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   1957年生，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先后出版《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Chinese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等著译作3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历史研究》等期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宝钢教师奖特等奖，2001年获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2004年获“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9年当选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015年入选“江苏社科名家”，2016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不二法则》（2005年第6期），《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2012年第3期），《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企业为例》（2020年第7期）。

摘   要：新中国的工业化历时70年，经历了起步、挫折、恢复和腾飞四个历史阶段。在宏大的国家叙事的历史画卷上，如果缺少形色各异的个体补白，所有的历史都将是灰色的。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基地的建设者们对当时的工作和生活都保有深刻的记忆，根据他们的回忆可以梳理出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集体记忆的建构逻辑，尤其是历史“既视感”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由此揭示出命运共同体视野下工业化叙事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工业化；口述史；集体记忆；“既视感”；命运共同体

基金项目：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基金“卓越研究计划”项目“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跨过了7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原本一穷二白的古老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化，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从679亿元上升到90万亿元，增长了1324倍；人均GDP则从119元上升到6.46万元，增长了542倍。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历经艰难曲折的工业化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工业化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也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晃70年过去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工业建设者，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工业化的参与者，有许多都已经驾鹤西去，即使当年生龙活虎的青壮们现在也都已进入耄耋之年。这样一种时间的逼迫，使得欲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之外，凭借口述史和集体记忆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宏大画卷补齐一角的研究者们，自然会产生时不我待的焦虑。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集体记忆存活的前提，“是直接同它的载体即同一个经历和回忆群体的时代证人们联系在一起的”，而它的“延续时间通常不超过八十年”，就自然会明了本文的主题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

一  新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但工业化建设实际开始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53年。同新中国的成立相比，工业化步骤的滞后固然与编制和通过计划需要时间有关，严格说来，“一五”计划由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始编于1951年春，1954年才成立由陈云担任组长的编制五年计划纲要的小组，至1955年7月才由国务院通过并提请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另外，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有关，从“十一五”起，“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也与1950年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及随后而至的“抗美援朝”运动有关，同样还与因内战而导致的几近崩溃的中国经济的恢复需要时日有关。如果我们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70年所实施的13个五年计划/规划入手，大致可以将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分为下述四个时期。

1.起步阶段：即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实施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包括：第一，新中国工业及经济的起步主要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外部援助，因此核心是落实苏联援建的156项大中型工业项目，包括新建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矿山机械厂等，以及通过对原有企业改扩建而来的鞍山钢铁厂鞍山钢铁厂前身为1918年日本修建的昭和制钢所，位于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1950 年3 月27 日，在毛泽东首度出访莫斯科归来不久，中苏两国政府即在莫斯科签订《关于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和改造鞍山钢铁公司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书》。以鞍钢“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炼铁7号高炉——为主要标志的新中国第一座大型钢铁基地建设，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的第一批项目，又是中苏之间确定的第一批50个重点援助项目中第一个项目，被视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中之重。等，苏联的援助使新中国工业建设的起步成为可能；第二，“一五”计划的实施伴随着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在国民收入中，社会主义所有制工业经济的比重提高到33%，农村成立的农业合作社经济的比重提高到56%，公私合营经济的比重提高到8%，而个体经济的比重由原来的71．8%降低到3%，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则由原来的7%降低到l%以下；第三，“一五”计划实现了开门红，1957年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5%，工农业总产值则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这些工业化成绩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2.挫折阶段：这一阶段从1958年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1963年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再到1966—1970和1971—1975年的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前后长达18年（1958—1975）。从总体上说，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得新中国的工农业建设陷入盲目冒进的泥潭，而1966年“文革”爆发，国民经济发展的秩序被打乱，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甚至被迫停止。尽管遭遇到极大的挫折，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这18年中还是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国防工业方面也取得了诸如“两弹一星”等成就，但因各种政治运动绵延不断和发展思路有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农业和轻工业严重滞后，人民普遍贫穷、生活困难，及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人均GDP不过385元。因为与苏联及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裂与冲突，与“一五”期间的向苏联模式的“一边倒”政策不同，中国工业的发展开始显露出鲜明的“去苏联化”甚至“抗苏联化”倾向：比如，鞍山钢铁厂在1960年代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替代了苏联“一长制”管理的“马钢宪法”；在鞍钢的改扩建过程中，原先苏联的专家执行的管理模式来自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其特点是实行“一长制”管理；通过搞物质刺激给予工人激励;企业运作依靠少数专家和一整套繁琐的规章制度；不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鞍山钢铁厂开始摸索实行与之对立的民主管理制度，包括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两参），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一改），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三结合），简称“两参一改三结合”。1960年3月，毛泽东对鞍山钢铁厂的经验作了批示，并将两种管理制度分别称之为“马钢宪法”和“鞍钢宪法”。又比如，1960年代大庆油田的“石油会战”，也是在中苏反目的背景下加速上马的，以便打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封锁”；再比如，1964年启动的“三线建设”，虽有在东南沿海防范美国和蒋介石政府“反攻大陆”的考虑，但更主要的备战目标也是关系恶化之后的苏联。

3.恢复阶段：这一阶段时间比较长，从1976年开始直至2000年，历时25年，跨越第五到第九个“五年计划”。其主要特点包括：第一，1978年12月18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方针，新中国的工业化也由此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第二，改革开放后，随着外资的引进和特区建设步伐加快，不仅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带来了富裕的资金，也带来了先进的理念、技术、装备和市场；同时，外资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民营与个体企业的兴起，更是改变了原先单一的所有制形式，使得中国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展更富有活力，也极大地推动了1990年代后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在这一阶段中一步步实现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一转变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在下一阶段的腾飞提供了制度基础。

4.腾飞阶段：进入21世纪后，新中国的工业化踏上了腾飞的征程。2001—2020年，整整20年历经第十到第十三个五年计划/规划，进入了实现工业化前的冲刺阶段。其主要特点包括：第一，在进入新世纪之前的1999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中国经济进入腾飞阶段的助力器，也是新中国真正实现工业化的重要保障，它使中国的工业化跳出了国内市场的空间，不仅市场规模扩大，而且伴随着技术的引进、效率的提高、成本的下降，到了2014年左右中国工业至少在规模上已经成为全球工业化的领头羊；第二，如果说在前一个时期，新中国的工业化还处在劳动（力）密集阶段，主要体现为加工制造业的迅速发展，那么从新世纪开始，中国工业中的高技术和高科技成分快速增长，而正是“整个经济中的高技术汇集决定了工业化建设的腾飞”，也为到2035年全面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国家叙事与个人口述：历史的补白

有关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历史叙事内容相当丰富。但是，除却近年来围绕“三线建设”出版了一批口述史研究的著述外，大多有关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研究依旧停留在自上而下看历史的阶段。这使我们即使付出全部努力也有可能无法避免这样的危险：因为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之外，个体的鲜活历史和深邃感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那些本该栩栩如生流传下去的历史无法显示其内在的“纹理”。其实，如果历史的记述者能够考虑到底层的或自下而上的视角，读者就容易体悟到：不但每每当宏大的历史车轮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碾过的时候，都会留下或深或浅的辙印，并由此埋下他或她未来人生走向的草蛇灰线；而且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宏大的国家叙事还是悲壮的民族史迹，虽说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个人的欲望和努力，但也缺少不了芸芸众生的生命历程的交相编织。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宏大的国家叙事的画卷上，如果缺少了形色各异的个体补白，所有的历史都将是灰色的。

从单纯的国家叙事转向对个人表述的兼容并蓄，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口述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口述历史在当代的流行，与历史学的转向和现代技术手段的便捷密切相关。就前者而言，正如保尔·汤普逊所指出的那样，“口述史意味着历史重心的转移”。所以，虽然几乎有关口述史学的历史追溯都会提及1948年阿兰·内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壮举，但口述史的真正动力却受益于英国社会史学倡导的“自下而上”看历史的传统，它使得从20世纪50年代起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前辈们对记录“普通”劳动者的经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后者而言，不仅最初的口述史学的流行有赖于20世纪录音设备和技术的进步——由此使得从中国社会代代相传的说书人到现代社会学的田野访谈者所进行的类似工作有可能更方便地获得记录，而且当前“新的数字技术（也）正在改变我们记录、解释、分享和呈现口述历史的方式”，并因而引发了口述史学领域新的范式革命。因此，唐纳德·里奇会说，“口述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论述”。

在口述史学中，“口述”（oral）和“历史”（history）这两个概念的并置，既标明了口述者与传统历史记载的隔离性，同时也揭示了当这两个概念组合在一起时可能产生的颠覆性意义。尽管包括《荷马史诗》和《诗经》在内等早期历史是以口述的形态流传下来的，但在历史学及职业历史学家产生之后，普通的口述者或亲历者就被正统的历史排斥在外，后者关注的是帝王将相或国家和民族的宏大叙事，而包括贩夫走卒在内的普通人则成了历史研究中的边缘人或弱势群体，在传统的历史中他们几乎不占任何有意义的叙事空间。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口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颠覆性意义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因为口述史学自出现之时即将普通人的生活及其经历作为关注的对象，由此使得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获得了个体体验的具体补充；其二，口述史学也使被忽视的下层民众、妇女和少数族裔获得了表达自己的意见、感受、荣耀甚至不满的可能。在口述史学诞生之前，不仅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调查中使用过口述材料，欧洲最早的一批经验社会的研究者也都是口述资料的娴熟使用者：以研究伦敦贫困著名的查尔斯·布思广泛使用了来自访谈的口头叙述，而撰写《欧洲工人》（1855）的法国人勒·普莱更是收集了大量的口头资料，他甚至尝试从工人对上层人物的闲言碎语中推论当地社会的疏离程度。在口述史学出现之后，不仅收集口述资料被用来训练学生们的历史感，而且尤其是在劳工等中下层民众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这类研究不仅使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工成为历史叙事的主体，并且通过社会认同的激发，“导致某些大型厂矿和钢铁基地中集体性的传记写作群体的形成”，这也是目前同类研究的前导。其实，即使在较为封闭的20世纪50—70年代，对“革命传统”的刻意强调或对基层劳动者的“斗争实践”的过度关注，也激发了相似的历史学尝试在中国以“忆苦思甜”或编撰“新四史”的方式予以呈现。

我们无意于用个人口述取代国家叙事，但我们相信个人口述至少可以起到为国家叙事“补白”的作用，它使得我们的历史不仅全面，而且更为生动。我们知道在有关口述史的讨论中，最具争议性的议题常常集中在口述史的真实性或口头资料来源的主观性上，这也常常被认为是口述史与传统史学最大的区别。持实证主义立场的批评者坚信，人们的记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耄耋之年身体的衰弱、怀旧情感、采访者和被访者双方的个人偏见，以及集体的影响和对过去的回顾性叙事等诸种因素的歪曲”。更为尖锐的批评者甚至认为，口述历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后期抛光（overlay）和完全主观性的世界”。

站在建构主义的立场上，口述史既然是个体的生命过程、社会经历和情感世界的叙事，就一定充满了主观性、不确定性和变动性。口述史体现了个体对自己的生命历程、生活事件及其意义加以主观建构的能动性过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讨论口述历史材料的主观性问题：其一，口述资料的主观性并非天生就是缺陷，有时它甚至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价值；其二，那些在客观上可能“不真实的”陈述，在主观的心理上或许恰恰是“真实的”，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亲历者在社会表征和个体认同两个方面的交织作用下，是如何对个人生活史中的重要事件加以理解和记忆的。如此，刘亚秋研究的“知青”以及本课题组现已完成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矿山机械厂和贵州“三线建设”的亲历者们口述叙事中大体相似的“青春无悔”的记忆，虽然未必是陈述者贯穿一生的全部感受，但却常常能够“比实际准确的描述揭示出更多的东西”。

当然，承认口述史及集体记忆的主观性和历史价值，并非要否认其历史真实性或客观性。口述史的客观性最浅显的表述，是任何个体的口述史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访者所亲历的时代进程和社会状况，以及亲历者本人在时代及其变迁下的个人经历、体验与反省。虽然受社会、政治和当下处境的制约，口述者存在掩饰或歪曲个人行为或事件意义的可能，但这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定性研究资料都可能存在的问题，绝非口述史料独有的固疾：就口述史与传统史学所依赖的史籍、档案而言，普通的亲历者有意掩饰或歪曲个人生活史或生活事件的可能不会大于领导者、政策制定者；就口述史与社会学通过各类访谈获得的资料相比，倾听者也无法想象一个人对过往的叙事会比对当下的叙事具有更多的掩饰或歪曲动机。并且，有鉴于口述史的采集常常涉及同一群体的不同成员，这也为我们比较、对照和核实历史细节与生活事件的真伪提供了可能。

三 作为集体记忆的个人“既视感”

在集体记忆的研究中，尚未有人意识到叙事者的口述历史以及由此表现出的集体记忆，所以常常会显露出个体的主观性、不确定性，有时甚至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群体虚幻性，其实常常并非是亲历者们主观上故意捏造的，而是由同一历史条件下相似的社会背景、文化环境或心理认知造就的。我们在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基地的口述史研究中发现，正是因为受苏联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社会体制的影响，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不仅经济形式单一、社会结构简拙、文化样态重样，而且也由此导致了人们的谋生手段雷同、生活方式相似以及价值观念一致。这样一种堪称“标准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遭际，已经为几十年后个体通过口述还原早年生活提供了相对一致的叙事基础，这一基础加之在个体形成共同体时所产生的突生机制，一方面使得亲历者的口述能够超越个体的限制成为带有共同体精神一统性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也使得个体间的口头叙事常常会发生交织、雷同甚至“复刻”的现象。其中，最普遍也最典型的恐怕当属近来心理学界开始予以关注的“既视感”问题。“既视感”的概念原型来自法文Déjà Vu，它指的是“基于不确定的过去来体验当下而产生的任何主观上的不恰当印象”。比如，如果置身于当下，一个人会感到眼前的场景似乎曾经历过，或是遇到一个陌生人时，却产生了莫名的熟悉感；引申开来，如果置身于历史场景的回忆之中，则叙事人会产生一种“此时此地或此情此景，在过去的某个时期似乎已经完整地经历过一遍”的似曾相似感。研究发现，大约有67%的人平均每年都会产生一次这样的感觉。当然，在口述访谈中，这种“既视感”，即一种已经（既）看到但实际上未曾经历的感觉是亲历者或叙事人的记忆错觉，所以也可以将“既视感”称之为记忆错觉。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对思维正常的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访谈中，也常常会发生的这种作为个人记忆错觉的“既视感”，既不是由脑部尤其是海马区的病变导致的幻觉所致——尽管这类病变确实会引发记忆错觉，这也是“既视感”又称“海马效应”（Hippocampal Effect）的原因所在——也并非源于个体的刻意编造。相反，叙事者“既视感”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笔者认为它其实是集体记忆的某种与生俱来的精神表征，是特定的命运共同体成员相互间的记忆摹写或心理共振。

尽管与“既视感”相关的研究迄今未能进入主流科学研究领域，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却很早就有了相似的观念。在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第一次见面即脱口而出：这个妹妹我曾见过；在贾母斥之为“胡说”后，宝玉依旧坚称“虽没见过……心里倒像是重逢的一般”。1876年法国精神病学家艾米利·波拉克（?mile Boirac）在《法国及外国哲学评论》（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中，第一次将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称之为“Déjà Vu”。自此之后，法语中“既视感”（Déjà Vu）一词便在“19世纪末评论哲学的讨论中流行开来”。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曾多次转而讨论既视感”，并认为“既视感不过是一系列现象的一种类型罢了，此外还可以有‘既听感’‘既尝感’‘既感感’‘既读感’或‘既说感’”。比如，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一书中，他曾谈及一位女性患者的记忆幻觉：虽是第一次走进一位朋友的家，但是“当她走进那庭院，她立即感觉到以前来过这里”。如果说，这种“似曾造访感”或“既访感”（Déjà Visite）被弗洛伊德解释成病态的被压抑的幻想的表现，即人们试图回忆被压抑的记忆，那么此后有关“既视感”的理论基本的解释路径却是在病理因素之外，侧重于人类识别记忆的生理或心理背景。

从我们完成的一系列口述史访谈来看，产生“既视感”的原因除生理、心理以及可能的病理因素外，还可能包括更为广阔和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相似性与同构性。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为例，在我们完成的洛阳工业基地和“三线建设”基地亲历者的访谈中一再发现，参与同一主题口述叙事的年轻人即使“回答”（注意这里的用词）认真，也缺乏亲临其境还原自己曾临场的事件的口述能力；与此相反，年长一代无论文化程度高低，也无论身体状况如何，他们一旦消除了对访谈者的身份疑虑，即会主动开始“绵延不绝”的口头叙事，不但叙述起亲身经历的事件富有画面感，即使叙述不在场的事件也极富“既视感”。比如，在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矿山机械厂的口述史访谈中，亲历者们在口头叙事中，几乎每个人都能详细述及“一五”期间自己是怎样参与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从受组织动员落户洛阳、平整涧西区的土地、按苏联图纸修建厂房、去苏联或长春第一汽车厂参加培训、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54”下线、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研制成功、国家或企业领导人的工作风范与逸闻趣事，到几家合住一套苏式单元的类集体生活、数千婴幼儿集体抚育的哺乳室或幼儿园，甚至包括苏联专家的生活喜好等，都细致地还原了社会主义大工业初期热火朝天的景象。

在洛阳的120余位亲历者的访谈中，最富“既视感”的叙事当属对第一拖拉机厂（后文简称一拖）落成典礼的描述。从毛泽东亲自批准建设、选址洛阳涧西，1955年10月洛阳7万人参加动工仪式，1959年11月建成投产，一拖都被聚焦在整个国家和6亿人民的“取景框”中。为此，1959年的落成典礼由时任总理周恩来亲自批示：“请谭（震林）副总理主持剪彩仪式。”用亲历者的语言来说：“第一台拖拉机交工验收的场面很厉害，国家领导都来了。当时仪式是在厂门口，谭震林主持，省委书记吴芝圃站旁边。那一台拖拉机后来开到农村，送给被厂区占地的村子了。人家迎接的都是白胡子老头，场面是很隆重的。”（ZCZ洛阳访谈，2019）人们都记得：“开了一个很大的会，（谭震林）宣告‘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的时代开始了！”（WJK洛阳访谈，2019）

在有关一拖落成典礼的口述叙事中，包括曾任一拖宣传部长多年的ZCZ在内的多位亲历者，都将1958年7月第一台东方红54拖拉机下线及送给为建一拖而搬迁的唐屯村，与一年后的落成典礼混淆在一起。由于年代久远，更由于两个事件的高度相关性，这种“混淆”烘托了建成仪式的庆典性质，并非离题千里。但有趣的是，不论何时入职一拖的职工，即使那些并没有参加过建成典礼的职工，回忆起来都一样富有临场的“既视感”，他们对一拖结束了“耕地用牛”的历史充满自豪。甚至连毗邻的洛矿职工回忆当年的工业建设盛况，都会援引一拖的落成仪式，那是他们虽未曾身临其境，但被领导或工友再或亲属一再描述、渲染并因此植入脑海的难忘场景。

能够同一拖落成典礼相提并论的富有“既视感”或准确说“既听感”（Déjà Entendu）的事件，当属“三线建设”企业广泛流传的毛泽东的相关谈话。在贵州省的贵阳、遵义、六盘水、凯里、都匀、安顺等地分属航空（011）、航天（061）和电子（083）三大基地的十余家企业，我们一共访谈了160余位参加“三线建设”的老人，在述及当年的社会动员及各自奔赴“三线”的动机时，从组织抽调、备战备荒、支援内地建设、大学毕业分配、单位搬迁、“三支两军”，到夫妻团聚、家属安排工作、入党入团、提级调干、回归故里，甚至（南方人）为了能吃上大米……内容丰富，不胜枚举。但是，许多老人都一再提及，他们拖家带口、携妇将雏，从沿海城市奔赴贵州山区的一个共同动机，为的是“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

众所周知，1960年代后，由于中苏、中美关系的恶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了建设“三线”的战略部署，决心将“三线”的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搞起来。为此，他曾就“三线建设”发出了许多分量很重的指示，诸如“没有钱把我的稿费拿去”“没有路（我）骑毛驴也要去”“现在去不去‘三线’就和大革命时期要不要下乡一样”，以及“‘三线建设’要把好人、好马、好设备都调过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攀枝花钢铁公司一天不建好，我一天睡不着觉”。耄耋之年的“三线”建设者们迄今仍然对毛泽东的指示高度认同，由此派生的富有“既听感”的口述桥段也丰富多彩，但基本的叙事路径都十分一致：一是强调自己属于那个时代的“好人、好马”，并对“文革”期间遭遇的不公及后来“三线建设”的下马存有不满和遗憾（GWQ夫妇遵义访谈，2019）；二是强调自己来“三线”是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或者说为国家及领导人分忧（ZZX父子贵阳访谈，2019）。有意思的是，几乎没有一位亲历者提及毛泽东的话明确提及的是“攀枝花”，听起来都像是说亲历者本人所在的企业，甚至就像是对亲历者本人所言。

对照前述关于“既视感”的生理学或心理学的已有解释，读者可能会发现它们无法用来解释一拖建设者们的“既视感”或“三线建设”者们的“既听感”。显然，在我们的访谈中，“既视感”或“既听感”的出现并非是发生在个别或某些个体身上的不可捉摸的精神性或认知性意外，而是一种集体性的口述或记忆常态。哈布瓦赫一再强调从事记忆的个体，其看似随意的叙述或回忆有着自己内在的建构路径或复述工具，这就是“集体记忆可以凭此重建关于过去意向”的集体框架。笔者认为，这个集体性的框架不仅决定了从事回忆“生产”的人们如何对过去的历史进行选择性的感知和复述，而且也决定了在生命共同体成员之间必然会发生摹写和复刻现象。因此，部分共同体成员的“既视感”是以同伴们身临其境的真实体验及口头叙事为基础的。在经年累月的复述下，它们最终成为集体记忆的特定表征。

四 结语：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工业化叙事

在口述叙事所体现的社会记忆中，哈布瓦赫所说的集体框架和“既视感”的存在，都说明这类集体性的精神表征是以某种命运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的。在社会学历史上，共同体或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自滕尼斯和韦伯之后就获得了广泛的使用。显然，作为“人类共同生活的持久和真实的形式”的常规共同体无处不在，但若冠之以“命运”，其首要的特征是该共同体此时面对着共同的危机或不可摆脱的命运境况。因此，共同体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对危机、命运甚或使命的共同认知，加之受到来自外部的排斥甚至污名，他们不仅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生活方式、谋生手段和物质资源，而且有着因鲜明的“我们感”而形成的包括语言、观点和价值观在内的相似的解释系统，它为个体以集体的框架记忆或复述提供了可能。

在危机或命运之外，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其他条件还包括：由成员间的密切关联及由此形成的“道德密度”（moral density）——即中国人所说的休戚与共，命运境况在时空上会有持续性（这决定了命运是场磨砺），个体不存在随意脱离的可能性；共同体具有抵御威胁的物质和组织资源，包括语言和认同在内的精神汇聚轴线以及包括聚会、符号或标志在内的仪式化的表征形式。在我们的工业口述史研究中，毛泽东时代从单位管理体制、浓郁的集体意识到共同的生活场景，确实都具有鲜明的命运共同体特征。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工业化的开局之时，国内看新中国刚刚成立，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国外因抗美援朝的胜利以及苏联给予的巨大经济支持，尽管整个国家仍然一穷二白、困难重重，但民众都沉浸在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之中；但到了1964年后的“三线建设”之时，命运中的危机境况凸显出来，除了国内的经济陷入长达三年的危机以外，从外部环境来看，各种风险也一直存在。从前文对新中国工业化历程的描述来看，此时不单单“三线”建设主要针对的是苏联的威胁，鞍山钢铁厂和大庆油田这两面工业建设的旗帜，也都带有鲜明的“去苏联化”甚至“反修”特征。

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的内外发展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四人帮”的粉碎将中国带入一个百废待兴的新时代，此后几十年企业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私有财产和个人权益的承认，赋予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和美国、苏联/俄罗斯、欧洲、日本等大国关系的正常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大量外部资本的进入，尤其是2001年正式加入WTO，使中国的工业化很快从恢复期进入腾飞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可否认随着外部压力的降低、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以及住房的改革、单位制和家属大院的衰落、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工业社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也明显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创业群体的共同体意识。

在这样的变迁背景下，如果从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下通过口述史访谈呈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叙事，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叙事基调。如果我们将前一个时代的叙事基调概括为“苦难与辉煌”，那么后一个时代的叙事基调则可以概括为“拼搏与成功”。这两种叙事基调的最大差异，是命运共同体与其个体成员间的关系及由此决定的结构性张力。简单而言，前一个时代的叙事主体是从单一的工厂到整个中国这或大或小的命运共同体，而后一个时代的叙事主体则主要是那些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富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及其团队——比如马云、任正非、曹德旺、董明珠、张近东……正因为这个差异，在两个不同时代打动人心的中国工业化叙事基调中，最核心的关键词前者是“苦难”，后者是“拼搏”。这种“苦难”不是某个个体的“苦难”，而是命运共同体成员在面对内部困难和外部威胁时承担起的“共和国的苦难”，因此那个时代的口述叙事常常带有英雄主义的悲情色彩。比如，王进喜不仅留下了“拼死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凌云壮志，而且其生命也悲怆地停留在47岁的壮年；而这“拼搏”则常常是市场经济中胜利者“独有”的品质，是那些关云长或罗宾汉式的单打独斗的“英雄们”（尽管他们和自己的团队也能称为命运共同体，但这一命运与民族或国家的关联相对要弱一些）的壮举，因此这个时代的口头叙事或回忆录，甚至包括一度的失败者，都无一例外地带有不服输的“拼搏”性格，并因此也最终带有凯旋的基调。

前后两个时期新中国工业化的口述历史，述及的历史时段、社会背景、经济条件、市场意识和叙事主体各有不同，我们无法从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上判定孰重孰轻。可以说，他们的人生共同构成了新中国70年工业化的壮阔历史，而他们的口述叙事也都具有为这一宏大历史补白的作用。但是，从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说，正因为前一个阶段投身工业化建设的亲历者们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且在他们的一生中“悲情”或“奉献”的色彩多于“凯旋”或“成功”，加之他们大多已进入耄耋之年，这使得他们在两个方面表现出对新中国工业化叙事的独特意义：其一，由年龄倒逼形成的终极思考使得他们的叙事动机更为紧迫，他们需要通过“讲故事”来维持记忆、复述过去、激活以往的体验，同时建构与修复终其一生的对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并进一步不自觉地表现出了参与历史建构的兴趣——这也是我们反对用单纯的个体孤独解释年长者的叙事欲望的还原主义立场的原因所在；其二，由于相对延展的生命时长及（晚年的）叙事时点，还影响到他们的叙事风格和饱满度，所以尽管口述史的访谈对象不仅限于年长者，但显然他们对待访谈的认真、细节的“较劲”和过程的铺陈却常常超过年轻的亲历者。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从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代建设者的口述叙事中，我们不仅能够知悉每一个个体亲历者的个人生涯，也能够通过集体记忆建构整个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意义与集体群像。

周晓虹：《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企业为例》，《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7期，第17—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