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平常，阅读“口述史”的著作并不多，而今主要还是因为一个课题的牵动，而自身又需要以访谈的形式去收集资料，故而，却又在书城遇见《口述历史杂谈》一书，可谓有种春风识人的美意。
于是，就将其购买了下来，熟读一通，却对前半部分有相当的兴趣，例如《口述历史能为历史学做什么？》，《口述史学是什么“学”》，《人类个体记忆库是什么东西？》。《自传、回忆录与口述历史》，《口述历史编撰的“口语形态”问题》和《艺术家与口述史》等文章。
从这几篇文章的内容来看，主要是作者依据自己多年的访谈经验得来，也就是说，第一部分的这些文章，主要是经验之谈，却又不乏哲学韵味的经验抽取，把既有的经验感知从理论的高度加以概括，进而形成上述之文章一二。熟料，把握起来，其实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陌生。
鉴于此，借用秦晖教授在《共同的底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的提法，如果“低调理解”该书的话，大约可以略概如后：
陈在《大家来做口述史》（代序）中首先谈到的是“什么是口述的初级形态”。他说，“爸爸讲述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这样的事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而这，就是自然形态的口述历史。”（第i页）这个解释，往往让我们非常容易明白，原来讲故事，就是口述。而讲述过去的故事，就是“史”，至于讲述的有无主线或逻辑，这并非是初级形态或自然形态下的口述史所关心的内容。因为，“回忆”往往容易导致非逻辑的效果，这一点我们在做土地改革的田野调查时，常常出现。甚至，出现大量文献与口述的内容有事实的偏差。这样的偏差，或大或小。
二
那么，做口述要用什么来记录呢？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难道我们只是听听故事吗？那样的话，就是闲聊，关于生活里的日常形式，而不是做学术意义上的口述备忘录。陈墨如此说道：“孩子和爸爸的对话，如果用录像机，录音笔或者是手机记录保存下来，这就是‘做’口述历史。”（第ii页）所谓“做”必然要求有一个行为的举动和动态的过程，反之，则是听故事，而无备录和保存，则记忆就会随着口沫的呼出而消散在云烟之中，历史则如烟云一般，从长者的口中，呈现出虚幻的状态，进而毫无历史的翻阅价值，却又因为口口相传而失真。
进而，“做”口述历史，正如我们前文中所说的，“也要听故事”，这里的“听”就相当于郭于华教授在《倾听底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里所蕴含的“倾听之意”。倾听谁的声音？是父亲的，还是工人的？通常而言，“以英国口述史家，社会学家和社会史家合作的形式来看，对产业工人，城市女仆进行访谈，让历史上的‘沉默的大多数’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样也是口述历史。”（第ii页）总而言之，所谓口述历史，就是“一种求知的路径，···就是对个人的人生经验和知识进行提问、对话、访谈和记录，如果我们真的有心求知，了解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化的产物，都是社会与历史关系网络的一个结点，都会接受社会与历史的影响并对社会和历史有一定的作用，就不难进行推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口述历史对象，大家都可以做口述采访人，这事确实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第iii页）如此来看，我们似乎明白做口述历史的可能性与什么是“低调理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它看起来并非如巴门尼德一样难以企及，又不如哥德巴赫一样，难以猜清，它是如此的简单。只不过我们需要一些记录，以及访谈的技巧。后者，往往又需要一些人类学的知识即可。如蜜蜂一样，把获取的原材料，我们又需要加工，以为我们所用。当然，对历史负责，却是做口述历史的最大价值导向。
三
我们为何要做口述历史，这是我们面向“什么是口述史”以及怎么做“口述史”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似乎又关系到，做口述历史的意义所在。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结尾处所谈到的，历史价值，它却又看起来特别的抽象，明明可以摸的清楚的“记忆”，被瞬间虚化。如果“再低调的理解”，而非如此抽象，那么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所说的“假如有一位有心的父亲或母亲，每年在孩子生日的时候记录一段孩子的生日访谈，让孩子谈谈自己这一年的成长经历、见闻、心愿，20年后或30年之后，将记录积累的《生日访谈》编辑成一组《成长年鉴》，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第v页）。这样的低调阐述，让我们似乎瞬间从历史的勾绘中回到了现实层面，以个人作为案例的口述对象，似乎可以把这份《成长年鉴》理解为“生命史”，殊不知，作为社会的原子，个体的价值，往往又因为个体是受到社会的结构，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从大到小，还是以小见大，都是富有意义的一段生命史描绘，生动且富有彷徨美学的再现。
一个个人可以如此，一个社区也可以如此。作者也谈到，“一个社区，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乡村社区，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做口述历史采访，进而做口述历史的专题展览，让社区口述历史进入档案馆，博物馆，让社区居民随时都能看到社区的历史和社区的生活，还有社区先人的故事。···一个社区、街道、村镇，乃至城市都需要保存自己的根。”（第vii页）。
的确，寻求来源（根），对于中国而言，并非是传统中被忘记的行径，故而采取记录的方式保存现有和回顾过去的集体记忆，对于一个社区，城市和国家，都是富有意义的。然而，它还可以成为“社会和历史的研究资源”。进而，我们从整体上又可以把握后口述历史时期的“先前的我们”和“现在的我们”。
四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文献的形式存在，本身的价值是不可小觑的。但是，口述历史的个体张力，往往容易被口述的历史所掩盖。却不可被忽略的是，这样的个体性，作为记忆的一种又值得我们去珍藏。
这里就涉及到，从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采访中，如何重新认识和低调的理解口述个体是什么的问题。陈墨将其理解为“记忆库”。他说，“提出人类个体记忆库概念，明确口述历史工作是以个人记忆为对象，并不是要用‘口述个人记忆’概念代替已经约定俗成的口述历史概念，也不是要用‘人类个体记忆库’概念代替已经专业化的口述历史档案概念。”（第46页），他还认为，“个体的记忆库”并不是指一个实体的仓库，也不是要国家投资建设一个专门的机构。而是一个虚拟的存在，是一个概念。···其是建立在对个人记忆的知识价值、信息价值、数据价值的基础值上的。（第44—45页）
作为个体的记忆库，往往我们还需要弄清的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被保存，比如说自传，回忆录等等。众所周知，我们可以从现有的网络社区中寻找到一些口述历史已经做出来的先例，比如说崔永元的《我的抗战》（视频）、张学良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包括崔永元的团队成员刘力英曾说，“在不久的将来会将团队已经采访到的、可以公开的资料做成影像，学生可以查阅，包括视频、图片等”这意味着，现在很多口述历史还可以做成“影像”的形式。却不是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季羡林口述史：大国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梁漱溟口述实录》（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法官王文正口述：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等形式的纸面保存。其原因在于“口述实录本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体，只是一种记录方式及呈现方式。它促使了‘口述自传’、‘口述回忆录’、‘口述传记’等新文体的产生。”（第47页）很可惜的是，作者陈墨并没有对如今的电影记录的形式做更多的低调理解，而更多的集中在对一些既存的文本（纸质书籍）的分析。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保存个体记忆的忽略性，而越来越多的形式恰好让我们看到了口述历史的繁荣。
五
繁华的背后，必然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而把问题把握清楚，才可以让口述历史长久的繁华下去，进而呈现出越来越规范性的口述文本。作者有谈到一些伦理精神和契约精神的问题。他说，“口述历史工作也要有契约···而且还是多重契约，需要遵守。首先是历史采访人和受访人之间的契约，要确保受访人的个人权益及其人格尊严，另外一方面要确保受访人能够知情和同意采访人有关历史，社会和人性多方面的探索得到受访人的积极合作。”（第60页），还有就是“必须按照录音逐字逐句的整理成文字，和口述录音整理的文字修订及采访人或编撰人使用其它类型的档案资料，都要加上说明和注释。”（第61页）作者所谈论的这个问题，在很多方面或许存在，但是似乎又并不是作者所想的如此容易被控制，所以这就需要强调另外一点，做口述史的人要有一种专业素养，恰好是这样的素养来担保他不会违背如此之伦理与契约精神。当然，所谓的契约与伦理精神，是每一个口述史工作当中必须禀赋的品质，反而，集体无意识的采取不伦理的行为，就会造成被访谈者的利益受损。且，在后期运用这些史料的时候，要学术或其他方式的技术处理，以防止进一步的伤害被访者的利益，或者是在熟人社区里非常强调的尊严问题。
这样的伦理精神和契约精神，我们从文本上看似乎还不够低调的理解，然而当我们再从该书的一些案例当中来看，就显得更为具体一些。比如作者在2009年10月—11月采访的《龙须沟》、《茶馆》、《边城》、《毛主席莅平》等作品的摄于师陈燕嬉。陈墨首先介绍的是“时间，地点，摄像，采访时长，采访及文字整理”，然后才将这个采访的具体过程呈现出来。
他在书中谈到了采访人的简历，被访谈者陈燕嬉，1923年出身在北京，194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以后，成为了华北电影制作所，北平中电三厂录音助理，随后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录音师。
陈墨问：“纪录片《毛主席莅平》您是到现场录音的吗？”回到是“配音，那时候新闻片都是这样拍摄的，没有同期录音。”陈又问：“您接到任务是什么时候？”答：“反之是（北影厂）建厂之前。”“那谁交给您的任务呢？”（第260页）随后被访谈者答了很多，从文本来看，当时的访谈是很顺利的。笔者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被访谈者谈的尽兴的时候，就会如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怎么都“刹不住车”。而你要做的是，如何如前文所呈现的那种，一步步的引导被访谈者说出来。而且，要不停的把握主线，当他/她说“走”了的时候，要适当的拉回来。这就构成了采访者，需要两个基本的素养，一个是访谈的技巧，一个是“另外一个思维”。
从上文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采访当中的“缓慢的入场”和“您”之类的称呼，足以表现出访谈者的基本素养和尊重被访谈者的品质。但是，大多数的田野访谈，都并不做到如此的极致，以至于有的人拒绝被访谈。除非，碍于情面，熟人介绍而来，而不得不简答几句，以应付差事。
提到熟人介绍，其实大多数的访谈，类如土改（1947—1952年）之类的访谈，在农村社区，不得不由熟人领队，或者介绍，才可以更方便的入场。不然，一般的访谈，通常都是“不知道，不清楚”之类的回应。虽然这样的回答，很正常，但是这从背后说明了，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入场的技巧。作为非人类学，非社会学的《口述历史杂谈》一书，没有更多的介绍，而是最初就谈到了一些口述历史的意义，随后列举了一些案例，并附加了一些给其他口述史缩写的序言等。然而，这三个部分所能够回答的问题是有限的，但是，这些又和访谈却息息相关。
六
“口述史家唐纳德?里奇呼吁‘把话筒交给人民’，‘让人民来说话’（《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受访者是话筒的主人，始终握有话语权，采访者则起引导话语的作用，通过与受访者的互动来贯彻访谈的框架。在这一意义上，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走向民主化的标志。此外，由众多学者分别讲述经历，是学术史研究趋向多元化的表现，一门学科的进程从此具有丰富多姿、个性纷呈的面貌。”（《中国当代语言学的口述历史》（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的确，“把话题给人民”，“让底层来说”，“民间的历史也是历史”，等等之类的号召，是有它的意义所在，但是在个体化的记忆与口述史的呈现的紧张当中，我们似乎还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口述史的可信度。
这一点，是陈墨在书中没有过多谈及的，但是确实是不可忽略的问题。我们在前文中谈到，有的被访谈者，所说的内容与文献中（绝大多数）都不同，这就会引发我们的怀疑：第一，是在瞎说；第二，只是听说；第三，记忆不清。导致这三种怀疑的可能性是，要么被访谈者故意为之，应付差事，要么是表达欲望强烈，而没有更多的尊重当初的所见所闻，并且还可能夸大其词。反而，如果是记忆不清，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文献，或者采访多人来把具体的事件当初是怎么发生的，摸以清楚。
只有把握好这个可信度，让更多的内容趋于真实，才富有更重要的价值。个体或者群体的记忆，才富有历史的意义。然而，正如我们开篇所说的，“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求知的路径，在理论上说应该是对每一个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第viii页）且每个人都可以做口述史。只是，研究与非研究的区别而已。而无论是否做研究，都不可否定的是，“这些成果，凝聚了所有采访人与受访人的热情和心血”（第95页），还有彼此之间的坦诚。
恰好，这样的坦诚，就是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一种相互的低调性的意义输入。
陈墨/著，《口述历史杂谈》，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定价46.00元
（本文刊于《中国研究生》2016年第1期，此为原文，发表时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