人员（包括记者、教师、广告人、企业家、政客、运动员和宗教领袖）的评价标准都是：他们编故事的能力。21世纪将是一个虚构的世纪。这个结论是美国的《未来学家》杂志在1996年发布的，他们说，在今日资讯时代，人们尊重的是电脑技术人员。可是21世纪，人们愈来愈无法忍受无血无泪的电子环境，那种枯燥的电子环境比任何时代更需要激动人心的故事。所以编故事的能力成了最重要的能力。
现在是21世纪了，故事在21世纪是否如此重要，我不知道。但是拒绝故事确实没什么理由。现在，先锋文学与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们一样，也成了一个文学传统。先锋文学如果送进医院诊断，大概是有精神分裂的症状的，时而躁狂、时而躁郁，孤独、冷漠、焦虑，又极度自恋、狂妄、不可一世，自以为是上帝，并且有严重的俄狄浦斯情结，企图摧毁历史。这样的传统是不无危险的，就像家里有个神经病的父亲。但是，我对先锋文学还是充满了敬意，先锋文学至少使人明白，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文学史大约很需要一次疯狂。我从先锋文学那儿，不仅是继承了疯狂的精神，也学到了不少技术，我只是厌烦先锋那种战斗的姿态，那种病态的性格，那种吓唬人的表演。小说不能拒绝读者，读者不在场是可怕的。经历了先锋之后，就像是病了一场，我想回到故事，回到人物，回到现实。这样说也相当麻烦，好像是回到了19世纪，还是换种说法，回到想像力可以生长的地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