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在国家叙事与个人口述之间，通过建构三线建设发展阶段中的“工地社会”“类军营社会”与“单位社会”三个理想类型分析现代性嵌入过程中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微观形态，对普通亲历者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做出深描。相较于西方现代性深深根植于个体化内核而言，三线建设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现代性发展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色彩。而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作为一种集体表征，为亲历者认识当时局势、理解国家政策、产生情感共鸣、形塑身份认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心理模板与认知框架，并直接促成“三线人”共同体的形成。

〔关键词〕 三线建设;现代性嵌入;中国体验;口述史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5-0009-08

〔作者简介〕董方杰，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海燕，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23。

一、引言：三线建设与日常体验

20世纪60年代，由于受到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影响，出于国家战备需要，中国于1964年开始了对全国工业分布的战略性调整，其核心是调迁沿海及大城市的大中型工矿、军工企业、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在“三线”大后方建设和发展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基地，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也使西部地区第一次在国家工业与经济计划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①这场持续近17年的经济建设与移民迁徙运动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生产及城市布局②，也改变了近千万人一生的命运。

时至今日，虽然三线建设已逐渐沉留于历史，但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相关研究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范式上不断推陈出新。从研究内容上看，三线研究大致可以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进行概括，宏观研究涉足三线建设的原因、背景、决策、实施过程、后续影响及后世评价，侧重于宏观经济史与政治史;中观研究涉足三线建设在具体区域的实施情况，侧重于区域经济史与当地城市化;微观研究涉足某个特定企业或特定人群，侧重于日常生活、集体记忆、身份认同、行动策略、政治动员等。而从研究范式上看，三線研究正在经历从宏大的政治经济叙事到日常的社会生活体验，从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到自下而上的底层视角，从传统史学范式到多学科交叉融合，从史实的罗列与考证到理解、行动、情感与记忆的机制机理分析，尤其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口述史方法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为三线研究注入了一股更为鲜活的力量，加快了视域下移的速度，而诸多社会学学者的进入则拓宽了研究议题与理论道路。

虽然三线研究正处于范式转换的过程中，但涉及三线建设与现代性等相关议题时，现有研究基本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显然从传统观点看这是一个极为宏观的话题，但是当我们以口述史的路径自下而上再审视时，可以看到被忽略的个体体验与日常生活在三线建设近20年浩荡历史中的样貌与变化，而这涉及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脉络。

第一个是现代性的双重面向。关于现代性（Modernity）的理解往往呈现出两条鲜明的路径，一种从器物性的角度理解，具体包括物质、制度、组织等，如“一个现代国家的鲜明特色就被视为大众教育、城市化、工业化、科层制化以及快速的通讯和交通等”③，另一种倾向于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心境与观念，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精神特质，正如罗伯特·贝拉所说，现代不应该只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或经济体系的形式，而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态（mentality）”。④具体到我们的研究问题中，如果说传统观点对于现代性的器物性理解是一种传统的自上而下视角，它探讨的是三线建设在促进三线地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方面的作用，那么作为心境与观念的现代性则显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换句话说，当三线建设进程中的亲历者，无论他们是调迁进入三线地区还是从三线地区通过各类途径参与建设，面对工厂、学校、城市、各类传播媒介这些制造现代性的“容器”在三线地区的嵌入过程中，亲历者的现代性体验是怎样的？

第二个是嵌入理论。作为经济社会学最为重要的视角之一，嵌入理论自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等人提出发展以来，一般用于讨论社会主体与经济主体的互动问题，但随着“嵌入”概念外延的不断扩大与泛化，逐渐“泛指一种力量、体系或结构植入另一种力量、体系或结构之中”⑤，尤其在国家与社会理论范式由“国家中心主义”路径日渐转向“国家-社会互构”过程中，“嵌入”理论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权力与受众的复杂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较为适合的分析性工具。具体到研究问题中，三线建设源自国家的战备需要，是一种战备时代国家主导的现代性嵌入，这种现代性嵌入以外生的工业化力量为主体，以国家的政治动员为手段，根本目标是“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因此，作为附着这种现代性嵌入特征的三线工厂与三线亲历者来说，他们与三线地区的关系必然是复杂的。一方面，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政治要求下，1960年代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年轻人、工业设备、生产及组织制度，还有附着其中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大规模涌入当时还是“一穷二白”的三线地区，会带动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水平，符合当地原生社会对于现代性生活的向往与需求;但另一方面，外生的现代性力量在嵌入过程中与原生社会系统之间又会存在摩擦。微观视角下，三线建设的现代性嵌入以一个更为形象的说法，即诸多三线厂既是现代性的灯塔，也是现代性的孤岛，在具体层面上，体现为工地社会的生产嵌入、类军营社会的组织嵌入、单位社会的生活嵌入。

第三个是关于中国体验的时代拓展。中国体验⑥的提出源自改革开放后急速的社会变迁下中国民众微观价值观与社会心态的提炼，它是对“中国经验”自下而上的感性理解与内生体验，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中国体验可以作为一个概括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理想类型，对于理解国家主导的现代性嵌入中工业化的迅速扩张、政治动员时的集体记忆、生命体验与社会心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这种独特的现代性体验也可以称之为“另类的现代性体验”，它深深根植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之中，并存在着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这种“另类的现代性体验”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反击。

因此，本文想要于三线研究的范式转型过程中，以贵州地区为例，综合运用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之“三线建设”企业的访谈资料，在国家叙事与个人口述之间，填补历史的鲜活空白，通过建构三线建设发展阶段中的“工地社会”“类军营社会”与“单位社会”三个理想类型来分析现代性嵌入过程中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微观形态，对普通亲历者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做出独特的深描。

二、“让毛主席睡好觉”——工地社会的生产嵌入

“工地社会”的概念源自《工地社会：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的革命、集体主义与现代化》一书，主要用于概括“共和国成立以后，大型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国家权力在工地上扩张、渗透与运作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临时性的社会状态”⑦，它是“一种人与制度的结合体，也是国家中的社会，更是一个总体性社会中推进工业化进程与国家政权建设的非常规路径”。⑧1949-1978年间，依据中央战略或地方资源对某地进行“工地化”⑨的过程中，诞生了一批新兴的城市，如三线建设过程中的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本文将“工地社会”的概念引入，目的在于将其作为三线建设初始阶段生产与生活的微观浓缩与理想类型，重点突出各三线厂在进入之初的生产嵌入特征。

具体来说，当三线建设正式开始实施，大量的施工现场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个以国家为主导的新型生产场域——工地社会，它是一种现代性的外生力量。出于备战的国家战略与保密的要求，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尖端技术或国防军工的三线企业按照“靠山、进洞、分散”的规划要求，进入“深山老林”之中，在当时新中国工业布局极端不平衡的状况下，大量三线厂投产前的基本建设很少能够依靠当地的人员与设备，与“引洮上山”中大型工程“全民动员”的工地社会相比，三线建设的工地社会充分展现了嵌入性的特征。

一方面，绝大部分三线建设者均是来自于沿海及各类大中型城市的大型工矿企业。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政治动员下，新中国最优秀的技术人员、最熟练的产业工人以及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参与到支援三线建设的过程中，许多企业甚至在三线地区调迁“复制”了一个原厂。在我们的访谈中，当年的参与者回忆道：“105厂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主力精华转移，支援三线建设。‘主力精华转移，就是把我们的核心技术、精干人员、精良设备都转移到‘三线……从天津全套地、成建制地搬迁过来，包括人员设备、资料、技术以至于家具，全套供应。”（SX1口述，2019）“我们来三线都是配套的，搞财务的、搞管理的、搞技术的、搞基建的、搞设计等方面的人都有，是一套班子，来了就能开展工作，当时大家都觉得很骄傲很高兴嘞。”（SX63口述，2019）

如果说“一五计划”中苏联直接援助的156个项目，开创了一个发达的工业国援助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立完整工业化体系的先例，是现代性拷贝的跨国尝试，那么三线计划则是民族国家内部的现代性拷贝实践，不仅带来了外生的现代性物质力量，并且伴随着工地社会的推进，也带来了外生的现代性生产制度。

另一方面，从工地社会的建设速度来看，则体现出了一种加速工业化的特征。这种加速工业化一是由于周边安全局势的客观要求，更为我们所关注的则是加速工业化背后的情感动员、共同体的意义感锻造与劳动者的自我驱动。“激进的理念和形象要转化为有目的和有影响的实际行动，不仅需要有利的外部结构条件，还需要在一部分领导者和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感工作……情感模式具有感召普通群众做出革命行动的力量”⑩， 这种在革命年代对于群众情感唤起与动员的工作方式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类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中。在我们的访谈中，三线亲历者叙述自己努力工作时最多提起的一句话就是“为了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这种带有鲜明底层叙事的朴素情感又在劳模宣讲、典型示范、突击队宣誓、劳动竞赛、成果报喜、忆苦思甜、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一系列仪式展演与工作场景中得到不断的唤起、强化与传承，个体的情感充分释放，汇入集体的力量之中，转化为群体认同，由此产生的集体行动造就了工地社会的“欢腾景观”，以至于岁月流逝后的今日已成为全体三线人的集体记忆和叙述框架。

我感觉三线建设就是一座无形的长城。我们搞三线建设就是在修长城，修一座无形的万里长城，抵御外侵。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特别在六七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两国长达7300公里的边境线，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局势。美国第七舰队公然进入我台湾海峡，又挟迫我周边国家签订条约，结成反华联盟，并在这些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对我国东、南部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对我國也持敌对态度。70年代越南在打仗，后来中苏边境局势紧张，这些都是很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那个年代，国家领导人把我们民族的历史的所有的苦难，都纳入他的视野。然后要奋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被帝国主义欺负，被外敌欺负，因此做出三线建设这个重大的决策。（SX118口述，2019）

伴随着外有强敌环伺，“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SX149口述，2019），“蒋介石要反攻大陆”（SX52口述，2019），内部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内外的危机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政治口号形塑下，三线建设与保家卫国联系在了一起，“个人经验与国家话语相互关联，从而实现意义的集体生产”[11]，并最终内化为亲历者共同的行动纲领与价值追求，锻造了“三线人”作为一个身份共同体的意义感，由此实现了自我驱动。

哎，那个时候呀，大家干劲足啊！就是那种上进心吧，好好干，老实干，听党的。说备战备荒为人民，三线建设要抓紧。要真的打仗，要真的打大仗。我本来就是当兵的，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拼命干呐。苦不苦？不苦！比红军两万五好多了！为啥要干啊？让毛主席睡好觉。（SX52口述，2019）

如果说布若威的“赶工游戏”在行动层面回答了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下工人为什么努力工作以实现超额生产，那么上述亲历者的这段话则回答了在战备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劳动者在工地社会中，即使面临“住的是油毛毡，床下都是烂泥”（SX85口述，2019）的恶劣环境，依旧“拼命干”的缘由，在“当年设计、当年建设、当年建成、当年搬迁”（SX1口述，2019）的政治目标以及“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的情感动员与朴素愿景下，三线建设最终推动了整个实施地区工业的迅速发展，以贵州地区为例，到1980年该省工业产值猛增到45.19亿，是1963年6.17倍。[12]

三、“时刻准备打仗”——类军营社会的组织嵌入

1960年代由于中国在东南西北四个主要战略方向上相继遭受较大的国际压力，1964年4月25日，一份总参谋部的报告报送到了毛泽东等中央常委的案头，时值国家计委向中央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前后，该报告指出：“十四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全国有十四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二十个五十万至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战时如何组织城市防空，疏散城市人口，保障坚持生产，消除空防，特别是核袭击后果等问题，尚无有效措施……”[13]该报告最后建议：“上述问题，是关系到全军、全民和直接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些重大问题。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14]自此，三线建设正式提上国家的中心日程，以备战为核心，“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15]，从1964年到1980年，国家投资2052.68多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01%[16]，将这些主要分布于沿海及大城市的工业设施拷贝或搬迁到三线地区，促进了中国腹地能源、交通、钢铁、机电工程、军工等组成的比较全面的国家工业体系的形成。

如果说前文的“工地社会”是三线建设初期生产实践的微观浓缩，它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在现代化与工业化初期，国家权力是如何弥散在生产实践的背后，那么“类军营社会”则是用于概括战备年代社会主义中国对于社会军事化的尝试。正如本章开头所特意营造的备战氛围一样，它是特殊时期国家权力为了强化对于地方的控制，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动员效率，加快生产，抓紧备战，由后台走向前台的直接显现，也是革命年代成功经验的继承与演化，同样的，它也是一个总体性社会中“国家政权建设”的非常规路径，强调的是其组织嵌入的特征。随着三线建设的推进，类军营社会不仅嵌入于三线地区的地理环境中，也嵌入在工业生产的每一道工序里，更嵌入在三线人的日常生活与思想观念上。

首先是嵌入在有形的地理环境中。由于三线建设中保密制度的严格执行，三线厂对外普遍采用信箱号码或数字代码代替厂名，对内实行各类通行证、保密教育卡以及保密教育的常态化，使得三线厂与周边泾渭分明，像是嵌入一座座军营，保持着极为神秘的印象：“单位里的保密制度主要跟我们的工作有关。比如说我们的施工范围，写信的时候都不能给家人讲。我们也能理解，确实从实际来说‘三线建设是属于国家的保密工程。另外一点就是除了单位内部的人，跟外面的人也不要说是做什么的。我们在山洞里面施工也不能说，比较怕有特务这些什么的。专门开过相关的会议，让我们不要带任何生人进来，带人来了都赶快要送出去。我们的建筑工作做好以后，011系统的人就会把门全部封掉，我们就不能再进去了”。（SX99口述，2019）

其次是工厂生产中的类军事化设置。这种类军事化设置最重要的是将工业生产中的科层制体系与社会主义的群众路线进行耦合，形成纵向的权力结构与横向的控制网络，达到生产和生活高度一致的统合目标，强化动员能力，提升生产效率：“正规车间有第一加工车间，第二加工车间。然后有一个翻砂间，专门翻零件。一个喷漆电镀车间。还有一个试制车间，新产品不都是要试制嘛。加起来有12个车间。‘文革期间不叫车间，叫连队，一连、二连。像我们的供应科是九连嘛，我是副连长（哈哈笑），实际上就是副科长。上下班听号，录音机广播放，上班有进攻号，就是打仗时候那个冲锋号，下班有下班的号，就是那个懒洋洋的声音，休息有休息的号。好多事情都是广播，比如说深更半夜的，来了几个车的水泥，它那就广播：水泥到了，赶紧起床啦，有事情啦！呼噜呼噜地跑过去（搬）下车。都得听喇叭，听指挥，要统一行动嘛，平时上班喇叭一响号一吹，咚咚咚往车间跑”。（SX52口述，2019）

在保持工业突飞猛进的同时，国家的备战目标在各三线厂常态化的民兵训练与军事演习中得到充分贯彻，“时刻准备打仗”，而且是立足“大打、早打”。“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政治体制所奉行的精神及其运作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而是要渗透到社会之中。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现代化使命的驱动及社会资源总量的不足，導致战争年代集权模式在革命后社会整合过程中的延续与再生。”[17]战争年代模式的继承打造了三线战备体系的组织骨架，战备的观念以及即将打仗的紧张感如血液般流淌在各级组织的工作日程以及每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中，并借由各类动员技术得到维持与强化，以实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备战目标。

其实，在“思想上同样是需要准备打仗的。作为职工来说，要保持紧张感，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使‘三线建设的速度加快，同时也要给职工宣传教育，从思想上提高警惕。厂里配备有民兵组织，有普通民兵，也有基干民兵，都是非常不错的。刚搬迁来到贵阳时，厂里的宣传工作、文艺工作、体育方面、民兵方面都是先进。像民兵组织，平时经常训练，也搞整队训练，拉出去到靶场去打靶。当时南明区武装部组织我们工具厂的武装部，成立民兵组织。实际上一旦战争需要的时候，基干民兵马上就可以变成正规军。我们工具厂女民兵相对要少一点，以男民兵为主，但女民兵中也有一些打靶很准的。可以说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南明区武装部专门给工具厂的民兵组织配备了一百多支枪支，包括弹药、手榴弹。另外，厂里还专门有一个地下防空洞，一旦战争发生，可以进防空洞预防空炸”。（SX74口述，2019）进一步，“工厂里面的保密制度相当严，对保密工作特别重视。我们不能泄露我们是干什么的，只能大概说是被服厂的，其他的就不能说了。外面有人值班，个个身上别好枪，来回转。厂里面经常教导，说像我们出去，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还经常开职工代表大会，进行宣传教育。所以也有些老同志都是在工厂里面训出来的，比较本分，踏踏实实地干工作干一辈子”。（SX36口述，2019）

由此，当外生的单位社会嵌入原生的当地生活系统时，现代与传统在同一个时空相遇，“富裕与贫穷”“先进与落后”这类带有明显价值判断的话语在两个社会成员当中口耳传递，并借助工地社会、类军营化社会所带来的天然区隔，“我群”与“他群”开始形成，日常生活中的冲突也开始显现：“好多事情和当地的老百姓有矛盾，比如说，老百姓紧挨着工厂的围墙种地，但是工厂的图纸设计中，围墙外要（保持）一定距离。我们不让种，就容易发生冲突。……处理这些关系，一般都通过区、公社来联系解决。因为什么呢？他们用着我们的了。我们许多厕所（的粪肥）都分给公社的生产队用，不这么做的话，就容易产生矛盾”。（SX131口述，2019）

冲突之下，三线厂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往往会让渡部分利益给周边地区的农民，而农民也“抓住机遇”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双方在日常生活中的博弈最终实现了动态的平衡与长期的默契。

在这种持久的博弈过程中，部分三线厂甚至主动转变策略，帮助周边地区建立较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让这些地处偏远的村庄接触到了前所未有的相对现代的生活方式，这种“现代性灯塔”的引领作用，为促进偏远地区从传统转向现代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过来以后对当地农民的帮助很大。厂区附近的地区叫排田，有生产队，我们几乎全包了。他们原来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我们帮他们都接上，开始是免费的。农民种的蔬菜，养的猪，做的豆腐，之前要抬到山下去卖，现在（有了我们厂就）不用走很远的路了，在我们那儿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农贸市场。我们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他们也方便了我们，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厂里有子弟学校，从初一办到高三，但一个年级就一个班，生源主要是本厂职工（的子女），也把附近农民的孩子（接来），这样孩子上学就不用走很远的山路了，学费也是象征性的。厂里当时的医院从儿科、妇产科、针灸科到中医全有，对他们（当地农民也）接诊，象征性地收点医药费，原来他们看病没办法，所以从子女上学、文化生活到看病就医，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厂里还）有不少人成为农民的女婿，很熟了，越来越（亲近）。我们在都匀招工招了很多人，逐步地与本地（人）就融成一体了”。（SX20口述，2019）

五、讨论与结语：三线建设与另类现代性

现代性发端于西方世界，深深“镶嵌在他们所处的制度、文化和政治环境之中”[24]，但由于其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的强势，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二战后为了对抗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推出了现代化理论，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现代化的标准路径与发展模板，但在各地方实践过程中看，普遍性的现代化方案似乎是“历史终结论”终结的另一个版本。

所谓另类的现代性，从概念含义上说，表面上看是对现代化标准的偏离[25]，从实践层面上讲，是以该地区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如“以亚洲的方式来实现亚洲的现代化，就是追求亚洲的另类现代性，或使现代性亚洲化”。[26]那么中国的另类现代性，则是以中国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的中国化。正如彼得·伯格在论述东亚发展模式时指出的那样：“现代性、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关联，并非必然是不可避免的或内在的;相反，它必须重新被解释为是偶然的历史环境的结果。”[27]于是当我们探讨1949年以后中国的现代性发展时，不能仅仅认为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毛泽东时代有关发展现代性的努力有助于我们理解另类现代性的真实含义。

华尔德在《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构建了“新传统主义”的理想类型，其中“新”代表的是现代性中的工业化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传统”则代表的是与依附、顺从、特殊主义等现象相关联的制度与文化传统，阐释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工业权力结构与革命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28]

本文借鉴华尔德构建理想类型的思路，从“工地社会的生产嵌入”“类军营社会的组织嵌入”与“单位社会的生活嵌入”三个组合概念来阐释三线建设中的现代性嵌入问题，其中“工业化的生产”“科层制度的组织”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都是现代性生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新”的力量;而“工地社会”“类军营社会”与“单位社会”则是一种深受文化传统、革命经验与制度惯习的“新旧混合体”。本文以这种“新+旧”的理想类型希望借以说明现代性的在地化问题，或者中国的另类现代性问题。相较于西方现代性深深根植于个体化内核而言，三线建设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现代性发展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色彩，“工地社会”是国家主义在工业生产的直接显现，“类军营社会”得到了民族主义的情感支持，“单位社会”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它们都是极具现代性力量的生活空间，但同时也被深植于中国传统土壤的各种力量所改造。

与之而来的是另类的现代性体验。如果说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体验是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的个体体验，那么在三线建设时期这种另类的现代性体验则是一个历经百余年屈辱历史的悠久民族在现代性实践过程中，即将面临又一次国家危机时的命运共同体体验，或曰中国体验。虽然中国体验最早源自改革开放后急速的社会变迁下中国民众微观价值观与社会心态的提炼，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中国体验可以作为一个概括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理想类型，它深深根植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之中。

三线建设时期，它是内外紧张局势下，国家主导的现代性项目快速嵌入地方时亲历者们跋山涉水时的牺牲感与崇高感，是“工地社会”欢腾景观下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的朴素的奋进感，是“类军营化社会”保密网络中的紧张感与蓄势感，也是局势稍待稳定后“单位社会”里的优越感。這种独特的集体层面的中国体验具有涂尔干意义上的“突生性”特征，虽然源自个体体验，但一旦形成就具有不同于个体体验的特征与功能。这里，我们沿着涂尔干的“集体表象”与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概念，以集体表征[29]进行统合，视“中国体验”为毛泽东时代生发并延续至今的集体表征。它具有极强的社会建构能力，为亲历者认识当时局势、理解国家政策、产生情感共鸣、形塑身份认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心理模板与认知框架，并最终形成在新中国工业建设史上彪炳千古的人物群像——三线人。

①徐有威、陈熙：《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4期。

② 张勇：《区隔与融合：三线建设内迁移民的文化适应及变迁》，《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周明长：《三线建设与贵州省城市化》，《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2期;周明长：《三线建设与中国内地城市发展（1964-198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1期;范松：《论“三线建设”对中国西部城镇发展的推进》，《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③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页。

④ 罗伯特·N·贝拉：《意义与现代化》，《宗教研究》1968年第4期，转引自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第20-21页。

⑤ 许宝君、陈伟东：《自主治理与政府嵌入统合：公共事务治理之道》，《河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⑥ 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周晓虹：《“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周晓虹：《中国体验：社会变迁的观景之窗》，《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2期;周晓虹：《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⑦ ⑧ ⑨ 刘彦文：《工地社会：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的革命、集体主义与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9、9-12、12页。

⑩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

[11][18]周海燕：《意义生产的“圈层共振”：基于建国初期读报小组的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9期。

[12]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有经济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服务中心。

[13][14][16]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76、76、前言1页。

[15]《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陈夕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171页。

[17][23]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6，189、194页。

[19]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20]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第16期;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2000年，第308-315页;李路路：《论“单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21][22]李路路：《论“单位”研究》。

[24]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25]金一虹、杨笛：《现代性的另类追寻——费达生20世纪20-40年代的社会改革研究》，《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1期。

[26]金耀基：《另类现代性在东亚的兴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等编著：《多元现代性的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93页。

[27]Peter L.Berger，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 ”in P.Berger and H.H.M.Hsiao，eds.，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1988.转引自金耀基：《另类现代性在东亚的兴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等编著：《多元现代性的反思》，第195頁。

[28]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11页。

[29]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