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一些街道办事处当中，所起到的职能不能小觑，正如郑功成在《社会保障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5年版）中所说的那样，基层的低保等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问题。但，对于一些街道办事人员而言，他们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麻烦”而不告知那些困难群体（如残疾人群体等）一些相关的制度性帮扶信息，到底有哪些国家的帮扶政策可以帮助困难群体等等，这就导致本身就处在弱势群体中的他们变得更加弱势。

虽然，个别具备良知的街道办事人员会有不同的做法，但这并非是制度性范式下的国家社会保障运行状态。此事值得关注。

按理说，无论国家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其实都不需要街道办事人员自己掏钱，他们无非要做的事情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告知困难群体可以用什么样的制度性方法来化解自己遇到的困难，另外一个是帮忙办理相关的手续即可。而且，后者也是本职工作。要知道，基层办事人员的的收入与这些人（包括弱势群体）的贡献是相关的，但反过来不尽自己的义务和职能，混一天算一天，如此基层怎么治理？他们愿意扮演“和尚撞钟”的角色，会相对清闲，且唯上不唯下，长期下去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就会下降，治理更加麻烦。这一点，可以看厦门大学胡荣教授的相关研究。

进一步说，为什么一些困难群体无法得到国家层面的制度性帮扶呢？原因在于以上两点没有做到位。一方面，政策性的普及缺乏，尤其是在宣传上面，这就导致信息不对称，困难群体不知道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帮扶政策。这是一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之体现。

另外一方面，除了宣传之外，在监督的维度上也相对缺乏。试想，如困难群体知道相关帮扶政策之后（比如低保申请）却自己又没有，可否举报？举报的程序是否简化，是否可以保护举报者的利益？相反，如没有这样的监督，即便国家出台再多的优抚政策给困难群体，我想都会走向“政策悬浮”的境地，这比“把经念歪”还要严重。前者就是本着“怕麻烦”所以不告知，故意让政策不落地，后者至少把政策落地了，只是选择性执行，或执行过程中有偏差。而偏差的出现，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允许的，这是政治弹性的体现，毕竟每个地方情况不同，而且执行者也不同。而怕就怕“不念经”，或者“歪的太狠”。

事实上，根据笔者的农村调查经验来看，这样的情况，不仅仅是在城市的街道社区存在，在农村更加严重，比如说，某地的残疾农民根本不知道可以申请低保的政策，同时，他们的低保被村干部冒领等。也就是说，虽然国家发钱了，但钱依然不归他们所有。基于社会保障学的维度来看，当这种资金帮扶或实物帮扶遇到腐败的时候，受害最深的莫过于这些困难群众，自己是弱势，但无力抗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百姓的事情记在心上。在2012年，他还曾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问题是，在基层社会当中，这些政策的执行方式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存在悖论之处，有些基层干部就是不想让人民美好生活，而是惦记和追求着自己如何美好与清闲生活。如此，从国家的层面来看，无论多么可靠的社会保障，我觉得，都会因这样的一种“怕麻烦”的心态与态度而遭受腰斩和扭曲。如此，困难群众怎么过？

在互联网的时代，加强社会保障的执行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任务，尤其是如何利用互联网的技术和维度来实现信息对称与群众监督。一方面，让百姓可以通过网络知道有哪些帮扶信息，另外一方面，如基层没有执行好相关的社会保障政策，群众是否可以便捷地通过互联网来实施监督？甚至，对街道办事人员的执行力度和执行态度都可以进行监督，如此，可靠的社会保障才会变成好的社会保障。相反，不对基层办事人员进行强化性的监督，则就会导致“政策变形”和“政策无法落地”，最后，社会保障的社会治理“效力”就会大打折扣。要知道，而社会保障，除了对社会稳定的维护之外（德国俾斯麦最初设计这个制度就是为了此目的），建设新时代的美好生活也是其中的一个功能之一。甚至，基层工作人员要清楚的知道，帮助弱势群体是现代化国家的“人道主义”、“社会公平”的直接体现，没有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则社会就不会朝着健康、稳定与和谐的目标发展，人民就得不到美好生活。而且，每个人是这条船上的“水手”。

2018-11-6

作者系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