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史林》2006年增刊已刊发唐耿良先生的《我的说书生涯》一文, 本文可视为续篇。
作者简介： 唐耿良 (1921—) , 江苏苏州人。评弹表演艺术家。 ; 唐力行,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200234;
一 黑云压城:走下书坛押上批斗台
“文化大革命”是从评海瑞罢官开始的, 开头我还体会不到自己将有严重的灾难。不久《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文件传达, 说解放17年来文艺界有一条又粗又长又深的黑线, 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是代表人物。这时我开始有些不祥的预感, 我听过周扬几次报告, 把他的指示作为党的指示;夏衍在上海直接领导文艺, 我们去治淮就是他动员的;我们曾到田汉北京的家里去说过书, 他请我们吃过饭;阳翰笙到上海来, 团里派我陪他到沧州书场去听过书。我跟四条汉子多少沾一点边儿, 不知会不会有所牵连?我读毛主席批示中有这么几句:“有些人 (不是一切人) 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我想这17年来我参加治淮, 赴朝慰问志愿军, 去海岛为海军演出, 下厂、下乡去过大庆、大寨, 到过兰考灾区, 辅导过工农故事员, 不知道我能否归入“不是一切人”当中?能否幸免于难?随着运动的深入, 又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我想他们都是党内的元老功臣, 不知立过多少功, 尚且要揪出来批斗, 我这个小小说书人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 要想漏网脱逃是难乎其难了。
不久蒋月泉靠边了, 因为他曾经有过一枝自备手枪, 1950年被黄浦区公安局收缴, 家中还存有20余颗子弹未交, 这次运动开始他主动上缴, 自己靠边参加运动。接着工作组进驻评弹团, 大字报铺天盖地, 团长、副团长先后靠边。团里没有领导了, 工作组让我这个艺委会主任主持工作, 我成了团里的领导人。当时有个越南代表团来访问, 我出面接待, 拍照时我坐在中间, 团长、副团长站在后排角落里。我心情不安, 大有“高处不胜寒”、“倾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预感。果然, 不久有人贴我的大字报了。团里组织一场现代书目会演, 在西藏书场演出, 要我参加。我根据报上一篇关于“三二一一一钻井队救火”事迹的通讯, 马上编写故事, 当晚演出, 演得声嘶力竭, 满头大汗, 想积极表现, 以取得群众谅解让我免于靠边。演完回家, 妻子也很欣慰, 因为能够登台说书, 等于昭告听众, 我没有问题。在那个时候能在书台亮相, 已成为一种待遇的象征了。
次日上午, 我到团里上班, 工作组通知我, 因为群众大字报的揭发, 决定我自今日起停止一切工作, 到靠边组报到, 接受群众审查。我听得目瞪口呆, 心想要来的事终于来了。昨日座上宾, 今做阶下囚。我只得到楼下食堂里向靠边组头头原副团长李庆福报到。靠边组里有原团长吴宗锡, 以及蒋月泉、严雪亭、姚荫梅、杨振雄, 彼此相见如同陌路人不能讲话, 讲了话就是黑串联, 这是犯忌的。大家拉长了面孔, 在食堂里拣菜、洗菜, 劳动完毕到另一间屋子学习《毛选》, 或者写思想检查和罪行交代。这一间原是卫生间, 浴盆早已拆除, 用原来搭书台的两块木板搁在高脚长登上便是一张写字台了。卫生间位于评弹团进口处左边, 因此一进团就能看到门额贴着“鬼穴”的横批, 表示里面的是牛鬼蛇神。门两侧还贴有一付对联, 字句我不记得了, 大意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朝东另有一扇门通向北面的食堂, 隔壁是一个厕所。朝西窗外是一条弄堂, 居民生煤球炉子都在弄堂里, 浓烟滚滚从窗外灌进来, 杨振雄自嘲:“我们牛鬼都变成‘烟鬼’了。”靠边组另外的工作就是打扫全团的卫生, 揩抹桌子。革命群众写的大字报, 也要我们拿去张贴, 团里贴满了, 一直贴到大门外弄堂里。弄堂正对南京路口有一大块墙壁, 要用长脚竹梯才能爬上去张贴。竹梯上面缚一条长凳, 凳脚搁在墙上, 浆糊桶挂在凳脚上, 这是危险动作, 下面得有人扶住竹梯作保护。大字报上我们的名字都被打上红色的××。晚上下班前, 还要写一张每天的思想汇报, 短短几百字, 都是些臭骂自己的内容。
这时评弹团已全部停演, 书场关门, 听众听不到书就到各个评弹团去串联看大字报。上海评弹团就在南京西路王家沙对面, 地处闹市, 串联的人似潮水般涌来。大门口有演员值班, 串联人只要在薄子签一个名字, 就可以进去看大字报了。串联者讯问值班的女演员:“你们有哪些人靠边?”那位女演员本是好嗓子, 提高嗓门介绍:“有蒋月泉、严雪亭、唐耿良、姚荫梅、杨振雄等, 你们阿要喊俚笃 (他们) 出来斗斗?”我们在“鬼穴”里只有一门之隔, 听得清清楚楚, 不由得心惊肉跳, 想哪有这样向串联者兜揽“阿要喊俚笃出来斗斗的”?那些串联者齐声说好。隔了一会儿, 一个青年演员从东面的一扇门进来, 吆喝我们拿好红宝书出去示众。我们只好服从, 每个人手里拿了本语录, 依次跟着青年造反派进入大厅。厅里挤满了串联的人, 很多人都是老听众。厅中间有张乒乓台, 台边放着一只长凳, 我们站到长凳上, 再跨上乒乓台。那青年吆喝:“自报家门。”“我叫唐耿良。”他又喝令:“自报罪行。”那真是当众出丑, 当众羞辱。我无可奈何地照着大字报上揭发我的罪行背上那么两条:“1950年到香港去演出, 是叛国投敌的罪行;说《三国》, 是放毒……”说完从另一头跨下乒乓台, 踏上长凳回到平地, 这时脸红心跳, 就缺一个地洞往里钻。示众结束后, 喉咙干渴欲裂, 回到“鬼穴”马上喝水解渴。这是第一次示众的反应, 后来示众次数多了, 也就麻木了, 站到乒乓台上像老和尚念经就完事了。
接着, 造反派假座大华书场批判1962年赴港演出的“卖国求荣罪行”。吃过晚饭, 靠边组排着队, 每人脖子上挂着硬板纸做的牌子, 我的牌子上写着“三反分子” (即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 。我们排着队从南京路一直走到马当路大华书场。赴港团的团长《文汇报》总编陈虞孙也被抓来接受批判。批判会批斗我的“罪行”, 是说我带去的书目中有一回《赠马》, 其中说关云长“身在曹营心在汉”, 就是向台湾表示我身在大陆心在蒋介石那边。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批判蒋月泉唱《庵堂认母》中有一句唱词是“十六年作了梦中人”, 用意是向台湾表示他在大陆16年作了梦中人, 盼望着认祖归宗回到蒋介石那里。这完全是牵强附会, 硬装斧头柄。《庵堂认母》是1955年夏天陈灵犀写的徐元宰的唱词, 蒋月泉1962年赴港演出时距解放才13年, 怎么扯得上“十六年作了梦中人”是向台湾方面示意呢? 1962年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演出时, 有一个上海人到后台来探望蒋月泉, 按当时的规定演出时后台不能会客。那人对蒋说了一句:“我们很想念你, 希望你下次再来。”蒋回应了一句:“我也很牵挂你们, 下次会再来的。”第二天一张右翼报纸上登出了蒋月泉很牵挂台湾人, 下次会到台湾来的小文章。原来这位听众是在台湾的上海人, 他写了一篇小文章引申并歪曲了蒋月泉的意思。造反派就在批斗会上责问蒋月泉, 说他向敌人示好!蒋月泉发急了, 说这是特务造谣。最倒霉的是陈虞孙团长, 他是局级干部, 当时出访必须有高干挂名任团长, 这次大会批斗, 造反派还打了陈虞孙一计耳光。
香港演出批判会后, 团内革委会深夜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中传来蒋月泉密纹唱片《庵堂认母》唱段的声音。你们批判“十六年作了梦中人”, 我偏要欣赏这段蒋调名句, 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抗议和不满。革委会造反派查不出是谁打来的电话, 只能说这是阶级敌人的反扑。
1962年赴香港演出是一次宣传传统评弹的盛会, 激发了旅居香港同胞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感情。造反派颠倒黑白, 说成是卖国求荣的行为。悲夫!
二 家破人亡:爱妻饮恨而去
红卫兵运动掀起后, 上海纷起响应, 扫四旧、抄家、揪斗人, 无法无天, 造成一片恐怖气氛。接着全国大串联, 乘火车不要钱, 火车上挤得连行李架上也坐满了人。上海各单位要成立接待站, 免费接待红卫兵住宿。评弹团也要成立接待站, 被子铺盖向演员商借。对于靠边组就不是商借了, 一张纸头贴在墙上:“勒令唐耿良送两条被头、一架缝纫机来团应用。”我只能回家告诉妻子, 马上包好两条被子, 抬了一架缝纫机, 叫了辆三轮车送往团里去。里弄居委会马上打电话通知团里, 唐耿良拿了被褥和缝纫机不知何往?请你们查询。原来团里和居委会联系过, 对我的一切行动要监督管制。团里解释, 这是团里成立接待站叫他回家取的。我深刻体会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密, 一举一动无时无刻都有人监管。
里弄里也要成立接待站, 居委会又叫我妻子送两条被子去, 妻子也只能照办。
一天深夜, 敲门声很急。我披衣开门, 团里的造反派闯进门来抄家, 喝令我把橱柜、抽屉、箱子统统打开, 把我的日记簿、信件、老师亲笔题字的赋赞簿、《火烧赤壁》60万字的记录本等统统抄去。银行存单有2000元, 另有一只钻戒、两只嵌宝戒, 再问我是否有黄金、美钞?我说解放初卖给人民银行了, 我把银行的收据单交给他们看。他们把这些统统抄走 (等到7年后我被解放时, 存单发还, 首饰折价350元, 所有脚本都被送往废品收购站回炉造纸) 。这样一来, 我家无存款, 动弹不得了。最令我不堪忍受的是房门口、楼下的大门口都贴上对联横批, 醒目地标出我的名字, 打上红色××, 要横扫我这牛鬼蛇神、文艺黑线的黑帮, 大门口上还贴上诬陷我的大字报。我家住在南昌路思南路口, 那里靠近复兴公园, 是交通要道, 过往人流特别多, 都要驻足注目大门口的大字报。其中有一条批判我写的《太湖游击队:两个短枪手》中篇, 一个短枪手忠贞不二, 另一个却叛变投敌, 说我写地下斗争是刘少奇路线的产物。结果有人以讹传讹, 说唐耿良家里藏有两把短枪。那时思南路上有一个红卫兵接待站, 北京红卫兵住在那里。他们上午出去串联, 经过我家门口, 一见大字报, 马上临时纠合了几个红卫兵冲上楼去抄家。那时我大女儿在家, 妻子买菜去了, 他们把我当选市人民代表的证书从墙上的镜框中取出扯碎, 把我参加第二届全国文代会的大幅照片 (前排坐有刘少奇) 扯碎, 还砸坏了一些家具, 剪坏了一些衣裤, 扬长而去。我妻子买菜回家, 刚到楼梯口就看见红卫兵在乱砸东西。她吓得面容失色, 心跳加速, 两腿发抖, 只得提着篮子向淮海路走去。在蓝村店堂里坐下, 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后才回家, 只见家里一片狼籍, 大女儿在收拾打扫。我妻子寻思我家隔壁就是一个红卫兵接待站, 进进出出的人不少, 今天这一批红卫兵闯入抄家, 明天另一批红卫兵也会来抄家, 这样不断地抄下去怎么受得了?她马上到房管所申请搬家, 要求搬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房管所的管理员告诉她, 就在南昌路我家斜对面的宝成里弄堂内有一户资本家, 5口人独住三间正房两个亭子间。工厂造反派抄家, 房管处配合, 把他家一个楼中间、一个亭子间予以没收。楼中间24个平方, 亭子间8个平方, 总共32个平方, 只要我们交出原来的住房, 就可以搬进去。妻子把我家120多平方米的房子交给了房管所, 叫在上海的4个子女动员他们的同学来帮忙, 像蚂蚁搬家那样, 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搬进了宝成里28号。等到我下班回到南昌路, 只见屋里空荡荡只剩一个空壳了。我问妻子怎么回事?她告诉我上午抄家砸东西的经过, 说南昌路思南路的接待站住了那么多川流不息的红卫兵, 看到我家门口贴的大字报不断地会来抄家, 这怎得安生呢?我听后默然无言, 心想就算我有罪, 团里的造反派可以在单位贴我的大字报, 对我进行批判, 为什么要贴到我家大门口和房门口呢?“罪不及妻孥”, 我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仿佛回到了株连九族的封建时代, 陷全家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怖境地。当然, 这想法也只能隐藏在内心深处, 倘然表露出来又是大罪一桩。我跟着妻子来到宝成里28号的住地, 居住面积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 房间里堆满着杂乱无章的家具。床铺来不及搭, 只能打地铺躺在地板上, 像逃难一样度过了这一夜。新住所前弄口是淮海中路, 后弄口是南昌路, 弄堂里行人较少, 比较隐蔽安静, 晚上睡眠不用提心吊胆睡不安枕。
“文革”才几个月, 政治上我靠边审查, 居住上可以说是破了家。今后怎样发展还是个未知数, 只能听天由命了。
抄家运动不断蔓延, 大房子变小房子的家庭不胜枚举, 家具在新居所里放不下, 或者生活难以为继, 只能放在马路边“三钿勿值两钿”地脱手求现了。评弹团里有个中年演员, 他家居苏州, 住在上海团里的单人宿舍。他喜欢淘旧货, 看见马路上家具贱卖, 不买白不买,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占便宜货的机会。于是买了大床、大衣橱、五斗橱等家具, 堆放在团里大厅的靠墙壁处, 等候机会运回苏州。这些家具影响了靠边组打扫卫生的工作, 严雪亭心怀不满, 就嘀咕了一句“该个辰光买家具勒档口啷!”正好被那淘旧货的演员听见。牛鬼蛇神敢来讽刺革命群众, 这还了得?出于打击报复的心理, 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向造反派提个建议, 你们造反派为文化大革命起早摸黑, 经常开会到深更半夜, 何等辛苦!这里靠边组上午8点报到, 下午5点就下班, 太舒服了, 不利于他们的改造。建议造反派勒令靠边组早晨6点钟报到, 晚上9点钟下班, 让他们触及灵魂闹革命!”造反派接纳了他的建议, 勒令靠边组照办。这一招真够狠毒, 时值冬天, 6点钟天还没亮, 黑咕隆咚又看不见钟点, 我只好去买了一只闹钟。5点钟铃响, 起床洗面之后吃了泡饭, 5点半出门, 那时又坐不起公交车, 步行到南京路。团里没有那么多地方可打扫, 于是蒋月泉和姚荫梅便打扫马路人行道, 从团门口一直扫到泰兴路。我和严雪亭扫一条很长的弄堂以消磨时间, 等炊事员来了再去拣菜、洗菜。想不到严雪亭嘀咕了一句, 招来了每天15个钟头的超长时间劳动, 搞得靠边组人人疲劳不堪, 连洗澡时间也没有。后来李庆福向造反派要求, 让靠边组每人每个礼拜有一天可以6点下班, 能去澡堂洗个澡, 得到了造反派的恩准。这一天名曰“调剂”, 每周有一天可以早下班3个小时, 也算是照顾了。
紧接着, 一个更严重的灾难降临了。青年演员们纷纷议论, 他们这些干革命的每月只有36元, 牛鬼蛇神却要拿两百几十元的工资, 这太不合理了。于是采取革命行动, 只允许我们每人每月领20元生活费, 家属每人每月领15元生活费, 立即执行。我上有年近80的老父, 中有没有工作的妻子, 下有5个子女都在读书, 一家8口只有125元一个月。这对于我的家庭生活来说是灾难性的打击, 只能拖欠房租, 节衣缩食苦度光阴。我本有2000元存款, 早已被冻结, 存单上缴单位。我妻子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 本应定期检查, 现在已无余钱看病买药, 只能听之任之放弃治疗了。
春节期间, 我大儿子从南京大学放假回来过年, 除夕夜家人们等我9点下班回家一起吃团圆饭。不料那天晚上造反派开我的批斗会, 往我头上挂黑板时铅丝撞到鼻子, 顿时鼻血流淌, 造反派照斗不误。9点半, 大儿子见我还不回家, 借了辆自行车到评弹团来接我。到了门口, 只见二楼灯火通明, 口号狂呼:“打倒唐耿良, 唐耿良必须老实交代!”他知道在批斗我, 只能怏怏回家。一直到11点钟, 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宝成里, 孩子们都已睡着了。台上摆着的年夜饭已经冷了, 妻子拿到厨房热了热, 叫醒孩子们一起吃。他们看我嘴唇上残存的血迹, 又不忍心问我。大家心情沉重, 强装笑颜吃了顿团圆饭。谁料这竟是我们全家最后一次团聚的年夜饭!次年, 我妻子因不堪重压和重辱, 病情恶化, 撒手人寰含冤而去了。我则被隔离审查不能回家, 从此连郁郁不欢地在一起吃年夜饭也不可能了。直到4年后, 我才与孩子们再次相聚于除夕。
我的妻子是一名善良贤淑的妇女, 在家相夫教子, 操持家务。我入了党, 当选上海市人民代表, 她被上海市政协邀请去参加高知家属学习班, 又因热心公益而被居委会聘任, 一些社区活动她也乐于参加。我靠边之后, 她市政协学习班的学习资格被取消了, 居委会的职务被撤了, 社区活动也不能参加了。她说:“你靠边, 我也靠边了。”红卫兵的抄家更吓得她心惊胆战, 夜不能寐。为求太平我们蜗居于宝成里的小屋, 可哪里有太平可求?不久, 取消工资改领生活费, 存款又遭冻结, 家用拮据。她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无钱就医, 只能硬挺过去。我被勒令超长时间劳动后, 每天早晨5点半离家, 晚上9点半回家。她怕我担心, 身体不舒服也不告诉我, 我自顾不暇更无法照顾她。5月18日星期天, 我发现她头发蓬乱, 形容憔悴, 决定陪她到瑞金医院看急诊。那时医院里年老资深的医生都已靠边, 值班的是青年实习医生。一量血压, 上压240度, 下压160度, 经检测确诊为珠网膜溢血, 立即住院急救。当夜我陪住在医院里, 叫大女儿去打电报给南京大学的大儿子:“母病危速归。”那时妻子已处于昏迷状态, 一面打点滴输液, 一面由我捏着橡皮球为她供氧。我知道她最喜欢大儿子, 大儿子考中学和考大学时都是她带着人丹、清凉油全程陪同。我唤她:“志芳, 你要坚持住, 大儿就要从南京回来了。”妻子已经不能说话了, 眼角旁流出了两行泪珠。我想到36年前我10岁时, 母亲中风脑溢血, 父亲带着我们三兄弟站在病床前。父亲问母亲可有什么话语时, 母亲眼角旁流着眼泪, 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来。这眼泪就是无声的语言, 是要父亲带好3个无娘的孩子, 母亲舍不得我们三兄弟。现在妻子没有话语, 不停地流着眼泪, 眼泪就是无言的遗嘱, 分明是要我带好5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爸爸, 平时只顾自己的工作, 从不过问孩子的事情。大儿子在高考前紧张备考, 加上三年自然灾害营养不良, 1963年虽然考取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但进校体检时发现肝肿大两指, 只得休学一年。在家里多亏妻子帮他治疗和调理, 康复后得以返校读书。现在要我带好5个孩子, 我实在觉得惶恐。眼看着奄奄一息的妻子, 我深悔在她健康时没有陪她去旅游过, 度一度浪漫的欢乐时光, 现在说什么也迟了。5月19日晚上8时, 只觉得妻子的手逐渐冰凉, 一检测心电图已没有曲线, 心跳停止了, 一条白被单盖没了她的面孔, 一辆车子将她推往太平间。她才46岁就离开了人世。如果不是我遭受迫害, 她也不会心情郁结, 担惊受怕, 惶惶不可终日。如果不是存款冻结, 她早一些去诊治, 控制住血压, 病情又何至于发展到无法挽救的地步?这一切都是我的罪过。“幼年丧母, 中年丧妻, 老年丧子”是古人所谓的人生三大不幸。我10岁丧母, 中年丧妻, 竟然轮到两大不幸!只能哀叹自己命乖运蹇!
半夜12点, 大儿从南京赶回来, 我把噩耗告诉了他, 他放声大哭要去医院太平间瞻仰妈妈的遗体。家属半夜里是不能进入医院太平间的, 我劝他还是到殡仪馆去向妈妈的遗体告别。当夜, 我们相拥而泣, 相互抚慰着彼此的心灵。次日早晨, 我到团里向革委会头头请假, 他们按例给了我3天丧假, 还批准我从冻结的存款中取出200元, 以便向医院结清账目, 并料理后事。我大儿代我向殡仪馆借了一间小厅, 21日下午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妻子的遗体旁只有我、父亲及5个孩子, 还有一位在上海的苏州老邻居和孩子们的几个同学。团里的同事及亲朋好友都因我靠边而划清界线, 一个也没有来。丧仪就这样冷冷清清, 简简单单。大儿向同学借来了一只照相机, 拍下了母亲最后的遗容。我注视着妻子的遗体, 思量着我们结伴22年的历程。当年我还没有在书坛上冒尖, 她跟着我在码头上奔波;我被听众认可略有知名度后, 她为我生育了5个子女, 哺养教育的任务都落在了她的肩上;我放弃单干, 放弃较高的收入, 毅然参加国家剧团, 她全力支持;我参加赴朝慰问, 那时还没有停战, 冒着一定的风险, 她独力承担家务, 抚育孩子, 使我没有后顾之忧。在我顺利的时候, 没有带她出门去旅游, 去享受生活的欢乐;当我受审查的时候, 却连累她受尽屈辱和痛苦。我亏欠她的太多了!如今她走了, 可以解脱现实生活的痛苦, 而我还得面对一眼望不到头的灾难。往后怎样照顾孩子?前途茫茫, 我怅然若失, 确实有点不知所措, 如坠入深渊般一片漆黑的感觉。
一个小时飞快地过去, 殡仪工人用灵车推走遗体去火化时, 5个孩子齐声嚎哭。四儿力先抓住车辆, 抢天呼地哭叫着妈妈, 幸得几个同学上去劝解, 掰开了他的指头。
三 忍辱负重:郭彬卿给我的教训
运动在发展, 靠边组又增加了新的成员, 郭彬卿被关进了牛棚。我很诧异, 郭是一个独善其身不问政治的艺人, 又没有什么历史问题, 为什么会靠边呢?郭彬卿是薛筱卿的徒弟。薛老是老一辈琵琶弹得最好的人, 创造了支声复调伴奏方法, 把弹词音乐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有划时代的贡献。郭彬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薛调琵琶弹奏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50年代初, 郭彬卿和朱雪琴拼档合作, 朱雪琴创造的琴调流派唱腔, 全靠郭彬卿琵琶伴奏烘托, 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使琴调成为流行唱腔。朱郭档是当时的大响档, 到处受欢迎。1956年, 朱郭档参加评弹团, 成为团里的主要演出档子。郭彬卿艺术修养很有造诣, 曾经总结他的琵琶伴奏经验, 在《评弹艺术》杂志上发表。他对一切政治运动都很冷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既不写大字报, 也不参加什么造反派系的小组织, 经常请病假回苏州去休息, 属于逍遥派人物。他回苏州时常去老艺人周玉泉家里白相。周玉泉有个女儿是医生, 教了郭彬卿一个混病假的方法, 郭如法炮制, 果然屡试不爽。周玉泉的妻子和女儿, 对“文革”的过火行为很反感, 常讲一些“负面”的话。郭彬卿与她们有同感, 也跟着讲一些不满“文革”的言论。这些事情不知怎么被苏州评弹团的造反派打探到了。周玉泉的妻子、女儿被逮捕, 处以劳动教养, 还被迫交代了郭彬卿的一些言论。苏州造反派把材料转到上海评弹团, 就这样郭彬卿被关进了牛棚参加劳动。郭彬卿和我年龄相仿, 平时感情还不错。有一次, 我和他在厕所小便, 见左右无人, 他悄悄对我说:“你一贯前进, 为什么也要靠边?我想不通。”此时此刻他对我的评价还很正面, 让我十分感动。但是按照规定靠边对象不能谈话, 否则叫黑串联, 是犯忌讳的。我连忙示意他不要这样讲。郭彬卿关入牛棚后, 又查出他会算命, 曾经为毛主席和蒋介石算过命。为毛主席算命是对主席不敬, 为蒋介石算命是立场反动。造反派给他上纲上线, 又查出他曾经买卖过小黄鱼 (一两一条的黄金) , 越追越紧。郭害怕了, 乘放假的机会逃到了杭州。在西湖边散步, 又被派出所怀疑他要自杀, 带回所里一问, 查出是逃到杭州的靠边对象。派出所通知上海评弹团, 团里派两个人到杭州把郭彬卿押回上海。当夜在团里审问, 一顿拳打脚踢, 说他逃往杭州是想逃往福建, 逃往福建就是想逃往台湾, 这样无限上纲, 不放他回家, 关在三楼的一个小间里。郭彬卿早晨下楼来劳动, 跟我一起到园子里吊井水洗菜, 我见他左眼赤红, 眼眶下一块乌青, 显然是挨了打。他拉长了面孔, 神色凝重, 一言不发。我又不便去问他怎么挨的打, 只能在眼神里表露出对他的同情。劳动完毕, 他独自回三楼, 我们靠边组在楼下卫生间里学习。上午10点钟, 只听见“嘭!”地猛然一响, 房门被踢开了。一个造反派的女将, 满面怒容, 厉声吆喝:“你们听好了, 郭彬卿对抗文化大革命, 在三层楼上吊畏罪自杀, 自绝于人民, 是现行反革命的罪行, 如果你们胆敢学样, 一律照现行反革命处理!”我一听惊呆了, 两小时前郭彬卿还和我一起在园子里吊水洗菜, 不料他想不开竟一下子自寻短见了。过了半个小时, 造反派叫我从食堂里拖了一辆黄鱼车, 跟他们一起到茂名路郭彬卿家去抄家, 没收他的财物。郭彬卿在1956年参加评弹团之前, 与朱雪琴拼档, 收入颇丰, 在苏州买了一所很大的住宅, 他的服装考究, 家具档次也高。造反派将他的遗物, 什么野鸭绒被子、羊毛毯子等一股脑儿充公;屋中有一张麻将台是阴沉木的, 有4只抽屉, 据说可以出口, 造反派令我搬上黄鱼车, 送到南京路外滩一个抄家物资收购站, 作价70元收购;一条羊毛毯手感很好, 送给团里一名炊事员, 炊事员是红五类, 可以享受抄家物资。茂名路郭彬卿的住房被一个造反派占用, 苏州私宅被一家工厂鸠夺鹊巢。郭郴卿的妻子和儿子被叫到上海团里, 通知他们:郭彬卿对抗运动, 上吊自杀, 是现行反革命, 所有浮财一律没收。还给了母子俩一张郭彬卿是现行反革命的书面结论。母子二人戴上了反革命家属的帽子, 忍气吞声地回了常熟老家。
我看着他们母子俩含冤莫辩热泪满眶地离开了评弹团。我想, 郭彬卿之死是饱受拳脚之苦, 被迫害致死的。死后还落了个现行反革命的结论, 天理何在?后来, 我被打成潜伏了19年的特务分子, 有口难辩, 无处申诉。我想从此冤沉海底, 永远也说不明白了, 还不如步郭彬卿的后尘, 一死了之。但想到郭彬卿的下场则又不寒而栗。我家里上有老父, 下有5个子女, 我靠边受审查, 他们还可领到每人每月15元的生活费。如果自杀, 我是解脱了, 他们的生活费也就没有了, 家里的浮财被充公, 再扫地出门, 叫他们如何活得下去?千万不能轻生!为家人着想也要忍辱负重咬牙活下去, 也许还能等到云开日出的那一天。
“四人帮”垮台后, 郭彬卿冤案平反, 他的妻儿摘掉了反革命家属的帽子, 没收的财物和钱款予以发还, 苏州的房子通过文化部门的帮助从工厂收回。郭彬卿与薛筱卿合作的《珍珠塔》前段书的录音重新播出, 其软糯的音色、婉转的唱腔深得听众赞赏。郭彬卿为朱雪琴伴奏的《潇湘夜雨》, 琵琶极见功力, 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样一位深受听众喜爱的艺术家, 自杀时才48岁, 本来还能为评弹事业再做贡献, 却横遭摧残!呜呼哀哉!
四 逐步升级:从关牛棚到隔离审查
郭彬卿自杀之后, 运动又发展了, 老作家陈灵犀被关进了牛棚。他年近古稀, 瘦骨嶙峋, 罪名是解放前担任《社会日报》编辑, 写过一些反共的文章。评话演员张鸿声、弹词演员苏似荫也进了牛棚。
不久, 全团下乡到太仓沙头的农村去参加劳动。我们这些牛棚中人, 胸前佩挂着一张布条, 上书“历史反革命”、“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等。我在1941年和1945年来沙头演出过两次, 生意很好, 行话叫“响地”。这一次身佩布条, 羞见熟识听众, 连镇上也不敢去, 就住在农民家中。
杨振雄下乡前, 他最喜欢的小女儿送给他1角钱一包的盐金枣, 让他空闲时吃两粒, 以慰思念之情。这本是人之常情。他用手帕包好放在枕头边, 不料被造反派发现, 暴跳如雷, 召集靠边组批斗。造反派责令:“杨振雄这个反动学术权威, 到农村不思改造, 还要吃消闲零食, 要做触及灵魂的检查。”那是个只许有阶级论不许有人性论的年代, 靠边组下乡所带的东西都必须要搜查一遍。
晚上在打谷场召开斗争地主的大会, 我们靠边组所有人员都得站到台上去陪斗。农民并不认识我们, 也不晓得我们犯了什么罪, 我们只是像一群木偶似的被他们牵来牵去, 直到斗争会结束才能回宿舍睡觉。农村劳动后我们回到上海团里, 造反派宣布靠边人员一律留团住宿, 不准回家。同时宣布, “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阶段, 靠边人员都要写一份关于政历问题的交代。我当即写下在1948年春天曾参加过国民党领导的上海市戡乱建国宣传总队。当时评弹协会是奉命集体参加的, 我被委任为分队副, 分队长是张鉴庭, 另一名分队副是张鉴国。参加后不久, 我就在端午节离开了上海, 连分队副的证件也没有领。1949年春节, 我趁年档回到上海说书, 那时淮海战役刚结束, 解放军即将渡江。评弹协会通知我下午散了日场到电台去说一刻钟书, 募款慰劳保卫上海的国军。迫于形势, 我不能不去, 这是我唯一的罪行。这些问题我在1953年民改、1955年肃反中都作过书面交代, 结论为一般政历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 评弹界在团里召开清队大会。上海评弹团革委会主任郑某宣布:“当年国民党组织了那么多人和共产党斗争, 现在我们要团结起更多的人同他们斗争!将张鸿声、蒋月泉拘留审查!”几个造反派当场用手铐把张、蒋二人双手反铐, 押出评弹团, 押上吉普车驶向某秘密地点关押。会上空气紧张万分, 退休老艺人韩士良知道张鸿声是评弹协会戡乱大队的大队长, 他是副大队长, 吓得他血压升高头晕眼花。长征团的沈笑梅吓得瘫在椅子上, 路也不会走了。郑某接着宣布:“杨斌奎、唐耿良、张鉴国三人隔离审查!”我被押往楼下靠边组宿舍, 取了席子、被褥、衣服以及《毛选》等应用之物, 再押到二楼朝北原评弹团单人宿舍的小房间里。为了防止人犯上吊、割腕自杀, 造反派勒令我把裤子上的皮带解下来上交, 剃须刀片及剪刀统统上交, 要用时再向“看牛人”领用。因为人已被折磨瘦了, 解下皮带后我所穿的灰布裤子直往下掉, 裤脚管都拖到了地上。“看牛人”命令我:“你立即读《矛盾论》, 等会儿我要来听你背的。”杨斌奎就住在我隔壁, 年已过花甲, 他过去是评弹协会会长, 是评弹界戡宣队的当然大队长。张鸿声是实力派, 所以也给了他一个大队长的衔头。但张鉴国为啥要隔离?过了些日子我才知道, 这里面隐伏着更大的阴谋和灾难。
背《矛盾论》的任务实在难煞人, 这是哲学论文, 不像毛主席诗词, 既短小又形象, 且朗朗上口, 容易记忆。背诵《矛盾论》是造反派用来折磨人的新招式, 让你死记硬背, 脑子里也就没有了思考的空间。没有办法, 我只能反复诵读, 过一会儿造反派来考核时我勉强过了关。隔壁的杨斌奎年纪大记忆力差, 背不出来, 被“看牛人”大声呵斥。吃晚饭时, “看牛人”端来三两饭和一盆蔬菜, 牛鬼蛇神自然没有吃荤菜的资格。我胡乱吃了一顿, 碗盆由他们收去。房间里灯光暗淡, 不能看书, 只能躺在地铺上睡觉, 心里还在挂念那两个戴上手铐被拘留审查者的命运。朦朦胧胧中, 房门被打开, 一束手电光直逼双眼。两个造反派恶狠狠吆喝道:“起来, 拿着红宝书, 走!”我穿好衣服, 拿着语录本, 跟他们踉踉跄跄下了楼。出了评弹团大门, 走到隔壁五七药厂的会议室, 里面已坐满了人。他们不在团里审讯, 大概是怕声音太大, 被另外两个隔离对象听到。地上贴着白纸, 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黑色大字, 中间放一张写字台, 坐着一名审问官。将审讯放在半夜, 是为了增加一些恐怖的气氛。审问官先读了一段语录, 结语是“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动跑掉”, 然后让我交代参加戡宣队的经过。我说:“194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 协会通知我到和平电影院去开会。与会者是上海游艺协会下属的京剧、越剧、淮剧、扬剧、锡剧、滑稽话剧以及评弹协会的成员。张鸿声、蒋月泉、张鉴庭等人都去参加了, 还叫我和潘伯英担任纠察, 发给红袖章, 我们就坐在后排。戡宣队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方治担任总队长, 各协会的会长是当然大队长。张鸿声不是协会会长, 因为照顾到他掌握书场的权势, 评弹协会增加了一个大队长的名额。各协会都要派代表上台发言。当夜, 在汇泉楼书场夜场散后, 杨斌奎上台宣布各个分队长及分队副名单。我记得张鉴庭为分队长, 分队副是张鉴国和我。蒋月泉也是分队长, 分队副是钟月樵和潘伯英。那一年的端午节, 我离开上海跑码头8个月, 所以连戡宣队的证件都没有领过。1949年春节我回上海做年档, 这时蒋介石已经下野, 国民党大势已去, 戡宣队并没有什么具体活动。我参加过的唯一一次活动是在上海解放前夕, 评弹协会通知我到电台参加义务播音, 募款慰劳国军。日场散后, 我赶去说了10分钟书, 这就是我效忠敌军的罪行。”
交代完毕, 审问官又让我交代实质性罪行。我说不出什么名堂, 旁边一个曲协的干部将早就准备好的一盆冷水朝我当头浇下, 弄得我衣服湿透, 浑身冰冷。由于皮带上交, 我穿的裤子仅靠纽扣束腰, 人瘦腰细, 裤腰下落, 裤管拖到地面。我站在写着“坦白从宽”黑字的纸上, 潮湿的裤管吸收墨迹, 染黑了一片, 后来再也清洗不掉, 夜审的印记永远留在了裤脚管上。接着我被带出五七药厂, 回到评弹团大厅, 一个青年造反派厉声斥责我不老实交代罪行, 狠狠地抽了我一巴掌, 打得我眼冒金星, 左耳膜被震坏, 留下了轻度的残障。挨打后又被拉回五七药厂继续审讯, 因为我实在讲不出什么名堂, 被押回隔离室, 上楼时腰背部又挨了几下揍。回到隔离室后, 我把湿透的衣服换掉, 躺在地铺上辗转难眠, 隔离审查的处境实在牛马不如。经过第一天的夜审, 每晚我都提心吊胆卧不安枕, 似乎随时会有造反派闯入, 因神经高度紧张, 造成肠胃系统紊乱失常, 7天没有大便。看到门外贴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标语, 我寻思哪一天才能走出隔离室, 恢复我的自由身?我哪里知道, 夜审不过是个小插曲而已, 更严酷的折腾还在后头呢!
五 请君入瓮:莫须有的香港特务案
戡宣队事件专案组自从深夜审讯之后就不再追查。接着他们通知我, 把1950年赴港演出经历写一份详细的交代材料。其实香港事件我在1953年的民主改革和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都作过详细交代, 1957年上海市文化局肃反专案组还给我写了书面结论:赴港说书目的是为了淘金, 回来后并无发现政治问题。因此1959年解决了我的入党问题。按说这一事件已无再作交代的必要, 但现在文化局已被砸烂, 旧结论属于刘少奇招降纳叛反动路线, 是包庇牛鬼蛇神阴谋复辟的工具, 必须予以推倒, 一切都要重新审查!
事隔已久, 记忆淡薄, 我只能搜索枯肠, 重头写起, 写了不少张纸, 把事情的过程一一作了交代。几天后, 造反派把我押到评弹团隔壁少儿图书馆的一个空房间内, 审问我在香港参加特务组织的罪行。我说我在香港杜月笙家中唱堂会, 有几次吴开先、陆京士、赵班斧等特务头子来听书, 我和他们没有交谈, 堂会结束后我必须立即赶到六国饭店书场说书, 哪来参加特务组织之事?他们说, 国民党派遣特务潜伏大陆, 尚且要发展大陆特务, 你自己送上门去, 他们哪有不发展你的道理?我一听愣住了, 真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他们用逻辑推理想当然来办案,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造反派见我无言以对, 便将我押回隔离室。过了一会儿, 又把我押解到交通大学。当时文化局戏曲口各个单位都集中于交大, 新派来的工宣队、军宣队已进驻文化局和评弹团。工军宣队下马威的第一招, 就是命令我们背诵两篇毛选, 一篇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一篇是《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每天早请示夜汇报, 站在地铺上面对毛主席像背诵这两篇文章, 让我们在心理上自认是将要崩溃的南京政府, 只有坦白承认一切他们要我们承认的“莫须有”罪名才有生路, 否则只有死路一条。还勒令我们吃粗糠做的忆苦饭。杨斌奎年老体弱, 消化不良, 糠滞留在肠子里造成肠梗阻, 送医院开刀割掉了一段肠子, 因而撤销隔离让他回家调养, 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交大的宿舍挤不下这么多隔离对象, 于是又把我们转移到附近的管乐团。我们住在原来的琴房, 一间关两个人, 我的同室难友是木偶剧团的编剧孙毅。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 对我说:“我们是牛津 (棚) 大学的同学。”我没有回他话, 报之以苦笑, 这里规定不能互相交流案情, 否则叫黑串联, 是犯忌的。我从不问他你是什么问题, 更不把自己的案情告诉他。上面发给我们两只稻草袋作为垫褥, 每人一只竹壳五磅热水瓶, 另有两只陶瓷钵头作为大小便之用, 上面盖一张硬板纸。窗户上钉了木栅条, 以防止我们越窗逃跑。房门上有一个小洞, 盖着布条, 看管人要监视隔离对象在做什么, 只需撩起布条一看就知道了。上午10时和下午3时, 将被隔离者放到院子里活动30分钟, 算是“放风”。放风还分两批, 第二批放风的只有文化局长李太成以及蒋月泉等几个人, 为什么蒋月泉等人不能和我一起放风?那是怕我们串供, 这是隔离中的隔离。
1969年1月6日晚上, 评弹团在交大的一个大礼堂召开全体大会, 我被两个青年押解到会场。中间是一张长台, 坐的是工军宣队革委会和专案组人员。主持会议的是文学组一名青年作者、造反派的小头目, 他先把我叫到主席台中间面对群众站好, 然后叫我交代1950年赴港的罪行。我把当年怎样赴港, 到港后去杜月笙家中唱堂会, 吴开先、陆京士、赵班斧等特务头子有时也来听书但我没和他们交谈过, 由于书场上座率不理想3个月合同期满我就返回上海等情况又说了一遍, 最后我上纲上线说这是叛国投敌的罪行!他再问我可有什么实质性问题交待?我说没有!他叫我站到旁边, 说:“以后你只能说是, 或者说不是, 不许你说话。”接着他又问是否有其他人发言?旁边张鉴庭站起来一举手说:“我揭发!”造反派小头目让他站到中间来讲。张先向主席台一鞠躬, 再向群众鞠躬, 说:“我有罪, 我是特务!”我一听, 惊得目瞪口呆, 张鉴庭怎么会是特务呢?接着张鉴庭说, 有一天晚上, 我们从杜月笙家唱完堂会, 回到麦当奴道宿舍, 不久来了一辆黑颜色的皮尔卡轿车开到门口, 我和唐耿良、蒋月泉上了汽车。造反派小头目挥手示意张鉴庭暂停, 让旁边资料室的一位女同志播放录音。录音机里传出了蒋月泉的声音:“一辆黑汽车……”这就证明张鉴庭所说的是真的了。然后他让张鉴庭继续说下去。张又说:“汽车开到铜锣湾虎豹别墅旁边的洋房门口停下, 我们三个人进到客厅, 陆京士坐在沙发上, 背后是墨绿色丝绒窗帘。陆京士站起身来和我们三个人握手, 笑眯眯地说:‘欢迎你们参加组织, 将来为党国效忠。’我们坐下后, 陆又布置任务:‘你们回上海后, 可以说一些让听众思念在台湾的蒋总统的故事, 比如像王佐断臂说书, 越鸟归南……’”下面一句张鉴庭顿住了, 底下有群众接嘴:“骅骝向北。”张鉴庭说:“对对!骅骝向北!意思是让听众怀念故主。唐耿良说:‘这是《岳传》里王佐断臂说书, 劝陆文龙归宋的故事。’后来1957年唐耿良动员杨振雄写了《王佐断臂》中篇上演。”这时杨振雄站起来撇清:“唐耿良叫我写《王佐断臂》, 我不知道这是特务的指使, 与我勿搭界格。”《王佐断臂》的确是我动员杨振雄写的, 这是一个宣扬爱国主义题材的故事, 现在被张鉴庭装榫头装到是特务头子授意的政治阴谋, 杨振雄自然要发急了。张鉴庭在逼供信的巨大压力下被迫自认为特务, 这是造反派让他吃了砒霜药老虎的手法, 他是坦白从宽的立功之人, 我则成了拒不坦白的顽固分子。创作《王佐断臂》是真事, 却被张鉴庭用来证明我的特务罪行, 他编造的故事很能迷惑人。当时青年评话演员朱庆涛高呼口号:“受蒙蔽无罪, 反戈一击有功!”我想张鉴庭心知肚明, 何尝受蒙蔽?你朱庆涛却是受张的蒙蔽了!张鉴庭继续交代:“陆京士为了表示对我们三人的欢迎, 请我们吃宵夜, 吃的是三明治牛奶。”其实这种编造太拙劣了, 三明治牛奶在香港相当于上海的大饼油条豆腐浆, 哪有特务头子请客如此小气的?张鉴庭还说:“陆京士当场封唐耿良为总队长。”造反派小头目又叫人放录音, 录音机里再次传出蒋月泉的声音:“是分队长……”蒋月泉的旁证其实和张鉴庭所说的内容不一样。张鉴庭又说:“陆京士后来又请我们到丽池舞厅吃饭……”造反派小头目制止张鉴庭:“你不用再说了, 可以写交代材料继续揭发。”接着, 这个造反派小头目恶狠狠地对我吆喝:“唐耿良, 你的罪行铁证如山, 不容抵赖,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你回牛棚去彻底交代吧!”不由分说把我押回牛棚。张鉴庭虚构的情节真真假假, 使全团群众都以为我是陆京士派遣的特务分子。我横遭诬陷, 且又不容我争辩, 面对造反派一手导演的冤案, 我怎么办?我必须用书面材料向工军宣队专案组反诉。牛棚里灯光太暗, 看不清楚, 我要求在走廊里灯光较亮的地方写材料。在材料中, 我先说明张鉴庭1957年被戴上右派帽子, 我曾经批判过他, 他怀恨在心, 利用这次清队审查的机会, 挟私报复, 捏造情节陷害于我。他编故事的本事特别大, 去陆京士家这件事有地点、有环境, 墨绿色丝绒窗帘说得像煞有其事。他让陆京士说“欢迎你们参加组织, 将来为党国效忠”, “为党国效忠”是《参考消息》刊登台湾消息时的用语。张鉴庭说我是总队长, 蒋月泉说我是分队长, 这里有明显差别。我愿意与张、蒋二人在群众面前对质。我一直写到深夜两点钟, 然后将申辩书交给隔离室的看管人员, 请他们转交工军宣队专案组。
申辩书上交后一直没有回音。几天后我吃过午饭, 突然来了两个青年造反派, 身穿绿军装, 臂佩红袖章, 神态凶狠, 叫我带上语录, 把我押上卡车, 直驶文化广场。我被押在角落里, 听大会宣布:“某单位靠边人员抗拒从严, 立即押往提篮桥监狱服刑。”大会结束后我又被押回牛棚。刚坐下, 专案组把我押去谈话。工宣队的周师傅对我说:“今天的宽严大会你已经看到了, 只要坦白罪行, 就可以撤销隔离, 回到人民的队伍里。你如果抗拒交代, 我们评弹团军宣队是空四军的, 空四军接管了上海的公、检、法, 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你送进提篮桥。有张鉴庭的人证、蒋月泉的旁证, 完全可以把你判刑!沪东造船厂有个工人在1950年‘二·六’轰炸时给美机放信号弹, 炸掉了上海发电厂。这个罪名够大了吧!可他坦白了, 非但没有判刑, 还保留职位, 工资照领, 待遇不变, 这就是坦白从宽的典型。如今一些干部子女还分派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你的两个子女却都分派在工厂里。如果你抗拒, 不但你本人进提篮桥, 你的子女还能在工厂留下去吗?作为反革命家属马上开除出厂, 另外两个子女一起扫地出门, 这个结局你受得了吗?坦白从宽, 交代问题态度是最重要的。你总比‘二·六’轰炸放信号的罪名轻吧?你回去好好想想吧!”那时我面临的压力就像一座大山压在头上, 精神已经接近崩溃了。专案组对我的申辩报告置之不理, 反而肯定了张鉴庭的诬告和蒋月泉的录音旁证。我若拒不承认, 他们就要送我去提篮桥服刑。吃冤枉官司事小, 他们还要把我的子女开除出厂, 扫地出门。我现在被隔离审查, 他们每人每月还有15元生活费可领, 我吃官司之后, 他们的生活费也随之取消, 叫他们如何生存?我想到妻子临终前不能言语, 对我泪流满面, 分明是要我带好5个没娘的孩子。我如不承认自己是特务, 我的家庭将遭受灭顶之灾, 我怎么对得起亡故的妻子和5个无辜的子女?只要我按照张鉴庭诬陷的路子, 承认自己的特务罪行, 这样工宣队专案组挖出了潜伏19年的特务集团, 就立了大功!对我的处理也不过是开除公职, 领几十元生活费, 跟着插队落户的子女到农村去, 为他们看看门、烧烧饭, 做些杂活了此残生!“文革”时流行的造反语言中有这么一句:“踩上一只脚, 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非亲身经历者无法理解其残酷性。在逼供信的压力下, 我承认了“莫须有”的罪行。从那一刻起,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永世不得翻身的滋味!
六 还我清白:从被逼认罪到决心翻案
在强大的压力下, 我只能承认自己是潜伏特务的罪行。不久《文汇报》头版头条新闻反映上海文化系统清理阶级队伍取得巨大胜利, 其中一条消息是上海评弹团挖出一个潜伏十几年的特务集团。我读后心情更加沉重, 这一冤案是很难昭雪了。当时文化系统出版的《文艺战报》有一篇特写, 描写深挖特务案件的经历, 说专案组启发了张××思想觉悟, 揭发了唐××的特务罪行, 使唐××只能低头认罪, 蒋××也承认了罪行。据说这份报纸销售一空, 听书的群众都知道了这个信息, 都认为我是潜伏特务, 这个冤案似乎是棺材板上钉钉子——铁定, 将来翻案是没有可能了。
但是要无中生有地把自己说成一个特务也不容易呀!这个认罪的交代该怎么写呢?无奈之下, 只得依着张鉴庭口述的路子编下去:“1950年, 我们到香港丽池舞厅去吃饭并游玩, 是舞场老板李裁法邀请我们7个人一起去的。在丽池舞厅的一个房间里, 悬挂着蒋介石的像, 以及国民党党旗和国旗, 陆京士领着我们宣誓参加‘和平反共宣传总队’。蒋月泉和我任总队长, 张鉴庭任联络员, 香港来人先和张接头, 再由张通知我和蒋。从香港回上海之后, 为站稳脚跟, 策划建立了评弹团, 参加治淮、赴朝, 表现出积极要求进步的样子, 并争取入党, 学习孙悟空钻进铁扇公子肚子里去捣乱的伎俩。”后来想到张鉴庭用《王佐断臂》作伪证, 我何不以彼之道还治其身:“1955年, 我参加集体创作《王孝和》中篇, 让张鉴庭饰演陆京士, 劝王孝和投降。张鉴庭不敢演自己顶头上司, 约我在杂技团 (当时评弹团与杂技团在延安路陕西路口同一个院子里) 的假山旁密谈。他说自己是陆京士的部下怎么可以丑化他?将来见了面怎么交代?我劝他说陆京士是明白人, 晓得我们的处境, 为了让共产党相信我们, 就是要做得像, 就是要骂国民党的特务。这是苦肉计, 陆京士会原谅我们的。张鉴庭接受劝说, 就在《王孝和》中出演陆京士的角色了。”
在强压之下被迫编造假口供, 非常吃力, 我实在编不下去了。最后给我想到了一个说书落回的办法:“1955年肃反运动时, 香港派人通知张鉴庭, 肃反运动查得紧了, 以后我们不派人来了。你们混得不错, 就照原样混下去, 将来反攻大陆, 你们再接应我们吧!”就这样, 我把这个联络线掐断了, 可以不用再编下去了。
说新书、放弃单干、放弃高收入、参加评弹团、治淮、赴朝、编说现代书目, 明明是努力适应新的时代, 明明是要求进步的表现, 现在偏给自己抹黑, 统统说成是为了潜伏下来的需要, 我内心之煎熬和痛苦别人是难以理解的。我望着窗外, 天井里一只老猫正逗着两只小猫, 教它们爬树。猫儿自由自在, 我却在隔离室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气, 不由得叹息人不如猫。也不知家中的5个子女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了?
1970年春节刚过, 管理员把我叫到一间较大的屋子, 说是子女们来探望我。我自是喜出望外, 1968年春节留团住宿后即不能回家, 接着隔离审查, 两年多魂牵梦縈, 今朝能够相见弥觉珍贵。孩子们的衣袖上套着黑纱, 我觉得纳闷, 问他们为带谁的孝?在南京大学读书的大儿力行回答说, 祖父在苏州去世了, 他们兄弟姐妹5人为他送的终。祖父临终前非常想念我, 想和我见一次面, 他们打电报到团里让我回苏州与老父诀别, 却被专案组压了下来, 根本不让我知道。祖父死了, 孩子们向团里借了50元钱, 立下借据, 承诺将来在冻结的存款里扣除。祖父火化后被送往老坟埋葬, 孩子们即向团里要求与我见上一面。
听他们介绍父亲去世经过, 我心里十分难受。我10岁丧母, 父亲既做爷又做娘, 含辛茹苦把我拉扯长大, 又抵押掉房子借债供我拜师学艺。我13岁开始跑码头说书, 他陪着我闯荡江湖卖艺, 呵护我成长。抗战逃难, 我俩相依为命, 直到我成为响档, 父亲才过上安稳的生活。“文革”中他一个人在苏州艰难度日, 我靠边被隔离审查, 又被打成潜伏特务, 他内心的忧虑焦急是可以想象的。临终前想见儿子一面而不可得, 抱憾而去, 死不瞑目。我内心痛苦歉疚不已, 深悔1950年的香港之行, 如今陷入深潭而不能自拔。父病不能侍, 临终不能见, 抱恨终天, 追悔莫及。
大儿见我发呆不语, 便劝慰我说, 南京他堂兄的岳父是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运动中被打成叛徒, 受尽委屈和折磨, 经过复查核实, 得到平反, 现在官复原职。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他用毛主席语录向我暗示, 冤案终会弄得明白, 使我得到了鼓励。
会见结束, 孩子们走了, 我被押回牛棚。工宣队本意是要我大儿子劝我低头认罪, 彻底交代问题, 不料他却向我传递平反冤案的信息, 暗示我辩清事实真相。他们怒气冲天, 一封公函寄到南京大学。大学造反派本来就视学习优异的我儿为异类, 曾将载有我是潜伏特务的那一期《文艺战报》贴在他的宿舍门口。得此机会, 立即召开批斗大会, 将他隔离审查, 还给了个团纪处分。毕业后, 发配到军垦农场劳动18个月, 吃足了苦头。分配工作时又发落到安徽江西交界处的东至县东流镇一所公社小学里教书, 直到“文革”结束才得以平反, 落实政策调到安徽师范大学教书。他在“文革”中受我牵连, 批斗、隔离、处分、下放, 历尽坎坷, 尝遍了株连家属的种种不幸!我儿经过努力奋斗, 学术上颇有建树, 先后调至苏州大学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博导。不仅我自己的儿女受苦, 即使是我的侄儿也难以幸免。他本是南京大学数学系的尖子生, 毕业时原可以到国防科研单位任职, 就因为叔父是“特嫌黑帮”, 也被分配到云南边疆。“株连九族”的遗风实在令人愤慨!
我和大儿子见面, 略微知道了一些外面的情况, 决心要在复查核实时翻案。我也考虑到翻案后, 专案组可能会把我送进牢房, 也许再也不能照顾孩子们了。于是我向专案组写了报告, 一是要求再和儿女们见一次面, 把我现在的处境跟他们讲一讲;二是要求召开全团大会, 让我与张鉴庭、蒋月泉当面对质, 澄清事实。我相信他们两个人也都是假口供, 不可能一致, 当面对质一定会漏洞百出。
报告送上去后如石沉大海, 没有回音。我听说专案组的周师傅火冒三丈, 对群众讲:“那个唐耿良翻案了, 咬×伐!”连粗话也骂出口了。工宣队队长刘师傅要求团里一位管专案的党员干部签发一份材料, 把我送进公安局。那位干部认为, 张、蒋、唐3人交代的材料不一致, 不能定案定性, 拒绝签字。因此没有上报将我关进公安局, 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
某个冬天, “看牛人”将我们带到徐汇区一家浴室洗澡, 时间是上午浴室开始营业之前, 以避开其他的客人。大家很久没有洗澡了, 一起在一个大池子里同浴。我发现蒋月泉瘦得肋骨凸显, 头发全都秃光了, 这是精神极度紧张的后果。我感觉他受的煎熬不亚于我, 因为我的头发并没有秃掉。直到“解放”后蒋月泉的头发才恢复生长。我也看到了张鉴庭, 我恨他无中生有, 使我含冤难言。后来我才知道是专案组用诱供的手法引他上钩的, 许诺他只要交代了“罪行”, 就让他妻子带着他最喜爱的小孙子每周来隔离室探望他一次。于是就有了“一·六”大会上表演的那一出活剧。这些都是专案组的杰作。同是天涯沦落人, 张鉴庭本身也是个受迫害者。“文革”后我们庆幸劫后余生, 恢复了友好往来, 这已是后话了。洗完澡, 大家排着长队, 步行回到隔离室, 继续过着那漫长的准囚犯生活。
七 艰难度日:到奉贤干校去劳动
1970年起文化系统的靠边人员从城市迁往农村, 到奉贤县塘外乡海滨一所文化系统的五七干校里劳动。我被押解下乡时, 工宣队的刘队长, 怒容满面, 恶狠狠地对我说:“现在才看清你的狰狞面目。”这是针对我翻案而言的, 由于挖出了“潜伏19年的特务集团”, 在系统内被评为先进工宣队, 现在我翻案坏了他们的声誉, 因此对我恨之入骨。一到农村就派我干最脏最累的苦活, 试图用劳动惩罚来压垮我。我原本就是肩不能挑的人, 挑上40斤的担子走路就摇摇晃晃, 后来逐渐能挑上100斤, 右肩磨出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茧子。1979年我参加赴香港的演出, 到友谊商店去定做西装, 试样子总是不服帖, 尺寸一点没错, 怎么会不服帖呢?裁缝师傅让我脱了上衣检查, 才发现右肩上长这么大一个茧子, 所以怎么穿也不匀称了。奉贤五七干校的住宿条件不如上海, 不能让我单独住一间, 要和群众一起住集体宿舍。我睡在角落里一只双层铁床的上层, 爬上爬下固然不便, 但与群众共居一室, 还能听听他们之间的交谈, 比起以前独自一人, 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要好得多了。一次, 偶然听到一个信息:朱慧珍在上海跳楼自杀!尽管这已是很早以前的事件, 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噩耗!我既感到十分震惊, 内心又哀痛不已。仰躺在高层铁床上, 眼睁睁地望着屋顶的椽子, 思绪起伏, 回忆起慧珍的往事, 一幕一幕闪现在脑际。
1951年冬, 我俩一起加入评弹团, 慧珍是十八艺人之一, 建团后又一起奔赴安徽参加治淮, 在五河县漴潼河疏浚工地上一起经历着北风怒号、雨雪交加的严寒。在集体创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中篇评弹里, 朱慧珍饰演女民工王秀英, 一曲“新年锣鼓响连天”的唱段风靡一时, 灌成唱片发行, 并被评弹学校列为教材。
1952年冬, 我和陈希安、朱慧珍一起赴朝慰问。在朝鲜的40天, 我们跋山涉水, 美机轰炸扫射, 在照明弹照耀下随时有牺牲的危险。慧珍坚定沉着地为志愿军演出, 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1953年冬, 我妻子住院待产。当时我住在评弹团里, 过着文工团式的集体生活, 不能回家。长子、次女在小学读书, 3岁的四子由父亲照料, 4岁的三女儿暂时无人照顾。这期间, 慧珍将我女儿领到家中, 由她的大姐代为照料, 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慧珍在困难时给予我的无私帮助, 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54年, 朱慧珍与蒋月泉拼双档, 两位好唱功珠联璧合。在月泉的点拨下, 慧珍的艺术更上一层楼, 《白蛇》中的“端阳”、“赏中秋”、“断桥”、“合钵”等唱段广为流传。
1955年, 朱慧珍在《庵堂认母》中三师太志贞的唱段成为评弹界的经典唱段, 也是她艺术上的一个高峰, 后来唱片公司授予她“金唱片奖”, 慧珍的贡献是人们所公认的。
1958年参加中国曲艺会演优秀节目的全国巡回演出, 慧珍劳累过度积劳成疾, 1959年住院手术, 落下后遗症, 从此离开书台。她所灌制的唱片流传广泛, 为评弹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艺术财富。
慧珍非但艺品好, 其人品更好, 她自奉甚俭, 却把存款多次捐赠给朝鲜孤儿及邢台地震灾区, 对团内有困难的同行慷慨解囊, 这样的品格使我非常钦佩。受“文革”极“左”思潮的巨大压力, 以及其他刺激而导致朱慧珍的轻生, 实在令人惋惜!
驻团工宣队声称朱慧珍自杀是“叛党行为”, 一直到“四人帮”垮台, 评弹团才举行追悼会, 追思她的优秀品质和艺术造诣。在干校时我是隔离审查对象, 对慧珍的不幸无法表露哀悼之情, 只能在心中默默悼念她。
没过多少时候, 我又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 就是周云瑞病逝了。周云瑞与我同年, 我们在1948年就一起演出, 从“七煞档”到“四响档”, 以及赴港、说新书、入评弹团、治淮, 都没有分开过。他是一个对艺术刻苦钻研的人, 在演奏乐器上是多面手, 曾跟从卫仲乐教授学过国乐琵琶, 能演奏“十面埋伏”、“梅花三弄”等国乐。他不仅三弦、琵琶弹得好, 还会打洋琴、拉胡琴、吹箫、奏笛, 连钢琴也会弹。1951年夏天, 我们在苏州说新书, 住集体宿舍, 临睡前请他吹箫, 在“春江花月夜”、“彩云追月”等国乐声中我们渐渐进入睡乡。云瑞不但能记谱, 还编辑了流派唱腔的乐谱出版。他精心钻研祁莲芳的祁调, 对祁调开篇《秋思》重新谱曲, 使老祁调有了新的发展, 评弹界称之为“周祁调”。抒情歌唱家朱崇懋又将其移植为钢琴伴奏的《秋思》, 阐扬了云瑞的创意。云瑞用俞调演唱开篇《岳云》, 吸收融入了京剧小生的唱腔, 使委婉低沉的俞调充满了阳刚高亢的清新韵味, 显示了他音乐创作的功力。云瑞在塑造老旦人物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 如《珍珠塔》里的方太太, 是宰相的媳妇、礼部天官的夫人, 虽抄家之后家道中落, 仍保持着原有的身份和气质;《王十朋》中的王老太, 家道清贫而知书达礼, 在唱段“祭江”中声情并茂地祭奠投江的媳妇, 情真意切, 感人肺腑;在《三笑》选段“笃穷”中, 唱一个小户人家的老妪为儿子赌钱而病故的哀怨之情, 他十分细致地用唱腔、声调刻画了三个不同身份的老旦的性格。云瑞还创编了长篇《三千里江山》、《王十朋》等等, 写的开篇就更多了。难能可贵的是, 60年代初评弹团培养接班人, 建立了学馆, 领导派他负责学馆的教学工作。学馆的教师大多是年过花甲的老艺人, 他们演出已经困难, 去担任教学工作顺理成章。而云瑞正值壮年, 正是说书的黄金期, 但他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离开了心爱的舞台。说书本是口传心授的技艺, 没有现成的教材, 而云瑞从无到有, 编写了适合教学的教材, 一丝不苟地教授着学员。三年后, 学员毕业, 他又回到说书岗位, 并开始与徐丽仙拼双档。云瑞还将《丰收之后》改编为长篇, 创造了二重唱的形式。“文革”前云瑞不幸得了肺结核, 只能停止演出在家养病。由于患的是开放性肺结核, “文革”开始后又得以免于参加集体活动。患病需要营养, 他的工资已被硬性地改为生活费, 这可难为了他太太, 要保证病人的营养, 只能在其他方面紧缩开支。1969年1月6日那一天, 他也接到通知到交大参加会议, 戴了口罩坐在后排, 听张鉴庭揭发我是特务, 他不相信, 对妻子说:“这不可思议!”专案组还到他家里威逼他承认自己是特务, 被他严辞拒绝。女儿插队落户去农村, 他要女儿带只琵琶下乡为农民服务, 又怕琵琶音量太小, 农民坐在后排听不见, 寻思要装一只电琵琶。他自己又不懂无线电技术, 便请一位懂技术的弹词票友来家指导。购买电子元件没有钱, 云瑞想卖掉家里的一个五斗橱。他太太舍不得这件结婚家具, 但她知道丈夫制作电琵琶是为了下乡插队的女儿, 于是忍痛卖掉了五斗橱, 把钱交给云瑞去做电琵琶的试验。不料云瑞病情恶化, 转为癌症, 只活了49岁就英年早逝, 这是评弹界的一大损失。工宣队诬陷他是“特嫌”, 不准开追悼会, 直到“四人帮”垮台后评弹团才为他补办追悼会, 追思他对艺术的贡献。听闻噩耗的我正处于隔离状态, 也只能在内心深处默祷云瑞一路走好。
不久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 追查历史问题已降为次要, 主要是抓现行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常熟评弹团有两个造反派头头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在逼供之下, 胡乱编出与上海评弹团造反派有联系, 于是上海评弹团的两个造反派头头也被隔离审查。群众开始贴他们的大字报, 有一条罪行说“他们包庇唐耿良、蒋月泉特务集团”。唐和蒋简直成了一块烂膏药, 哪里有毒都可以贴上去应景。其中一个造反派头头原与团里一位青年女演员谈恋爱, 结果被工宣队做工作拆散了。所谓“五一六”组织完全是空穴来风, 因此也就这么折腾了一阵子算是过去了。
在整“五一六”分子的时候, 我们挨斗的次数减少了, 劳动改造的强度却增加了。每逢月底, 全团放假4天回上海与家人团聚, 我们隔离人员留在干校食堂劳动, 由炊事员负责监督。我们的任务是拣煤渣, 把没有烧尽的黑煤粒挑出来, 以备二次燃烧。还有就是到食堂后面的小河去挑水, 河沿有十几层石阶, 挑着重担往上走是非常累人的, 我肩上的老茧就是那时压出来的。撒猪榭是最脏的农活, 用手掰开猪粪撒到田里, 这活专门是由靠边人员干的。干校的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我的冤案既无人审理, 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搞清真相, 只好茫茫然地过着日子。1971年1月, 全团拉练回上海, 我们背着铺盖步行了130里路, 从奉贤海滨一直到黄浦江边的南桥, 渡江后经闵行、莘庄再到徐家汇。路上一共两天两夜, 口号是“练就铁脚板, 打击帝修反, 解放全人类!”行军休息大家也不忘阶级斗争, 我是隔离人员, 成了斗争的活靶子, 随时都可以拉出来在小组会上批斗, 这已是家常便饭了。批斗结束, 大家吃饭休息, 第三天早晨进入徐家汇。工宣队让大家各自乘电车回家, 对我个别交代, 说:“你撤销隔离可以回家了, 但靠边审查仍旧继续, 回家后去居委会向专政组报到, 接受里弄的监督。”听完之后, 我忧喜参半, 喜的是隔离三年今天终于可以回家和子女团聚了, 撤销隔离总是象征着减轻了处分;忧的是我必须向里弄报到, 接受单位和居委会的双重监督, 还是处于和地富反坏右一样的境地。
我背了背包, 提了旅行袋, 踏上26路电车, 到瑞金路口下车。走进家门, 只有小女儿在家, 大女儿和四儿子上班去了, 小五子去了学校。由于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撤销隔离的风声, 小女儿见我回家不禁喜出望外。她帮我放下背包, 让我在藤椅里坐下。我曾写过纸条关照孩子们, 若是生活费不够用, 可以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卖掉一些。小女儿告诉我, 他们根据生活费作预算, 量入为出绝不超支, 因此从未卖掉过一样东西。我一看, 家中果然收拾得十分整齐干净。每月的6日领工资, 因此5日那一天往往是最紧迫最困难的日子, 有一次家里竟然连一分钱也没有了。我们四下搜寻, 在橱底下找出两只华东医院的空药瓶, 贴有“每只退瓶费一角”的纸条, 两只药瓶可退两角钱。小五子兴冲冲跑了5站路到华东医院去退瓶, 可原为高干、高知看病的华东医院早被砸烂撤销了, 看病改在外面的延安医院。华东医院的药瓶延安医院当然不给退。小五子只好沮丧地回了家, 钱没得着, 却来回白跑了10站路。那一天, 无钱买菜, 我们只能将就着度过。我说:“这个空药瓶的故事一定要记牢, 将来有了钱也不能浪费一分。”
在家的日子也不好过, 某天一清早就听到弄堂里有人扯着嗓门叫嚷:“唐耿良在家吗?”“在家!在家!”我走到阳台上打开窗向下张望。“关照侬, 今朝尼克松到上海, 勿许出门, 更勿许到淮海路去, 在家里老老实实, 勿许乱说乱动, 知道吗?”我连忙答应:“晓得了!”尼克松访问上海, 就住在锦江饭店。我是靠边审查对象, 居委会管治安的干部奉命前来关照, 那一天我必须画地为牢, 足不出户, 在家里接受无产阶级的专政。
八 劫后余生:撤销审查宣告解放
撤销隔离后, 又来了一个挖防空洞的运动。上海评弹团的大门口有一块空地, 全团投入开挖防空洞, 我这个靠边人员当然要干最重最累的活了。先是推铁轮车运泥, 从泰兴路运到北京路, 把泥就地倒在马路上, 由于这是贯彻中央“深挖洞, 广积粮”的备战任务, 影响交通也顾不上了。后来洞越挖越深, 我和蒋月泉站在洞底, 等别人铲下一块十几斤重的泥块, 我就蹲下去抱起泥块送到平地上, 每抱一块泥就要弯一次腰, 一天也不知要弯多少次。我们尽力表现得积极些, 以求博得群众好感, 可以早日“解放”。有一天, 防空洞边上一台小吊车倒下, 压在我后背上, 我疼痛难忍, 自个硬撑着一步一步挨到医院。幸得医生为我打针配药, 暂时解除了病痛, 我又回到工地继续干活了。工间休息时, 革命群众上二楼开大会, 靠边人员只能坐在工地歇一会儿。忽然二楼传来口号声:“打倒林彪!”我一听大吃一惊, 林彪是副统帅和党章上写明的接班人, 怎么一下子成了打倒的对象呢?回家后听子女讲, 林彪叛逃, 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罕, 这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
周云瑞逝世一周年, 团里几位女演员下班后去周家, 在云瑞的遗像前上一炷香, 寄托她们的哀思。工宣队得知后小题大做, 批判她们搞迷信活动, 干扰批林斗争的大方向, 是路线斗争的表现, 逼她们检讨。如此上纲上线令人惊讶。
不久, 邓小平复出, 老干部解放恢复工作, 一些人的冤狱得以平反, 我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评弹团靠边的人逐渐减少, 因“香港专案”被隔离的陈希安、张鉴庭、张鉴国先后“解放”, 只剩下我和蒋月泉还是没有一点消息。我心中的忧虑、烦躁和焦急是难以形容的。这时上山下乡运动已有“一片红”的传言, 小儿子初中毕业, 正属于动员下乡的对象。当时大兴安岭林场待遇较高, 月薪有60元, 相当于大学生的待遇, 我劝他去学校争取。可我是“特嫌”审查对象, 学校认为小儿没有资格去大兴安岭等边疆地区, 甚至连崇明农场也不可以去, 只能插队落户。小儿子不愿插队, 一心想留在上海, 但是他的一兄一姐都是工矿名额, 已不具备留城的条件。学校与评弹团联系, 工宣队找我谈话, 给我施加压力。里弄干部也敲锣打鼓来到我家, 逼我表态, 我的大儿子南京大学毕业后去军垦农场劳动了18个月, 其中艰苦自不必说。某一天, 他见《参考消息》上的一篇文章写得很好, 想剪下留作资料, 不料反面的毛主席像被他剪坏了, 这下闯了大祸。父亲是历史反革命, 破坏宝像又是现行反革命, 免不了被狠狠批斗一番。连队领导又去做他女友的思想工作, 劝她与大儿决裂分手, 幸亏她意念坚定没有动摇, 一对爱侣差点被硬生生地拆散。大儿分配时又因我是审查靠边分子, 要派他去贵州工作, 我儿不同意。大儿的女友出身较好, 派在安徽省东至县东流镇中学教书。依靠她的关系, 我儿也派到东流, 因成份不好不能教中学, 改派在一所小学教书。于是我劝小儿子去安徽省东至县插队, 有大哥在那儿彼此能相互依靠。单位、里弄相继施压, 小五不忍见我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窘相, 也就勉强答应了。下乡插队需要添置被褥铺盖、衣帽鞋袜、长统胶靴、锅碗瓢盆, 还要带一些食物, 我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 家里每人才15元生活费, 哪有钱置办这些东西?幸亏我小女儿中学时的班主任朱老师借给我150元人民币, 总算解决了困难。这真是雪中送炭呀!我是“特嫌”靠边分子, 与我接触要承担政治风险, 而且我只拿生活费, 何时才有余款还债, 也是无法预测的。在这样的状况下肯借钱给我, 其恩德永生难忘。小儿临行那天, 我到江边码头送他, 眼看着这17岁没娘的孩子要远离家庭去农村独立生活, 总有些担心。轮船起航了, 渐渐地不见了踪影, 我才茫然若失地回到了家里。
防空洞继续施工, 工宣队却调换了一批队员, 原来专案组的周师傅回厂了, 由新来的俞师傅负责香港专案的复查核实工作。他们找我谈话, 我就把1950年赴港之事详细地复述了一遍, 又将1969年“一·六”大会对我的诬陷及逼供信的过程进行了交代。又过了一段时间, 俞把我叫去, 向我宣布:“清队运动时将你立案审查是对你负责, 现在进行复查核实也是对你负责。按照原上海市文化局肃反小组的结论, 赴港演出目的是为了淘金, 回上海后没有发现政治问题。现经复查核实, 撤销你的专案, 取消靠边, 回到人民队伍。不过你要正确对待运动, 正确对待群众, 正确对待自己, 不要尾巴翘上天, 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我被隔离3年, 加上靠边4年, 从1966年10月一直到1973年5月, 前后历时近7年。能够“解放”是我期盼已久的愿望, 感激涕零还来不及, 哪里还敢记恨报复, 尾巴翘上天去呢?
“解放”了, 工资恢复, 补发工资总数有11000余元, 在1973年时那是一笔巨款。团里一位中层干部来做我的工作:“经过运动, 你该懂得钱多要变修, 越剧院的袁雪芬补发工资有3万元, 全部上缴作为党费。你现在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 这也是一个以实际行动表态的机会, 你自己考虑吧!”隐隐中我听出一种施压的味道。我该怎么办呢?靠边7年, 房租拖欠了7年, 要交1000元左右;购买五儿插队装备, 向朱老师借的钱要还;父亲去世, 向团里借的丧葬费要还;5个孩子即将结婚, 每人1000元总要准备;7年来家里未添衣被, 需要更新……这一桩桩都要花钱, 我怎么能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上缴呢?我和孩子们商量了一下, 决定把积欠的房租、债务赶快还清, 子女结婚的费用以他们的名义存入银行, 余下的6000元现金拿到团里交给工宣队的支部书记作为我的党费。
在恢复组织生活的会议上, 我又受到了批判, 说我不该编造假口供承认自己是特务, 欺骗了专案组, 搅了混水。如果是敌人拷问, 必定要做叛徒!我想, 难道专案组用逼供的手法就是正确的吗?我没有辩驳, 以“千错万错是我错”的态度接受批评, 通过表决, 总算恢复了我的组织生活。但我的工作已变为文学组一名普通的组员, 只能誊写誊写脚本, 比靠边稍微好一点而己。“解放”后,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子女到苏州郊外的祖坟去祭告亡故的妻子和老父亲。妻子在我靠边8个月时病世, 临终前泪流满面, 担心我的前途和5个孩子的未来。父亲临终要求见我最后一面而不能, 他是带着遗憾和悬念而咽气的。我在坟前默默祷念:“你们放心吧, 我已经解放了, 5个孩子他们会各有前途的。”这是我“家祭毋忘告乃翁”的意思, 且让忧虑不安而过世的妻子能在九泉之下破涕为笑吧!
九 战战兢兢:评法批儒与魏蜀吴三家斗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刚刚结束靠边的日子, 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又来了。江青说:“法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改革派, 儒家是阻碍历史前进的保守派, 共产党里也有儒家思想的人。”她的矛头实际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 儒法斗争迅速形成了全民批判的高潮。站在法家一边还是站在儒家一边, 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立场问题, 每个人必须表态。
上海市文化局一位领导带着理论组的干部来到评弹团文学组, 动员全组写大批判文章, 特别关照我:“曹操是个大法家, 你应该写一篇歌颂曹操和批判儒家的文章。”评话《三国》里的曹操是个“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反面形象, 书的主题就是拥刘反曹。要我写歌颂曹操的文章, 其实是在考验我的旧观念有没有改变?立场有没有回到人民这边来?我只能唯唯诺诺地答应:“我考虑后再写。”
写哪一段好呢?而且要和批林批孔挂上钩。我在批林的材料里看到, 林彪非常欣赏青梅煮酒论英雄那段中一首称赞刘备的诗:“勉从虎穴暂栖身, 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 临机应变信如神。”林彪命人写成条幅, 裱成立轴, 挂在书房墙上, 当作座右铭。他将自己在毛泽东身边办事, 比作身处虎穴, 时时刻刻要随机应变地防范着。于是, 我从批林出发, 说林彪“语录不离手, 万岁不离口, 当面说好话, 背地下毒手”的两面派手法与儒家刘备是一脉相承的。林彪欣赏刘备, 用那首诗警诫自己, 证明了刘备是鉴貌辨色、心口不一的两面派角色。而曹操则是襟怀坦荡、态度直率的法家英雄人物。
过了几天, 那位领导来到团检查, 我一边念稿子一边观察他的眼色。但见他面色阴沉, 摇着头说:“不行!刘备也是法家, 怎么能批判?”我根本不知刘备也是法家, 心想这下完了, 这篇稿子是过不了关了。我马上表态重写一篇, 写什么呢?我说要么就批判孙权吧!《三国演义》中有一段故事, 孙权给曹操写信, 劝他废掉汉献帝自立为魏帝。过早篡汉立魏, 必遭天下人的反对, 曹操当然明白孙权的阴谋, 笑着说:“是儿 (指孙权) 欲居我于炉火之上耶?”儒家孙权欲害法家曹操, 这个故事能写吗?领导连连摇头, 说:“孙权也是法家, 不能批判!”糟了, 曹操、刘备、孙权都是法家, 一部《三国》成了法家之间的内部矛盾, 我褒谁贬谁好呢?三家斗法, 他们都有法, 我却没法啦!法家都是惹不起的, 叫我如何落笔?后来我挖空心思想出了一段曹操杀孔融的故事。孔子是最大的儒家, 孔融是孔子第二十世孙, 是谪传的儒家。曹操是大法家, 法家杀儒家,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稿子果然通过了, 还让我到美琪大戏院文化系统评法批儒大会上发言。我用评话的起角色表演, 增添了一点艺术性, 赢得全场的鼓掌。他们哪里知道, 这是我走投无路中被逼无奈之举, 战战兢兢, 惶惶恐恐, 但求保全性命于乱世。
十 痴心不改:要想说书, 难难难!
我是个说书人, 平生别无嗜好, 只衷情于上台说书, 在书台上与听众交流, 得到大家的认可便是最大的快乐。7年靠边时期, 别说上台说书了, 连走进书场也不可能, 而让我魂牵梦萦的还是书场和听众。1973年5月我撤销靠边, 却属于内部控制对象, 要夹着尾巴做人, 依然不能上台说书。当时只有青年演员或不属于“三名三高”的中年演员才能上台演出。
中年演员虽能上台, 却受到种种清规戒律的限制, 难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杨振言曾参加一个短篇演出, 书名是《柜台新风》, 讲一名青年店员沉迷于穿着超短裙的时髦装扮, 老店员将自己在旧社会当学徒吃的苦头告诉她, 规劝青年回心转意, 安心于平凡的工作岗位。杨振言唱功好, 当年在电台播唱时听众称之为“言调”。在这档唱篇里他饰演老店员, 发挥了“言调”的特色, 抒情性很强, 感情也投入, 很受听众欢迎。有一次在美琪大戏院演出, 文化部副部长浩亮、市委书记徐景贤都来听书, 杨振言唱得十分卖力, 场内效果也非常好。哪知散场后徐景贤到后台大放厥词:“《柜台新风》是批判超短裙的, 杨振言的唱腔复旧还潮, 它比超短裙还要超短裙……”这样一来, 工宣队不许杨振言再唱这回书, 另派苏似荫接替, 所有唱腔让音乐组另行作曲, 清除痕迹, 连过门也换成新的。对于新编的唱段, 听众则反映:“这个已不像评弹了!”
苏似荫说表功夫十分老练, 他参加中篇《血防线上》的演出, 饰演反面人物, 表达反面人物的思想活动十分细腻, 深受听众的欢迎, 书场里笑声不断。下台后, 工宣队批评他:“你喧宾夺主, 抢了正面人物的风头。下次不可以这样!”这可难为了苏似荫, 说表时提心吊胆、神经紧张, 只要听众有笑声, 他就害怕又要吃批评。别人上台可以佩戴毛主席像章, 他饰演反面人物就不许戴, 书台上他坐的凳子也要低一些, 不能和正面人物平起平坐。演出完毕, 别人都要上台谢幕, 他也不能参加, 因为他是反面人物呀!真是:“唱得好是复旧, 说得好是抢戏, 这样的说书难煞哉!”
后来, 政策有些宽松了, 其他剧种的主要演员可以上台演出了。评弹团也有所松动, 让严雪亭参加演出, 与两位学馆毕业不久的青年女演员拼三个档, 说一回表扬老茶房好人好事的短篇《旅社新人》。工宣队让严雪亭去订做一套新的麦而登呢人民装, 又去买了双新皮鞋。“文革”中能够上台说书, 等于向听众宣布, 该演员没有政治问题, 有恢复名誉的意思。严雪亭心里当然高兴。我们非常羡慕, 向他祝贺:“恭喜恭喜!”《旅社新人》作者是戏剧学院文学系毕业的, 对评弹规律并不熟悉, 但那时的规矩是剧本制, 本子中有不顺的地方, 一个字也不能改。严雪亭也有创编的经验, 他单档说唱《杨乃武》时, 技艺超群, 轰动书坛, 红遍上海和江浙书场, 有“弹词皇帝”的称号。这次上演短篇, 思想拘谨, 不敢改动一字, 两个下手又经验不足, 甚至连琵琶的弦音也调不准, 严雪亭与她们合奏, 心里很别扭。彩排审查那一天, 严雪亭非常紧张, 失却了往日单档说书时的神采。下台后被工宣队斥之为不会说书, 取消了他的演出资格, 人民装和皮鞋交服装组保管, 责令严雪亭去看守大门。
评弹团的门房都是“三名三高”的老艺人, 工资都在200元以上。张鸿声说:“评弹团最值钱的是大门, 看门的都是高工资, 大门是‘金门’, 看门的是‘金门提督’。”严雪亭说书受挫, 又被贬为“金门提督”, 他实在受不了这一羞辱, 一怒之下打报告申请退休。按当时规定, 高级别的演员都是终身制, 不用退休的, 而工宣队却批准了他的申请。
严雪亭退休之后, 郁郁寡欢, 整日在家唉声叹气。由于精神压抑, 患上了帕金森病, 后又跌交中风, 语言困难, 行动不便。“四人帮”垮台后, 评弹团和上海电台请他去录音, 保存《杨乃武》长篇资料, 他指指自己的口, 含糊地说:“我勿来事哉!”可惜他那造诣高深的艺术精品, 竟然无法保存, 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录音片段。呜呼哀哉!
尽管杨振言、苏似荫、严雪亭三人遭受种种批判、挫折和磨难, 我依然痴心不改, 念念不忘重新登台说书。后来工宣队领导交给我一个任务, 让我带领一名青年演员, 去采访远洋公司“风庆”轮的事迹, 回来后商量情节结构, 由我执笔编写新戏。剧本通过后, 内部彩排接受审查, 文化局领导同意春节在静园书场公演。工宣队通知我:“你的任务完成了, 公演就由青年演员去吧!”我白辛苦了一场, 也明白了工宣队需要用我的一技之长, 至于出头露面, 对不起, 那就免了。我期待已久的上台说书, 结果化为一场泡影。
不久, 北京要举办全国曲艺调演, 评弹团也要组织节目参加。我的一技之长又派上了用场, 工宣队让我辅导一个短篇评话《闪闪的红星》, 我自然尽心尽力。夏天演出组赴北京参演, 传来消息说《闪闪的红星》很受欢迎, 我心里稍有安慰。后来北京来电话, 指名各地选派老艺人赴京参加专场演出。上海有两个名额, 一个是朱雪琴演唱她的流派“琴调”开篇, 另一个由我去说评话《闪闪的红星》。工宣队叫我带一名青年学员去拼双档, 他演小冬子, 我演反面人物胡汉三, 由我负责排练。我心里很别扭, 评话是一个人演的, 这一次又是要老艺人赴京演出, 为什么偏要拼双档?而我演的又是反面角色。我无可奈何, 只能服从安排, 能让我进京说书, 见到一些久别的老艺人, 也算是个安慰了。我和朱雪琴带着学员一起到北京西苑饭店报到, 晚上由调演领导小组审查节目。审查结束, 带队的工宣队员通知我, 评审组认为青年学员口子太嫩, 不适宜参演, 改由我单档演出。我一听, 心想这本来就是你们瞎指挥, 难道我只能饰演反面角色?评审组还是公正的!次日下厂演出, 这家纺织厂有一些上海人, 听得懂评弹, 演出效果很好。明后天要到剧场去公演, 我期盼已久的重新登台说书, 这下可以圆梦了。
演毕回西苑饭店休息, 正矇胧入睡之际, 忽听得一阵巨响, 好似汽车的引擎声, 震得窗户“轧轧”作响。我差一点从床上滚下来, 本以为是兄弟省市曲艺代表队演出归来卡车开过窗前所致, 不料听见走廊里人声嘈杂, 脚步声很急, 打开房门一问, 有人告诉我:“地震了!”我跟着大家跑到院子里, 脚下尚有震感, 只见西苑饭店的高烟囱不住地摇晃。当夜, 大家在院子里席地而坐, 不敢回屋, 近处西郊动物园传来凄厉的狼嚎声, 令人毛骨悚然。
天亮后消息传来, 唐山发生八级地震, 全市震为一片废墟, 震波延及北京、天津, 伤亡数十万!文化部下令曲艺调演停止, 各团迅速撤离北京。我期盼已久的重上舞台说书之梦, 被地震无情地摧毁了!先是靠边不许说书, 如今能说了, 却又遭遇天灾。唉!要想说书, 真难哪!
十一 一吐块垒:书坛怒斥江青
1976年是中国灾难深重的一年。
1月, 周恩来总理病逝。总理就像《三国》里的诸葛亮一样,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记得1953年他来上海休假, 评弹团为他演出, 我演了《海上英雄》抓俘虏一回书, 又演了《刘胡兰》就义的短篇。那时我们都穿着人民装, 连女演员也是这样, 总理十分亲切地对我们说:“怎么女同志也穿两尺半?应该要化化妆嘛!”后来我也听过总理的报告, 对他非常崇敬。总理逝世后, “四人帮”的爪牙下令各单位不许设灵堂, 禁止人民哀悼总理。清明节那天, 天安门广场吊唁总理的花圈汇成了海洋, “四人帮”派民兵驱散人群, 造成流血事件, 反而污蔑群众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是反革命总后台, 撤销了小平同志的一切职务。人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 可以说是天怒人怨了!
7月, 朱德委员长逝世。唐山大地震。
9月, 毛泽东主席逝世。
10月初, 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 举国欢腾。上海的“四人帮”余党被扫除, 中央派新的领导班子接管了上海。评弹团要演出一场批判“四人帮”的专场, 我全力投入, 到图书馆翻阅全国各地的报刊资料。我看到《山西日报》上有篇通讯, 是江青在大寨的材料, 觉得有改编的基础。大寨我去采访过, 比较熟悉, 此外江青对评弹的疯狂摧残, 也是我选择她作为批判对象的原因。江青对评弹的仇恨, 源于歌颂杨开慧烈士的弹词开篇毛主席诗词《蝶恋花》。这一开篇由赵开生谱曲, 余红仙演唱, 唱腔优美, 很快风靡全国。江青醋性大发, 她妒忌杨开慧, 连带痛恨评弹, 胡说什么“评弹是靡靡之音, 听了要死人的”。从此评弹受到歧视和压制, 动辄得咎, 实在让人啼笑皆非。这次我动了脑筋, 把《山西日报》那段材料编成故事, 开场不是用简单化的语言去批判江青, 而是用戏剧化的情节来描述:一天清晨, 大寨山坡的公路上, 一辆5吨的解放牌卡车, 前面有20个小伙用绳索在拉, 后面8个壮汉在推, 要把卡车推拉上山去。是卡车的引擎出了故障吗?引擎性能良好, 没有问题。是汽油用光了跑不动吗?非也, 油箱里有很多汽油, 再驶300公里也可以。那为什么要用这么多人来推拉卡车呢?因为江青正住在山上的宾馆里, 汽车引擎有响声, 为了不影响她的睡眠, 只能熄了火, 用人力静悄悄地拉上山去。为了保证绝对安静, 宾馆服务员一律改穿全棉制服, 因为穿着涤卡衣服走路会有“悉豁悉豁”的磨擦声, 又要惊动江青。这些不是我夸大其辞, 都是报纸上刊登的真实材料。改编完成后, 在兰心剧场接受市领导审查, 演出效果很好。
次日早上我到团里去, 在办公室正好听到工宣队头头与市里审查组的负责人通电话。我听到他在问:“《大寨人斗江青》这个节目怎么样?”对方回答:“很好!”他又重复了一句:“啊!很好呀!”就这样, 节目通过了, 决定在西藏书场公演, 这是“文革”后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正式演出。事后, 《文汇报》副刊全文发表了《大寨人斗江青》评话故事。揭批江青, 一吐胸中10年的郁气, 快哉!快哉!
不久, 我又编演了反映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英雄事迹的评话。1964年, 我去大庆生活了半年左右, 有些生活的积累。1966年初, 我曾说过王铁人的故事, 说的是真人真事, 把铁人的英雄事迹全都铺叙进去, 事件太多而人物情感挖掘不足, 从艺术上来讲是很粗糙的。这一次我从塑造人物出发, 简化了故事情节。我构思了安达医院的骨科张大夫, 接到大庆油田总指挥部的通知, 要他们倾全力治好王铁人的腿伤, 防止他再逃回工地带伤操作。张大夫和李护士深夜去查房, 王进喜的病房已经熄了灯, 手电筒照进去, 只见被窝拱起, 似乎王已熟睡, 但王的两根拐杖没了踪影。开灯一看, 被窝中塞着两个枕头, 王不放心井台上的工作, 用金蝉脱壳之计溜走了。医生和护士好生焦急, 出于对病人的负责, 马上坐救护车追往火车站, 火车刚刚启动, 一付拐杖倚在车窗口, 王铁人走了。医生和护士驱车赶往大庆火车站, 不料天降大雨, 公路积水, 路况又差, 车轮陷入了泥潭。大家到附近生产队借了两匹马和三头黄牛, 用绳子拴住车, 马嘶、牛吼、人推, 车子开足油门, 费了“三牛二马”之力总算驶出了泥潭。赶到大庆火车站, 火车早就到站, 王已拄着拐杖回了井场。这时钻井发生井喷, 治不住就要烧毁整个油田。现场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粉, 而仓库远在2里路外, 时间来不及了, 王进喜决定用水泥代替。没有搅拌机, 水泥搅拌不开, 王扔掉拐杖跳入齐腰深的泥浆池, 用身体搅拌水泥。王的腿伤未愈, 若是水泥的化学成份感染了伤口, 病情就要加重。张医生、李护士赶到井场, 他们被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 也加入了战斗。井喷被止住了, 油田保住了。他们搀扶着王铁人爬出泥浆池, 坐上救护车驶回了安达医院。
我从医生、护士的角度切入故事, 从一个侧面来写王铁人的感人事迹, 比真人真事的简单堆砌更有艺术性, 有点像传统评话的结构了,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突破。演出受到了听众的欢迎, 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先后出版了《铁人的故事》演出本, 这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鼓励。
[口述者简介] 唐耿良 (1921—) , 江苏苏州人。评弹表演艺术家。
[整理者简介] 唐力行,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200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